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疽发背而死”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一个人，最后因患一种叫做“疽”的病，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搭背”，不治身亡。旧时代，因无抗生素类药，“疽”，西医叫做“痈”的恶性皮肤病，很难治愈。
通常用“疽发背而死”这五个字，加诸于谁的盖棺论定上，可以肯定，这个家伙生前，大概不是东西。人之常情，对死者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假如某个人因患此病而亡，并非臭名昭著之徒，也非行止恶劣之辈，死就死了，不会特别指出此人是“疽发背而死”的。
凡格外注明这个人，最后死于“疽”，而且将“疽”的所患部位，说得很具体而又明确，“发”于“背”，在那里烂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大窟窿，这种很丢人的死，不同于一般地死于非命，比较可耻。因此，这五个字，其落笔的侧重点，不言自明，告诉你，是报应。
中国人讲报应，外国人也讲报应。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书前，就从《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中引用了两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每翻开这部不朽之作，先就看到这两行近乎谶语的词句，常有触目惊心之感。
凡是老百姓对之无可奈何，除了诅咒外，别无他法，只好任其作恶的家伙，最后，上苍总是有办法治他，或让其本人死得难看，或让其子孙后代付出代价，这种天道好还的惩罚，就叫报应。中国人相信老天爷，会主持公道，外国人则相信上帝，会惩罚恶人。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上帝正是这样实践着他的诺言，那个把耶稣出卖的叛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子，将他师傅的行踪，透露给祭司长和长老，还引着兵士，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客西玛尼园去搜捕。耶稣绑上十字架，处死了以后，他快活了，但报应跟着也来，就在他那块用赏金买到手的田里，“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使徒行传》），于是，那块田叫做“血田”。
这种“血田”的报应，和“疽发背而死”也差不多。
不过，中国人的报应观，比较复杂。信和不信，视这个人的状况而定。弱者信，强者通常不信；强者弱了下来信，弱者强了以后就不大信；无权势的人信，有权势的人通常不信；受人欺侮者信，欺侮人者往往不信。所以，讲求报应，相信报应，或者指望报应者，都是处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那些放开手脚，肆无忌惮，为非作歹，倒行逆施的百分之百的王八蛋，心里绝无报应这一说的。因此，弱者，只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地念念有词，寻求心理上的自慰和平衡了。
若是老天开眼，碰上哪个坏蛋，遭了“疽发背而死”的现世报，而不是来世报，百姓就忍不住兴高采烈。看到那些祸国殃民的人，那些作恶多端的人，那些缺德透顶的人，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老天爷就让他活受罪，让他背上害大疮，让他流血流脓不止，让他连心肝肚肺都烂得生蛆，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痛苦万状，又丢人现世的死去，能够亲眼目睹坏蛋受到如此报应，应该说是处于可怜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长出一口恶气的最高境界。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慵懒的老天爷，总是睡不醒，眼睛老闭着。或好人不长久，坏蛋活千年；或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倒先走了；或整人的人活蹦乱跳，被整的人呜呼哀哉；或那些理应得到报应的家伙，却总是不能有一个“疽发背而死”的结局，而那些受他害的遭殃者，却含冤抱屈而去，饮恨于九泉之下。所以，看到这些戴上白手套后，也掩不住的那双血淋淋的手，好像什么坏事也没有干过地装冰清玉洁，装德高望重，真觉得老天爷应该到同仁医院去看看眼科。
八十年代中叶，一位类似这等戴白手套的某长，在某边陲省份，某次聚会上，晤得当年被他一闷棍打得一劫不复的同事某公，他居然腆着个脸，故作天真讶异状，啊啊，这多年没见，你怎么到得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某公已经努力忘却当年他那张吃人血馒头的嘴脸，经他这样轻描淡写地一问，倒不禁勾起回忆，不由得反诘了一句：至于我，为什么到得这样一个地方，难道你不应该是最清楚的嘛！
顿时，空气中有股缺氧的感觉，这场面很难堪，在座的知道往事的人不少，大家不由得为某长感到尴尬。
