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前,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那时还叫做西安分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一位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应邀莅会讲话。他的话十分简短,语言也朴素无华,但给人的印象却十分深刻。他说:“我代表省委祝贺你们这个作家团体的成立。省委欢迎你们,支持你们,因为人民需要你们,党的事业需要你们;你们的工作对人民有益,对社会有益,对党的事业有益。”这段话简明扼要、深刻准确地概括了文学以及文学家个人与人民、与社会、与党的关系;表明了作家及其工作在社会中的地位;准确地说明了作家及其工作的存在价值。人民需要我们,党的事业需要我们,这是对我们人生的最高评价。难道还有比人民的需要、党的需要更高的人生价值吗?我们该怎样地珍惜这样的价值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为了保证作家艺术家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自由自在的创作环境,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央领导同志一再申明,写什么,怎么写,是作家的事情,任何人不得横加干涉;一再申明,要保证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因为,没有创作自由,作家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创造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公平而论,我国作家艺术家目前所处的环境,就国家为作家艺术家们的工作和生活所提供的条件和保证来说,是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可以比得上的。党和人民如此关怀和支持我们,无非是由于人民需要我们,党的事业需要我们;无非是我们的文学对人民有益,对社会有益,对党的事业有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同志最近又一次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我们应当牢牢记住这惟一准则。
作家艺术家都是在不断地追求,毕生在追求,追求独创,追求出新,追求不断地超越自己,也追求超越前人,追求高水平。这是理所当然的,创新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文学艺术最忌讳的就是墨守成规、千篇一律、公式化、概念化。人民也最厌烦千篇一律的文艺作品和制造这种产品的作家艺术家。近几年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打开了禁区,扩大了题材范围,改进和丰富了艺术表现方法,促进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但是在新的领域里,很快又出现了某些公式化概念化千篇一律的现象。因而,追求出新,仍是创作界的当务之急。社会应当热情鼓励作家艺术家的多样化、多流派的创新,只是不论哪一派、哪一家,哪一部作品的创造,归根结底,都要潜心追求社会效益,追求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尽可能高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也都在探索和追求,追求文学艺术创作的观念更新,追求在理论与批评上立一家之言。文艺理论批评上的人云亦云、老调重弹、停滞僵化、浮浅贫乏,是很令人厌烦的。人民不欢迎这样的理论批评,党也不支持这样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党和人民都热切期待着文艺理论批评界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中,拿出更多的新成果。只是不论哪一种新观念,新理论,不论什么样的文学艺术评论文章,都要以社会效益为惟一准则,以有益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惟一准则。
人民需要我们,党的事业需要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我们。这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自身存在的价值,这也是人生最高的价值。我们大家都好自为之吧。
1985年12月20日
(在《光明日报》文艺部举行的提高创作质量、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