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大至今，“改革”已经首次超越“增长”，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部署工作的首要侧重点。深化改革，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而这个改革突破口，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自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多次重要会议上不断向外界传递改革决心：从“改革是最大红利”到“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从改变会风、提倡官员脱稿发言到“把食品安全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衡量标尺”；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到“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2013年11月召开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成为35年来首个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文件，揭开了中国新改革周期的序幕，也为中国“新改革经济学”正式奠基。
三中全会，指当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会议越来越成为“改革”的代名词，成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一个理论基点。尤其是1978年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总结“文革”错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将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开始具有了超越会议本身的意义。
三中全会，指当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一会议极为重要。尤其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总结“文革”错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将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中国的增长周期真正开始。此后，经济与改革成为这一会议的主题。诸多重大改革，都出自这个通常在秋天召开的会议。每逢中央领导“交班”之后的那次三中全会，往往成为推动改革的关键节点。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这次全会上，新一届领导集体首次向外界全面阐释其施政理念和改革路线图，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回顾历史，历次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总体方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掀起新的改革开放大潮，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个重要里程碑。“三中全会现象”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成为世界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
三中全会：最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迄今为止共召开过12次三中全会。
新中国成立前仅有的一次，1930年在上海召开。这次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
其余11次会议均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1950年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5年召开一次的规律，开始于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前，两次三中全会之间最长相隔有20年。如此长的间隔，和九届三中全会因恰逢“文革”而未召开有关。而最短的一次仅间隔了1年：在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这是他三落三起人生传奇的第三次升起，也是中国逐渐从毛泽东时代过渡到邓小平时代的开端。这次以安排人事和揭批“四人帮”为主题的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一年，著名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历次三中全会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历次三中全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三次：七届、八届、十届三中全会。第二个阶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和改革成为主要话题。以十四届三中全会为界，这个阶段分为改革的初始阶段和全面推进阶段。而从1993年的第十四届开始，三中全会无论从主题、周期到方案起草等，都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规范性。
第一个阶段：“纲领”性地位尚未凸显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三次：七届、八届、十届三中全会。此时并未形成鲜明的“经济”、“改革”主题，而多为当时时代背景以及党的工作相关的综合性会议，“纲领”性地位也并不凸显。
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首个三中全会的议题就比较综合。毛泽东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刘少奇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等。
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整风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邓小平所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对大字报的作用进行了非常正面的评价。
粉碎“四人帮”9个月后即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更是一场揭批“四人帮”，结束“文革”，确立新的领导集体的“政治性”会议。
第二个阶段：经济和改革成为主要话题
第二个阶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和改革成为主要话题。这往往被称为“新时期”的三中全会，目前可见的文献研究和回忆录也集中在这个阶段。
1978年到1988年10年间召开的三次，贯穿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热情。
被中共党史认定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推上新时期历史的高点，似乎带有某种偶然。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在《我所知道的三中全会》一文中回忆称，原来工作会议的议题和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确实不是后来全会公报所说的那些内容。转折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
6年后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将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改革的初次尝试。在会议召开前的6月，他就已经指出，在农村改革见效后，“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
其时正值改革热火推进中，邓小平在当年的国庆阅兵中看到了“小平你好”的标语。
到1988年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时，虽然距离上一次三中全会仅有4年，但改革的内外部环境和社会舆论已然发生了变化。
随着改革在城市中推进，官倒、腐败和价格的上涨，使社会矛盾加剧。1988年的宏观经济状况不容乐观，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当年的“1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当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5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到下半年，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倒买倒卖激化调拨物资和外汇额度等寻租活动蔓延，群众不满，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到8月份，刚刚开始的价格闯关失败。最终在1988年演化成抢购风波。
十三届三中全会，即在此种背景下召开。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公告称，“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价格改革的步子较小”“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要抓紧推进”。
整个20世纪80年代召开的三中全会，处处显露着改革初级阶段的激情和粗糙，各环节都处于激烈的矛盾和争论中，并未呈现出“统一”的规律性。
第三个阶段：主题集中呈现规律性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为界，这个阶段分为改革的初始阶段和全面推进阶段。
而从1993年的第十四届开始，三中全会无论从主题、周期到方案起草等，都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规范性。“相对来讲研究的内容和主题是相对集中一些，以经济和经济改革为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认为。
这个阶段的三中全会，每到“交班”年，均会推出一个事关改革全局的纲领性文件；而两届领导班子之间的会议，均选择了与农业相关的主题。
历届三中全会之间的相互联系
纵观中共党史，历届党代会之后的三中全会往往提出对中国改革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决策。全面审视1978年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理论突破、所解决的重点问题以及此后面临的新问题，对于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获取人民对改革的拥护和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宝贵经验。此后的三中全会突破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束缚，在内容、过程和逻辑、指导思想上体现出继承性和超越性。
第一，从时代背景来看，三中全会都肩负着顺应时代主题的使命