但某长却好像突发一时性耳聋，和短暂性的视觉障碍似的，既未听到某公激动的话语，也未见到某公愤懑的表情，王顾左右而言它。转过脸去，与在座的不知五七年打右派为何物的年轻人握手，“相谈甚欢”云云，这是隔天报纸上登的，没有一字提到某公面部流露的那二十年之久的“积愤”。
九十年代末，“积愤”难解的某公，终于在贫病中，走完了一生坎坷的路。而那位给他制造坎坷的某长，至今逍遥于报应之外，优哉游哉地跨过了世纪，道貌岸然而鬼胎依旧，慈眉善目而歹毒如故，真是叫人深感天理之不公，世道之不平。
于是，我想起来清康熙年间的一件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或可说明“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八个字，不会是平白无故的空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经过无数历史经验印证的事实。
恶人总是要堕入阿鼻地狱，这应该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这样希望着。
1665年（康熙四年）8月，京城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人事变动，将一个叫做杨光先的安徽歙县人――瘪三兼王八蛋，一个以捍卫道统自任的伪君子――调任钦天监正。当然，对一个偌大帝国而言，在其统治机器中，有若干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是不会影响运转的。但是，一个在明代做过千户的小官员，不学无术的家伙，居然混到国家天文台当台长，也太荒唐了点。不过，这个最后“疽发背而死”的得到报应的家伙，休看他不懂数算，不通星象，谋到这个职位，却是由于此人有着非常之“损”的异禀，害死了几十口子人，才当上台长。而且，一当就是四年。
由于他压根不懂历法，哪月当闰，哪日当食，都一笔糊涂账，老百姓也就跟着他过起了四时八节都不准确的懵懂日子。这是发生在大清帝国康熙四年至八年的笑话。反正地球也不会因为这位天文台长狗屎而不转，老百姓也不因为该食，不食，不该食，天狗把月亮吃了而睡不着觉。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具有修养，耐心地等他玩儿不转的时候自动下台，很少把不称职的官僚轰下去的。
“损”是北京方言，意同“缺德”。杨光先的“损”，加上“阴”，比“缺德”，似乎更坏一点。此人当过千户长，可以说是一无所长，但“阴损”，却是强项。大凡一个人，托生到这个世界上，上帝给他的投资，本金总是有限的。因此，其精力，其天资，其聪明，其能量，绝不可能都达到百分百。黄鼠狼要是有老虎那份凶猛，也就不必钻进老乡家里偷鸡吃了。惟其短，才另有所长，杨光先就是这样一种货色。
凡长于此者，必短于彼，这就是人类自身的能量守恒定律。在文坛上，也是如此。譬如，大家都挂着作家这块牌子，难免有了成色上的不同。有的作品好，个人品德稍差；有的作品差，活动能量较高；有的作品出色，但拙于世道，断不了挨整；有的作品一般，但在搞个运动，整个人什么的，表现突出。艾青先生活着的时候，曾经以如下语言，形容一位文坛名流：“他是一位著名作家，但却没有一部著名作品。”这是一位朋友在爱荷华听他说的。后来，艾老到澳门去领葡萄牙政府发的一个什么文化奖，我也适在那里访问，曾经问及这句名言，他“呵呵”地笑而不答。
无论如何，说明作家的才力高低与能量大小，不成正比，能量大，才力未必高，才力低，能量未必小。南朝宋时，谢灵运大言不惭地吹过，天下的才力只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他自己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了。因此，才高能小，能大才低，是作家队伍中的正常现象。能量无与伦比，才分屈指可数；政治水平一流，艺术表现一般；作品无可挑剔，思想稀里糊涂；整天夸夸其谈，著作没有一本……这种有长有短，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实际状态，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假如那位被艾老评价的名流，能写出著名作品的话，也就没闲心、没闲空在五七年那样兴致勃勃地大整特整别的作家了。这位名流，只要来了运动（除“文革”外），马上精神焕发，两眼冒光，说明他天生有这方面的禀赋。
康熙年间的杨光先先生，大概也是如此，本事有限，便精通整人之道。在使别人倒霉，给别人制造不幸方面，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整人，是一门学问。我翻了好几部辞典，对“整人”的释义，都是说：使别人“吃苦头”。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美化整人者的嫌疑。试想，一个可怜虫，被别人整得送了命或差点送了命，被整得妻离子散或接近于家破人亡，被整得一劫不复或即使平反也等于交待一生，是能用“吃苦头”这个轻松的字眼，来概括那全部苦痛的吗？
若我来编写“整人”这个词条，那释义应该是：一个绝非善类的家伙，在不担任何风险的状况下，倚靠身后的强势力量，以一种伪正义的姿态，去打击一个不会回手的无辜者。这才比较贴近“整人”的准确含义。
杨光先就是这样一个整人者，一个自封的道德警察。据《清史稿》：“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谓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
