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我们陕西地区的文学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延河》的作者队伍中，涌现出一批新人。令人特别高兴的是，在这大批新的业余作者中，许多都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工农劳动者。出现在我们《延河》上的作品，无论就生活内容、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水平。虽然如此，我们大家却毫不自满，迫切地要求提高自己的写作修养和作品质量。作协创作委员会和《延河》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一些业余初学写作者的来信，热切地表示自己这种愿望。这种愿望是最值得珍贵的。的确，在我们的前方，文学的道路，文学的天地，还很辽阔；而对于某些初学的同志来说，从朴素真切的生活素描到进入真正的文学艺术创造的境地，还需要认真地向前跨出一步去。
记得在一九五九年春，有一回，在大厦礼堂听报告，我跟胡采同志在一起，偶尔谈到当时咱们杂志上的几篇散文作品。那几篇作品都是经过剪裁、虚构、渲染，有冲突有故事情节，有各种生活场景和人物心理描写的；也就是说，是按照文学创作意图来反映现实生活的。那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朴素、亲切，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国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生活，给读者添了干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作品的思想艺术分量还不够，精神的感染力量还不强，好比火候不到的烧结铁还没有达到真铁真钢的程度。当时我和胡采同志都觉得，从作品本身看，这几位作者同志，已经前进到文学创作的边界，来到文学创作的关前，只要再跨出一步，就可以破关越界，真正进入文学创作的世界了。不过，我们往往由于没侦察出这条边界和关口，就免不了会有很长时间在关前徘徊，好像只隔一层薄纸，一捅就破，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去捅它一家伙。实在说，任何人的任何一次创作，决定性的战斗，自始至终都在于“破”这一关。
这个分界线或关卡，就是认真的艺术构思。有时，我们感到自己的作品总是差那么几斤几两，差点儿什么，因而思想艺术水平上不去，假定我们的生活积累已够丰富的话，那么这差的就正好是认真的艺术构思。
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我们的革命文学是反映人民的革命生活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惟一源泉。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把深入工农群众斗争生活摆在第一位，绝不可以因为要求提高艺术修养就忽视这个艺术创作的根本前提。要提高我们作品的质量，首先要求解决的还是深入生活和提高思想水平的问题。生活不深，思想不高，谈构思一无原料可构，二则构而无思，艺术构思便会成为一句空话，一句危险的空话。
源泉要靠自己去开辟。源泉问题解决了，有了丰富的原料，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就需要进行认真的艺术构思，刻苦的、深刻的、反复的艺术构思，从矿石中把所藏之珍贵稀有的金属提炼出来。
创造性的劳动！要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从深入生活实际接触现实生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创作”，直到作了最后一次修改，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这一全部过程，都是创造性劳动过程，艺术构思过程。从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激发起创作冲动的时刻起，是艺术构思最集中最紧张的阶段，而反复推翻、修改原稿的过程，则是艺术构思逐步深化的过程。
艺术构思的任务，是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实际生活的每一现象所蕴藏和所显示的阶级的、社会的、时代的深刻意义；要求我们用典型化的方法通过对人物和事件的描述，集中而强烈地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内容，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真理；揭示社会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状况、时代特征、革命动向和未来的理想，鼓舞“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譬如，社会主义建设，忘我的劳动，冲天的干劲，这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一个普遍主题，有许多作品都是描写这个主题的。