从拨乱反正到经济体制改革再到治理整顿，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建设新农村再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改革一波两折，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勇于试错。思想解放、理论创新、体制变革的历届三中全会逐步确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顺应了时代主题。
第二，从具体内容上看，三中全会所解决的问题具有承前启后性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历届三中全会而制度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优化组合、租赁、拍卖、委托管理、股份制、企业集团、资产重组、现代企业制度、界定产权”等方式不断得以深化。经济改革多方面、多维度的综合性改革，所解决的问题也愈发全面、深刻和复杂。
第三，从过程和逻辑上看，三中全会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
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平均主义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历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口号，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使中国在30年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
第四，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历届三中全会一脉相承并不断超越
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此后，历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坚持这一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统筹兼顾”理论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在思想、理论、目标和行为方式上对之前三中全会的继承和超越。
第五，从执政理念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确立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建设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可以发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从本质和源头上导向全面小康为目标、以“美好生活”为坐标、以民生为本源，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道路。
三中全会的历史价值与重要意义
从十一大之后，党的代表大会逐渐实现了常规化、制度化：每5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中间，一般召开七次中央全会。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介绍，其中有三次中央全会（一、二、七）重点研究人事，（一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书记处成员；决定中央军委人员；批准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人选。二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推荐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另外四次中央全会则重点研究经济、社会和党建等方面具体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很多重大政策都在三中全会出台，体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薛庆超教授从四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特色的“三中全会现象”。
第一，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发端与推进器
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三中全会”几乎是改革开放的代名词。35年前，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历史的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响亮的回答：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一讲话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政治宣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完整概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制定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确定改革开放的全面部署；开辟了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世界形势新变化、新挑战，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南方谈话与之后十四届三中全会探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驶入新阶段，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从改革开放的发端到推进器，这是三中全会一直担负的重要使命。三十多年来，党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通过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每一次三中全会，都使中国改革开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催生中国出现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大潮。
第二，三中全会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与政治保证
其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和难点，中国农村的建设也从历届三中全会所释放的新理念中汲取营养和动力，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开放以前，曾经普遍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中国的人民公社体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必须坚持，而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坚决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蓬勃兴起，犹如星火燎原，势不可挡。198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全国农村建立的包产到户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随后，农村改革全面开展，势如破竹。198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每年年初发布一份指导全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统称“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有力地指导了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改革开放使农民掌握了对土地的自主权。在农民承包的土地上，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什么时候干活就什么时候干活，想怎样干活就怎样干活。思想上空前解放，行动上空前自由，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粮食产量获得空前提高。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民的思想。从单一种植粮食发展到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真正做到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从单一农业经济发展到多种经济，中国农村的各种“绿色食品”和“绿色产品”，已经打出国门，走向世界。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农业税，受到广大农民衷心拥护，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的十七大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做出部署，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第三，三中全会是中央“顶层设计”的规划部与展示平台
三中全会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浪潮的背后，源于其担当设计改革开放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需要“顶层设计”，每次三中全会拟定的改革开放蓝图都是新的“顶层设计”。
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进行改革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再如，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原则。类似的“顶层设计”在各届三中全会不断出台。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次三中全会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密不可分，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与中国人民的幸福息息相关。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更是掀开了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最大突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改革的新篇章。
思想演进：七次三中全会串起中国改革的逻辑
从十一届开始的历届三中全会及其文件，几乎可以勾勒出中国改革的脉络。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改革首先在农村发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在此次会议上确立。