他深谙黄鼠狼单拣病鸡咬的道理，一只病鸡，也就是失去抵抗能力的鸡，而一只失去抵抗能力的鸡，也是不用费力就可能咬住并咬死的鸡。在十五世纪的中国人心目中，一个黄头发、蓝眼珠的外国佬，被视作异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这个外国佬，引进的伽利略天文学理论，改了中国老祖宗的历法，被视作邪说，也是不必奇怪的事。这位来自日尔曼的科隆人汤若望（Schallvon Bell，Adam），恰恰是只毫无疑义的病鸡，不咬这只异端邪说的外国鸡，还咬谁？
黄鼬咬住一只病鸡的时候，决不假道学，假正义，目的就为果腹。而整人为业如杨光先者，通常不会承认自己是一只尖牙利齿的黄鼬，而总是要拉起坚持些什么，捍卫些什么的大旗，振振有词地来咬你。所以，他著《摘谬论》和《辟邪论》两书，高调与棍棒齐下，批判和揭发同举，攻击汤若望。但是，他白忙活了，背后没有强势力量的支持，跳嚷半天，无人响应，因此，只好草草收场，不得不等待适当时机。
平心而论，那位怀着宗教热忱的日耳曼人，背井离乡，不远万里，1622年（明崇祯二年），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带来西方文明，某种程度上起到科学启蒙的作用，应该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明代的政治不那么腐败，农民不被逼得起来造反，从十五世纪就赶上西方世界进入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也许中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
作为耶稣教传教士的汤若望，来到京城，很快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如徐光启，如方以智，成为朋友。“崇祯初日食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清史稿》）。崇祯于是任用这个外国人，来当中国天文台的主管历法的官吏，读史至此，真是为明朝末代皇帝喝彩。这种胸怀和气魄，比之今天那些对改革开放政策还在摇头不已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
顺治给朱由检立碑时评论道：“凡末世亡国之君，覆车之辙，崇祯帝并无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认为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皇帝，因为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极其封闭内向的封建社会，“一板不许下海”，执行锁国政策，中国是从那时开始，便一蹶不振的。然而，崇祯重视汤若望的西人历法，改造传统的大统历，比现在那些闻夷，闻洋，闻西方，闻资本主义则倏然色变者，有这份择善而从的既清醒又开明的心态，难能可贵。
据后来揭发杨光先的材料，说他“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何谓“棍徒”？就是有事没事，逮谁就咬谁一口的青皮混混之流，杨光先稍稍人五人六一点，就有一张道德警察的面孔。他想咬汤若望，但崇祯拍板用这个外国人，他也就不敢张嘴龇牙了。等到清人入关，他认为时机到了，谁知满族统治者既没有汉族那种因循守旧的习气，也没有祖宗之法的束缚，多尔衮甚至会想：你崇祯帝设局令一个老外来修改历法，我摄政王干嘛要承袭你们汉族的华夷畛域的界限，好，他索性提拔汤若望为钦天监第一把手。并将汤所制定的西式历法，命名为《时宪历》，颁布实行。并给汤若望加官晋爵，“由太仆寺卿改太常寺卿”。“顺治十年，赐号通玄教师”。“旋又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清史稿》）。
已经剃了头，成为清人的杨光先，什么官位也未捞到手，就更加不开心了。何况此公整人成瘾，整不了人，鸡在眼前，硬是咬不着，急得直磨牙，直咂嘴，憋得他五脊六兽，浑身不得劲。估计他后来疽发于背，是从此时就种下病根，也未可知。
跋扈的多尔衮死后，顺治亲政。年轻皇帝屠灭其家族，肃清其党羽，修改其政策，进行全面的秋后算账，半点也不手软。杨光先认为这位皇帝，或许由于汤若望受多尔衮信任会加以排斥。孰料顺治对这个外国人毫无芥蒂，相反，很友好，或者，很感兴趣，这又让他灰心丧气好一阵。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汤若望”条目说：“汤若望遂成为少年皇帝顺治的心腹顾问，尊为长辈。”外国人的说法，确否存疑。但这位外国传教士治好了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病以后，顺治准许汤若望在西安门一带择地建筑教堂，允许传教，是见诸正史的。我不知道，汤若望奉旨修建的这座教堂，是否就是现在尚存于西什库的西堂？
杨光先好痛苦，好痛苦。怎么能用洋鬼子的历法呢？怎么能让洋鬼子在京都建堂传教呢？他大声疾呼地上书：“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术，日食都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
