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颠倒，是常会发生的事情，不足为奇。
昨天的真理，今天的谬误，往日的毒草，如今的香花，这种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所作出的重新判断，我们称之为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但这也不容易，事后说起来总是轻巧的，可过程本身，却决不轻松。有时候，明明白白知道那是错的，可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你得认为那是“对”的，这当然很糟糕，但我们大家差不多都领教过。当其时也，也许你的良知，使你不甘随大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但你决不会，也不敢逆错误潮流而动，铮铮而言，掷地有声，说那是鹿，而不是马。拍案而起的勇敢者不是没有，但为数一定很少。于是，沉默的大多数惟有等待一途，人们会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哪怕要等好多好多年，哪怕已经盖棺论定，板上钉钉，总会有这么一天，该颠倒的，终究要颠倒过来的。
这大概就是人类的长处了，也是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否则，人类失去了这份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世界也许早就沉沦，也无进化可言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颠倒，都应该颠倒过来，那些不该颠倒的颠倒，譬如，就人而言，人鬼颠倒，人妖颠倒，就事而言，是非颠倒，黑白颠倒，如果也颠倒过来的话，就要弄得老百姓莫知所从了。近年来，鲁迅先生忽然被狗血喷头，周作人忽然被香火供奉，就是文坛上的一份最大的颠倒。最初，实行者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迩来，则明火执仗，为周作人鸣冤叫屈，至于粪土鲁迅，则成一股甚嚣尘上的风气。
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对周氏兄弟，一个大大缩水，一文不名，一个金身重塑，供奉庙堂的现象，都会感到匪夷所思的。一个贬值掉价，一个行情飙升，斗士被辱骂，汉奸最光荣，这世界究竟怎么啦？也真是令人嗟叹世情之诡薄，人心之险恶。对于最起码的公正或公道的认知，度量衡竟能失准到这样差劲的程度，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吃错了什么药？
最近，我读了一篇《且看骂鲁迅的狂人》的文章，给我一点启发。此文刊于1999年1月29日的《羊城晚报》的《书趣》版，作者署名为闵良臣。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1998年11月20日南京某报登出头条新闻，其中就有几位所谓‘天才’的狂人，对鲁迅口出狂言，大放厥词。这个说：‘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那个说：‘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用郁达夫《怀鲁迅》的一句话，来回敬那些发表高见的勇士，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如果将郁达夫的这番话，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一个出汉奸，出许多汉奸的民族，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大约是不会错的。而出了汉奸，还要加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假如是这样的话），以此类推，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也不算为过。
闵先生的文章中还写道：“有人说：‘鲁迅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写……’更有人说：‘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地位不相称。他的大多数作品一般作家都能达到。以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十年“文革”期间，郭沫若先生一时兴起，写的一部享“誉”华夏、风行神州的《李白与杜甫》了。当时，他之所以要把诗仙与诗圣拉到一块来比，不遗余力地推崇李白，百般誉扬，想尽办法地埋汰杜甫，奚落备至，说白了，那是专为一位特定读者而写，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如今把郁达夫的小说评为A+，而将鲁迅的小说评为B-的勇士，该不至于抱有郭老的宏图大志，有投桃报李之盼吧？