其中有些作品，虽然人物的干劲很大，可是我们看了它，却不明白这人干劲为什么这样大，总觉得这作品缺乏内在的动力，觉得从这篇作品中没有洞见日常生活的底，没有使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丰富起来。因为我们在作品里所看到的，也正是我们平素看过千百次的生活现象；作品中所讲的道理，也许还没有我们能讲出来的多；而人物的感情表露，又好像不是出于他的生活、发自他的内心、来自他的灵魂深处，而是作者从外部给人物规定的，因而打不动我们的心，引不起我们的同情或憎恨。另外有些作品就不同了。以这次座谈会指定的参考作品《铁路工地的深夜》为例。这是杜鹏程同志的出色的短篇小说中的一篇。这篇小说，描写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轰轰烈烈的生活，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忘我劳动。同样的社会生活事件，它为什么只有几千字就写得那样深刻动人呢？让我们来探索一下作者的艺术构思的主要线路。
大家知道杜鹏程同志在解放战争中一直在部队里生活，解放后又一直在宝成铁路建筑工地工作。从前拿枪现在拿镐的战斗者，是他的朋友，他很熟悉他们。他生活在秦岭的大山里，在那儿，人们靠着一双手和一双肩头，靠着智慧，硬是要秦岭低头嘉陵江让路。这得有多大的革命英雄气概！成千成万的英雄在作者的身边活动，成千成万的动人事件在他身边涌现。作者想要歌颂它，用文学反映它。写哪一件事，从哪儿写起呢？写他们白天晚上抡榔头，放炮，抬石头吗？当然可以写，应该写。但是总要通过作品，使人们有思想感情上的新收获，达到丰富读者思想感情的目的吧，哪怕只是一小点呢！事实是成千上万的人们日以继夜地在艰苦奋斗，作者在思考这场翻天覆地的生活中的深刻意义；生活中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具体而又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主题，有待作者去发现，去抓住那重要的、深刻的。此外，还需要生活本身提供某种机会，把蕴藏在作者心田的、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感觉，富有生活诗意的联想，触发起来。
一个初冬的深夜，作者驱车在秦岭峡谷疾驰，他跟总指挥一块去参加一个工程会议，银灰色的薄雪，车轮留下的黑色的辙印，迎着灯光立起来的野狐，山沟里一两声狗吠，丛山多寂静！大自然的征服者在寂静的深夜山丛中飞行，也正是这时刻，几万人组成的劳动大军，正在深山中从事移山填壑的战斗……这情景触发了作者的生活诗意的联想。他身边的总指挥，驾驶室的司机，他们的豪迈而又有趣的生活，一件事又一件事并不连贯地在作者脑海里展现出来。有一次在成都开完会要返回工地，有同志发现市场上有好皮鞋，总指挥也想给自己老婆买一双，可是不知道老婆的脚大小，该买多大尺码才合适，司机说：“我知道。”又一次，大伙已离开成都，走在路上，总指挥忽然想起来，忘了在四川买些地瓜（这是他平素顶喜欢吃的家乡土产），司机说：“我已经给你买来了。”平素大家都把这位司机叫做总指挥的活记事簿，因为他常常替总指挥记着许多要处理的事情，到时候总指挥如果忘了，他就提醒他。这些事情谁也不留意，然而一个生活问题吸住了作者的注意，吸住了作者的生活和艺术思想，这就是，在艰苦而又豪迈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中，人和人的关系。这种世界上最新的人和人的关系，就是阶级友爱，同志爱。忘我劳动中，互相关怀，是一种品质的两个方面。这是人和人的共产主义关系，这种品质是共产主义品质，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人和人的关系和高尚品质、社会风习。因此这是具有阶级的、社会的、时代的深刻内容和特征的。总指挥和司机老赵之间的关系，恰巧鲜明地呈现着这一生活意义。当然，这篇作品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作者虚构的，然而它是在现实生活的无数事实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作者本人就长期生活在这种人和人的关系之中。而且，对这篇作品来说，作者还有一定的模特儿，作为虚构的蓝图，有了这样的构思，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配置、故事轮廓、发展轨道、主要的波澜、最后的转折，开头以及结尾，大体上就有个头绪了。有了这样鲜明的构思，作者就可以摆脱成千成百件具体事实的负担，或摆脱真人真事的表面枝节的吸引，只根据艺术构思的需要选择若干事件（在长篇里），或截取一个事件的高潮部分（在短篇里），甚至只摄取一个生活的侧面（像《铁路工地的深夜》所作的），站在思想和生活的高处，加以大胆精心的剪裁和虚构。把那些对作品构思是多余的东西，不论其多么吸引人，也下狠心毫不怜惜地削掉；把能用暗示方法解决问题部分，在行文中找适当机会随手点他几笔加以提示，其余留给读者用联想去创作和补充，（这在读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和满足，在作者来说，则是在字里行间，大大扩充作品的容量，扩展时间空间的广度深度，增强故事背景的气氛，刻画人物，渗透思想而又使作品极度凝炼的笔法，如《铁路工地的深夜》，从头到尾都没有描叙总指挥的过去；但其中，通过老赵在月光下看到他胳膊上并排摆着的三个伤疤――你可以想到这是机枪子弹的弹痕――和泥巴点点的衣服遮盖着的更多的伤疤，而这一切却又是遥远的事情，等等。只有几句，你就可以想象到他曾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革命军人，可以想象到他的光荣战斗的一生）；把不合乎构思要求的部分加以改造；把缺欠的部分，根据作品其他部分联合起来所产生的必然情景，合情合理地加以虚构和补充。然后集中而强烈地，又准、又稳而又狠狠地写将起来，思想不游离，笔锋不凌乱，不多不少，一刀下去就要求刻出一根有思想艺术目的的线条。
