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朱熹的老师刘子翚回忆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时，发出如上感慨。宋朝虽然在外交上比较软弱，但经济发展迅速，城市人口众多，都市繁华，居民的夜生活非常丰富。
宋代夜生活缩影
宋朝的大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口都超过百万。城市里商业发达，并打破了坊和市的界限。每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时，宋朝人就要逛夜市。
汴梁城内当时形成了两处规模较大的夜市，一处是御州街上的州桥夜市，另一处是马行街夜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大量笔墨来描绘夜市，并专列“州桥夜市”一节。州桥夜市，跨御路、临汴河，位于东京水陆要冲，加上壮观的州桥，巍峨的明月楼，使得这里风景如画，游人如织。州桥夜市主要卖食物：有鸡、鸭、鹅等肉类，也有冻鱼头、姜豉冻子、批切羊头等菜肴；有杏片、梅子姜、莴苣笋等零食，也有素签砂糖、冰雪冷元子、甘草冰雪凉水等甜品。不同季节还会售卖不同的应季食品，每天都要营业到三更。
马行街夜市是酒楼聚集地，长达数十里，人声喧哗，车水马龙，极尽繁华。用孟元老的话来说，这里的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不管刮风下雨，无论春夏秋冬，夜市都是一如既往的热闹。这儿的夜市一般直到三更才歇业，但五更又重新开张。每天晚上三更的时候，逛夜市的人才意兴阑珊地走回家去，这时是提着热水瓶卖茶水的商贩生意最好的时候。据宋人蔡绦记载：“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胜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亦多道马行街灯火。”这段记载就把马行街夜市的繁华描写得淋漓尽致：那又明又亮的灯火，足可以照天，可以将长达数十里的马行街辉映得通亮。即便夏日，整个天下都苦于蚊蚋，可是蚊蚋因为害怕油熏，却在马行街的夜市上绝了迹。
题目中的樊楼，是北宋时汴梁城中最豪华的酒楼。它原名白矾楼，后来改为樊楼。据《东京梦华录》与《大宋宣和遗事》等书记载，樊楼有三层高，由五座楼房组成。这五座楼房之间又有飞桥和栏杆相连，门窗悬挂珠帘。由于樊楼豪华气派，高官显贵、商贾巨富、文人骚客乃至于市民百姓都喜欢到此饮酒享乐。到了晚上，樊楼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宾客进进出出，酒保穿梭其间，热闹非凡，堪称宋代夜生活的一个缩影。这一夜市景象，还被小说家予以剪裁，写成了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死而复生的痴情女子周胜仙，在夜深之时，到灯火齐明的樊楼下来寻觅开这樊楼酒店的范二郎。小说家以“樊楼灯火”为创作背景，足见夜市生存在市民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当时东京汴梁的酒楼正店有72户，其余数不清的都是小店，谓之“脚店”。宋朝的酒店管理以及服务都是不错的，有包厢可以供客人挑选，还可以帮客人叫歌姬来助兴。负责唱菜名的小二当时叫“行菜”，厨房里面接听的叫“着案”。他们都相当的伶俐，基本都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角色。因为一旦行动不利索出了错，得罪了客人的话，他们不但被客人骂，还要被酒店扣工钱，严重的甚至会被开除。《东京梦梁录》记载：“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
至南宋偏安一隅，政治上的软弱并没有带来经济实力的下降，杭州之繁华绝不次于开封，夜市似乎更加繁盛。“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大街以外的“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宵犹盛，排门和买，民居作观玩，幕次不可胜纪。”夜市方歇，早市又起，商业活动昼夜不息，什么衣帽扇帐，盆景花卉，鲜鱼猪羊，糕点蜜饯，时令果品，应有尽有。一般零售流动摊贩，也设摊、推车、顶盘、担架地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风雨，亦有夜市盘卖”，可见当时商业的发达。陆游用诗句“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来形容南宋临安的夜市，可见其繁华热闹。夜市上，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点茶婆婆”，头上戴了三朵花，映着满脸的皱纹，显得颇为滑稽。她一边敲着茶盏，一边高声唱曲叫卖，成了夜市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人为了听她叫卖，还专门跑去喝茶汤。
宋人夜生活诸生相
为了避免权臣当道，威胁皇权，宋代统治者也极力推崇百官追求富贵安逸。据苏辙《龙川别志》卷上记载，真宗平时“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还曾下令为不好声色的宰相王曾买歌妓。追求享乐在宋代不仅不被鄙视而且还被大加推崇，冠以“风流”之名。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文人士大夫们由此获得了放纵享乐的理由。而宋代商品经济发展，门第观念淡化，大有“现金为王”的社会趋势。这使得普通市民也能在市场上自由消费。于是，宋代的夜生活得到了理所当然的蓬勃发展。
