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讥退之为《罗池庙碑》，以实柳人之妄，然余按《龙城录》云：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书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予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余于斯欤？审如是，则碑中所载，子厚告其部将等云云，未必皆柳人之妄。而诗所谓：“驱厉鬼令山之左”，岂亦用石刻语耶？然子厚尝曰：“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援天以为高。”其《月令论》、《断刑论》、《天说》、《蜡说》、《非国语》等诸篇，皆此意，而《龙城录》乃多眩怪不经，又何也？
《尚书》诸序，初总为一篇，《毛诗序》亦然。《史记》有自序，《西汉书·杨雄传》通载《法言》诸序，仿此例也。其曰：作《五帝本纪》第一，作《夏本纪》第二，撰《学行》，撰《吾子》之类，与作《尧典》、作《舜典》之义同，盖序语也。韩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晦庵《考异》谓：古书篇题多在后，荀子诸赋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题，不应复出。以愚观之，此乃结语，非篇题也。其文意以为，适丁民有物怪之时，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记·河渠书》末云：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退之正祖此。又《送窦平序》末亦云：昌黎韩愈嘉赵南海之能得人，壮从事之答于知己，不惮行于远也。又乐贻周之，爱其族叔父能合文辞以宠荣之，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后人沿袭者甚多，如李习之《高愍女碑》云：余既悲而嘉之，于是作《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卫》云：作《原十六卫》。贾同《责荀》云：故作《责荀》以示来者。孙复《儒辱》云：故作《儒辱》。荆公《闵习》云：作《闵习》。岂皆篇题之谓哉？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谓空尚主之，何况于实，以微见著也。”汉儒之缪如此！可发千载之噱。
蒋考叔，天台人。名，尝著《蒙斋门人录》，内载汉用鸠杖事，举《风俗通》云：俗说高祖与项羽战于京索间，遁于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之者以为必无人，遂脱。及即位，异此鸠，故作鸠杖以扶老。愚谓，俗说恐未必然，按《后汉·礼仪志》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按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囗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王深甫集》有《临河寄介卿诗》，《曾南丰集》亦有《寄王介卿诗》。《能改斋漫录》载南丰《怀友篇》，盖集中所遗者，其篇末云：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介卿家。
《文选·乐府四首》称古辞，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无之，此篇载于《曹子建集》，意即子建作也。
《陈胜传》：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师古曰：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
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陇西李翱敬拜禹之堂下：“自宾阶升，北面立，弗敢叹，弗敢祈，退降复敬再拜，笑而归。且歌曰：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来者余弗闻，已而，已而。”此李翱拜禹言，见集中。姚铉取之于《文粹》，所歌即屈原《远游》中语也，盖与接舆、杨朱、唐衢、韩愈同意，可悲矣。
退之《获麟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为能游。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罾。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子厚《游黄溪记》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溪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柳子厚《祭吕衡州文》云：“呜呼！化光今复何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岂荡为大空，与化无穷乎？将结为光耀，以助临照乎？岂为雨为露，以泽下土乎？将为雷为霆，以泄怨怒乎？岂为凤为麟，为景星为庆云，以寓其神乎？将为金为锡，为圭为璧，以栖其魄乎？岂复为贤人，以续其志；将奋为神明，以遂其义乎？”后秦少游《吊囗钟文》全仿此，云：“呜呼！钟乎！今焉在乎？岂复为激宫流羽，以嗣其故乎？将凭化而迁改，易制以周其用乎？岂为钱、为囗、为钅至、为釜，以供耕稼之职，将为鼎鼐，以效烹饪之功乎？岂为浮图、老子之像，巍然瞻仰于缁素乎？岂为麟趾、马蹄之形，翕然为玩于拜国乎？岂为于越之剑，气如虹霓，扫除妖氛于指顾之间乎？将为百炼之鉴，湛如止水，别妍丑于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仿《楚辞·卜居篇》耳。
饮酒谓之食酒，《于定国传》：“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如淳曰：“食酒，犹言喜酒。”师古曰：“若依如氏之说，食字当音嗜，此说非也。食酒者，谓能多饮费尽其酒，犹云食言焉。今流俗书辄改食字作饮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数石不能乱，可谓善饮，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饮》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蜀主衍，荒淫，惑于宦人王承休，遂决秦州之幸。诏下，中外切谏，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绝食，衍皆不从。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余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节，以礼乐而自防，循道德之规，受师傅之训，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穑之艰难，惜高祖之基局，似太宗之临御，贤贤易色，孜孜为心，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听五音而受谏，以三镜而照怀，少止息于诸处林亭，多观览于前王书史，别修上德，用卜远图，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亲政事，勿恣闲游。”