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包青天》使脸庞黝黑、额上长着小月牙的包公形象家喻户晓。然而，真正的包青天却是个眉目清秀的白净书生。那黑脸的形象缘何而来？这位青天大老爷在真实的历史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名传千古的包青天
包公本名包拯，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诞生于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的一个低级官僚家庭。少年时代的包拯深受父母的宠爱，一直闭门苦读，修身养性。北宋天圣五年（1027），29岁的包拯考中进士。深受儒家思想（父母在，不远游）影响的他，因孝养父母，一直到宋景祐四年（1037）才在乡邻的劝勉下，任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中说，包拯自幼被父母遗弃，由嫂子抚养成人，这纯属“戏说”。
仁宗康定元年（1040），他到端州任知州。在那里他为政清廉，深受百姓爱戴，离任时，“不持一砚归”。1050～1052年，他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事。作为谏官，他不畏权势，曾经弹劾郭承祐、王逵、张尧佐、宋庠、李淑、阎士良、刘兼济等大臣。后又升任龙图阁直学士，这就是戏曲中“包待制”、“包龙图”的来历。1056年12月，他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1058年6月，他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离开开封府。他权知开封府约18个月，任职虽短，但政绩显著，声名远播。戏曲中“包龙图打坐开封府”即指这一段时间。1061年4月，包公迁给事中、三司使，继拜枢密副使。宋代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这是包拯一生做过的最高官职。因此，也有人称他为“包相爷”。然而，这时的包拯已年过六旬，体力渐渐不支，于1062年5月病逝。史载仁宗皇帝曾亲赐良药，并专程到包拯家中与他做最后一别，在包拯死后追认他为礼部尚书，并赐谥号“孝肃”，罢朝一天。当时的大文学家欧阳修评价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非常中肯贴切。
包拯过世后，开封的大街小巷都听得到百姓对他的哀悼之音。其后数年，包拯的清名远播四方。相传后来一位少数民族西羌的首领俞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遂赐其名为“包顺”，取忠心归顺的意思。后人在包拯的家乡合肥建造了包公祠，里面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以颂扬包拯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的品格。
名传千古的包青天，无论是出现于戏曲舞台，还是影视作品中，都是黑脸扮相。但据记载，包拯的面色虽然算不上白皙，却也只是微黑。在包公祠二殿的石碑上有一幅包公的画像，上面的包公是白脸形象，五官端正，眉目清秀，身高一米六五左右。戏曲舞台和屏幕上之所以选择脸黑如炭、头顶月牙的形象来演绎包公，其一是为了把包公的形象与戏曲舞台上代表奸臣的白脸鲜明区分开来；其二则是为了凸显他的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民做主，传达一种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的正气。关于包拯额头上的“月牙儿”，传说很多：有的说是小时候被马蹄踩的，有的说是小时候被驴踢的，有的说是小时候自己画的（画一太阳，内中有一月亮），有的说是生来就有的，也有的说包拯是天上星宿下凡，可以“日断阳，夜断阴”。但在安徽合肥包公祠中的一幅包拯老年时的写真里，其实并无太阳和月亮，只不过在右颜下方接近眉梢处，确有一块隐约如蚕豆大小的朱砂痣。
刚正不阿辨忠奸
在包拯做官期间，理财官、台谏官都做过，还客串过外交官，凭借一身正气，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屡获监察官名和实差，近一半的宦涯由纠弹监察、振举纲纪所组成。他劝解皇帝，纠弹大臣，体恤百姓，以高尚人格诠释了一生。
一、对皇帝
宋仁宗时期，整个宋代属于上升时期，然而当时冗官、冗兵和冗费也已渐成“三害”，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负担沉重。包拯怀着忠君的情怀，经常要求皇上遵从“君道”，以社稷为重。史书记载，包拯曾将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抄写下来，送给宋仁宗作为座右铭，警示仁宗要以国家大事为重，虚心纳谏，选贤任能。包拯曾严厉批判宋朝的任官制度，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倡行廉政之风。他主张君王要重用忠诚正直的君子，不能任用奸佞小人，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有志之士。
