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业投资的一般状况
北洋政府统治末期（1927～1928年），日本在华投资总额有几种不同的估计。按照正金银行总裁小田切的估计（此项估计由太平洋国际学会日本委员会提出），日本在华主要投资总额为253963万日元，其中借款73047.7万日元，包括工矿、商贸、金融等在内的一般投资180915.4万日元。同期，日本在青岛的投资共约13964.5万日元，投资额在关内仅次于上海（27400万日元），其中工商业投资90683840日元，地产48493000日元，公共类投资468160日元。但是，此项统计经美国学者麦雷审核认为错误甚多。日华实业社根据正金银行报告及其他资料估计，1926年末日本在青岛的投资约8800万日元，其中纺织业4300万元，普通工业1500万元，其他不动产3000万元。另外，按照青岛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统计，日本在山东的工矿业投资总额共约9900万元，其中在青岛的纺织业投资5000万元，其他工业投资1500万元，在胶济铁路沿线和济南的各项工业投资1000万元，沿线矿业投资2400万元。但是这项统计没有包括纺织业中的1200万元流动资金，如果将该项资金和其他地区的零星工矿业投资计入，日本在山东的工矿业投资应在1.1亿日元以上。
日本的工业投资依旧集中于青岛。八年的殖民地经营，使青岛的日资纺织业以及其他加工制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日商所经营的榨油、烟草、屠宰、皮革、蛋粉、轧花及啤酒等工业，大多数是以对山东本省土产品原料进行加工制造为特征。在这些行业只有中小华商资本所经营的各种中小工厂，也很少有英、美等拥有大资本的外国企业与之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日本工业的独占地带。
日本归还青岛后，随着大批日侨的回国和部分日商资本的转移撤资，许多日资中小企业停业倒闭，在短短的二三年时间里，先后停业的日资企业有70余家，但是，资本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基本没有受到太大影响。1925年，日本青岛领事馆领事堀内谦介给日外务省大臣币原喜重郎的调查书载，青岛共有日资工厂103家，实际开工企业96家，其中纺织工业13家，化学工业24家、机械工业12家、食品工业28家、其他工业19家，注册资本35000万元。在青岛四方、沧口一带，集中着内外棉、大康、隆兴、钟渊、富士、宝来等6家纱厂，在台东镇附近则麇集着日华蚕丝、大日本麦酒、山东火柴、青岛燐寸、东和油房等大型日资工厂。关于日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资本情况，详。
表中所列企业，从企业组织形式上看，在青岛设立总公司的有14家，设立分公司的有4家，两合公司有7家，较大的独资工厂有20多家。1927年，资本50万元以上的日资企业有20家之多，资本总额不下1亿元，而华商同等规模的企业只有华新纱厂和永裕公司。各厂生产的产品种类有棉纱、啤酒、火柴、建材、面粉、皮革、烟草等等，产品销路以山东全省以及广大华北为市场，部分企业在出口方面非常活跃，产品主要销于日本。
同一时期，日本资本在济南开设的企业有面粉、皮革、药品、蛋粉以及轧花等工厂，但后来皮革、药品等工厂因经营不善而倒闭。1925年，济南的日资企业有6家，这6家企业是祥阳火柴公司、安泰骨粉工场、满洲制粉会社、中华蛋厂、出水肥料济南工场、千代田罐诘工场，但尚在营业中的只有祥阳、安泰两家工厂。祥阳火柴厂成立于1925年，是青岛东亚燐寸株式会社在济南开设的分厂，资本30万元，厂内有火柴机15台，职工400人，其中男工100人，女工50人，童工250人，年产值30万元。安泰骨粉工场资本9万元，雇工50余人，年产值20万元。出水肥料、千代田罐诘、满洲制粉三家工厂均因经营不善而停业，中华蛋厂则转为个人经营。1928年祥阳工厂也因工人罢工而停业。这一年，日本人齐藤利一和川崎益荣又在济南开设鲁兴火柴公司，资本3万元，有工人400人，产品商标为“五福”、“松福”，销于本埠及津浦铁路沿线。此外，在烟台地区还有一家日资企业——龙口中山矿业公司。这家公司原由中山辰次郎个人经营，1925年3月改组，吸收其他日商投资，出资者除中山外，另增加了4名日商，资本也增至20万元。
