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桂林后，我暂居堂叔的花纱布管理局桂林办事处，时间虽短，也常遇日机空袭。随后堂叔奉命去重庆总局报到，我又与他同行到贵阳分手。以后在一位担任贵阳省邮政局长（一位同学的家长）的帮助下，得到两张去昆明的免费邮政便车的车票，与一位雅礼老同学余悌康一同西行到达昆明。
到达昆明时大概是1943年的秋末。最初，老同学朱伯章接待我留住在他家。伯章在昆明的中央银行工作，住食无忧。之后，在一个中学担任教务主任的老同学同振堡让我临时在这个中学担任两个月的物理教员。大约是年末，我得到消息：国家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将公开招考公费赴美的工科留学生，录取名额120人，应试资格需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我恰好符合这些条件，为准备考试，复习某些应考专业课业，我便辞去教职。当时在联大化工系任助教的大学同班同学黄乙武接待我迁居他在联大工学院的单人宿舍。那里去工学院的图书馆非常便利，我对有关的考试科目进行了潜心准备。1944年考试发榜，我很高兴获得录取。
赴美之前，我应聘担任了云南化学工业总公司的副工程师，聘我者是我毕业时任联大化工系主任的苏国桢教授；此时，他兼任云南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因我出国在即，公司没有派给我任何具体工作任务，只是让我到昆明附近几家公司所属制糖厂和酒精厂看看，提些改进建议。这使我在出国前不但有了自己的生计，不再依赖经济都不宽裕的老同学们，而且得到一些工厂见习的机会。在昆明这段时间里，老师和老同学们的关照及热情帮助使我永生难忘。
由衡阳到昆明实际上是逃难，但因沿途得到不少亲友帮助，安排食宿，给予交通和经济上的周济，比起当年只身无助由昆明返回湖南，反而少受了许多辛苦。患难中如此经历使我备感亲朋情谊之可贵，也难忘抗战期间，我国人民为逃避战乱的颠沛流亡之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