到这儿我们还只探索到《铁路工地的深夜》艺术构思的中途，还没有走到头。因为，气吞山河的生产建设也好，忘我劳动也好，同志式的关怀也好，这一切又是如何产生的？通过这一切，我们还能进一步看到这些英雄们的精神世界里，有什么样更高更新更闪光的宝藏？而这种闪光又是我们这时代的、这社会的光芒。事实上，作者在获得了那种生活诗意的触发，在有了那一连串生活联想，抓住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生活思想之后，作品仍然尚未最后形成，因为作者自己对此还不满足，自觉还未探到生活最深处，因而此时尚无搬到稿纸上的要求。过了一些日子，很偶然的，作者在灵官峡遇到也辛同志，闲谈起来，谈到那位司机，他告诉鹏程说，那位司机因天将雨而发愁，因为有几个工点将因雨而碰到意外的困难。这位司机对全部工程和各个工点施工情况的熟悉和关怀，大大感动了也辛同志，也又一次激动了鹏程。也辛的话给鹏程同志很大的启发，正像俗话所说：“这一捶敲亮了心。”作者从也辛同志的闲谈中，找到了他正要找寻的东西，找到了生活事实中的深刻的思想意义。作者就这样，又深进一层，从英雄们的精神状态里，看到那种推翻了剥削和压迫，扭转了乾坤，获得了解放，做了社会和大自然的主人的人，看到了他们的阶级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是生活的主人。要知道，劳动人民这种生活主人公的风格和由此而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产生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的解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无比威力。我们都熟悉《国际歌》里那激动人心的名句：“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种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最根本的思想感情特征，心理行为特征，移山填海的精神力量的源泉，在《铁路工地的深夜》里，是通过司机老赵的形象体现出来的。为什么不通过总指挥？因为总指挥在这篇作品中所处的生活位置，是一个当然的生活主人的位置，他的一切思想、感情和作为，都必然是会体现这一点的；老赵不同，他的职务是司机，是专给总指挥开小汽车的，如果讲任务和职权，他只是开好汽车而已，因此离开工作职位的表面责任，而瞩目于他同整个工程、同全部社会生活的关系，就可以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而又更加个性化地表现这种时代精神、时代心理。你看这位老赵，他像会议室的每一个人一样，对铁路工地的无数工点都非常熟悉：五十一号工点的负责人可能干些什么，他心里有底，所以他趁总指挥不留意，加快速度不但越过五十一号而且越过好几个工点。当总指挥发觉了他的鬼名堂，命令他掉头转回五十四号工点时，他不慌不忙地说：“我帮你记着这件事哩，今日下午，我以你的名义给材料厂厂长挂了个电话，叫他先把材料拨给五十四号工点，回头补手续。”鹏程同志的大多数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是充满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的。实在说，大多数写劳动建设题材的当代作者，都在努力表现这种时代精神特征，但是也有一些作品，由于作者缺乏深刻的艺术构思，所以蕴藏在人民生活中的精神铀原料，还没有能够被制成各种性能的精神的原子弹。
我想，在座的同志中，或许有同志会跟我一样，在写作中，常常表现出另一种缺少真正艺术构思的现象，就是把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的生产过程，把一个社会群众运动的事件过程，或一个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的全部过程，原原本本地搬进小说或搬上舞台。所谓原原本本，并不是说事实的全部，而是说作品的基本特点。事实上，我们在搞到素材时，也是经过了一番剪裁，安排了人物、矛盾冲突、故事情节，并确定了思想内容的。但是它的特点是，不管作者如何费力剪裁，如何编排，如何安置他的人物，自始至终，都是事件的原始过程支配着作者，并通过作者支配着作品中的人物。作者自己对材料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作品中的人物对事件以至对作者本人也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作品在写作时，一般说来比较顺利也比较迅速，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没有站起来用自己的思想性格来跟作者对抗，约束作者的主观随意性。