这一时期，日本在华合办企业大致分为以下几类：根据中国公司法而设立的企业；根据特殊条约或协定设立的企业；根据日本商法，经过日本领事馆登记，吸收中国人资本参加而成立的企业。当时山东三家主要的中日合办企业都是根据“特殊协定”而设立的。根据1923年1月“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在对日本占据的原德国经营的矿山企业进行估价的基础上，成立了三家特殊的合办公司，即在接收淄川、坊子煤矿和金岭镇铁矿基础上成立的鲁大矿业公司，在接收青岛电灯公司基础上成立的胶澳电气公司，在接收屠宰场基础上成立的青岛宰畜公司。
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23年5月27日，原为德国青岛总督府直营的发电厂，日占时期为日本当局经营的青岛发电所。日本交还青岛时，根据“山东细目协定”改为中日合办。公司资本200万元，实际投入150万元。总股本12万股中，中方股本64800股，占54%；日方股本55200股，占46%。中方股东393人，大股东为王雍记（4586股）、王子雍（3385股）、隋石卿（3400股）、宋雨亭（2500股）、宫淑芳（1200股），中方股东以小股东占多数，20股以下的股东占147人；日方出资主体是青岛电气公司，拥有胶澳公司的股份23600股。日方股东27人，当中有铃木格三郎、西川博、石桥藤次郎、田边郁太郎等著名日商。公司董事中日各占5人，监事中日各2人。华商隋石卿任董事长，村地卓尔任副董事长，王子雍任经理。日商桥光隆任经理。电厂交还前，设备装机容量5000千瓦，后来随着需要的增加逐步扩充，供应市内电灯和工厂动力用电。青岛屠宰场于1923年11月改为中日合办，翌年5月正式成立。公司资本为40万银元，中方出资54%，日方出资46%。
按日人樋口弘估计，日本参与三家企业合办后，对鲁大公司的投资，除实缴资本外，加上贷款及其他形式的投资约1000万日元；对于胶澳电气公司出资和贷款两项投资约250万日元；青岛宰畜公司投资估计约50万日元。合并计算，日本对三家特殊合办公司的投资约1300万～1500万日元。青岛两家合办企业为日方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胶澳电气公司规定股东官利为年利1分，开业当年第一期红利4.4%，1925年每股红利上升至6%；同期屠宰场每股红利率为8%。
2.日资企业经营态势的变化
192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和日本工业资本投向的调整，日资企业的经营格局与态势也发生了若干显著变化，按行业消长和企业经营态势，变化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企业，因市场条件和经营环境的变化，逐渐由盛转衰，有的停业，有的规模缩减。最突出的为蛋粉、榨油、砖瓦、面粉加工等几个行业。
鸡蛋加工业兴起于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蛋粉等加工品作为军需品有大量的输出。但战争结束后，国际市场对蛋粉的需求减少，蛋粉工厂受此影响，渐次倒闭歇业。大阪巨商伊藤忠兵卫投巨资在济南开设的中华蛋厂，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家日资蛋厂。蛋厂成立于1920年，厂内拥有最先进的机器设备，产品直接向欧洲出口。但该厂开工不久便因银价和蛋价上涨，经营出现亏损，生产难以为继，最后只得宣布停业。20年代初，从事加工蛋粉的日商工厂悉数停业，只有德商经营的天成洋行还有少量生产。日资鸡蛋加工业由蛋粉转向冷冻蛋加工出口。1923年成立的日资石桥洋行即属冷冻蛋加工企业，日生产能力为液体蛋15～20吨，年产约5000吨，日消耗鸡蛋50万～70万个。企业生产设备有约克式榨机3台，冷藏库容量800吨。产品以日本和英国为销售市场。
