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队对山东的军事占领，日占区殖民统治的建立，为日本侨民的大量涌入以及日本工商资本的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从1938年上半年开始，身份、职业形形色色的日侨尾随日军蜂拥而至，当中既有战争初期撤离的日侨，更多的则是抱着各种动机从日本国内新来的日侨。借助日本当局的支持，日本国家资本、财阀资本及民间中小资本纷纷进入山东，不遗余力地从事各种经济扩张活动，并以各种方式和形式参与占领区的经济统制与开发。日占时期，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的经济扩张达到了最大化，体现出殖民地统制经济的特征。
战前日本人在山东约有2万余人，多从事商业贸易、服务业和工矿业经营，其人数超出其他国家在山东侨民总数。战争爆发之初日侨大量撤离，在日军侵占山东后又大批复归，1938年后日侨人口出现急剧增长。除日本军队外，进入山东日本人多为殖民机构人员、原业主及新来从事各业经营的人员，并具有明显的家庭移民特点。随着日本占领区的扩大和地方殖民机构的陆续建立，新移民沿着战前日人在内地活动的轨迹，扩展到日占区主要城市、铁路沿线城镇及矿产区，而移民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当属青岛和济南。
战前（1936年）济南市区日侨人口共1873人，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济南后，原先撤离回国的日侨即陆续复归，至翌年2月约有740余人，到1938年7月增至6000余人。据1939年5月统计，在济南的日本人共有2864户、8853人。此后到1943年一直保持持续增长之势。期间济南日侨年均增加4400人，1939年迁入移民人口最多，达9000人。1942年7月日侨人口达21564人，比战前增加12倍。到1943年6月，在济南市区的日本人共有7359户、23000人。移居济南的日侨最初以男性居多，后妇女、儿童人口数增加，到1943年男女性别比例为119比112，呈现出家庭式移民的特征，同时也反映了移入地殖民地化的加深。济南日侨所从事的职业包括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殖民机构职员和商业、服务业人数为多。据1942年统计，年薪收入千元以上者有5647人，占移民人口的1/5强，这部分人应为各类机构人员；年收入600元以上的经营业户共1232户，在各业的分布情况。
在工商业户中，资本雄厚的大公司、银行、商社共174户，当中有三井、三菱等财阀资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等金融资本以及华北开发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国家资本的分支机构；中小民间资本则多为从事土特产品贸易和日货贩卖的商人，从事制造工业的经营业户少于青岛。据1943年9月济南工业统制组合联合会调查，全市大大小小的日资工业企业（包括被收买、合办的华商工厂）共263家。
日本移民大量涌入后，便争相在新旧城区置地购房。当时土地买卖须经日本机关批准，利用这一条件，日本人占据了大片的土地和房产。济南原商埠区公有土地有3490余亩，至1941年被日本人租用的达1194.73亩，约占34.2%；另外日人店铺、住宅面积87900坪（每坪3.306平方米），约合2920亩。日侨的房地产置业活动，导致济南商埠地价上升，1939年5月公布的商埠地一等地标准价格，每官亩（200步）地价5000～30000元不等，在日本侨民居住最为集中的经一至经三、纬一至纬十路之间地价甚至在万元以上。1939年底日本公布的济南都市扩张计划中，西部新市街地价每亩2000～4000元不等。利用日本当局给予的支持和优惠，日占时期日资房地产业急速扩展，济南商埠区日人居住区形成了连片的日式建筑群落，建筑业成为其最为发达的行业，而这恰与日本的殖民地经营和商业扩张分不开。
日占时期，日伪军政界曾一度看中济南水源充分、交通便利、货物集散量大等有利于工业扩张的条件，进而提出把济南作为山东开发中心地、华北首都南迁地的设想，但是受日本工商资本集中于青岛，济南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等因素限制，日伪政权实际仍是将济南作为地方政治中心、物资集散中心对待，在济南投入的开发资金十分有限。在济南经济扩张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军事政治的力量，通过吸引日本工商资本，统制华商资本，谋求对市场垄断，因此在各类殖民机构任职和从事商业贸易的人员远远超过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员。
1937年8月，日本在大举进攻上海的同时，开始为进攻青岛积极作准备，致使青岛形势骤然紧张。8月3日青岛日侨开始陆续撤离，9月4日1.5万日侨基本撤离完毕。12月18日，市长沈鸿烈下令将市内日本工厂、码头船坞、机械设备等悉数炸毁，以实行“焦土抗战”。被炸毁的日资企业包括9家纺织厂和橡胶、榨油、面粉、火柴、酿酒等工厂，据日方估计共损失2亿日元，其中被摧毁建筑物有667处，受损商户2500户，约占日资商户总数的96%；加上山东其他地区日方损失，总数约3.5亿元。日本工业资本损失为纺织业1.3亿元，一般工业960万元，电业150万元，矿业1330万元，船舶业37万元，合计15477万元。
为尽快恢复受损严重的日本工商业，重新确立青岛日资工商业在战前即已形成的优势地位，日本占领当局谋划并实施了各种“复兴”计划和方案。1938年12月，日本对华综合统制机构兴亚院专门在青岛设立华北联络部青岛办事处，以示对青岛地区的重视。1939年6月，为实施“大都市计划”，建立与关东州铁西地区一样的工业地带，胶县、即墨划入青岛市，青岛行政辖区面积由552方里增至5520方里，超过日本在东北地区设置的关东州（3461方里）；辖区人口也由50万人增至180万人。
