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活动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形成将来的供给能力，还是形成当期的现实需求，投资的变化对经济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对投资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调控与引导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已经不仅仅限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采用产业政策、收入政策、人力政策、能源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市场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政策以及汇率政策和外贸管制政策等，调控手段日趋多样化，调控途径也越来越立体化。本章通过对几种与制造业投资关系紧密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分析，探讨其变化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
宏观调控是各国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避免经济起伏过大而采取的一种自觉行为。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大面积的经济危机后，各国政府意识到自由放任的经济运营状态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体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产生了凯恩斯理论以及随后的国家政策干预。为了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弥补市场的外部性等缺陷以及增加就业等，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利用各种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控。政府进行调控的手段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等。但是，由于国情不同以及每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个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政府宏观调控所使用的手段、目的和内涵有很大的差别。目前，世界上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宏观调控模式，即发达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面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侧重于保持短期的稳定增长，调控形式是间接的总需求管理）、发展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面对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既要保持总量的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兼顾供给和需求的调节，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同时使用）和转轨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调控本身也是转轨的重要内容）。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是所必需的。在中国法律体系不健全和执法不严的情况下，还不能有效地利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对投资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加上市场也还不能完全发挥调节作用等原因，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管理往往采取行政干预的办法。改革开放以来，对“投资过热”就已进行了五次比较大的行政干预。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呈现出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2000年以前，轻、重化工业所占比重是交替变化的，即使是在1985～1986年和1992～1994年这两轮高速增长波峰时期，重化工业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在52%～54%之间。而2000年以后重化工业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轻制造业，重化工业所占比重从1999年的50.8%快速上升到2005年的69%，制造业带动国民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面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制造业带动的全社会投资快速增长，国家从2004年开始新一轮控制投资规模的宏观调控。
对以制造业投资为主要目标的调控结果，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趋势：一是对投资的调控力度不够，制造业投资依然高速增长，过度扩张的局面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二是对制造业投资的调控力度过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并导致消费增长减慢，从而使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三是对制造业投资的调控力度适当，投资增速逐步适度回落，保持稳定增长，扩张的势头得到适当遏制。要实现这种结果，关键在于投资调控政策的选择和搭配。政府的长期政策应该支持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而在短期，应该适当控制投资率和增长速度，避免投资的剧烈波动，并注重结构调整，提高投资效益。
制造业作为第一大投资领域，产业链条长，产业关联度高。制造业投资的高增长必然会引发相当多的其他领域增加投资。控制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主要是为控制加工制造业的过度扩张。对部分过度扩张的原材料制造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的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大，将对这些行业的增长起明显的遏制作用，但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过度扩张的真正源头还在为满足国内外需求而快速扩张的机械和轻纺等加工制造业方面。对这些加工制造业增长过快的调节，从根本上说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只要宏观政策控制住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的势头，市场机制的调节就会使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的过快增长逐步回落。宏观政策需要做并且迫切要做的事是通过新的发展观念、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环保政策和相应的改革措施，促进制造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降低制造业部门的物耗和能耗比重，减轻制造业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在宏观经济理论诞生的初期，政府干预和调控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对总量进行调控，目标就是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使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控的思想有了一系列突破，调控开始高度重视由于经济结构内在的变动对经济总量增长发生的重要影响，政府的干预与调控开始直接作用于市场竞争行为，介入到产业发展的具体组织过程。这样，政府调控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两个方向进行。因此，对制造业投资实施有效而适度的宏观调控需要针对制造业投资过度扩张的主要因素，根据不同的调控目标和对象的特点，采取有所区别的调控政策。一是控制新上项目的增长，维持在建项目正常进行；二是控制制造业投资的信贷规模和土地使用；三是控制地方政府主导的制造业投资，保持民间自主投资的增长。在重视调控制造业投资总量增长速度的同时，要以调控制造业产业增长格局为基础。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控制制造业过快增长，但目前制造业增长是GDP增长的主要支撑，为了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大落，还要使制造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功能是：构成现有生产能力的需求（促进GDP的增长）、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和形成新的单位，提供就业岗位。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以固定资产投资为先导。因此，需要靠制造业投资资源配置结构和模式的调整，改变资源投入向制造业部门过度倾斜的格局，并提高制造业投资的增长效率和效益。
制造业增长的周期性特征突出，库存变化使产业波动度较大，适度降低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意义。但是，在不断提高投资效益的前提下，不应该过分关注和争论是否过热，宏观调控的对象应该主要是急于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劳民伤财的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包括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协调以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协调。政府如果调控过度或运用不当，也会降低投资效益和经济发展水平，应当将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置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对于宏观调控效果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从经济分析的实际经验看，要分清发展政策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极为困难，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任何发展政策的选择都是在现有经济结构上进行的。或者说，现有经济结构的特征决定了发展政策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