日资精制油业在20年代初曾盛极一时，加工工厂多达十几家。但是，“日人经营油坊以输出为本务，若专事制油亦难获利”，随着战后欧美花生油进口的减少，大部分靠收买内地粗制油加工出口的工厂，便因开工不足只能勉强维持。到1920年代中期，日资加工企业只剩东洋制油、东和公司、峰村洋行、三菱油坊4家，真正具有机器榨油能力的东和与峰村两家油房，也处于半开工状态，后来峰村因资不抵债由汇丰银行接管。尽管日资加工业处于衰落状态，但其规模仍超过了华商，东和依旧是青岛最大的榨油企业，年制油5500吨，年消耗花生22.5万担，而华商数十家油坊，“不能敌日商一家之产量”。
日商面粉工业投资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开设于济南的满洲磨房早就歇业；青岛制粉株式会社因市场关系，日产3000吨的能力只能处于半开工状态，年产面粉约40万～50万袋。1925年10月，日商在青岛成立福星面粉公司，工厂只有一台制粉机，动力20马力，基本属于小型机器磨房性质。同期山东全省共有11家面粉厂，其中日商工厂2家，总产量约100万担。
这类企业经营不景气甚至停业倒闭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生存很大程度上依存于战时国际市场的特殊需要，当战争结束后，市场需求大幅缩减，企业生产因产品无销路，很快便难以维持。此外，某些企业（如砖瓦厂、窑业工厂）的经营，是以日本殖民政府市政建设为条件，靠与当局的特殊关系承揽工程用料，青岛交还中国后，这些企业自然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和基础。
第二类企业，基本维持原先的格局，变化不大，如火柴业、铁工业、家具、印刷等行业。
北洋政府时期，青岛共有三家日资火柴厂，三家火柴厂的日生产能力达245吨，其中青岛燐寸90吨、山东火柴120吨、华祥35吨。山东火柴工厂由日本火柴业中的巨头、神户的吉右卫门家族经营。1920年3月购并明石惣五郎经营的山东火柴公司，1925年又购并东鲁燐寸株式会社，合并后的火柴厂资本金100万元，占地1万坪，建筑面积3000余坪，规模宏大，年产量达4万吨，成为青岛火柴行业的霸主。华祥燐寸株式会社成立于1924年4月，由青岛燐寸株式会社创办人宇田贤治郎创办。开始公司资本只有3.8万元，系一家中日合资的小火柴厂。第一期分红率为15%，第二期为35%，第三期资本增至7.1万元，为了扩充资本，公司大幅度增加公积金，分红率降为15%。
铁工业中的日资铁工厂规模一般较小，以生产加工铁器为主，并兼营维修，资本很少有超过5万元的。5家主要的日资铁工厂，梅泽商会资本4万元，锦信铁工厂资本2万元，津野铁工厂、胶东铁工厂、兼元工厂3家资本都只有1万元。严格说，这些日资铁工厂与华商铁工厂处于同一层次。
第三类企业，资本投资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赢利也处于较高的水平。棉纺织业和缫丝业无疑是这类企业典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日本工业资本为了降低原料、运输等生产成本，以摆脱国内市场萧条和资本过剩的局面，将眼光转向中国沿海城市，而有着丰富腹地棉花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青岛，也自然成为纺织业投资的重点地区。继内外棉纱厂之后，1919～1923年，日本纺织业资本利用日本当局的支持，先后在青岛投资开设了大康、富士、隆兴、钟渊（公大第五厂）、宝来等5家机器纺纱厂，形成了日商纱厂第一次扩张高峰。1923年一年之中就有隆兴纱厂、公大第五厂、宝来纱厂三家日资纱厂建成投产，同时内外棉、大康也分别将纱锭增至63200锭和58000锭，5家日资纱厂的纱锭总数达167912锭，是同期华新纱厂纱锭数的近6倍。1924年宝来纱厂建成投产后，青岛日本纱厂增至6家，第二年纱锭总数达231800锭，投资规模仅次于上海，居国内第二位（各厂情况）。日资纱厂集中于四方、沧口两地，占地面积达68.7万坪，其中拥有30年使用权的借用地55.3万坪，私自填埋土地13.4万坪。6家工厂共有固定资本5000万元，流动资本金1200万元，年生产棉纱25万捆，产值5500万元。6家工厂共雇佣日本人550人，华工1.5万人，年生产费用750万元，其中劳动工资280万元，年煤炭消耗量达7.5万吨。
