《阿Q正传》里有这样一个镜头：革命了的阿Q，飘飘然地走在未庄街头，一向不把他瞧在眼里的赵太爷，不得不放下身段，“怯怯地迎着低声地叫：‘老Q。’”这有点滑稽，但也是这个世界上常常发生的错位和颠倒的事情。文坛尤其如此，没看上眼的作家，红遍大江南北，觉得不错的希望之星，湮没无闻；绝对不成气候的作品，卖了个好价钱，字字珠玑的杰作，乏人问津。所以，阿Q当了作家，而有的作家当了阿Q，都不是没有可能。
未庄的阿Q从来没有被人如此尊称过，以为叫的不是他。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
假设：赵太爷是文坛老秀，阿Q是新近蹿红的青年才子，接下来的两人交谈，就可能是这样了。“Q兄，听说你红得发紫！”
“那还用说。”新秀比老秀更不谦虚。
“成了明星作家！”
“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很得意，像时下走红的作家那样两眼看天。
这是一个虚拟的场面，命题有点荒谬，其实，细想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阿Q凭什么不可当作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鲁迅当作家的那个年代，也许阿Q当作家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到了如今，老少勇士们跳将出来咬啮鲁迅的年头，礼崩乐坏，错位和颠倒更不足为奇了。
拿破仑一倒下，所有的士兵都以为自己是元帅，鲁迅被咬啮得狗屁不是以后，还有谁不可以以大师自命呢！
我冒说一句，如果阿Q现在活着，要想当作家，确实如他自诩的那样，“要什么就是什么”地手拿把掐，甚至会比现在最红的作家还要红上几分。因为在鲁迅写作的那个时代，当作家得要有一点本事，现在，当然也不见得就不需要本事，但本事大小，与作品的好坏高低，不成正比。脸皮厚，才是最重要的条件。脸皮越厚，成功率越高。
阿Q甩给赵太爷一张名片，上面印着：
青年才子
文坛情圣
媒体英雄
影视策划
翻过折页，还有：
畅销书《哗众取宠》的作者
“吓死你”网站的CEO
德国克莱登大学客座教授
南太平洋图卢岛国的文学奖获得者
阿Q告诉这位前辈，如果有兴趣，可以再挂上若干，估计这张名片，就该比印度女人穿的纱丽还要长了。
这些头衔，把文坛老秀看得目瞪口呆，心口发堵，血压上升，尿糖增高。干了一辈子，使出浑身解数，竟不敌这个实在不是东西的东西，相当不是滋味。连忙在地图上找这个蕞尔岛国，也不晓得阿Q领的那个奖，是卢比还是克郎？黑市兑换的价码如何？
所以，老先生没法不“满脸溅朱”。鲁迅说的这个“溅朱”，大概就是脸部的毛细血管，瞬间充血，表明他老人家很火。无论如何，赵老，或赵公，或赵前什么什么长之类，在文坛厮混这么多年，论资望，论履历，论地位，论座驾的级别，是可以而且应该拍案而起：你是什么玩意儿？你怎么能当作家？
然而，他无法愤慨，道理有三，其一：按我们过去长期奉行的阶级路线，和很在意过的以家庭出身、个人成分来区分社会成员的做法，提供了阿Q当作家的可能性。休看这位“我……我……不认得字”，连圈都画不圆的阿Q，由于上帝将他投胎于草根阶层，比贫下中农还要贫下中农一些，肯定会有出于浓得化不开的阶级感情的同志们，以培养工农兵作家的名义，把来自未庄的，自幼根正苗红的瘌痢头先生，硬扶持成为一位作家。
老秀不会悖背这大的政治环境，他是一个审时度势之人。
其二：按我们现在流行的文学市场规律，如果“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的阿Q，一定要放下钢鞭，拿起笔来，赵太爷也无法将其关在文坛门外。市场化的好处，就是权势开始失去绝对垄断的地位，前门进不去，后门进，后门进不去，旁门进，旁门进不去，老子还不进了，徜徉于体制外，又能咬我卵乎？你赵太爷在廊庙里，固然有祭祀剩下的冷猪肉可啖，我阿Q，在林下也照样有小女子的芳心可骗。所以，这位来自未庄的青年才子，以不时弄出点名堂，不断闹出点动静，不停制造出点花边新闻，在媒体上兴风作浪，你想不让他当作家也不行。
老秀不傻，何不因势利导，为我所用，作慈祥状，作开明状，作宽容状呢！