然而，包拯的直言敢谏有时面临很大的风险，一旦龙颜大怒，就会波及自己的前途命运。宋仁宗年近半百，还没立太子，包公建议提前立定储君，以正国本。宋仁宗问他：“立谁为好？”包公回答：“我的建议是为国家着想，皇上问我立谁，是怀疑我的动机。我已经60岁了，也没有儿子，说这些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如果说得不对，甘愿接受责罚。”幸好宋仁宗没有追究。后来，包拯又直言宫中的亲信宦官权力过大，应当精减人员，缩减开支。这一次他虽然也没有受到仁宗的责罚，却得罪了仁宗的左右亲信。
事实上，包拯仗义执言，并非是对仁宗的不敬，而是出于对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公心。在任开封知府时，包拯为了尊重皇帝向南而坐的威严，每次升堂必向北而坐，这就是“包龙图倒坐开封府”的来历。包拯对仁宗的敬重由此可见一斑。
二、对大臣
包拯为官刚正，对高官、贵戚，甚至对皇帝后妃的越轨违法也按制劾谏，或依律治罪。仁宗皇祐二年（1050），包公52岁，权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拯任此官多次上书言事，指斥非法，不避权贵，主张改革，兴利除弊。在传世的《包拯集》的187篇上疏中，有35篇指名道姓地揭发了61名本朝官员各式各样的腐败行径。其中贪赃枉法、损公肥私者9人；惨虐无道、蠢政害民者7人；贪图荣禄、无耻求进者13人；知识庸昧、才不堪任者18人；态横奸邪、挟私逞愤者11人；无事生非、兴妖惑众者3人。
此间，包拯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张尧佐仗其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又是温成皇后的兄长，不仅大肆贪赃，而且还玩忽职守，致使国库空虚。因此，包拯三次上疏，认为“凡庸之人”应该离职。他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唾沫都溅到宋仁宗的脸上，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而张贵妃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为其伯父张尧佐说情。宋仁宗告诉她：“包拯进谏时，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此外，包拯还七次参劾王逵。《陈州放粮》是人们熟悉的一段以包公为主角的曲目，其创作依据便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期间的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是朝中有名的贪官，很多人都畏惧他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一次，王逵向皇帝告状，说陈州（今属河南）官员任中师盘剥百姓，任意搜刮钱粮。此事一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王逵贪婪卑鄙人尽皆知，而任中师是百姓心中的清廉好官，这是否是栽赃嫁祸？皇帝派官员前去陈州调查，但没有人敢去，唯有包拯主动请命。他在陈州充分调查后，掌握了证据，原来压迫百姓的不是别人，正是王逵自己。包拯列举王逵罪状，要求将他剥削的赃款归还百姓，将王逵撤职查办。为惩治王逵，包拯先后七次上疏，终于为民除了一害。
三、对百姓
包拯疾恶如仇，对百姓却想方设法予以体恤，多次上疏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减轻农民的徭役和赋税。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然而，这条惠民河却不“惠民”，经常泛滥成灾，使周边百姓无家可归。包拯不禁产生了疑问：“是什么原因使河水泛滥成灾呢？”他经过调查，发现两岸的达官贵族私自在河上建造堤坝，种花养鱼，并与自己的宅院连通起来，形成“水上花园”。而这就使惠民河被堵塞，造成河水泛滥的局面。包拯不顾权贵们的反对，命令将河畔的建筑物全部拆除。如此一来，包拯就犯了官僚贵族的众怒。有的皇亲国戚自恃位高权重，把他告到了皇帝那里。包拯毫不畏惧，拿出事先画好的地图，证明建造“水上花园”不仅违制，而且危害百姓。最终，皇帝下令拆毁堤坝。拔除了这些“钉子户”后，惠民河也通畅了。
断狱如神“活神仙”
包拯在后世的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主要是以擅长断案的清官面目出现。经过对现存包公墓志、史传、方志或文人的野史笔记的收集，能得到包拯断案案例十余则，包括冷清之案、割牛舌案、百姓卖柴薪被劫夺、逐盗为之所伤案等。
巧断“割牛舌”案是包拯在任天长县知县时的一个案例，这也是《宋史·包拯传》中记载的唯一一个审案记录。一天有人来告官，说是自己的牛舌头被人割掉了。按照宋代的法律，杀牛贩卖，必得有牛舌，以牛舌为纳税凭证，无牛舌则为私宰，触犯刑律。这个人没有牛舌，不敢擅自宰杀，所以前来告官。包公说：“你先回去把牛杀了卖肉吧！”可是不久，又有人前来告牛主人私杀耕牛。包公就把这个人抓了，说：“为什么你割了牛舌，又来告官呢？”割牛舌这件事，只有牛主人、盗割牛舌者和包公三个人知道。现在有来告私杀牛者，一定知道这只牛没有舌头，也就一定就是盗割牛舌的那个人。那个盗割牛舌的人，只好服服帖帖地认罪。通过这个案子，可见包公之足智多谋，明察秋毫。