1928年，6家日资纺纱厂的纱锭总数达247080锭，自动纺机1710台，纱锭数是青岛华新纱厂（3.3万余锭）的近7.5倍，是华新、鲁丰两家纱厂纱锭总和（6.1万锭）的4倍。最大的日本内外棉纱厂有纱锭6.32万锭，超过了两家华商纱厂纱锭的总和。
华商纱厂与日资纱厂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纱厂家数和资本规模上，同时也反映在生产技术水平上。据1930年代初的有关调查证实：华厂纺20支纱，每1万纱锭须用工人550～600人，日厂只须500人；华厂在24小时内，每支纱锭可纺16支纱1.15磅，日厂在22小时内可出16支纱1.20磅；华厂在12小时内，每台织机可出重13磅宽36英寸棉布60码，日厂在11小时内，每机则可出同样的布65.68码。以上对比表明，日厂的劳动生产效率要明显高于华商纱厂。
日本纱厂对华商纱厂构成的威胁和竞争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山东省内只有青岛华新和济南鲁丰两家华商纱厂，尤其华新纱厂孤处于日资纱厂的包围之中，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压力。据当时华新纱厂经营者周志俊回忆：纱厂开工之初，生产经营年年有赢利，但是“嗣后各外厂勃兴如雨后春笋，财力丰富，锭数较多”，华新纱厂“规模既小，夹处其中，营业困难，远非局外人所能预测。故一九二四年度竟无余利可分”。后来为应对日厂竞争，华新纱厂不得不将赢利大部用于技术改进和扩大再生产。
日资纱厂具有明显的优势，致使华商纱厂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但是日本纱厂却始终未能将华商纱厂压垮。孤悬于日商纱厂包围之中的华商纱厂之所以能够保持不败，且有所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华商纱厂本身不断进行的自我更新扩张，也有市场方面的因素。当时市场对棉纱存在的大量需求，给中资工厂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使纱厂产品仍能有相当的销路。所以当时曾有人对中日纱厂的竞争形势做过这样的判断：
现在华厂与日厂的竞争并不是生死存亡的竞争，乃是争赚利多少的竞争，故并不严重，将来的竞争，才是生死存亡的竞争。中国棉业现在没有问题，问题是在将来。
青岛日本纱厂及华商纱厂的发展，使日本对青岛港的出口货物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厂所出之纱与粗布不仅敷供境内之需求，且有多数余货运往外洋及通商口岸”。结果棉纱进口减少，机械设备进口增加；粗纱进口比重下降，32～42支细纱的进口增加。1923年日本对青岛的棉纱出口由上年的119346担减至72741担。1924年又进一步减少至24025担。同一时期，日资纱厂生产的棉纱、棉布逐渐成为青岛重要的出口商品。1924年共输出棉纱1.32万件，翌年增长1倍，1927年达6.4万件。1925年输出市布、粗布26万匹，1927年增至55万匹。此时，日本棉纱除在本省即墨、潍县、昌邑等处销售外，还行销至京津地区、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省份以及东北地区。
1920年代中期，日本工商资本共在中国设立了6家机器缫丝工厂，其中山东就占3家，即铃木丝厂、张店丝厂和公大丝厂。1927年，3家日商丝厂共有丝车1332台，而全省7家华商机器丝厂（全部集中在周村）总共只有丝车760台。