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把改革从农村推到城市，尝试逐步厘清改革的目标，首次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此前，中国的改革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开端，尽管打开了计划经济的缺口，给了民间企业一定活动空间，但由于改革目标与系统都十分模糊，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的配套改革，而是“走一步，算一步”。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领导层在此问题上初步达成一致，确定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十二大时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会议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改革的两个要点：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体系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整个改革的第一阶段，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邓小平曾对这次会议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将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全会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国改革的雄心壮志”。正是在此次会议的鼓舞和任务设定下，国务院在此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并在1986年公布的工作方针中明确提出“改革能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的步伐”。
到了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情势已变，改革从高峰回落。直到1993年10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此前一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改革议程才重新启动，并首次提出中国改革的总体性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0月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改革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怎样的？其基本框架是怎样的？有哪些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不清楚的问题，正是由十四届三中全会来解决的。吴敬琏在他的《重启改革议程》一书中称，那次决定的颁布，意味着“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终于进入了一个整体改革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进行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10年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此进行了呼应。虽然是一届“交班”的会议，主题上却与10年前遥相呼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变成“完善”。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当时被认为是其后10年改革与发展的“蓝图”，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一座新的里程碑。从过去的这些会议看来，每次“交班”年的三中全会及其文件，都成为推动改革的关键节点。
系统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所解决的重点问题，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思想的演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全面拨乱反正
全会以农村改革为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把握未来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会议。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撤销了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决定，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冤假错案，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会议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打破了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束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从“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此外，全会解决的重点问题有：（1）首次明确提出“改革”与“对外开放”思想，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2）首次明确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问题，“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3）“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一方面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另一方面降低农用工业品的出厂和销售价格。这是党中央全会第一次明确地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
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经济体制改革
全会将改革的战略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以企业改革为重心，在冲破“左”的思想、破除旧的观念、抛弃原有戒律、澄清模糊认识方面迈出了历史性一步。
全会所解决的重点问题有：（1）首次提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辅原则，走出了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的“主义”之争。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2）首次承认“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社会主义企业也有竞争”。企业改革由“扩大自主权”到“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的义务的法人”。（3）首次明确表示“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逐渐形成了价格“双轨制”。（4）突破“单一所有制”意识形态束缚，认为“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26日）：治理整顿
全会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改革的重点，以“完善价格改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政企分开”为重心。
全会所解决的重点问题有：（1）首次明确指出改革的综合性。认为“深化改革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必须相互配套。价格改革不应当也不可能离开其他方面的改革而孤军深入”。（2）提出国企改革新举措。全会要求“认真完善承包制，逐步推广股份制和发展企业集团”，允许“大中型国有企业发行股票、公开出售国有小企业的产权”。
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重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改革目标，解决了“计划和市场之争”的问题。
全会所解决的重点问题有：（1）在解决姓“资”姓“社”问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改革新战略。提出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改革目标及方案。（2）首次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决国企深层次矛盾。国企改革由“增强企业活力”的非制度性变革转到制度性创新上来，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3）彻底打破平均主义，首次提出“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4）首次关注“三农”问题。认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5）明确承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会根据十五大提出的战略部署，总结了20年农村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全会所解决的重点问题有：（1）首次明确表示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全会要求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2）首次完整地表述了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1日）：科学发展观
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重点，强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解决了“公有”和“私有”的问题，化解了“公平”和“效率”的争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会所解决的重点问题有：（1）初步破除了完善市场经济的思想和政策性障碍。首次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首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首次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明确提出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2）对过去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展观的局限性提出修正，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进一步做出界定。首次提出“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相统一的统筹兼顾理论以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3）改革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体制创新。首次提出“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年10月12日）：中国农村改革再出发
