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玺
我和宝华同志在东北工业部一起工作三年，这三年当中感到宝华同志非常好，对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工作上很支持，生活上热心帮助，所以，我对宝华同志有很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前在一起办公，整天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件事，对我帮助很大，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关于鞍钢的扩建计划确定后的基本建设问题。对鞍钢1950年扩建计划，苏联提出300万吨的铁、钢、钢材平衡，设计书送到东北工业部。因为我在鞍钢工作过，所以，对整个改造计划全部情况比较清楚，平常在部里也是派我到鞍钢审查计划。计划报中央批准后，1950年开始抓基本建设，一方面生产，一方面抓紧建设。鞍钢这么个大摊子，基建计划从哪里做起，基建计划怎么安排，当时是很困难的。鞍钢那时没有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情，不知道从哪里干起，怎么搞法。当时我向宝华同志讲了，鞍钢基建计划应该怎么搞。我提出建议，是否先由计划处搞个基建计划。宝华同志说：“好，你先提出一个草案，然后征求鞍钢方面同意，最后再送部长那里去定案。”我一听，宝华同志支持我的意见，就以计划处的名义提出了鞍钢1951年重建计划，我提的建议也是很大胆的，得到了宝华同志的支持。我提出计划后，宝华同志看了，经过部里，送到鞍钢去了。从这件事情，我感到宝华同志对我当时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第二件事：1951年秋天，苏联给鞍钢的炼铁、炼焦设备到了一批，有七八十个大箱，当时鞍钢管设备的工程师是杨维厚，但杨维厚已经到了苏联去检查设备的验收、装箱、发运，所以鞍钢就没有人熟悉开箱、对照、验收了，于是就让我来管。这个工作量很大，主要是根据装箱单进行验收。宝华同志就给我派了两个得力干部，帮助我干这件事。他们两人就是搞机械的林宗棠和吴其泰。他们两位对我帮助很大，他们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又是搞机械的，是得力干部。这批设备主要是炼焦和炼铁设备，这些设备我是熟悉的。我们验收以后，在库房里分类堆放，以备今后安装时方便。对这件事，宝华同志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很感激他。因为这件事当时是我总负责，宝华同志看到我一个人去鞍钢搞这件工作任务很繁重。这在当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设备验收不好，搞乱了，会影响今后的安装。
第三件事：和宝华同志在一起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工作坚持原则，像对鞍钢与本溪之争的问题。本溪的经理当时是杨维和许言，他们常到我们计划处来争。后来杨维出国了，回来后调到包钢，本溪经理只有许言了，所以许言还是经常到计划处来争吵，有时争得很激烈，他说：“你们就是抓鞍钢，我们本溪的资源条件比鞍钢好多了，本溪有煤，有铁矿，本溪的铁矿比鞍钢的铁矿好多了。”首先抓鞍钢，而对本溪暂时只应搞炼铁，不作什么扩建，这件事情是我们计划处向部里提的建议，这是从全局出发考虑的。抓鞍钢的好处大，因为鞍钢有很大的炼钢厂，炼钢上去以后，有很多轧机，马上能轧出钢材来。当时全国的建设，无论是东北的建设也好，关内的建设也好，都需要钢材，如果把鞍钢抓得好，上得快，大量钢材出来以后，对东北的发展，对全国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不管本溪怎样来吵，我们先搞鞍钢是正确的，不管怎么样吵，我们主要力量还是放在鞍钢上。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力量同时抓鞍钢、本溪两个厂，只能集中力量抓鞍钢。这件事情说明当时宝华同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原则，按原则办事，从大局出发。
第四件事：就是抗美援朝搬厂的事，就是大连特殊钢厂搬家，当时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打起仗来，大连会受到威胁，所以提出搬到大冶。那时候大连特钢厂厂长是李振南，他非常反对，坚决不赞成，宝华同志坚持原则，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大连等于在前线，应当搬走。最后还是宝华同志说服了李振南，把大连的主要设备都搬到大冶去，李振南兼两边的厂长，所以现在大冶特殊钢厂的根子是从大连特殊钢厂搬去的。当时不只是李振南反对，别人也有反对的，但宝华同志坚持这样做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东北有三个特殊钢厂，从全国布局考虑，关内没有特殊钢厂，在大冶设一个特殊钢厂，对全国、对关内都有好处。