作者本人也就体会不到创作的甘苦和欢乐。大家知道，作者和他的人物的关系，也是一种矛盾统一的关系；作者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塑造着人物，但人物却对作者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作者三番五次地进行艺术构思，修改自己的人物性格，要人物活起来，站起来，是典型，又是个性；人物性格一旦形成，一旦活起来站起来，他就要顽强地按照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思想性格、个人气质来思考、说话、做事、行动、抒发内心情绪，这时候，他常常都要跟他的作者发生争执，和作者的主观随意性对抗，作者描写他，就不得不揣摸他的性子，顺着他的脾气，引导着他沿着作品的合乎生活逻辑的主题思想的虚线向结局前进。人物站起来跟作者发生争执，提醒他的作者应该怎样描写他的那种时刻，正是作者创作中最欢乐最有灵感的时刻。可是缺乏深刻艺术构思的写作，是不会尝到这种艰苦而乐滋滋的味道的。
我们常常对这一点很有苦闷，面对着动人的庞大的事实，不知该怎么办。包括一连串动人事件的过程，牢牢黏住我们的思想，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出别的路子。有的同志甚至于觉得仿佛对材料知道得少一点还好办，知道得越多反而越无法下手，越不好办。这种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事情绝不会是这样。这是由于我们原本对人民的实际生活知道得少，初与生活接触，感到什么都新鲜，都可以写，可是这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接触到很少一部分生活现象罢了。时间长了，看见这种生活现象到处存在，便觉得很“平淡”，那就应该继续深入下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找出这一切看来“平淡”的生活现象的时代根源、社会根源、阶级根源，提炼出它的社会政治意义。只要掌握了生活现象的社会思想意义，貌似平淡的生活现象，在我们的头脑里立刻就会显得不平淡，显得深刻而惊心动魄了。比如眼泪，这是再平淡不过的生活现象了，可是当梁三老汉在供销社排队打油，群众认出了他，知道他是生宝的父亲，热情地让他排到最前边去，这当儿老汉感动得流了泪。这个“让”和“泪”都是极端平常的事，如果我们只看到这“让”和“泪”的表面现象，只看到它的抽象的一般的意义，那就只会有一个平淡的感觉，可是，当我们读《创业史》，和贫农梁三老汉一起在蛤蟆滩奋斗，深知这个“让”和“泪”所饱含的过去与现在的全部生活内容的时候，这个“让”和“泪”就有了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感情，因而，它便那么不平淡，那么触动我们的心弦。这儿只说到一点眼泪，至于生活中更重大得多的现象，像阶级斗争、革命行动以及宏伟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等等，只要我们深刻地理解到它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具体内容，它那本来就不平淡的现象，就会更加显得惊天动地了，这儿决定性的问题是生活经验和思想修养，同时，也与艺术构思有密切联系。让我们继续研究生活事件的过程和作品的艺术构思的关系吧。
我们都有这样一种体验：当读别人已完成的作品时，往往觉得：“嗨！这很简单好办！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有一半个月的时间足够了，我掌握的素材，比这作品里所提供的不知要多多少倍！”这样想是完全有理由的，如果真的有丰富的生活积累的话。可是实际上，往往在我们要动手写作的时候，却感到简直没法下手。人家书里事实不多，却是个完整的作品，我掌握了成倍材料，却连个“简单”的也弄不出来。或者，一笔千里地写出来了，作品中包括着成百吨的大量事实，可是拿来一比，反而觉得人家写的事情虽少，读起来的感觉却是前朝后代，天南地北，既深且广；我写了这么多，纵横铺展得那么大，读起来却总觉得既狭小而又单薄，仿佛偌大天地，就只有我这作品中的这些人在做了这么些事。须知人家已经最后完成了的作品，情节事件看来那么单纯，而它的作者又好像工作得那么不费力等等，是经过几番十几番几十番紧张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深刻而费尽心血的艺术构思的结果；是根据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要求，从生活的大江大海里精选出若干个最必要的波浪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那些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杰出作品，虽然人物、事件、情节单纯，却常常会被社会上称为“生活的百科全书”。