其三：因为作家，与具有起码职业技能的科技、工程、教育、财务人员不同，是不需要进行按步就班的专业学习的，用不着付出十年寒窗、囊萤映雪的艰难过程。作家，有时连最简单的上岗培训也用不着，只消识得几个字，标点符号会不会使用，都无所谓，就可以当作家。在这个世界上，前有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后有我国的鲁迅文学院，就曾经这样批量化地生产过作家。改革开放以后，好几间大学办作家班，像车间那样，搞一条专门制造作家的流水线。所以，在别的什么国家里的阿Q，也许当不成作家，在我们这里的阿Q，只有他想当，是不成问题的。
有鉴于以上三点，赵太爷还愤慨个屁？说不定他也会上去套近乎的。
不错，在鲁迅笔下，赵太爷曾经伸出手去狠掴了阿Q一记耳光，因为他居然认为自己“和赵太爷原是本家，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这简直反了你这兔崽子，不收拾那还得了。但那个阿Q，是住在土谷祠里的小瘪三。可对于当了作家而且很红的阿Q来说，作为老秀的赵太爷，就未必如此无礼了，不但不掴脸，而是两手作弓状张开，按俄罗斯风俗（谁让我们受到过那么多的俄苏文学的训练），先拥抱，后贴脸，并与之耳语曰：“阿Q，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
阿Q虽然答应着，却懒洋洋地出去了，也不知他是否放在心上。
赵太爷说的东西，在未庄阿Q的手里，是赃物，而在才子阿Q手里，自然就是作品了。文坛老秀以为他的品评，一言九鼎，孰知阿Q不怎么在意老先生的指教，遂有懒洋洋不上心的态度。这倒不是他看不起赵太爷，也不是忽视老秀在文坛的地位。因为，新一代人的文学操作，已经跳出传统营销方式，更在乎炒作时的锅勺乱响，油烟满屋，火苗高窜，猛颠急炒的声势，一个破媒体，也比二十个德高望重的赵太爷更管用。特别刚刚进入市场状态的中国受众，尤其容易被传媒麻醉，哪怕是最拙劣的炒作，也会吸引全部笨伯，趋之若鹜。至于这道菜（也就是这个东西或这部作品），好吃不好吃，其次；响动，是第一位的。所以，一要无耻，二要无赖，三要无所不用其极的三无操作法，便是阿Q这类才子或佳人奉为圭臬的行径。
阿Q可以不把赵太爷放在心上，虚应故事即行，赵太爷却不能不对阿Q紧贴套瓷；星星不需要月亮，可是月亮倒蛮在乎星星的烘托。在未庄，赵太爷到底将阿Q送上法场，但走出未庄的阿Q，赵太爷只有“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老Q”了。
这就是一道在急剧转型期中所出现的文坛风景线。
鲁迅健在时，不会尊称阿Q为“老Q”，他不那么贱；逝世后则更不可能巴结时下走红的一代。所以，他活着挨收拾，死后挨修理，理属正常。我相信，一千年后，还会有更新的新秀，拿他开刀问宰。因为，他点中了国人的穴，凡阿Q，都会恨他挑破了这层窗户纸，而不肯饶他的。
阿Q成了作家，走上文坛，当然值得欣喜，但若考较起他的创作走向，又不能不引起“正人君子”的杞忧。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以他积蓄得太多太多的荷尔蒙，总处于勃起的状态之中，以他拧了静修庵小尼姑的面颊，那手指头的滑腻感而迅即生出的性意识，以他直撅撅地跪倒在吴妈跟前，要求和她“困觉”的迫不及待的性冲动，他要拿起笔来，不往脐下三寸写去，岂不憋得自我爆炸不可。
他极有可能成为顶尖级的性文学急先锋，何况文坛有如此多的同道同好同癖同嗜者，说不定他会挑头组织一个“文学SEX同志会”，自任常务理事长；会标可能采用他那画不圆的圈，在色情狂的眼里，凡圆的东西，都可比附女阴的图腾崇拜物。因此，你在书肆里看到像《尼庵之恋》、《舂房之春》、《宁式大床的罗曼史》这类书，准是出自这位青年才子的笔下。就冲这书名，就够有卖点。印这样的书，如同印钞票一样，出版社会乐得嘴都合不上的。
但是，你也别期待阿Q会写出多少升华的性篇章，因为草根阶层的性冲动，之强烈，之无顾忌，之为性而性，之情趣低级，书会畅销，谅无疑问，而在性文学上有什么开拓和突破，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历代农民革命起义首领的身上，也可以证实草根阶层的性事，更多缘起于动物本能。刘宗敏进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找陈圆圆，恨不能当场按住，宣泄他的性饥渴。那个洪秀全还未打到南京，弄了许多美人共眠宿，其性行为与踩蛋的公鸡无异。阿Q虽然“周吴郑王”起来，穿上西服，系上领带，但滴溜溜的眼睛，盯住风骚女作家的胸部和臀部的馋嘴样子，可以断言，他的性文学大概离劳伦斯会远一些，而距兰陵笑笑生更近。因为，当他还躺在未庄的地头上，晒着太阳，扪着虱子当农民的时候，是从民间小调《十八摸》、《小寡妇上坟》开始他的性文学启蒙教育的，他只能沿着这条“儿童不宜”的肉欲路子走下去。