所以，我想，这样的比法，恐怕更接近于上海弄堂里的顽童，并排站着，比赛谁尿得更高更远的游戏心理作怪，和小孩子人来疯的表演欲吧？那么，这些“骂鲁迅的狂人”，愤世嫉俗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还保存一份童真未泯的率直和可爱呢！
把郁达夫和鲁迅拉在一起比小说的长短，就如同要将福克纳和普鲁斯特，定出上下，把茨威格和川端康成，分出高低一样，是徒劳无功的事。大师与大师之间，是没有可比度的，因为每一位大师，都是历史上的惟一，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如果硬是要比，那就是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所说的：“庸人孺子，见画必看，妄加雌黄品藻，本不识物，乱订真伪，令人气短”了。
我的写作间，约三个平方大小，很奢侈地拥有一扇朝西的窗子，可以感受下午三四点钟的阳光，这对我垂暮的年龄来说，倒也十分吻合。窗对面为另栋楼高耸的山墙，其间为一不通行的夹道，每当学校放学以后，就会有一些小朋友，来这里玩耍。玩累了就坐下来叽叽喳喳，时常听他们夸耀自己的家长，“我妈是处长！”“我爸是局长！”“我哥是团长！”“我姐是空中小姐！”到底谁高谁低，小孩子们经常争得不可开交。偶尔，我也推开窗，参加他们的讨论。说实在的，局长和处长，或许能比，而解放军的一位团级干部，与一位飞洛杉矶的空姐，我也说不上来谁大谁小。
想起窗外孩子气的争论，倒也觉得“骂鲁迅的狂人”，顶多是意气用事罢了。年轻人的叛逆行为，或许应该加以理解；而那些变着法儿想为汉奸正名者，才真正令人齿冷。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不该颠倒的颠倒，恕我说句不敬的话，就怕有为鬼作伥之嫌了。
但愿，也是属于一种人来疯的表演行为。
二
人来疯，是病，又不是病，你说它是病，就是病，你说它不是病，也就不是病，因为人来疯死不了人。但人来疯现在愈来愈成人化，一些老爷儿们，老娘儿们，还是有头有脸的，也人来疯。而且有瘾。
其实，那是儿童成长期间才有的心理失控现象。
一位医生朋友对我讲，人来疯，属于医学上定名为“儿童多动综合症（MBD）”的一种症状。多动症，通常发生在三岁到六七岁的儿童身上，主要表现为病儿活动过多，不能休止，甚至不择时间、场合，跳蹦闹乱，总处于躁动不宁、心神激奋的状态之中。100%的病儿，注意力很难集中15分钟以上，情绪起伏不定，行为鲜能自律。因此，所作所为，事前既不加思考，更不顾后果，具有很大的冲动性。由于不能自控，加之精神亢奋，所以，在群体中往往不能依秩序活动。
“需要治疗吗？”我请教医生。
“如果仅仅是人来疯的话，倒也用不着，长大以后，不药而愈，这种现象就自行消失了。”
我们称之为人来疯的孩子，就是当家里来了客人以后，环境有所改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不自禁的，超过一般活泼、活跃程度，近乎张狂的兴奋状态。譬如，跑来作个鬼脸啊，在门外发出怪声啊，乱跳乱蹦故意撞倒什么啊，跟头把式做出各式可笑动作啊，这种神经质的表演，其实，目的只有一个，是要引起来客对他的注意，使屋子里的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而成年人的人来疯现象，则是社会公共关系日趋表面化、竞争化、商品化的结果，尤其对一些表现欲强的人士，即或上了年纪，七老八十，到了人多的场合，有时，也很人来疯的，捏捏小姑娘的脸蛋啦，说些语惊四座的疯话啦，在饭桌上点着牌子要酒啦，告别时死死扳住小姐的手不放啦……也是很想引起在场人士对他注意的。
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近，读《且介亭杂文》（对不起，恐怕要让先进们讪笑了，还在看这些“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的鲁迅作品），其中有一篇记他买了一部禁书《小学大全》的文章，讲了一个清代人来疯的故事，挺有意思。
故事的主人公叫尹嘉铨，是位道学先生，讲《朱子集注》，极负盛名，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长官，熬到这个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这样：没有钱的时候，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就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得可怕。