凡伪君子，皆假道学，凡假道学，都有一张道德警察那张“天丧予”的面孔。这番高论，也就是“文革”期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最早版本。杨光先要是能活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话，很可能被江青礼聘进中央文革小组当顾问的。
总算熬到顺治十一年，杨光先突然看到隧道尽头的一丝光亮。
那时没有社论，没有文件，只有谕旨，那时的整人者都从这些一道道的谕旨中，了解最高当局的动向。这份宗人府收到的谕旨，别人读了也许不会在意，皇帝说：“宗学读书宗室子弟既习满书，即可阅读已翻译成满文之汉书，永停习汉字诸书。”但杨光先读出了谕旨背后的文章，永不许满族子弟读汉文书籍，这表明汉族文化已在统治者族群中，占有非同小可的位置。
这给急不可耐想咬谁的他，注入一针强心剂。不到二十年功夫，入主中原的满族人，已经被他们所征服的汉族同化了，不禁心中窃喜。在屋里一跃而起，摩拳擦掌，因为满人愈汉化，必然愈益认同汉族的宗法伦理，礼教传统，三纲五常，和华夷有别，拒外排外的思想，这样，他这个夷汉之防的道德警察，兼打手的棍徒，也就有事可干了。
“满洲人入关后，多习汉书，入汉俗，帝虑及长此以往，将渐忘满洲旧制”，因此，发出这条谕旨，是统治者不得已而设置的意识形态上的堤防，但是，不管如何防范，挡得初一，挡不了十五，挡得一时，挡不了长久，是无法抵御强势文化的日久天长的冲击的。回顾有清一代，康熙宠臣明珠，他的儿子纳兰性德，能用汉文写出最优美的诗词，直逼南唐后主；而满族自己的文字，连满人也大都不识；八旗子弟，提笼遛鸟，不务正业，过着优裕生活，最后，悉皆变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而从帝王到贵族的满族统治阶层，除了妇女天足这点异同外，满汉之别，几等于无。
因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其流向总是如水一样，由高处往低处流去，低文化的民族可能凭武力征服高文化的民族，但拥有高文化的民族，最终会使低文化的民族，在精神上处于臣服的地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变的趋势。因此，清廷还想保持白山黑水间努尔哈赤部落的族群特色，关外风俗，萨满教义，弓箭文化，绝对是徒劳的努力。
哇！杨先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大清王朝的汉化趋向愈来愈对他有利了。果然，如他所料，顺治驾崩，康熙登基，实际掌握朝政的四辅臣，他们之间勾心斗角，倾轧不已，但其华夷畛域的儒家礼教精神，拒外排外的华夏中心思想，却能与杨光先如此卑微的小角色，同声共气，上下一致地合拍起来。“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清史稿》）。“康熙三年，六月，乙卯（二十六日），杨光先复具《请诛邪教状》于礼部。此举深得辅臣鳌拜、苏克萨哈支持。”
于是，杨光先放肆地对汤若望大张挞伐，状子送呈御览。一，“天？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祗进二百年历”，居心叵测，想缩短大清寿命；二，“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阴谋险恶，竟敢在风水上做手脚；三，“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奏春气已应”，擅改法度，妄断节令。
所列这些今天看来纯系扯淡的罪状，却让那班与杨光先差不多水准的辅政大臣，着实当了回事，于是，以捍卫祖宗法度，坚持华夷大防的名义，“下礼、吏两部会鞫”。
结果，便是一场人头落地的惨剧。
“清廷遂于（是年）九月二十六日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在审讯过程中，年逾古稀的汤若望，激动过度，血压上升，发生脑血管意外，中风不语，有口难辩。他的年轻伙伴比利时人南怀仁（Verbiest，Ferdinand），刚到中国不久，汉语讲得不够流利，无法为之申诉，于是罪行成立。
什么叫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汤若望这回可真的让这只可怕的黄鼬，咬得死死的。当将汤若望押往刑场的时候，几位辅政大臣觉得汤“年已衰老，且效力前帝，得免死”。决定让其流徙到边远地区，诸如押往黑龙江宁古塔为披甲人奴之类。其实这更缺德，那会死得很惨。幸而孝庄太皇太后出面进行干预，汤若望得以释放出狱。但很快，这位在中国传播过伽利略天文理论的日耳曼人，终于奄奄一息地死了，埋葬在这块对他来讲是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杨光先这一状，损到极点，缺德也到了极点，凌迟的，杀头的，流放的，坐牢的，使得钦天监成了一座空空荡荡、白日见鬼的衙门。如果按辞典说，整人是使人吃苦头，这种人命关天的苦头，也太可怕和太痛苦了。如此伤天害理作恶多端的家伙，得不到报应的话，世无天理，老天也太不公道了。
然而，迟迟不来的报应，真让人等得不能宁耐啊！
汤若望死，“监内精于西法历算之三十余名监官翦除干净，废新历《时宪历》，恢复《大统历》”，“擢杨光先为钦天监正”，这就是发生在康熙四年八月京城里的一项人事变动。
