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仁端
三年恢复时期的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是紧张而要求严格的。当时，干部大多是刚毕业的知识分子，满怀向往社会主义的激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神圣的工业基地——东北。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被留在东北工业部，绝大部分分散在祖国东北的每一个角落。我有幸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在宝华同志领导及其教诲下成长，回想宝华同志领导我们的往事至今难以忘记。
一 到工厂去测量土地
宝华同志调查研究方法用得很活。当时东北工业部一面抓恢复生产，一面整理各个支离破碎的企业，对编制计划，规划如何搞，茫然无绪。宝华同志让我们搞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组织我们去机械一、三、五厂调查。旧工厂资料绝大部分都散失了，就从零抓起，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测量，画平面图、布置图，调查工序衔接，了解铸造、锻造、冷加工、装配各车间的关系，有多少机床、炉子，有多少产量、能力，有多少工人、干部、厂房、宿舍……通过调查得到了不少资料，再参照苏联资料，就这样把规划工作一步一步地抓起来了。这些调查结果为我们如何开辟工作打开了思路。现在看起来，有些事是可笑的。如市场调查也不知道如何搞，问五金店：“你们的货源是从哪里来的？”五金店把我们当成一笔大买卖接待我们。我们收集的工作资料是原始的，但从发展看，当时探索计划经济各种渠道关系的精神是可贵的。甚至对研究生产能力如何综合、生产任务如何考核，还翻阅了许多马列主义经济学原著。这个历史反映了我们这一代对计划经济的虔诚和艰苦摸索的踪迹。当时的领路人便是我们的宝华同志。
二 争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区别
当时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早上上班前、晚上下班后都要学习。除去星期六晚上，从不间断，大家非常乐意。办法是把学习和思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宝华同志常做些小规模报告，引导我们讨论。当时讨论还是较深的，如：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区别是什么？相应地给计划工作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工作难点是什么？为什么产生？如何掌握社会生产？如何掌握社会需求？当时找苏联资料也很难，也曾因此去大连学习。大连工业当时还未接收，我们就去远东电业公司，去大连的八大企业，也确有不少收获。
当时的讨论学习虽然是原始的，但已接触到计划经济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大连市如何把1000多家小机械厂合并调整，给我们的启发很大，萌发了我们对旧秩序必须动手术的思想。
现在回忆起来，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的学习，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接触到计划经济的根本理论，可以算作是“计划经济工作的摇篮”，对我们后来的工作，对宏观及微观的许多经济矛盾的理解，打下了基础。
三 处长室里的灯光
当时计划处编的简报，叫《生产情况》，大多数是计划处同志下厂的调查资料。此资料短小精悍，宝华同志用以身作则和高度勤恳来推动和领导这件工作。不管同志们当天送处长室多少份简报稿，除重大的确需研究以外，他都是当晚批改，加工完成后才下班。我当时经常去铁西区各机械厂，甚至一天去三个厂，下午3点赶回办公室，赶写三份简报送处长室，第二天竟能看到宝华同志精心的逐字逐句的修改稿（有时还有按语或批语），这是一种无声的力量和最大的鼓励。因此我们后来养成了一种习惯，不断地找秘书科，要看宝华同志的修改原稿，从中学到了文笔，学到了哪些是工作的重点，学到了观点和分析方法，还学到了艺术笔法，更学到了他是如何校正这些文稿的。现在仍常有人说：“宝华同志会培养干部。”我认为他是靠当时“处长室里的灯光”培养干部的，这种灯光本身就是无声的教诲。每天下班不管是夜里11点、12点，我们走的时候，回过头去看看，还是看到他的处长室里的灯光，他是走得更晚的。
后来，曾听到秘书科同志暗暗告诉我，我们的《生产情况》，常常得到北京中央首长的指点和批示。我笑说：“惊动了天庭。”当时是三年恢复的初期，中央领导对东北工业基地生产恢复非常关心是必然的。这个情况极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工作的责任心。
四 宝华同志非常关心基层企业工作
我们在宝华同志教诲下，都非常关心企业工作，满腔热情地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我去鞍钢次数特别多，华明同志亲口交代：“你们是部里同志，来的时候不一定找我，但每次回部时，一定找我一下，把你们的意见留下来。”其实何止华明同志，陶惕成、周宣城等同志，对部里同志如此，由衷欢迎部里同志对企业的深刻关心；宝华同志在我们每次回部后，都要倾听意见，询问情况。他们是部里确定方案的主要领导。鞍钢三大工程、二初轧系统、焦炉方案我们都向他们汇过很多情况，供他们决策参考。
宝华同志使用干部的特点，我认为是出题目，让干部调研，提出解决方案，很少简单布置工作。如关于机械工业任务如何考核的问题，当时争论不休，他让我做系统研究，拿出方案。我参考了美国最有名的机械手册，编制了一个方案，他拿到这个方案后，写了一封信给东北机械局分管计划的局长，要我拿他的信找这位局长请他组织有关专家研究。后来此方案没有通过，但是宝华同志处理问题的群众路线方法使我印象很深，非常值得学习。他对复杂问题，绝不轻易表态，而是认真研究，认真处理，避免主观主义。
再如，后来昆明钢铁公司氧炼钢车间生产长期上不去（我当时已在昆钢工作），他问我情况，流露出一位老部长对过去老企业无限的关心，他说：“西南一〇五厂（‘一五’期间的厂名），老厂啊！”我向他汇报了氧炼钢车间配套的3200制氧机的设计制造均有问题，是氧炼钢生产上不去的重要原因。他问我有无系统的意见和资料，我答复：“有。”我又汇报了情况。他听了后说：“看来这件事值得研究。”后来在另一次会议上，他亲自交代一机部重型机械司田司长，请他“审查昆钢对3200制氧机的意见”。我找了田司长，田司长也用宝华同志的方法，叮嘱下面同志开出“请3200制氧机生产厂总工程师审查昆钢方案”的介绍信。我在盛夏38℃的高温下，三天内赶到河南开封空分厂，开封厂认真接待了我，三天后，总工程师主持了技术会议，通过了昆钢方案，并同意给昆钢增加两台透平风机，把高原地区3200制氧机改用并联操作方法，以提高制氧机的出氧率。其他的事情就更多了，从此打开了国家经委综合局直接过问昆钢技术改造的大门，这是一件昆钢长期亏损后又扭亏为盈的鲜为人知的重要原因。
五 宝华同志对干部的爱护
我是1958年初因1957年反右问题而离开冶金部的，在云南工作时间很长，但宝华没有忘记我，他到昆明就向有关领导打听我的下落，并约我和他见面。后来我因工作出差到北京，有时是汇报工作，有时是为了问候他，去他办公室看望他。每次见面他都关切地询问各种情况，我非常感谢他的关心。每次临别，他都把我送出办公室很远很远。我劝他：“工作忙不要送。”他说：“我要走动走动。”他已八十高龄，今年我去北京，他知道消息后，竟然赶到赵岚部长家和我们见面，我深感宝华同志对每一个忠于工作的下属，都是绝对爱护的。
1996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