没名者求名若渴，有名者求名更热，名小者求得大名，名大者与人比名，名不怕多，就怕不名，名上加名，最好是举世闻名。按说，一个人当上了皇帝，譬如杨广，应该是得到了名欲的最大满足吧？不，他对大臣杨素说，我的骈体文，四六句，也是满朝第一，当仁不让的。由此看来，名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的。
小孩子人来疯，希望大人注意他，恐怕是初级阶段的求名。所以，成年人的人来疯，或颠三倒四，装疯卖傻；或出出洋相，唱唱反调；或怪叫两声，仰天大吼；或故作谬论，语出惊人；都是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而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一点也不必大惊小怪的，至少在文坛，大家早就司空见惯的了。
尹嘉铨已经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作一名体面的乡绅了。论理，享他老太爷的清福吧！不，他不大甘于寂寞，因为“名”这个东西，如同海洛因，染上了就没救，一生一世也摆脱不了，乃至死了以后，墓志铭怎么写，都是要斟酌再三的。所以，尹老先生想出来向乾隆为他父亲请谥，就是名欲才弄得不安分起来的。时下，我们看到，作品是放在头条，还是放在二条，是得正式奖，还是提名奖；评级为一级二级，还是一级半，或二点五级；在悼词里，是“坚强的”，还是“坚定的”，是“久经考验的”，还是“忠诚的”；一个个都会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地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的。看来，这是“名”之酷爱者的古今同好了。
鲁迅先生写道：“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祸。”
“戒之在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近年来，文坛上有那么几个人，说写得不那么太坏，可以，但绝说不上写得很好。能力有大小，才华有高低，这本也无碍，谁也没规定凡写，必传世，必不朽，方算。但这些人常常“功夫在诗外”，非要在书斋外面奔走竞逐，非要跑到脚后跟不落地，谋一个什么头衔。好像有了这顶桂冠，立刻那作品像镀了层金似的，就能洛阳纸贵了。其实，作家水准如何，学养怎样，能吃几碗干饭，是个什么量级，一天看不清楚，两天弄不明白，天长日久，总也八九不离十地了解。
即使封为作家之王，作家之帝，又如何，能改变他们原来说不定是草包的实质嘛？墙上芦苇，山间竹笋，毛泽东早就嘲笑过的，但笑者自笑，捞者照捞，他们偏要顶这尊桂冠，赢这份虚名。有时也不禁替他们设想，深夜扪心，会不生出“所为何来”的感叹吗？但这等人，永远感觉良好，或者永远感觉麻木，用热水烫烫那肿胀的脚后跟，第二天继续追名逐利，绝不嫌累的。
由此也可资证尹嘉铨为名所诱，为名所驱，竟敢做出令乾隆爷都大为光火的事，也就不奇怪了。
公元1781年4月，乾隆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在籍休致的这位前大理寺卿，按捺不住他的人来疯了。当然，这样的接驾盛典，他这个侍候过乾隆的大臣，怎么能缺席呢？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北眺望，会不会从大路上飞来一匹快马，奉圣旨，传召老臣尹嘉铨入觐。他后来才明白，保定府、直隶省的现任官员，才不愿意他老人家出现，而分去一份圣眷皇恩呢。这也是所有冀图固宠的臣下，希望皇帝的眼睛只看到他一个人的自私心理。这位道学先生，站在路口，左望不来，右望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
人来疯，是一种容易成瘾的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作家也上了报纸的娱乐新闻版，在报屁股上，男女文人与歌星、影星挤在一起，频频出镜，常常亮相，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角，就是因为瘾在驱动着。有的作家，天下何人不识君，已经相当知名了，还嫌不足，还要与党羽们，三日一新闻，五日一消息地炒作。因为，人来疯成瘾之后，最怕偃旗息鼓，最怕鸦雀无声。如果说，作家怕传媒冷淡，那么乾隆爷到了离博野几十公里的保定，竟不召见尹嘉铨，他为之痛苦欲绝，再正常不过了。
