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3年12月起，由法国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中，法国在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就后，觉得依靠这些胜利可以迫使中国同他们签订一个和约了，并以此得到清朝政府对他们在越南的地位予以承认，进而向中国攫取更大的侵略利益。
但是，法国人知道，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驻巴黎中国公使就不会轻易答应自己的要求。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驻英、法、俄全权公使曾纪泽。前不久，法国上下正沉浸在接连的胜利之中时，认为色当惨败的羞辱可以通过山西的胜利来洗刷，但曾纪泽发表谈话说：“山西之败，尚未似10年前色当之故事也。”言下之意，中法战事，形势未卜，胜负尚未分晓，间接地警告法国佬不要高兴得太早。
法国人知道，在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如果有曾纪泽这样一位强硬而明白的人，要任意宰割中国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决定先将“绊脚石”移开。
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法国总理茹费理经过再三考虑，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德籍清政府海关官员德璀琳。1884年3月底，德璀琳赴广东粤海关税务司，当他到达香港时，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时比盛情邀请他乘坐法国海军中校福奴诺带领的“伏尔泰”号军舰去广州。德璀琳受宠若惊，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法国人此举正是要利用他。
在船上，3个人开始了不可告人的密谋。
法国人早就知道他和中国的李鸿章关系非同一般。两位法国人告诉德璀琳，请他转告李鸿章，法国人现在很愿意同中国谈判解决问题，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将曾纪泽调开。
德璀琳明白，法国人想通过他向中国传达出一个信息：法国人想和中国“议和”，他们希望德璀琳利用和李鸿章特殊的私人关系出面。
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德璀琳到达广州后，立即将法国要求议和的情况电报告知了李鸿章，一贯坚持投降妥协的李鸿章得到消息，如获至宝，当即写信给总理衙门命令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调德璀琳到天津办理要务。
4月17日，李鸿章收到福奴诺中校以私人名义托德璀琳带的信，信中提出了4点议和条件：中国开放云南和法国通商；中国不得限制和阻拦法国在越南的权利；法国要向中国索取赔款，并将占领中国沿海地区作为抵押；中国如果愿与法国“实心敦睦”，法国可在这一点上“极力相让”。
当然，在上述的条件当中，首先就是调开曾纪泽。
为什么法国人会把曾纪泽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呢？
原来早在越南事件一开头，法国人就发现曾纪泽与以往打过交道的中国人不一样，他不会对法国人的要求唯唯诺诺，他多次就越南事件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不承认越法之间所签订的一切条约，并多次向国内提出建议，极力主张援助越南。他在外交上也有相当出色的活动能力，“能令各国新闻报刊甚至法国的许多报纸替中国说话”。
茹费理曾经极力说服曾纪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通关节，促成清朝政府接受法国的和谈条件，没想到曾纪泽和李鸿章完全是两类人，曾纪泽深明大义，绝对不愿意在国难当头做一个懦弱的外交使节，他委婉地用外交辞令拒绝了法国总理，并积极鼓动总理衙门抗拒法国人的和谈条件。
既然是这样一个“不听话”的中国外交人员，法国人怎么能够忍受呢？
福奴诺不久也来到天津，对清政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他首先说：“为了保全天朝的面子，保证在拟订条约中，法国愿极力担保约中措辞必使全中国体面，在赔款问题上，法国也可以做一些让步。”但这位法国佬随即又正言厉色地威胁道：“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他的条件，他将一方面接济中国的‘乱党’；另一方面，派军舰前来中国沿海布置。”
德国人德璀琳也在广州极力怂恿两广总督向李鸿章谎报：法国驻广州海军将要进攻广州，广州无法防守。后来，德璀琳干脆跑到天津赤裸裸地威胁他的老朋友李鸿章，说孤拔、利士比正率领舰队在中国沿海活动，准备攻占中国一两处海口，以要挟索取巨额赔款，他极力为福奴诺的恫吓大张声势，胁迫清政府就范。
在战场失利、沿海受到威胁的时候，法国的议和倡议交到了清政府最高权力中心，这对一心只想苟安偷生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对法国方面提出的“曾纪泽关于山西、色当之役的评论，有损法国的尊严，要求清政府召回驻法公使曾纪泽”的要求，李鸿章为了尽快和法国人坐到谈判桌前议和，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办好了。电召曾纪泽回国，将清政府原驻德公使李风苞暂调巴黎。