在宋代文人夜生活中，笙歌宴饮实实在在地唱了主角，成为夜生活中最普遍也是最流行的休闲方式。寇准“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由于夜宴次数很多，寇准“每罢官去，后人到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当时点蜡烛还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寇准每次宴饮，都会燃掉不少。
斗茶品酒，结社而吟更是经常出现在宋代文人的夜生活中。在宋代，饮茶已经成为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有茶肆开放。宋太宗年间，四个志趣相投的好朋友陈象舆、胡旦、董俨、赵昌非常喜欢夜生活，经常到一间小茶馆里相聚，谈人生、谈理想，谈创作体会，而他们所在的茶馆常常是经营到深夜，也成为夜色中的一个亮点。于是有人记录：“日夕会昌言之第，京师为之语曰：陈三更，董半夜。”这“三更半夜”的由来正是宋代文人多彩夜生活的一个缩影。
宋代文人夜生活侧重于娱乐性，笙歌宴饮少不了歌妓作陪。当时一些重要的商业城市，皆是妓馆林立，官妓、私妓并存，歌妓舞女云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御街宣德楼西“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御街朱雀门以东，有状元楼，有住家，“余皆妓馆”。除了固定的妓馆，城内大大小小的酒楼茶坊，也成了妓女们经常光顾的营业场所，凡大的“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一般酒店则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这说明，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商品意识也迅速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人们的种种享乐欲望也日益强烈起来。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创造了空间。只要有钱，大家都可以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由此而推及其余市民，无论是何等身份，出于什么缘故，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只要有需要，只要付出酬劳，都可以在夜市上找到适合本人情味和喜好的消遣办法，这是宋代夜市一个最为分明的特点。夜市、酒楼为宋代市民阶层提供了美酒佳肴等各种享受，而说话、吟唱等各种俗文化也在夜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市民在酒足饭饱后，可以呼朋唤友去勾栏瓦舍听小曲儿、看杂剧、买杂货，尽情消遣。
瓦舍又叫瓦子、瓦市、瓦肆，早期是简陋的民房，有艺人在里边表演节目，后来发展成为集歌舞表演和商业表演等为一体的休闲娱乐场所。在“瓦舍”中，又有勾栏和瓦棚之分。凡演出地点，上有天棚，外有栏杆，内有观众席位的，称“勾栏”；仅有天棚，不设栏杆席位的，称“瓦棚”。勾栏的前身为汉朝的露台，是宫廷里的表演场所，后来演变成瓦舍里不同的演出场地。勾栏呈方形，有点像旧式的戏台，一面临墙，其他三面用矮栅栏围起来，艺人们就在栅栏里表演。勾栏里的节目多种多样，如杂剧、傀儡戏、影戏、杂技、散耍、说史书、讲故事、谈经、学乡谈、炎诨话、舞番曲、诸宫调、鼓子词、唱赚、卖嘌唱等，真是百戏杂陈，雅俗共赏。诸棚观众，不论风雨寒暑，都是很拥挤的，所谓“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南宋杭州（临安）城内外就有17处瓦舍。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汴梁也有中瓦、里瓦、桑家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和朱家桥瓦子等若干座。瓦舍遍布汴梁东西南北四域。瓦舍规模大的，一座就可容纳大小勾栏五十余棚，可坐上千人。
《水浒传》中《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一回，说白秀英从汴梁来到郓城县的勾栏卖艺，一出场先拈起锣棒，敲了一通小锣，又拍了一下界方（镇书纸的文具），念了四句七言诗，道是“新鸟啾啾旧鸟归，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博得满场喝彩。接着，白秀英自己报幕，要表演一个题为“豫章城双渐赶苏卿”的话本，随后她进行了演唱和道白夹杂的表演。表演完，她在父亲的协助下，拿着盘子逐一向观众讨赏钱。这大概就是当时艺人们进行表演的一般程序。
据《都城纪胜》记载：“隆兴间，高庙与六宫等在中瓦，相对今修内司染坊看位观。孝宗皇帝孟享回，就观灯买市，帘前排列内侍官帙行，堆垛见钱，宣押市食，歌叫支赐钱物，或有得金银钱者。”皇帝也来参与瓦舍的活动，当时瓦舍的兴盛可见一斑。
盛大的节日夜晚