杨光先坐在八人抬的轿子里，来到钦天监上班。虽然偌大衙门里死气沉沉，鬼影幢幢，但他很得意、很风光地登上了观象台。老实说，道德警察，好当，咬死病鸡，不难，老天爷给了他整人的全褂子武艺，却没有给他一个足以安身立命的饭碗。仰望着星斗璀璨，河汉亘天的夜空，全不知子午卯酉，连整屁也放不出一个。
切不要以为他会生出当初不如少整人，多用功，少作损，多读书的遗憾，不会的。别看他“既不懂西法历算，亦不通中国传统历法”，但“贬汤若望之历法，件件悖理舛谬，认为西洋之学乃左道之学，西洋人所著之书，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道”，搞大批判，上纲上线，这是所有整人者最拿手的看家本领。
但是，天文台仅靠耍嘴皮子能玩得转吗？
“自杨光先任职钦天监后，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错误屡出”，因其“对历算茫然无知，采用在江南发现的元代郭守敬仪器，测算历法无效后，又查一千二百年前北齐候气之法”。其荒唐无稽，其倒行逆施，连开始亲政的康熙，也觉得问题之严重。“于万般无奈之下，杨光先乃以‘身染风疾，不能管理’相推诿，于是重新起用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
这是康熙八年春天的事，老百姓已经过了四年没有准确历法的岁月，现在终于等到这位逆历史潮流、反科学进步的主角，到了谢幕的时候了。“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报应，朝着这个既“损”又缺德的家伙，渐渐地逼近。杨光先藉以“推诿”的“风疾”，在汉语中常指下列三种病症：一是风痹，半身不遂；一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一是麻风病。这三者，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好死。然而，就像托尔斯泰引用过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一样，老天爷（如果有的话），不会让这个整人者死得那么痛快的，不让他“疽发背而死”，不让他死得难看，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是，听说洋鬼子又要进钦天监，本来已经病了的杨光先，忍不住还是跳将出来，急不择言地上书：“臣监之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他甚至危言耸听：“若将此九十六刻历日颁行，国祚短了，如用南怀仁，不利子孙。”
不过，经过“观象台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款款皆符’。因此，议政王等会议主张将康熙九年历法，交由南怀仁推算。”康熙在这场“中西历法之争”中，“持谨慎态度”，据《清史稿》载：“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他明白了孰是孰非，便作出抉择。终于在这年三月，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八月，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给汤若望冤案平反，另一方面，尽管受害人上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康熙倒也没有惩治这个棍徒，放了他一马。
虽然皇帝高抬贵手，报应却不能逃脱。结果，“杨光先以衰病之身，发遣回籍，行至山东，疽发背而死”（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据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抬着这位背部溃烂的疽患者，自然是流血流脓的一路，也是臭不可闻的一路，更是不流尽最后一滴坏水，不让他痛快死去的一路，这样酷烈的“血田”式的报应，难道不是罪有应得吗！
按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疽”，是感受风温湿热之毒，以致经络阻隔，毒邪湿聚而生。或由于情志内伤，气郁化火，劳伤肾精，火邪炽盛；或由于恣食厚味，脾胃失运，湿热火毒内生而致。总而言之，患者都是因为有一股邪火，有一份内毒，才在背上爆发出来。
具有这类邪火和内毒者，在我的周围，也时有所见。或憋得老脸铁青，跟谁都过不去，或憋得两眼冒绿，看谁都不顺眼。正是这股子无名毒火，在脏腑里作怪，才永远一副“天丧予”的德行，像瘟神一样，甚至如今大家好容易过上的一点好日月，也恨得牙痒。碰上这些“疽”的早期和前期患者，通常，我赶紧闪过一边，让这帮老爷先走，惹不起，躲得起。这也是鄙人受了数十年无妄之灾以后，才学会的一点聪明。虽然，我也知道，报应说，通常是不灵的，不过，想想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也足可以浮一大白。
满清末季，屡败于列强，所签不平等条约都以割地赔款了事。其中《马关条约》，赔款为二亿两，《辛丑条约》，也就是庚子赔款，为四亿五千万两，两者相加，为六亿五千万两，“仅和□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这贪污犯，当为中国之最，然而，他抠得要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