指望侏儒能够生出伟岸的儿子来，那就是缘木求鱼的不切实际了。
不过，谁知阿Q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先锋派文学的新锐人物，尤其戴上那顶毡帽，按照越土越洋的负负得正的数学定律，这该是最前卫的装束。因此，他虽然很土，土得掉渣，可他未必不可以很洋，而且洋得让你喘不过气来。
这让人很哭笑不得的，因为在阿Q的灵魂中，永远站立着那个本质上的农民，尽管他“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当他走进城市，一旦混迹于他所蔑视的城市人中间，会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首先，他马上看不起“未庄的乡下人”了，认为他们只“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酱’，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叉得精熟的”，进而把癞痢头抬得高高的目空一切了。其次，他尽管不过是“不但不能上墙，并且不能进洞，只站在洞外接东西”的“小角色”，可他身上表现出进城农民的那种无所顾忌的冒险性，那种义和团式的勇敢，令人侧目，不但很快入伙，而且“傲然地说出他的经验来”。
因此，成了作家的阿Q，写出令博尔赫斯，令加西亚？马尔克斯，令米兰？昆德拉都吓得半死的现代派作品，是一点也不必惊讶的。然而，没有过去，哪有继承，没有继承，谈什么发展。离开传统，哪有开拓，没有开拓，谈什么民族文化精神的积累，能有什么贡献于世界文学的创造？对走上文坛的阿Q而言，遑论过去，即使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张白纸。正因为是白纸，他敢闭着眼抄起家伙，照猫画虎地瞎写。虽然毛主席教导过：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对不起，那也可能是阿Q这样越土越洋，越农民意识浓厚、越超前得十分邪乎的作家，信手涂鸦的最好材料。
这就是时下许多令人掉头而去的文学垃圾，产生出来的原因之一。
假如阿Q当了作家，在今天来说，是绝对可能的，然而，能够在文学道路上走得多远，则是很大的未知数。由于根深蒂固的小农心理，对于城市文明，对于传统文化的叛逆意识和敌对情绪，农民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从来扮演毁灭者而不是建设者的角色。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所以，阿Q总是朝思夕盼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同去干什么呢？第一，疯狂报复，“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第二，掠夺财富，“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第三，发泄性欲，“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
鲁迅之所以伟大，《阿Q正传》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把具有阿Q心态的大多数中国人写到如此透彻明了的地步，力透纸背，真是写到这类人的骨头里去了。成了作家的阿Q，气出了，钱有了，性欲也发泄了，三部曲奏完以后，还会眷顾文学吗？恐怕未必了。
不过，闲极无聊，时不时地咬啮鲁迅两下，像耗子一样做做磨牙练习，还会发生的。
古代艺术家根据自己的观察，将人类的面部表情定型下来，成为京剧和戏曲的脸谱。忠贤奸愚，一目了然，美丑善恶，大致可辨。“五四”以后的艺术家，便没有这份好运气了，今人的脸，简直如万花筒那般，变幻莫测，不知深浅，拿起一支笔，画猛虎，为走狗，画魔鬼，成天使，画的是西门庆，出来了柳下惠，画一个王八蛋，竟是位救世主，呜呼，一张无所适从的脸，哪里还有个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