30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税费改革及农村综合改革，再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国农村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全会首次做出明确回应：（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首次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完善“乡镇治理机制”。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最广泛地动员农民群众依法管理乡镇事务。（3）试行省直管县体制。充分发挥县（市）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4）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5）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缩小城乡差距。（6）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
可以说，35年来7个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折射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从上述7次三中全会不难看出，“深化改革”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不变主题。这7次三中全会，有5次议题直接是与深化改革相关，2次则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相关。而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4次关系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全会，它们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它们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和时代性色彩，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阶段，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过去35年，三中全会已成为“改革”的代名词，我们透过它读懂中国改革的逻辑；未来，三中全会还是观察中国变革的历史线索。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或伴生或催生着一系列其他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从未停止过多种层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的中国不用说与1949年相比，即使是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也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变化。无论是国家的财富积累、制度化和规则化建设，还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教育水平，均发生了巨大的进步。
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堪称世界上最善于变革的政党。贯穿于历届三中全会的永恒主题便是“改革”。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始于邓小平时代的内部变革，延续至今。任期制、责任制、差额选举制等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进。以党内民主为例，中国地方官员选举的差额比例越来越大，竞争性成分越来越高；中共代表大会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公开透明程度均在不断增加。甚至，中国执政党开始引入以党内民主方式产生高层领导人和重大决策的机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成就认为，党内民主等内部建设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规则和新规范，而且还可能提供一个渐进的和可控的中国式民主的实验。
正如邓小平所说，“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换言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当然，中国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体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风风雨雨和执政党内部的经验教训，都将是改革的动力。
读懂中国，先要读懂中国改革的事实，读懂历次三中全会传递出的信号与其中的逻辑。
全面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奠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经过7届三中全会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掀开了中国改革史新的一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我国改革发展事业在历史新起点上进入全面深化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勾画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成为35年来首个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文件，揭开了中国新改革周期的序幕，也为中国新改革经济学正式奠基。
“全面深化改革”标志着中国新改革周期拉开序幕
“改革”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意志。从2012年11月7日至11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南方考察，到2012年12月31日主持第二次集体学习，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可以说，关于改革的新共识已经达成，新一轮改革开放已经蓄势待发。
与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新一轮改革的难度和阻力更大。时至今日，改革进入攻坚期，新旧问题交织、利益主体多样；改革越深入，就越要触及深层问题、体制弊端，各个领域的改革越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相互制约。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面对这种形势，推进改革不能囿于一隅、执于一端，不能只是“马走日，相走田，炮打一溜烟”。零敲碎打式的调整，往往事倍功半；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常常举步维艰。只有坚持全面改革，让各项改革综合配套、协同推进，才能在良性互动中形成整体合力。
一年前，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国领袖毛泽东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概括为两大阶段任务：一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二是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完成第一个任务，中国用了100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完成第二个任务，中国要再用100年时间。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道路”，使中国实现历史大转折，摆脱濒临崩溃的危局，30余年后奇迹般地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资源环境约束的紧张、民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国际竞争压力的倒逼，使传统发展方式的空间几近穷尽。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各方面释放的密集信息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深化，均在会议议题之中而无一缺席，细到诸如财政、金融、价格、国企、保障、简政之类具体环节，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为历史空前。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成功推动经济社会转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
站在当下的历史节点，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表仅余6年，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还有35年。“改革盛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向目标冲刺和决战的历史新时期。会议成果不仅决定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发展，亦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不仅为开辟“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新局面奠定牢固基石，也标志着中国新改革周期正式拉开序幕。
“攻坚期”“深水区”是对中国即将掀起的新一轮改革的形象描述。这意味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已非最优的路径选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才能使堡垒式的、漩涡式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一个个地破除，不断趋进成功的彼岸。过往35年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知识经验、认识到了改革内在规律，不会为风险所惧、不会为干扰所惑，其会给国内外以信心，拿出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蕴含着“最大公约数”“黄金平衡点”的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事实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围绕改革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和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上下求索、全面突破，形成了日渐清晰和完整的新的改革思路，尤其是着眼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研究，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体制改革为重点，以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抓手，在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上迈出了最大步伐。2013年7月，习近平首次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五大关系”。