博野在蠡县、安国之间，离保定府，要是开桑塔纳，也就几十分钟的路程，照老先生退下来的三品官，享受二品的离休待遇，肯定地方政府会给这位京官，配官轿或马车的。要不，他自己去一趟，尽一分老臣护驾之心，人家不会用乱棍将他打将出来；要不，他就现实主义，死心塌地在家待着，只当没有发生这回事，也就人来疯不了。四月份，雨前毛尖也该上市了，泡杯新茶，与夫人、小妾调调情，也是怪不错的养生之道。
可他做不到，瘾烧得他坐立不安。
那就去罢，步行到保定，朝发也就夕至了呀！但道学先生，自然难免知识分子那种又自尊，又自卑，既想吃，又怕烫，进一步，退两步，前怕狼，后怕虎的两面性。去罢，怕人家把他这过气的官僚，不放在眼里，主席台，上不去，贵宾席，没位置，只能跪得远远的，用望远镜才能看到圣上；不去罢，这就意味着他真成了在野之人，林下之民，拉架的黄瓜，基本上的无名之辈了，这绝对是他受不了的。
名，是原动力，人来疯，是外在形态。
名，不得，人来疯，不成，尹嘉铨那把老骨头，一夜在炕上折饼。
三
医生说，多动症者具有很大的冲动性，通常事前不加思考，至于后果根本想也不想的。
尹嘉铨终于灵机一动，想出了为他老爹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谥，二是从祀，皇上恩准下来，孝子当上了，风头也出尽了。想到这里，他高兴得直搓手。天色露曙，让下人赶紧为大少爷备马，火速前去保定府，向乾隆皇帝呈上这份两全其美的奏折。谁知好梦破灭，招致杀身之祸，押赴刑场，也就是如今的宣外菜市口，才后悔这一回的人来疯，玩得太过分了。
成年人的人来疯，就不能像小孩子那样没头脑了，得看场合，看地点，看对象。有一次文学聚会，一位前辈对一位穿着无袖衫的女作家，作出关切的样子：“这屋里空调开得太大，你不会感到凉吗？”一面伸出老手，抚摸那只半老徐娘的丰腴臂膀，一面做出很心疼的样子：“哦，都冻得冰凉冰凉的了！”这显然不够庄重的举止，也只有他倚老卖老的人来疯做得出。不过，要是这一只胳臂，长在乾隆皇帝的哪位宠妃或者公主身上，这位前辈若也是16世纪的一位文人，敢这样放肆么？借给他老人家胆子，也不会冒失行事的。
“天子呼来不上船”，是李白的人来疯；“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是冯延巳的人来疯。这两位敢于跟皇帝逗逗闷子，都是有先决条件的，是吃准了皇帝在那一刻心情不坏，胃口很好，血压正常，精神不错。问题在于尹嘉铨退居乡闾，已是闲云野鹤，肯定信息闭塞，孤陋寡闻。他不可能安装一个锅，接受卫星电视，了解北京紫禁城的政治动向。而学问太大太多的人，也有其弊病，就是容易囿于己见，自成一尊，视他说为异端，拒绝接受外界新鲜事物，陷入自我封闭的心狱之中，这就会非常的自以为是了。
所以，他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当回事――乾隆在第五次南巡前，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诗狱，这是一件很大的案子，涉及了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他在北京还有公馆，能看到邸报，也会有人通风报信，但他忙于讨小老婆，竟疏忽了。
凡文字狱，都是先有小人举报，然后才有皇帝震怒，下令严办，然后才有杀一儆百，人头落地，这次也不例外。在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发现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犯禁诗句，以其影射讥刺，于是，将徐述夔及其子述祖，从棺材里拖出来戮尸，将其孙食田论斩砍头；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之徐首发等俱押往斩监候，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死缓罪吧？
最关键的一笔，也是尹嘉铨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对礼部尚书、江南大才子沈德潜的处理。算起来，这位已故的尚书，是声望不让其父尹会一的朝廷同僚。尹会一是道学家，沈德潜是诗人兼诗评家，所以，尹会一在金銮殿，跪得离乾隆很远，沈德潜则不同，文而优则士，是乾隆十分赏识，亲自擢拔的首席御用文人，经常蒙召到内廷与很爱写诗的皇帝，谈论诸如唐诗宋词、李白杜甫之类话题，很神气一时的。
此公生前曾为这部诗集的作者写了篇传记，估计，也是情不可却，请名人作序作传，也是一种风气；估计，沈大学士，倚老卖老，人来疯一回，纵使我过格一点，官家又能奈我何？但什么“明朝”，“大明天子”，“壶（胡）儿”，都是触动异族主子痛处的敏感话题，乾隆可就不念旧交了。勃然大怒，下令将御赐碑推倒，磨毁碑文，并将他的牌位撤出乡贤祠，死了也不能拉倒，一定要将他搞臭。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缠心，人来疯瘾发，应该从三年前发生的这次文字狱吸取教训。乾隆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是李白，是冯延巳，经常性的人来疯，妄自尊大，不安分，是相当反感的。要是再弄一帮学子，簇拥着自己，俨然一代文宗，以名儒自居，就更不可恕了。