节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体系定型于隋唐两宋时期，它基本上囊括了传统社会全部的重要节日。在当时，政府承认的正式节日假期就达47天之多。宋朝的节日主要有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元旦、寒食、冬至、重阳节等。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化的享乐意识使得宋人对节日尤为重视，也使得宋时节令有着更为浓重的娱乐色彩。节日是为数不多的宋代百姓和统治阶级可以共同休闲娱乐的日子，因此每逢佳节，宋代夜生活就比平日更为热闹。
东京最盛大的节日是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元宵节是全民的节日，朝廷的准备工作早在年前就开始了，临时搭起长长的乐棚、露台，宋代皇帝在端门赐御酒、撒金钱、扎鳌山，贵官豪族也纷纷扎缚鳌山，放烟火，以庆佳节。节日期间，京城张灯五天，各地三天，城门弛禁，通宵开放，“华灯火树红相斗，往来如昼。”元宵节的主要娱乐活动为赏灯——宋代灯会无论在规模和花灯的制作上都胜过唐代，而且活动更为大众化，民族特色也超过前代。此外，元宵节游艺活动还有猜灯谜、舞蹈、舞狮、舞龙灯、放烟火等，这些形式多样的节日活动，丰富了宋代各阶层的娱乐生活，推动了民风民俗的发展。女性也走出家门，参与到夜生活中来，她们衣着淡雅，在明月华灯之下绰约如仙子，“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北观南顾，见画烛影里，神仙无数。”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描绘了元宵灯会的热闹场景。京城内不分男女老幼，皆遍游市井，以观灯赏景，“看那灯底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
名妓李师师
《水浒》中，有一个人在宋江受招安中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她还是当朝天子的“心爱之人”，此人便是名妓李师师。而历史上，李师师确有其人，与宋徽宗也真有过一段风流情，但《水浒传》中的李师师多有虚构。据《宣和遗事》等记载，李师师小的时候就入了勾栏娼籍。长大以后，因其色艺绝伦，名冠诸坊。在樊楼“上有御座，徽宗时与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据传宋徽宗“易服微行，宿于某娼之家，”使得皇帝抛下宫中六千粉黛，到宫外与其幽会，可见此人魅力之大而这人就是李师师。但是与其交往最深的却数风流才子周邦彦，有一次李师师正和周邦彦私会，徽宗不期而至。仓促之间，周邦彦只得躲于床下，听宋徽宗与李师师的调笑，也就诞生了那首著名的《少年游》。后来李师师在徽宗面前唱起这首词，徽宗大为赞赏，便提拔了周邦彦。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也与李师师私交笃厚，其词作《一丛花》：“年时今夜见师师，双颊酒红滋。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袅凉簪髻乱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就反映了他和李师师夜间欢聚的情景。后来因宋金战争，李师师流落到浙中，最后不知所终。
中秋节是传统赏月的日子，中秋节亦是宋代夜生活中颇为热闹的节日。此夜金风送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全都登上高楼，临轩玩月，许多大户人家还摆上丰盛的宴席，在琴瑟铿锵之中酌酒高歌，通宵玩乐。贫民也置衣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所有酒店都要卖新酒，酒楼也要重新结彩装饰，大量的蟹、榴、枣、梨、栗、橘等随处可见。
民间重视的传统节日还有元旦、寒食和冬至。在这三个节日期间，京城都要放三天关扑。关扑也叫关赌，是一种博彩游戏，也就是以商品为彩头，赌掷财物。放关扑时，街道上要搭建彩棚，将头饰、衣物、鞋子、玩物等商品摆出来。舞场歌馆开门迎客，车马川流不息。晚上，贵族妇女也入场观看关扑，还去酒楼上饮酒欢宴，笑语盈盈，一时成为风气。
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民有相应的购买能力和需求，才有可能将市场贸易时间延长；只有政治开放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取消夜间的禁令，使普通百姓和上层统治者一样享受夜间的乐趣；只有文化提升到一定程度，才会使人们突破旧有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观念，扩大生活层面和审美体验。夜生活的丰富程度在很大层面上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文明发展程度。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只此，严复曾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通过宋代夜生活的一斑，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个真正的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