又曰：“陛下与唐主方申欢好，信币交驰，但虑闻道圣驾亲行，别怀疑忌，其或专差使命，请陛下境上会盟，未审圣躬去与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来，率意频离宫阙，劳心费力，有何所为？此际依然整跸，又拟远别宸宫，昔秦王之銮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却宗桃，言将道断，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虑于危亡，但恐乖于仁孝。”又曰：“刘禅俄降于邓艾，李势遽归于桓温，皆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灵，以至国人之心无一可保，山河之险无一可凭。”衍竟不从。行至绵谷，唐师已入其境，狼狈而归，遂降魏王继岌。当五代时，忠义之士落落如晨星，欧公作史，尝有五代无全人之叹，幸而有焉，则又为之咨嗟叹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谏，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概见，但云：衍幸秦州，群臣切谏而已。岂欧公偶失此耶？予于《太平广记》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太史公言：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不并归赋门，而别名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篇题名义且不知，况文乎？
世俗误以录囚为虑囚，按《隽不疑传》：每行县录囚徒还，师古曰：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否。今云虑囚，本录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讹其文，遂为思虑之虑。然则录误为虑，自唐已然矣。
《庄子》内篇《德充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东坡《赤璧赋》云：盖将自其变者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盖用《庄子》语意。
梁任有《文章缘起》一卷，著秦汉以来文章名目之始。按：论之名，起于秦汉以前，荀子《礼论》、《乐论》，庄子《齐物论》，慎到《十二论》，吕不韦《八览》、《六论》是也。至汉，则有贾谊《过秦论》。乃以王褒《四子讲德论》为始，误矣。
柳子厚云：夫文为之难，知之愈难耳。是知文之难，甚于为文之难也。盖世有能为文者，其识见犹倚于一偏，况不能为文者乎！昌黎《毛颖传》，杨诲之犹大笑以为怪，诲之盖与柳子厚交游，号稍有才者也。东坡谓南丰编《太白集》，如《赠怀素草书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诗而滥与集中。东莱编《文鉴》，晦庵未以为然。以诸有识者，所见尚不同如此，则俗人之论易为纷纷，宜无足怪也。故韩文公则为时人笑且排，下笔称意，则人必怪之。欧公作《尹师鲁墓铭》，则或以为疵缪。欧公初取东坡，则群嘲聚骂者，动满千百。而东坡亦言张文潜、秦少游，士之超轶绝尘者。士骇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论，亦尝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于家三年，然后出之，盖三年后当论定也。往时，水心先生汲引后进，如饥渴然。自周仲南死，文字之传未有所属，晚得篑窗陈寿老，即倾倒，付嘱之。时士论犹未厌，水心举《太息》一篇为证，且谓他日之论，终当定于今日。今才十数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窗卓然为学者所宗，则论定固无疑。然水心之文，世犹深知之者少，则于窗之文，宜亦未必尽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后，以俟作者，然后论益定耳。
水心少与陈龙川游，龙川才高而学未粹，气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为然也。作《抱膝轩》诗，镌诮规责，切中其病。是时，水心初起，而龙川已有盛名，龙川虽不乐，亦不怒，垂死犹托铭于水心。曰：“铭或不信，吾当虚空中与子辩。”故水心《祭龙川文》云：“子不余谬，悬俾余铭。”且曰：“必信视我如生，畴昔之言，余岂敢苟哀哉。此酒能复饮否？”水心既尝为铭而病耗失之后，乃为集序，精峭卓特，叹其才不为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谓同甫之学惟东莱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夺，而予犹不晓，皆所谓必信者。后诸子再求铭，水心遂以陈同甫、王道甫合为一铭，盖用太史公老子、韩非及鲁连、邹阳同传之意。老子非韩非之比，然异端著书则同。鲁连非邹阳之比，然慷慨言事则同。陈同甫之视王道甫，虽差有高下，而有志复仇、不畏权幸则同。其言大义、大虑、大节，以为春秋战国之材无是，称扬同甫至矣。末后微寓抑扬，其论尤正，又与昌黎评柳子厚略相类。水心于龙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说，而后辈不知本末，或以为疑，此要当为知者道也。
西山初守泉南，士民爱之如父母。后师隆兴，颇抑强扶弱，谤誉几相半。改帅潭，士民爱之复如泉南。后西山退居，书于册云：“洪之政驳，任气为之也。湘之政醇，任理为之也。”若公可谓知过进德者矣。
《国史·章得象传》闽中谣云：南台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时，沙涌可涉。台州旧有谣云：下渡沙涨出宰相。至谢子肃为相，果验。
为文，须遇佳题伸直笔。不然，则文虽工，不足贵矣。今世以掌制为儒者至荣，夫不能堪其任者，固不足为荣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缪于升黜，不必遇佳题。朝廷或牵于忌讳，不能伸直笔。则掌制乃儒者之至辱也。开禧间，庙堂欲以水心直北门，水心辞不能，且云：“某作一语，当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盖是时，国论已非，水心正虑堕此二者，故设辞耳。窗初入馆，史相极倾慕。未几，意向不合，语人曰：“陈寿老好一台谏官，只太执耳。”后又遣所亲谕意，欲以为权直学士院。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与人改，不可为权置。”史闻之，不乐。窗遂久不迁，盖史当国，凡代言者必进稿本，史或手自涂抹，或令馆人删改。如辛卯火灾，陈立道卓草《罪己求言诏》，有云：朕为人子孙，而不能保守宗庙；为人父母，而不能安全井邑。尽有意味。史恶其太直，不用。再具稿，复不用。至三具稿，复不付出。叩之，则曰：“今敷文窜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陈但饮气而已。所谓儒者之至辱，又不止于无佳题，枉直笔而已。当时代言之人，犹不自知耻，可叹也！