青岛铃木丝厂开设于日占时期，20年代后，铃木丝厂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达250万元，年产量增至1500担。厂内共有5个缫丝车间、2个烘丝车间、3个再缫车间、2座锅炉房、电气动力25马力，缫丝机总数736台，另外丝厂还拥有回转式选茧台、中原式煮茧机等先进设备。丝厂生产完全由日人控制管理，工人从当地招募，共有缫丝工736人、再缫工60人、选茧女工43人，加上其他工序的杂役，工人总数约1100人。1923年丝厂营业额为370万元，1925年达420万元。
1923年，原先负责为铃木丝厂购买蚕茧原料的张店丝厂实行改组，扩充资本至20万日元，成为独立的丝厂。丝厂设备有缫车298台、锅炉3座，主要利用当地原料从事生产。
同年，日商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钟渊纱厂的投资方）在青岛设立了第三家日资丝厂——公大丝厂。公大丝厂有缫丝机200台，同时还安装了获得日本国内专利的新式直缫机26台，直缫机可同时缫制36条丝，每个丝条有自动添绪器和丝框自动制动机，技术水平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据1925年的一项调查，周村蚕茧的年集散额约300万斤。而日商青岛丝厂在当地市场的收买量为60万斤，约占20%，其余的80%由当地4家华商机器缫丝工厂收买。华商机器丝厂生产的生丝产品运到上海市场出口，手工座缫丝则在当地市场出售，用作本地织绸原料。在张店，每当收茧季节，铃木丝厂恃其资本雄厚，大肆收购。“买茧之季，日本正金银行充量供给其用款，等于无息之贷款”，每年丝厂收买茧数约20万斤以上。结果“山东之蚕丝业大受其影响，茧市几全为该厂所操纵”。
三类企业中，棉纺织业的赢利水平无疑是最高的，第二类企业基本维持原来的水平，而其余企业大多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与商业企业相比，工业企业的整体赢利水平算是高的。
在华日资纱厂大半隶属于本国母公司，财务报表与母公司合并，结果使纱厂投资的利润和红利难以单独反映。但是若按1927年日本商工省根据89家公司报告的估计，日本在华纺织业投资为15360万日元，利润为840万日元，差不多有5.5%。青岛内外棉纱厂作为日资纱厂的典型，其利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资纺织企业利润的波动情况。1921年前期内外棉的资本利润率为74%，后期高达84.9%。1922年因青岛归还中国，日资工商业经营普遍受到影响。当年前期内外棉利润率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后期又比前期减少一半多。此后二年因资本扩大，纱厂资本利润率有所下降，但利润绝对值却恢复了上升之势。1927年在国内形势的影响下，纱厂利润率降至最低点，前期为3.1%，后期为4.5%，然而若就全年利润相加总计，利润率仍有7.5%，高于同期在华日资纺织业平均水平（详）。
根据日人所做调查，日资企业的利润水平按其所处行业和经营状况有着很大差别，大致而言，在5%～15%之间。是青岛部分日资企业1925年或1926年度上期赢利和股东分红情况，其中有些企业是独立核算，有单列的资产负债表，而有些企业与母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表没有单列，所以不能完全代表该企业真实的利润水平，只能以总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赢利作参考。
为了对日资企业的经营利润水平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有必要将这一时期日本国内企业的平均红利率拿来做一比较。1925～1928年日本国内企业的综合红利率平均为6.08，工业企业为7.51，商业为3.99.由此可见，尽管20年代前期山东的日资企业经历了委顿不振，但在经过改组兼并和追加投资后，其经营赢利水平多数情况下仍然高于日本国内平均水平（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