包拯断狱，其中蕴含的监察、执法、治贪等思想十分丰富。1150年，包公权知开封。开封为首都都城，事务繁杂。开封府职能中，最令知府头疼的是繁复的刑狱案件，素有“京师狱市剧天下”之称。一到开封府，包拯便更易旧有审案制度，革新便民，进行诉讼程序方面的改革。按照当时的法律，百姓到衙门里告状，不能直接到知府面前递交状子，而必须要通过“门牌司”来转达。“门牌司”常常刁难勒索百姓，使很多有冤情的百姓不敢报官，难以伸张正义。包拯上任后，立即撤掉了“门牌司”，把开封府的大门打开，让百姓直接到大堂之上递状陈冤。这一举措让包拯深得民心，连市井的妇女、孩子都知道包拯的名字。包拯还亲自处理一些诉讼事件，理雪冤狱，号为明察。开封百姓称赞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包青天断案不用花钱打通关节。“包青天”的美誉，也是这个时候来的。
传奇人生留人间
包公既是历史人物，又是传奇人物。小说、戏曲、宗教中的包公，都是传奇人物。包拯历史人物、历史形象的出现，有一定的背景在内。而历史人物能化成传奇人物，同样有一定的缘由。
之所以出现了包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和包拯个人的素质品行是紧密相连的。在“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两条道路上，他选择了万古垂誉。这是因为，包拯是一孝子，终养父母；是一忠臣，忠心为国；是一清官，廉洁正直；是一良吏，干练笃行。他一生所为，无愧天地。
而这样一个道德楷模的形成，包公的个人品行是主要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由“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而形成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为包公的勇于谏诤，提供了外部环境。宋仁宗对包拯的知遇、包容，也给了他施展抱负的舞台。
历史人物如果不活在后代人的心中，那是真正地死去了。包公，却跨越了重重的历史门槛，一直成为小民崇敬的对象。因为，包拯最为人称道的一个方面，就是“廉直”。在政治腐败、冤案迭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社会环境中，小民迫切希望出现一个有权威的青天大老爷，来解救自己的燃眉之急，解除眼前的困苦与危难。于是，包公以一个传奇人物，从过去走到了现在。
包公在宋代就已经闻名开封府，妇孺皆知。之后，在宋元说唱话本中，经过口耳相传，作为正义的化身，走出生活原型，成为艺术典型。宋元话本中的包公，还属于最后露一下的“尾巴”式人物。元朝阶级矛盾尖锐，而杂剧发达，对包公形象的刻画虽然还不充实，但作为清官包公的艺术形象已经基本定型了。现存18种元公案杂剧，包公在11种剧中出场，如大家熟悉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也是在这个时期包拯被夸大和神化，经过引申发挥、移花接木、想象杜撰等，关于包公的传说故事不断扩增、更改或翻新。明清时期的包公戏曲虽不及元杂剧发达，但它以传奇的艺术形式，吸取了杂剧、词话及小说的某些精彩内容，通过舞台树立起一个疾恶如仇、铁面无私的“青天”形象。明代包公文化在戏剧、说唱、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依然呈现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在它的后期又增添了风行一时的公案小说，专写包公的公案小说有8种，最著名的为《龙图公案》，汇集了100个包公断案的故事。清末时兴起新的包公热，又诞生了清代一百二十回的长篇小说《三侠五义》。可以说，自宋以来，每个时代都有想象杜撰的包公传说，并据此演绎成动人的故事。在民间传说的过程中，包公逐渐由凡人上升为超人和神。而包公案文学作品始终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精神：除暴安良，为民做主，包拯始终作为一个清官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包拯为父辞官
相传包拯在青少年时代便以“孝”闻名乡里。包拯29岁时中进士，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去做官。他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建昌县离家又远，便主动请求回到家乡附近的和州（今安徽和县）任职。当时，父母亲流露出希望儿子留在身边的意愿，包拯为了奉养父母，便辞去了官职，回到家中照顾父母。父母亲去世后，包拯尽孝守丧，守丧期满仍不愿离开家乡。在父老乡亲的纷纷劝告下，包拯才告慰父母之灵，再次入朝为官。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由此可见，包拯秉性敦厚耿直，不迷恋权势，这也是他能做到一生清廉正直的重要原因。
现在，包公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合肥修复了具有几百年历史的素有“祖庭”、“圣殿”之称的包公祠。古都开封包公湖畔，涌现出一座灰砖绿瓦、气宇轩昂的包公祠。在肇庆、贵池的包公石刻、包公井都妥为修复；在包公投砚的地方——肇庆砚洲，居民自动捐资创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包公楼。甚至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也有包公文化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