他强调，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总体而言，一个带有鲜明“新改革经济学”特征的思想体系正在孕育，并将由此开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共识，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中国道路上开拓新境界的重大抉择。当前，在总体目标指导下，尤需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通过各个领域的改革联动，提升全社会的造血功能，让社会活力迸发，发展成果更加惠及全体人民；让改革更充满动力、更富有效率。三中全会提出的“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六个紧紧围绕”，全面勾画出未来一个时期改革的内容和路径。我们只有聚合各项改革的正能量，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改革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国的改革，在顶层设计之外，还必须有顶层理论、顶层思想的支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方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合理布局了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201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2013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握时代实践和人民的新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战略部署，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政策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高度自觉。这种自觉来自对35年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来自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形势变化的清醒认识，来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可以看到，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一、微量积累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宏阔视野与具体设计相统一、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整体性与针对性相统一。这些“统一”，将“改革”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并首次定义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在“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外加上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强调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它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强国”“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的普遍诉求，落实为具体的改革设计，为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改革实践提出了总体部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这次全会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从全会公报看，对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部署，其中很多内容对打破特殊既得利益藩篱、切实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全会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有利于抑制各级政府力图掌控市场的过度干预活动，都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在党的全会正式文件中是首次出现，体现了党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变化，有了创新，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的第一季，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为中国改革第二季勾画宏伟蓝图。公报全文多次用到“治理”这个词，从“管理”到“治理”一词之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转变。“管理”变成“治理”，最核心的变化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我们完成了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身份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正式的提法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过去我们讲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的改革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搞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是要统筹规划、通盘考虑，加强各方面的协调。改革进入深水区，矛盾盘根错节，要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协调推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恰逢其时。三中全会不仅总体部署，提出系列改革任务，而且注重在落实方面下功夫。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组织保障。提出任务、提出目标，得有一个机构去抓落实、去领导，组织保障非常关键。不仅如此，全会要求，要加强和改善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能力。紧紧围绕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这一主题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领导改革的能力与改革目标相适应。
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框架
由于历史的原因，30多年来，每到历史演进的关键时刻，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新的“三中全会”能为中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有两次党的三中全会最值得铭记，分别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时期。从“南方谈话”发表至今，20年的时间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场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展开的“革命”，重塑了13亿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20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相隔10年出台的两个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顶层设计”的重要决定，奠定了当代中国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新的飞跃。2012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时代在发展，改革的理论也需要不断进步和完善。启动新一轮改革，在实践中可以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但在理论上，必须构建和形成中国改革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与前几次三中全会相比，在“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载着更为特殊的历史使命。“全面深化”体现在哪些方面？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专题调研全面深化改革，首次提出了必须把握好的“五个重大关系”及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个重大问题”的论述，对全面深化改革发出明确信号，由此，“五大关系”“六个问题”也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改革新的总体设计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形成了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主体和核心。2013年9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的经济改革思路，提出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的论断，更被视为是对“新改革经济学”的一次全面宣誓，让我们在更深层次上有了一个观察和研究中国全面改革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
要研究“顶层设计”，同时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准确的把脉。“新改革经济学”的提出，就是要寻找关于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这个“大局”和“抓手”。而对这个“抓手”，李克强2013年9月10日在大连与出席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举行对话交流时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交代。按照《21世纪经济报道》专门以“李克强总理系统阐述‘克强经济学’”为题的报道，李克强对改革需要做些什么有非常清晰的想法。他的讲话解释了中国想做的事情，其中包括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软着陆等。李克强直言，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得益于改革。未来中国要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还必须依靠改革。从李克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有三个核心内容：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第二，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该放的权要放到位，该管的事还要管好。第三，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改革的成果，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不断提高生活品质。至此，关于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与核心基本明确，“新改革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趋于成形，概括起来就是：