日本占领青岛伊始，即在复兴产业、确立独占地位的方针指导下，着手制订城市长期规划。1939年4～9月，兴亚院青岛办事处着手实施青岛都市计划立案调查，调查主旨是从青岛未来都市发展和交通特点与优势出发，根据对城市工商业、城市消费、腹地辐射、港湾设施、铁路建设调查，制订未来都市发展的四期计划（时间为1942～1970年）。参与调查的机构以满铁系统为主干，包括青岛商工会议所、华北交通会社、国际运输、航业联合会、济南铁路局、北支事务局等。调查共25个分项，包括交通（铁道和港湾）、港口贸易、铁路网、煤炭输出、木材、腹地（华北）煤矿、农业、商品流通、渔港、工业、腹地铁路、交通经济等项内容。调查经改订编纂后，于11月上报兴亚院。这一大规模的经济调查，日本是以主权拥有者的姿态实施的，基于获取重要战略资源、扩张经济势力的目的，重点考察开发青岛港和铁路交通网对扩大青岛经济圈的作用。为提高青岛的经济辐射力，调查报告特别提出对策，建议修筑胶济铁路延长线和支线，以扩大青岛势力圈；开凿运河和汽车运输线，以弥补铁路运力不足；修筑胶济路复线，以保证对腹地的辐射力；发展各种工业，商港与工业港并举，使青岛成为日本工业进入华北的据点。
1938年1月日军侵占青岛后，日本侨民迅速返回。到当年4月，原在青岛的日侨便已基本复归。此后日侨人口开始迅速增长，1938年6月为6244户、25423人（男13826人，女11597人），1940年6月为8626户、32057人（男17229人，女14828人），1941年6月为34008人（男18691人，女15317人）。1942年1月为37191人，1943年6月日侨人口达到11238户、38449人，男女性别比大致为118比100.日本人持续不断的涌入，导致其在青岛占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1937年7月日人在青岛市区人口中的比例为3.04%，1938年6月上升为5.18%，1940年6月为5.7%，1943年3月升至9.46%。青岛日侨人口增长速度虽不及济南，但因其原有人口基数大，净增数超过了济南，说明日本人在山东的势力仍是以青岛为中心。
据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1940年3月调查，截至1939年底，在青岛的日本人由1937年7月的3896户、16741人增至7732户、28683人，分别增加91.5%和71.3%。其职业类别调查，银行、公司职员及薪俸生活者5807人，占53%；一般商工业者1753人，占16%；工厂劳动者298人，其他2995人，占27%。日侨所从事的职业，以银行、公司职员居第一位，从1939年8700余职业人口的调查统计可以看出，在青岛的日本人（不包括军队）绝大多数从事与经济行业有关的事务，这与在济南的日侨有所不同，说明这一时期日本在山东的经济开发仍以青岛为中心区域。
在移民人口迅速膨胀的同时，日本在青岛的投资也随之恢复和增长。截至1940年6月，日本在青岛投资额达2.68亿余元，其中生产加工业1.49亿元，占55.5%，商业0.32亿元，占12.5%，贸易业0.14亿元，占5.5%，金融业0.25亿元，占9.5%，交通业0.15亿元，占6%，其他0.31亿元，占11%。
除青岛、济南两城市外，到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城镇、沿海城市从事商贸、工矿经营活动的日本人，在这一时期也大量涌入，其规模大大超过战前。截止到1943年6月，日本济南总领事馆管辖内的日本人，除济南市8107户、25952人外，还有泰安294户、589人，枣庄450户、1297人，兖州552户、1306人，华丰煤矿550户、644人，德县604户、1980人，济宁269户、788人。同期在胶济铁路沿线城镇的日本移民，即墨有47人，胶州100户、150人，高密117户、195人，坊子435户、1059人，潍县205户、394人，安丘、昌邑、昌乐、寿光、羊角沟等地有148户、178人，青州400人，张店670户、1800人，淄川810人，博山408户、900人，周村110户、215人。同期烟台有日本移民755户、1813人，龙口139户、560人，威海100余人。
从山东各地城镇日本人分布情况看，日占时期的分布格局与战前有许多相同之处，如移民人口依然集中于青岛、济南以及铁路沿线地区和城镇；但同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在作为日本经济“开发”重点区域的煤矿和铁矿产区（包括战前进入的地区），所集中的移民人口远远超过战前；在这些地区的日本常住人口男女性别比例通常高于青岛、济南等城市，从业者多为日本当局派往的职业人员，包括公务人员、公司职员等。此外，日本移民在内地的分布范围比战前更广，除领事馆驻地城市外，还分布于144个县城和城镇。具体情况。
随着日本军事进攻和殖民统治向鲁西、鲁南地区的延伸，日本移民和工商资本也随之迅速扩展至这些地区和城市。1939年后在兖州、济宁、枣庄等津浦沿线城镇的日人剧增。以鲁西南物资集散地济宁为例，战前日本势力尚未直接进入，日占时期日本移民及其工商经营活动很快渗入各行各业。当地稍具规模的蛋品加工、面粉和火柴工业大都为日商所控制，3家蛋品加工厂有2家与德国合办、1家与日商合办（茂新洋行、资本5万元），济宁面粉厂与日资合办（资本50万元），振业火柴厂济宁分厂被纳入日本统制的火柴联营社。在济宁及周边商品集散市场，日商经营收购兖济道、曹州道、泰安道所属十几个县的农畜产品，并建立起对皮革、煤炭等重要物资的交易统制。到1941年，在济宁的日本工商资本已有95万余元（商业66.6万元，工业28.5万元），虽然规模只有同期华商资本（286.8万元）的1/3，但对主要工商行业的经营控制能力却远非华商能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