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然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其兼之者欧公耳。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水心与窗论四六，窗云；“欧作得五六分，苏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欧更与饶一两分可也。”水心见窗四六数篇，如《代谢希孟上钱相》之类，深叹赏之。盖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华藻，立儒为之典刑，合欧、苏、王为一家者也。真西山尝谓余四六颇淡净而有味，余谢不敢当，因言本得法于窗，然才短，终不能到也。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虚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礼问聃，则聃非不知礼者，而聃之言如此，亦岂非礼之意，然而独讳言礼，顾以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盖聃之于礼，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废，则意亦不能以独立矣。此老子鉴文之弊，而矫枉过正之言也。或谓有二老子：绝灭礼乐之老子与孔子问礼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传》多疑词，既称莫知其所终，又称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既称太史儋即老子，又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子，而太史公不能断耶？余谓老子所答问礼之旨，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论礼之意则是，其废礼之文则非耳。太史公虽不能断，然亦卒断之曰“老子，隐君子也。”既曰隐，则其年莫得详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断，后二千余年，将何所据而断耶？
欧公记菱溪石，虑后人取去，则以刘氏子孙不能长有此石为戒。东坡记四菩萨画，虑后人取去，则既以父母感动人子，而亦以广明之贼不能全子孙，而有此画为戒。以仆观之，石虽奇，画虽工，要皆外物耳。欧公之移置二石，虽非取为己有，其为取一也。东坡既知舍此画矣，而犹汲汲恐他人之取，其为不能舍亦一也。石与画，自二公不能不恋恋，而欲使他人不恋恋，得乎？中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贪机，虽刑祸立至，尚不知戒，况身后盛衰乎？且东坡之舍此画曰：为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为父母乎？然则二公之见，犹不免于痴矣。（余云：米元章临终焚所玩法书、名画，即是此意。）
台之谚称水母以虾为目，盖非虚语。《广韵》言：囗它即水母也，以虾为目。
文虽奇，不可损正气；文虽工，不可掩素质。
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
前辈为文，虽或为流俗嗤点，然不肯辄轻改，盖意趣规模已定，轻重抑扬已不苟，难于迁就投合也。欧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载吕、范交欢弭怨始末，范公之子尧夫不乐，欲删改，公不从。尧夫竟自删去一二处，公谓苏允明曰：“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移动，使人恨之。”荆公作钱公辅母墓铭，钱以不载甲科通判出身，及诸孙名，欲有所增损。荆公答之甚详，大略谓：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词赋，虽闾巷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七孙业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又云：“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别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东坡作《王晋卿宝绘堂记》，内云：“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而国，凶而身，此留意之祸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请改之。坡答云：“不使则已，使即不当改。”盖人情喜谀而多避忌，虽范、钱、王，闻人犹不免，何怪流俗之纷纷乎？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谀，固不肯避忌，虽与范、钱、王厚善，亦终不为改也。水心作《汪参政勃墓志》，有云：佐佑执政，共持国论。执政，盖与秦桧同时者也。汪之孙浙东宪纲不乐，请改。水心答云：凡秦桧时执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独以先正厚德，故勉为此，自谓已极称扬，不知盛意犹未足也。汪请益力，终不从。未几，水心死。赵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门下有受汪嘱者，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书，惜不见集中。退之云：吾之为此文，岂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词。通其词者，本志于古道者也。古之遭，不苟毁誉于人，则吾之为斯文，皆有实也。然则妄改以投合，则失其实矣。穆伯长贫甚，为一僧寺记，有贾人致白金，求书姓名。伯长掷金于地曰：“吾宁饿死，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夫求书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者所为墓志及他文，后多收入史传，使当时苟务投合，则已不能自信，岂能信世乎。水心为《窗集》字末云：趋舍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学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诳以为文者，文虽工，必不传也。
水心文本用编年法，自淳熙后道学兴废，立君、用兵始末，国势污隆，君子小人离合消长，历历可见，后之为史者当资焉。
水心与窗论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与吕丈说。”吕丈，东莱也。因问窗某文如何？时案上置牡丹数瓶，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种，先生能数十百种。”盖极文章之变者。水心曰：“此安敢当，但譬之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自家罗列仅磁缶、瓦杯，然却是自家物色。”水心盖谓不蹈袭前入耳。磁瓦虽谦辞，不蹈袭则实语也。然不蹈袭最难，必有异禀绝识，融会古今文字于胸中，而洒然自出一机轴方可。不然，则虽临纸雕镂，只益为下耳。韩昌黎为樊宗师墓志，言其所著述甚多，凡七十五卷，又一千四十余篇，古未尝有，而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以为文从字顺。则樊之文亦高矣，然今传于世者仅数篇，皆艰涩，几不可句，则所谓文从字顺者安在？此不可晓也。
相如赋云：诸蔗巴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蔗诗》云：“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六帖》云：张协有《都蔗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