鲁迅分析道：“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要是尹老夫子明白这一点，就在家老实呆着，不该派儿子到保定去给自己找不太平。没办法，人来疯拱得他无法安生，于是，眼看着儿子快马加鞭去保定，自己在家里坐等佳音。他不会不知道上一朝宋濂的教训，这第一步棋，就走了臭招。他要亲自去叩求，也许下场不致这样惨。
宋濂，曾是朱元璋很倚重的文学顾问，但年事已高，难免应对上有些差池，于是，恩宠日衰。他试着提出要求，能否回家养老，以为朱皇帝会挽留他，谁知大笔一批，就同意了，甚至连返聘或任个什么协会的闲职，也不安排。宋濂很失落，于是在离开朝廷的那天，当着众大臣，在金銮殿上耍人来疯，说他实在好想念好想念陛下的，能不能准许他每年上朝叩见龙颜一次，朱元璋笑着也就答应了，这自然也是好风光的事情。
第一年，他去拜谒了，第二年，他又去拜谒了，第三年，他发现去了这两年，明白朱元璋不会再有什么恩典给他，便撒了个谎，说有足疾，不便于行，把儿子派去代他拜谒。他哪知朱元璋是中国所有皇帝中，不是最小人，也是相当小人的一个，立刻打发手下的特务去暗访，回来向他报告，说宋老夫子不但健步如飞，连跳迪斯科都不成问题。于是，一纸命令，将宋濂发配，后来，死在充军途中。伴君如伴虎，跟皇帝办事，是要格外小心谨慎。尹嘉铨不但不以史为鉴，而且根本不当回事，好像乾隆是他老同学，到了保定，打发儿子去看看一样。大概，从古至今，凡儒必腐，学问大了，人情世故就差，加之文化人一得意，就膨胀，给梯子，就上脸，尹嘉铨把自己看成香饽饽，以为皇上多么买他的账呢。
乾隆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当即恼了。这时肯定有潜台词的：“你是什么东西，竟不自己来，派你儿子来，如此将朕都不放在眼里，简直混账之极！”遂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话说到这样严厉，要是平头百姓，吓也吓死了。但儿童多动症（MBD）的症状之一，患者常常是不依秩序行事的，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鲁迅说：“这一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乾隆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在封建社会里，九五之尊说不可恕，他的脑袋还保得住么？
大学士三宝奉命主审这件案子。此人手法，与几百年后的红卫兵批斗走资派采取的策略，大致相同。先从生活问题、男女关系入手，弄一串破鞋挂在脖子上，逼他自己骂自己大破鞋、西门庆、同性恋、鸡奸犯。所谓批倒批臭，只要在臭字上大做文章，将其批臭之后，不倒也歪了。
三宝对这位道学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纠劾他强娶烈女为妾的道德败坏一事。跪在堂下的尹嘉铨，一边掌自己的嘴，一边说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假道学，伪君子。三堂审讯以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何谓“凌迟”？就是行刑的刽子手，要对人犯一刀一刀剐三千次后令其死绝，那可是中国最残忍的刑法。
从康、雍、乾三朝，满族统治者，迭兴文字大狱，血也流得够多的了，杀鸡给猴子看，阻吓作用也已起到了，除个别文人如尹嘉铨者，大多数也都把尾巴夹得很紧。乾隆便不让他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他就为他的这次人来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真为今天的人来疯们庆幸。要是早托生几个世纪，在有皇帝的日子里，怕就得不到这份快活和自在了。
所以，也就难怪，街上流行人来疯。
看起来，大时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时代出平庸的作家，战斗的年代出战斗的作家，那么，堕落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堕落的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佚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