以互助合作运动题材为例。且不说当时全国有数十百万个互助合作组织，那么多互助合作化的旗手，加到一堆该有多少件事实。就只说一个互助组吧，它从大变工队到互助组取得巩固的胜利，进而转社，全部过程该有多少大小阶段，多少事件啊！其中每一大小阶段的斗争及其事件，都会富有生活思想意义，富有动人的力量；而他的主角，互助合作化的旗手，在这一斗争中，该经历过多少事件，创造了多少模范事迹，且不说他在此以前的全部生活经历和斗争。如果我们不了解艺术构思的意义，就会感到很困惑。我怎样描写一个王保京式的、刘述贤式的、马廷海式的、张秋香式的人物和他们的斗争啊！他们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事迹。可是，放在柳青同志手里就不同了。他经过反复构思（他把这叫爬大山。一会儿说到了山脚，过一个时期又说到了山腰了），最后确定了创社会主义之业这一主题（也叫“立意”吧），以此为作品的思想主干，在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来描写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决定性胜利。农村各阶层的典型都经过作者的艺术构思，在作品里找到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的位置。面对着互助组发展的全部过程，作者所选用的主要事件呢？只不过活跃借贷、买稻种、进山割竹子这么几件事。以生宝为中心的各阶层人物，就围绕着这三件事，表露出自己的情绪反应、思想看法，采取行动，展开明暗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渐发展转化。而我们读这部书的时候，虽然其中只有三桩大事（其实孤立地看也不算太大的事），却仿佛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村生活的各个角落都看到了，把各个角落的细微的变化都看到了。可是作者柳青同志却是那么吝啬，连个工作组也没给蛤蟆村派呢！这就是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说来简单，做起来却实在费劲呢。假若我们把现实生活比做平川，把文艺作品比做从平川上耸起的山峰，那么，柳青同志把写作比做爬山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立脚在现实生活的平川，以此为基地、为起点，而又要离开它的地平线，摆脱它的束缚，造起一座或大或小的山来（即便是一个小土丘吧），总得好好出几身汗才行。须知柳青同志爬这架山是从五十年代之初就启程了的，他费了几年辛苦，才终于真正脱出了生活的平川，登上艺术的山峦，也就是说跳出了现实生活原始过程的束缚，完成了真正深刻的艺术构思，进入了艺术创作。
这当然不是说，艺术构思，就是要从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中或一个大事件的全部过程中，只掐出其中一小段来，只能围绕着这一小段来写。不，还有另一种情形。且不说长篇小说和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就只说短篇小说，也有大量的短篇作品，是描写一个人的一生经历的。不惟有以一件事为中轴，穿插描写一个人的一生，也有正面描写一个人的一生的。像契诃夫的短篇《打赌》从开头到结尾，事件经历了十五年；《宝贝儿》正面描写了一个女人的一生。然而，所谓一生并非把一个人一生所有事情都写了进去，而是根据作者的艺术构思，经过了极端严格的选择的。是以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出的主题思想，通过典型塑造的严格要求，对生活素材进行选择和描述的。所以，这样的作品，纵然其中的生活经历了几十年，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包括几代人的生活，但它实际只是从生活的发展、从纵的方面选取了全部过程的极小极小一部分，我们读它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整整一世纪甚至几个世纪，洞悉了几个世纪的生活，可是你如果把它解剖一下，把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归纳一下，列一张表，你就会恍然大悟。艺术构思的奥妙，艺术的魅力也正在这儿。因为文学艺术的根本规律之一，就是以部分暗示全体，就是解剖一只麻雀，而且刀锋指处，首先是麻雀的心脏，而不是一根根遍数羽毛。掌握了作品的心脏，就掌握住了作品的生命，从而也会顺利解决全部作品结构的各个部分。该有翅的长翅，该有鳍的长鳍。让我们像鲤鱼跳龙门似的，跃出生活事件原始过程的圈子吧！到这儿，我们进一步看到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主题的提炼。
艺术构思的目的，是在对现实生活作艺术概括的过程中，为高度的思想内容寻找尽量完美的艺术形式，把高度的思想性和尽可能高的艺术性结合起来，把政治倾向性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结合起来。艺术构思要解决主题思想、人物性格、生活背景、矛盾冲突、事件选择、情节安排等等一系列问题；而提炼主题则是艺术构思的中心环节，是中枢神经，是从内容联系各方面的纽带。只要抓住主题思想这一环，其他许多方面，就会依着它的要求，合乎生活逻辑地被提起来，明确起来；主题思想的每一次深化、变动，其他那些方面，也必然会跟着变动和深化起来。有些作品在写作过程中，写着写着，配角变成主角，主角变成了配角。有些人物退出了作品，有些原先没想到的人物闯进来了，情节故事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有些原来想好的很得意的章节被排出作品，有些根本没想到的章节揭开来了，这都是主题提炼加深、变动之后跟着而来的各方面的变化。这是写作中的自然现象；相反的，完全按照当初想好的结构，按部就班写出来的作品，倒是十分罕见的。
