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在文艺团体工作，但写小说却很晚，写得也不多，而这不多的作品，无论就其生活内容、创作思想、情调气质，都同我所生活的时代、经历紧密联系着。
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关心什么，对生活抱有怎样的信念，什么样的人物故事引发他的激情，他乐于和能把什么样的人作为他的彩笔描摹的对象，他用什么样的音符或颜色组成他的作品的旋律和情调，等等，基本上不决定于他临笔时的选择，而是由他熟悉哪方面的生活决定的，由他所生活的时代决定的。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是由他的长期生活经历决定和形成的，他个人的生活遭遇，特别是在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所获得的生活印象，给这一形成以深远影响。
人是跳不过自己的影子的，作家也难跨过自己的生活阅历。
我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四个多月来到这个世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两个多月参加文艺工作的。这两点就决定了我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活观和文艺观。
一九四二年夏天，党组织分配我去延安西北文艺工作团学习做文艺工作。我被分配在文学组，但并未搞文学。先是在舞台上搬布景，没多久，大秧歌运动开始了，整个延安都卷入大秧歌运动之中，我也被卷了进去。当时，我们团搞了个大秧歌叫《向劳动英雄看齐》，其中有个二流子，谁也不愿意干。导演同志看我是个党员，是党员就得服从，不能讲价钱，他就要我担任这个无人羡慕的角色。唱、做我都不会，现学，边学边干，效果居然还不错。从此开始了我的舞台生涯，也开始了我的文艺生活。开初，演点二流子、匪特、国民党排长之类，后来，升了一级，演正面人物，脚户、农民、游击队长等等。在这同时，也写歌词、书词、剧本，甚至还当导演。我在这个团体工作七八年，跟它一起走遍陕甘宁边区，有些地方走了许多遍，跟它一起经历了西北解放战争。我无数次地亲眼看到和亲身体会到，文艺活动在推动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在这长期实践中，反复经历过的事实，逐渐形成了我对自己搞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观点。我深信，无产阶级文艺，对无产阶级的事业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对无产阶级文艺来说，也不是可干可不干的。
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党给了我一支笔，这就是给我的武器，就是要我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为党的事业服务的，如果不能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服务，那么我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吃这么多苦头，甚至担那么大风险，受那么多残酷迫害与折磨干什么呢？我有时甚至这样想：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作为一个党的文艺战士，一生之中，如果能为党的事业作出一点有益的贡献，真正尽了自己的力量，那也就无愧于党的长期培养了。我有一位中学时代的老师张寒晖，共产党员，作曲家，他是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是跟熊佛西学戏的，因此可以说是个业余作曲家，在延安时，人家正规音乐学院出来的同志还不大承认他，因为他不曾进过专门音乐学院。他一生写了几十首歌，其中有两首，一首叫《松花江上》，一首叫《军民大生产》。前者是在西安写的，对动员全国人民抗战起了很大作用；后者是延安时期的作品，对动员边区军民开荒生产支持抗战尽了力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采用了这两首歌。这两支歌分别表现出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这两支歌的旋律，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艺术形象，在许多影剧中，只要它一出现，就立即把人们带到九一八事变前后或者延安时代的生活中去了。寒晖同志这两支歌都是及时配合革命斗争而作的。他于一九四六年四十四岁时在延安病逝，埋葬在新市场沟对面边区文协的山头上他种过瓜的地方。敌人十分恨他，蒋胡匪军占领延安时，砸了他的碑，掘了他的坟。他一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而这两首歌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歌，一个文艺工作者，一生能做出这么些于党于人民于祖国有益的事，也算不错了。
文艺有益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这是一个总题目。在这个总题目下，可以而且应该做出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文章来。它可以是宣传鼓动的，在瞬息万变的革命斗争中，鼓舞人们起来投入战斗。歌，短诗，散文，特写，就像《国际歌》《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天安门诗抄》《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某些舞台剧，如像《白毛女》《血泪仇》《前线》《于无声处》《未来在召唤》等等。它可以是作者长期酝酿精雕细刻的作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起作用，山川草木，花卉翎毛，前朝后代，中国外国，等等，范围十分广大，它不一定那么直接。特别是同过去相比，时代不同了，环境改变了，对象扩大了，今日的工农兵及其干部也同过去有很大不同，现在已不是战争年代而是和平建设时期，不是山区根据地环境而是广大城乡了。即便是在战争年代，也不全是战斗进行曲。有的时候，有的场合，也需要点轻松的东西，比如那时，在延安，每当周末，许多机关的俱乐部常常要组织舞会，文工团自然要被请到这些舞会上去，它演奏的曲调除民歌而外，经常是《小桃红》《三潭印月》《旱天雷》《梅花三弄》等等。记得，一九四九年春节，在硝烟弥漫的西北前线，兵临西安城下之时，西北野战军总部举行团拜会，先是聚餐，白面馒头、大盆肉，继而团拜，彭德怀司令员讲了话，随后是联欢晚会，我们文工团演了大秧歌和一些小节目，其中演唱了我临时用贺绿汀同志的一支旧曲填词的《迎春战歌》，最后还举行了舞会（交际舞），乐队席上演奏的仍不外《小桃红》《三潭印月》等等。现在，由于教育普及，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了，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跟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应该打开种种禁区，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拿来，凡是能提高认识，增加知识，培养革命的高尚情操，以至于使劳动者能在文化生活中洗涤身心的疲劳，鼓舞人们投入新的劳动和斗争，激励人们前进和向上的，也都可以起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文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应该是“百花齐放”，各种生活题材，各种艺术形式，各种艺术流派，具有各自不同风格的作家艺术家，都可以用各自不同的特殊方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制帽、做鞋、印钞票可以有样板，惟独文学艺术不能搞样板，文艺作品有了样板就要完蛋。