就这样法国人提出议和的先决条件都一一给予了满足。
万事俱备，只欠投降。
1884年5月6日下午，中法双方在天津直隶总督府衙内进行谈判。中方代表李鸿章、随员幕僚马建忠、法方代表福奴诺、随员法国驻津领事法兰亭。福奴诺是一个聪明、诡谲、富有野心的玩火者，非常难以对付。
谈判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又称“津约”、“李福协定”）使中国人钻进了法国人巧设的圈套：承认法国全部占有越南；将中国军队立即调回中国境内；对法越所有已订未订之条约，一律不过问，开放与越南北圻相连的边界；听凭法商运销货物。这个协定中，李鸿章在一些外交辞令和枝节问题上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关键问题上，即朝廷明令，决不放弃对越的宗主权、不开放云南贸易两条上却做了让步。
5月11日，李、福分别在“津约”上签字。
李鸿章签订的“津约”一传出，立即遭到广大爱国者的反对，人们纷纷唾骂李鸿章“因循误国”，可是，西太后却说他办理得当，所订条约“均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指责那些谴责李鸿章的言论是“不悉原委，措辞失当”。
李鸿章的作为，既受到洋主子的奖励，自家主子又支持他，于是，这位惯于卖国求荣的无耻大臣竟然不知羞耻地吹嘘自己的所做所为是“审时量力，持重待时”，是“遇险自退，见风收帆”。
这个协定为后来中法之争埋下了一颗威力无边的定时炸弹，这就是关于中国军队从越南境内撤出的时间问题。
协定规定，条款内容以法文为准。但是就撤军问题，中法条约的文本文字存在着差异。
法文本为北圻清军“立即”撤出，中文本为“即行调回边界”。
和以往一样，清政府对自己应该争得的利益总是轻易放弃，而对应该负的责任却又不肯专心地负，对自己行为的后果缺少应有的考虑，每次签订和约的时候，只在枝节问题上和人斤斤计较，而对关键问题却大而化之。李福协定签订完毕后，又不认真研究其中措辞，没有理会法文“立即”一词的迫切性，对“边界”一词的理解也未必指中国边境之内，同时认为只有在订立详细条约后才能撤军。况且，李鸿章在向清政府解释这一词语的含义时只说：“只需密饬边军屯扎原处，勿再进攻生事，亦不背约。”
中法双方在对协定的这段文字理解上，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异，而双方约定是以法文为准，中国免不掉要在这个问题上吃大亏了。
就在《中法简明条约》签字不到5天的时间，李鸿章便收到了福奴诺的一封牒文：20天后，我们要占领越南境内背靠广东、广西境界的各个地方；40天后，我们要占领背靠云南的全部地方；在此期限以后，我们将驱逐越南境内的全部中国军队。
法国人果然说到做到。
1884年（光绪十年）6月，杜森尼中校得到梅勒司令占领谅山、宝溪、高平的命令。22日，杜森尼率领的纵队在北黎的观音桥与清军相遇，清军统帅黄玉贤前往法军营地通知杜森。尼中校他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并希望他请示法国当局。中校的回答很干脆：“和与不和，三日必要谅山。”
23日清晨，杜森尼率领一队法兵开始向清军的阵地发起进攻，遭到中国士兵坚决阻击。激烈的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晨3点钟。
法军溃败退却，杜森尼再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北黎事件”。
法国军队在观音桥的失败，使他们气急败坏。立刻将一腔怒火转向清政府，试图将战场上的失败用外交上的胜利找补回来。
6月26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致电孤拔中将说：“我开赴谅山的部队，受到拒不承认《天津条约》的中国军队的袭击，法国公使应立刻向中国索取赔偿。”
两天以后，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向礼亲王递交了一份通牒文件，提出无礼要求：由于法军在观音桥遭到清军攻击，致使法国军队遭受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应赔偿2.5亿法郎。同时声称要派海军进攻福建、台湾。企图以此威胁清朝政府尽快交出赔款。
与此同时，茹费理照会中国驻巴黎公使李风苞，要求清政府立即公布从北圻撤军的谕旨，提供忠实执行李福协定的担保，立即交出2.5亿法郎的赔款。否则，法国将动用武力直接占领中国的一些城市作为担保和应得的赔偿。
茹费理以为搬走曾纪泽，新来的这位李风苞就一定会乖乖地听从他们的使唤，但没有想到，这位李风苞也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应声虫，他研究了两方的协议，并在请示了清政府之后，严正地回复法国方面的要求：我现在依照总理衙门的训令把该电报转给阁下，北黎事件纯属误会，清朝政府除了从云南境内撤出军队以外，拒绝赔款，也无法答应李福协定以外的新条件。同时，我愿意唤起阁下的注意，福奴诺司令在离去时向直隶总督提出要求中国部队从东、西线撤退的准确日期，总督对此要求从未同意。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这个问题曾经缔结过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