从前边所举几部作品的艺术构思的情形，也可以看得出来，主题提炼是支配着构思的全部过程的。作者面对着铁路工地或农村合作化中的无数事实，要想把它们在文学上表现出来，就必须找到那根贯穿这一切人物、事件的内在意义的红线，否则，那满地的珍珠，就不能有机地配合起来，成为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品。常常因为没有探索出生活事件的深刻思想意义，我们虽然有了大量的素材，它们还是静静地堆积在生活仓库里动也不动，鼓不起创作冲动，有时即便想写它，也鼓不起劲头。可是，当我们一旦明白了它的内在意义，获得一个深刻而新颖的思想，找到了主题，情况立刻就不同了。思想的火光一旦燃起，所有的生活事实、情节，都被统统照亮，活动了起来，向主题思想的光点聚集，各找各的位置，各显各的面目；一个作品的轮廓就明显起来，形成起来。所谓主题思想，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对生活事件本身所蕴藏的社会政治思想意义的认识和提炼；同时，它又是和作者的世界观密切联系的。
大家熟知屠格涅夫的《木木》提炼主题的过程。木木是一位农奴的爱犬，农奴主讨厌它，要农奴把它清除掉，农奴就把它在水里溺死了。屠格涅夫在这么件小事里感到农奴主的专横，便拿它来侧面表现农奴和农奴主之间的矛盾，这还不够，由于作者具有民主主义的思想，所以他把原事实的结局改了。农奴在溺犬之后，扬长而去，头也不回地断然跟主人决裂，再也没有回到主人家里来。把那么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跟当时俄国社会农奴解放的深刻斗争联系起来，提炼出了这样一个思想主题，这件事就获得了意义，变成了屠格涅夫有名的短篇小说之一。
说主题的提炼，是从生活事实中提炼它的社会政治思想意义；并不是说，必须以一件事实为凭，守住它，从中提炼才是惟一的办法。如果我们深入生活，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生活经验，但其中的思想意义还不明确，那么，有朝一日，由于某种偶然机会，给我们以思想的启发，使我们对社会生活有了某一点强烈的思想观感，我们生活经验中的那些有关的原料，便借着记忆和想象的力量，沿着我们的思想红线展现开来。它们所包藏的丰富思想内容，也被我们的思想火种点燃，从生活现象的内部爆发出来。
缺乏真正艺术构思的作品，一般地说，首先都在于缺乏明确的思想主题，或者是主题思想不深刻。说它缺乏深刻的思想主题，缺乏深刻的政治内容，并不是说作者在作品中没有注意政治性，而是说，作者的思想政治倾向，没有成为作品的灵魂、血液、神经，在作品的各个部分流动，作为作品的内在的力量和真正的生命。这多半由于作者本人思想不高。深入生活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是提炼主题，使作品思想深刻化的根本道路。生活不深，无从提炼；政治思想不高，难以理解生活现象的思想实质。不惟如此，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根本目的是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我们的立场、思想和感情，使我们能够真正跟工农打成一片，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都自然而然地有共同的立场，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情绪反应。并且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高处，透过生活现象，看到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我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政策，以毛主席的思想为舵，到生活的海洋中去航行，潜入生活海洋的深处，一方面从事实际斗争，积累素材，同时又积累起丰富的思想。生活的海洋上，像繁星密集的天空，到处闪耀着思想的光华。但却只有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能找到它。
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生活积累、思想积累和独特的艺术构思，每写一篇作品，不但不会跟别人的作品雷同，也不会跟自己所写过的作品雷同。正像许多从事创作的同志平素对自己所希望的：每写一篇作品，都应当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才行。我想，“创造性的劳动”的意义也许就在这儿吧！