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并不等于就是图解政治，图解政策。利用文艺这种形式图解政治是有的，不但图解政治，还图解军事、图解经济、图解安全用电、图解计划生育等等；不但无产阶级这么干，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尚、牧师等等，早就这么干了；不但中国人这么干，外国人同样也这么干；不但过去有、现在有，今后也还会有。这，我们不必去反对。我们要反对的是把这种东西当做艺术，反对以“长官意志”强令作家艺术家去制作这种东西（当然，文艺家自愿去为此服务，只要他不把它作为艺术品来炫耀，别人也无权干涉）。文艺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有它自己的规律，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真实的具体形象的描写，通过人物的典型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典型概括，让作家自己从客观现实生活中开掘提炼出来的思想主题，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达到的。如像恩格斯所教导我们的：“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说出，而要使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加好些。”我们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但这思想必须是作家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现实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它不能是别人给的，也不能是现成的政治结论，而必须是作者自己的。作品有无思想性和思想分量如何，不是看作者在作品中抄了多少政治语录，或塞进了多少现成的政治概念，或论证了一个什么现成的政治公式，而是要看作者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丰富的还是贫乏的，是生动活泼的还是僵死无味的。更重要的是，文艺的社会效果，是要通过作品给人以艺术享受才能达到的。那种缺乏真实生活，思想内容空洞，艺术技巧低劣，人物苍白，背景模糊，故事平淡，语言乏味的作品，不能动人以情，引起人们艺术上的美感（不论其是正剧、喜剧或悲剧，都要合乎美感要求），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而是以枯燥乏味的人云亦云，给读者以精神折磨和思想嘲弄，这种作品，不论其调子定得多高，政治概念堆积得多厚，也是属于无思想的作品。
文艺的政治思想内容，要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真实生动的塑造，在典型人物及其生活形象真实的艺术再现中，不露痕迹地实现的，而这种客观现实生活的艺术的再现，又是要通过作家才得以实现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就像一条小溪和水潭一样，都是他的生活之流的聚积。作家在从事创作一件作品时，激发他的不仅仅是他当时看见了什么，而是他的生活之流经历了什么。
我出生于河东，我们的村庄，处于汾河与黄河汇流处的晋南高原的边缘，黄河两岸的晋南、关中和陕北乡村就是我成长和从事各种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乡土人情，风云变幻，滋养着我的精神，也滋润着我的笔毫。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祖国正在黑暗的深渊里经受深沉的苦难，我们的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线上。当我已经懂事，举目四顾的时候，中国工农红军正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到达陕北，跨河东征，临近我的家乡。我们的老师以共产党嫌疑被捕了，我们每逢星期天，便带上食品，到监狱去探望自己的老师，政治进入了我们那些少年儿童们的生活之中。共产党人，红军，党的活动家和红军将领，像神话中的英雄，激动着我们的想象，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心。一二？九运动发生了，绥东抗日战争发生了，西安事变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发生了，祖国大地在炮火下震荡，人们都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和红军。不久，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在我的家乡庙前渡东渡黄河，开赴前线。那些天，我和我们全县的儿童救国会的小同志们，多么欢乐，多么激动，又多么幸福！我们每天每天，从黎明到黄昏，从黄昏到深夜，在渡口、在路边、在广场、在庭院，鼓掌、唱歌、慰劳、联欢，我们和战士交谈，请剧社聚餐，在群众大会上听首长讲演，访问我们仰慕已久的声名显赫的红色将军。那一切一切，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多么强烈。不久，我和我的一批少年朋友，也加入了它的浩荡的队伍。在地下，在延安，在老赤卫队员的窑洞里，在开荒种地的深山，在敌后，在前线。经历了战争，土改，新中国成立，农业合作化，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此外，还有那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国际纵队的英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攻克柏林的凯歌，等等。在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期，我们生活在其中，围绕着我们的，就是那些令人永难忘怀的地下党员，红色交通员，老赤卫队员，游击队员，八路军，解放军的战斗员，指挥员，将军，司令员，战士的妻子，子弟兵的母亲，农会会长，贫农团员，农业合作社主任，公社社员，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党委书记……是这支英雄的铁流，教导我成长，带领我向前。我的心灵，思想，对生活的信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生活之流中得到滋养，渗透，改造，锤炼的。