“新改革经济学”就是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改革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加全社会创造活力，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全面市场体系建设的新理论和思想体系。
中国“新改革经济学”对于中国改革的行动框架的意义和作用，首先表现为对改革“突破口”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其重点就是梳理和明确“各种经济问题与矛盾背后脉络”，进而全面解决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错综复杂的结构问题以及背后的制度问题。当然，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错综复杂问题，“突破口”只是相对的，不应去奢望它是唯一的。
其次，“新改革经济学”所强调的寻找“突破口”和“抓手”是在寻找改革的“核心问题”、“关键环节”中逐步深入的一个过程，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譬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基于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高度概括与抽象，是体现于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政策。但是如果直接从政府机构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入手，直指高度抽象的核心主题，既不好操作，又不具改革效率（国务院“新非公36条”内容所指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改革的“抓手”必须从眼前若干个具体问题入手，推动“改革进程”的开始，推动生成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动力，并倒逼一系列制度的渐变，逐步逼近并最后达到解决“关键环节”和“核心问题”的目标。
再次，“新改革经济学”的最大意义在于寻找推动全面、彻底改革的“抓手”“切入点”，真正放大“改革红利”，而这个“红利”的价值就在于全民共享改革成果。因此，新一轮全面经济改革就必须紧紧抓住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改革，以习近平总书记“六个问题”及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三不（克强经济学）”为核心，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五大领域，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四大重点改革。而且“两大核心”的改革是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直接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全社会已形成基本共识，又相对易于实施。形成由“两大核心”改革入手，传递和倒逼推进“五大领域”“四大重点”改革的逻辑反应与过程。
“新改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要全面破解“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切实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的改革理念，在“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中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问题的重点理论突破。同时，这些理论问题又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一系列触动利益的改革，进而向全社会传递出前所未有的魄力和决心。
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5年，改革设计者殚精竭虑，改革践行者筚路蓝缕，改革历史波澜壮阔，改革成果震古烁今。改革对当代中国的更始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远，不啻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和解放。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大幕，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启动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意义已经超越了经济发展、体制革新的言说层面。其探索的每一步，都是中国确定自身历史方位的过程；其收获的每一项成果，都应被视作民族复兴的支点和证明。
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方法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一、微量积累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宏阔视野与具体设计相统一、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整体性与针对性相统一。改革的内涵更加宽阔：由经济体制改革变为包蕴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在内的全面改革；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拓宽到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步骤和举措明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等。
这些“统一”，是改革历史探索的收获，是改革逻辑演进的成果，也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定中，将“改革”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层面上定义改革，并包含了多个理论上的“首次”——首次定义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首次提出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首次在“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外加上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首次强调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同样，它也是中国改革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互相推进的结果。它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强国”“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的普遍诉求，落实为具体的改革设计，将对市场与政府、市场与法治、市场与财税金融体制关系的摸索经验升华为理论纲领，为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改革实践提出了总体部署。作为中国改革的又一里程碑，这次会议和这份纲领性文件都将在改革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的深度上看改革，改革未有穷期；从“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高度上看改革，改革虽远必征。2013年以来，转变政府职能，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半年内取消和下放，减少政府部门“寻租”机会；放宽行业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准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发展……一系列重要举措坚定了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的信心、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凝聚了全社会深化改革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新的中国改革理论的共识。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循着从易到难、从局部到全局、从增量到存量的顺序展开，“容易改得都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进一步深化改革，要解决的大多是涉及面广、配套性强、利益关系复杂的问题。越是改革形势错综复杂、利益格局盘根错节，越要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样，才能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增强改革信心，最大能量释放制度红利。事实上，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正是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色。在认识层面，“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表明中央对全面改革的清晰认识。在实践层面，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反对“四风”加强执政党自我革新、金融体制改革驶入“快车道”，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有力证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下好改革一盘棋”的宏观视野。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进”，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从改革中受益；那么未来，改革越来越会成为“卡尔多改进”，利益格局会有更大调整，更多是着眼于整个社会收益的增加。从这个角度看，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改革理念串联起来的“新改革经济学”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深化，以不再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不扩大赤字、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及实施“上下限”宏观调控为主要特点，更加重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更加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关键，是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新改革经济学”充分体现新一届政府对“用壮士断腕的决心继续推进改革”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