主题提炼，要求我们在生活事件中，透彻深刻地提炼出生动活泼而又新颖的思想，并以它为作品的生命为脉络为焦点，来进行全部作品的艺术构思。但主题的提炼却决不是孤立地抽象地进行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主题提炼，总是通过形象，或与形象血肉相连地进行的，是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典型化的过程，自始至终血肉相连地进行的。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形象思维过程；正确地说，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交互进行的过程。在抽象的意义上发掘生活的思想实质时，以活生生的形象为依据，在具体的形象塑造上，以生活的意义、以形象的思想性为灵魂。所以，我们便常常会见到，在构思的过程中，作者对作品的主题思想每一次深化，人物形象便会跟着变化、跟着成熟；反过来，作者对人物性格有了新认识新体会新创造，作品的主题思想也跟着发生某种改变和深刻化。在我想来，这大概是每一位作家写每一部作品时（特别是大部头），不可避免的过程。可以举出已经知道的例子。
《安娜？卡列尼娜》就是一例。根据贝奇科夫的研究和考证，作者最初想要写一部高等社会妇女失足的故事，写一部“私生活”的小说。小说中的安娜，作者虽然写她无罪，但她的性格，她的整个精神气质，“含有某种品行不端的因素”。她“趣味恶劣，智力低下，毫无心肝，卖弄风情，在宗教问题上假仁假义”等等。随着作者对当时俄国贵族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探测，对安娜们的生活和性格进一步的典型化，最后完成的作品中，安娜的形象和最初构思便完全不同了，作品的思想也深化了、充实了，它的社会价值也根本改变了，由一部关于“私生活”的最初构思的作品，变成了关于“重大社会问题”的最后构思的小说。
在人物形象的构思上，总是围绕着作品的主人公进行的。安娜这个形象，有了新的构思，新的发展，获得了比最初更为典型的社会意义；她的精神气质，外部特征，思想感情，行为动作，她在生活中的位置，她和周围人物的关系，她的全部生活、斗争、命运、结局，等等，都有了新的意义，新的内容，新的形态；而其他如卡列宁、渥伦斯基等人物的性格特征，典型意义，也便跟着发生变化，在生活与艺术的结构中，找到了自己作为一种生活典型的真正位置。这是必然的，但也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因为，在艺术构思过程中，主人公往往吸住作者的主要兴趣和主要注意力，作者多是把主要的工夫花在主角的塑造上；所以有时候，主角的形象深刻了，变化了，前进了，次要人物却没跟上去，或者，在作者最初的构思中，某个人物曾是个重要角色，第二或第三主人公，作者曾为他花过大量脑汁，后来艺术构思有了重大变化，这个第二或第三主角，失去了他在作品最初构思中的位置，被作品中的新人物新生活新布局挤出来了，可是他既未按照新的构思，相应地改变自己，找出自己真正的位置，或者已根本没有这个位置，又不退出作品的生活舞台，而作者在新情况下又对他爱莫能助，于是他便在作品中游离起来。这种例子，也是很容易找到的。
这儿，也可以看出来，艺术构思常常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逐步深化，逐步完成的。我们常说作品“孕育”，“孕育”就是作者在进行艺术构思。“孕育”完毕了，作品在写字台上临盆，就要诞生了，可是在构思上来讲，这时却未必完成。我们常见许多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或作品业已问世之后，还不断推翻原稿，几次“返工”，几度停笔，这全都是由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有了新的体会（用有些同志的说法，是发现了新大陆，而又一时找不出驶往新大陆的理想航线）。这也就是艺术构思步步深化步步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可以举出成百个例子。鹏程同志写《在和平的日子里》是这样，柳青同志写《创业史》是这样。这儿，我们又可以明白一层道理，即便是写过许多优秀作品的作家，在写一篇新的作品时，最初写出来的稿子，也可能是缺乏深刻的艺术构思的。甚至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中，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大家决不要害怕修改（甚至打烂重来）。那种修改三五七遍或者十遍八遍，就不耐烦的情绪，是使艺术构思走向深化，完成文学艺术创作的大敌。
艺术构思是文艺创作的起码要求，是第一关；但当我们进关之后，又会体会到它实在是没深没浅，永无止境的。我的发言也只接触到它的一点点。所以，不要拿它吓唬自己，要一步一步走上去，在不断实践中深入。问题在于首先对它要有明确的认识，对自己要有进行认真的艺术构思的明确要求，特别对我们从事文学和戏剧创作的人说，更其重要。因为，在有些艺术部门，如像绘画，由于它的表现形式有更加严格的限制和要求，构思的意义便显得特别突出。一幅画，有没有构思，构思高明不高明，人们可以一眼看到底，界限异常分明。可是对小说和戏剧来说，往往由于有别的条件，似乎可以多少有些遮掩（比如一个完整的故事，某些生活气息，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一件人所共知的社会事件，某种性质的舞台效果，等等），作者很容易因此而自我蒙蔽，看不清自己的作品在真正艺术构思与缺乏艺术构思、深刻的构思与不深刻的构思之间的差别，从而妨碍自己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
1960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