我也正是为了要记录下我所熟悉和崇敬的人的形象，才拿起笔来。虽然，在我的笔下，我具体写的仅仅是几个农业合作社社员，农村基层干部，积极分子，但决定我选择他们作为我描写的对象，激荡我的创作冲动的起搏力量，却来自我的生活之流，源于多年来带领我一路前进的、那些从事改天换地、创造新世界新生活的人们。他们也正是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已经获得了参加过几十年战斗的无产阶级斗争的荣誉，而且一直被“解放工人阶级应当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这一原则指导着的有很高阶级觉悟的人，是列宁所讲的“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是鲁迅先生所称的“中国的脊梁”。我深为崇敬他们，描绘他们的形象，展现他们的心灵，讲述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更易于激起我的创作冲动，更易于使我想象活跃，左右逢源。生活之海无边，个人的溪流有限，这也是打不破的规律。
一代生活培养一代作家。建国后，为数众多的一批作家，把他们的笔墨献给了革命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是合乎革命文学的历史进程的。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大众牺牲奋斗数十年，夺取到手的权利，也是以鲁迅为旗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殊死战斗数十年赢来的权利。
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几十年，推翻了三座大山，打翻了旧世界，建立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现实，有权要求在现实主义文学领域中占有它应有的位置。这是时代的要求，这一要求是远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嘉兴南湖泛起一叶小舟之时，它就历史地被提了出来的。多年来，包括伟大的鲁迅先生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们，多么热望着用他们那如椽之笔来描绘这一真真实实地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现实和像潮水般涌现出的当代英雄啊，但是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不准许他们写，写了是要杀头的，而且已有许多革命作家为此而献出了生命或被关进监牢。在根据地的作家，因为是在深山密林的游击战争环境，没有必要的写作、出版条件，因此虽有作家写了，但为数不多。建国后，这一历史要求就很现实地摆在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面前。作家们，和一批来自各根据地各条战线的原来并非作家的人，由于被革命生活所鼓舞，也进了文学创作的队伍。他们没有辜负阶级、人民、战友和党的期望，没有辜负时代的要求，一大批各个革命时期的英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先进人物，带着镣铐，血痕，硝烟，泥土，油渍，和光灿灿的勋章、奖状，涌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人物画廊，涌进了历史悠久的中华各民族文艺的画廊。这是一些中国过去的文艺中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物。它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的一个新阶段，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某些新经验和新方法。这也是中国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一个胜利。
所憾时间尚短，它还处于初步阶段，加之由于种种“左”的教条的限制，现实生活被简单化，因而，同威武雄壮、斑斓绚丽的革命生活比起来，它还相形见绌。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劳苦大众和广大人民，几十年来，曾两次同国民党合作，曾打了三次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打了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又进行了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围绕这一系列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阶级大搏斗，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动荡、变化、发展、反复，是多么令人难以预料和想象，多么纷繁和曲折。在我们这个时代，师生，同学，朋友，父子，兄弟，爱侣，夫妇，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加入不同的政治阵营，一时敌对，一时和解，一时分道扬镳，一时又在一个堡垒相遇，如此等等，变幻莫测。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平常的命运和不平常的经历，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是时代生活洪流中的一条小溪。溪流充满弯曲和跌宕，生活之流充满变故和转折。我们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还只反映了它的一角。我们要十分重视把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放在主人公地位的作品；但我们也非常希望有像《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那样史诗型的巨著。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的沧海横流的大画图还不曾产生；伟大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还不曾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上得到较完整的表现；可以与现实生活中如像李铁军、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张志新等等那样的人物，以及无数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相媲美的、从性格塑造上真正称得上是“艺术典型”的当代英雄形象，有，但还是不多。我自己大概只能写一点革命洪流中的小人物，小故事，但是，为了孩子们，我却渴望着我们的文学早晚能出现那种伟大的典型。而这，还需要革命作家们付出大量的心血和艰苦的劳动，它才有希望诞生。
1979年6月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