第五件事：关于鞍钢七套轧机问题，当时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当时很多人不赞成把鞍钢的七套轧机搬到关内来，鞍钢当时轧机比较多，差不多各种轧机都有，各种产品都生产，当时研究，中央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全国就只有鞍钢一个点（当时鞍钢建设能力为300万吨钢），万一鞍钢出了问题，整个就完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同美国人冲突、打仗，在不安全的形势下，在鞍钢搞了这么多的轧机，关内一点基础也没有，不如把鞍钢轧机的一部分，特别是补充的轧机，搬到关内来。但这样大的动作，从鞍钢搬出七套轧机，对鞍钢影响是很大的，以后，鞍钢每年要多出100多万吨钢坯不能成材，这样，鞍钢的铁和钢材产量就不平衡了，钢坯多了，钢材少了，经济上当然不合算了，鞍钢很多人反对，宝华同志是从全局考虑的，按照中央的方针坚决执行，所以当时就按照这个方案定下来了。这件事情，乍一看是不合理的，但从长远看是很正确的，这是1951年、1952年的事情了。
这几件事说明宝华同志着实高见，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从全局出发、从全国出发来考虑问题，不是只限于局部，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
第六件事，也是宝华同志给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宝华同志到东北工业部比我早半年，他是1949年下半年，我是1950年初从鞍钢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的。我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以后与宝华同志第一次认识，当时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到这里才半年，但很快把东北工业部这样非常复杂的部熟悉起来了。他能抓住重点，能够安排各项工作，使我很惊讶。因为东北工业部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业部，管的范围很广，有10个局，还有5个钢铁企业（包括鞍钢、本溪和三个特殊钢厂）直属工业部。这10个局很全面，重工业、轻工业、机械工业，什么都有。10个局是：有色局（铜、铅、锌矿和加工），煤矿局（下属抚顺、本溪等地好多大煤矿），石油局（抚顺油页岩、抚顺炼油厂、锦州一个炼油厂、大连炼油厂），机械局（沈阳重型、抚顺重型，另外还有很多其他机械厂），电工局（沈阳电线厂、电动机厂、变压器厂），化工局（大连化工厂，还有造油脂的厂），轻工业局，纺织局，建工局和军工局。像这样复杂的部，宝华同志经过半年时间，已经摸索了一个大体，他能把所有工作抓起来，而且能抓住重点，解决问题。我当时对他的才干感到很惊讶。当然对这些工作我也不太熟，就跟着一块抓了。这三年我也增加了不少知识。宝华同志原来是学地质的，没搞过工业，他能在短时间内把这样复杂的工业、多方面的工作，抓得有条有序，我觉得他这个人才十分难得。
对宝华同志在这三年当中的成就，我是十分震惊和惊讶的。因为这个时期，我们计划处不仅掌握一百多个厂矿和十个局的各方面工作，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东北建了不少新厂，新厂建设伊始（大概有十几个新厂）都与计划处有联系，有的是计划处给提供资料，有的是计划处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数据。比如钢铁方面的富拉尔基特殊钢厂。这个特殊钢厂更特殊，那时就是要搞军火，搞炮，搞机关枪。同时，富拉尔基还有一个大的机械厂，就是现在的第一重型，也是那个时候定的方案。另外，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电机厂，也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还有哈尔滨仪表厂（生产各种电子仪表）、吉林化工厂、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碳素厂，还有第一机床厂、大连起重机厂、佳木斯造纸厂和铜网厂、有色方面301厂、101厂，另外还有东北军工方面的飞机厂，都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总之，那个时候新厂很多，许多建厂方案都要经过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有的直接由我们计划处提供材料，像吉林铁合金厂。东北工业部是非常复杂、非常重要的部门，那三年确实对整个东北工业也好，对全国工业也好，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煤矿方面搞了阜新大露天矿、抚顺露天矿，还有老虎台、龙凤矿；石油方面有抚顺、锦州、大连；化工方面有大连、吉林和沈阳，大连化肥厂是全国最大的厂。所以，东北工业部那一段，宝华同志确实有很大的贡献，他对东北工业的发展、东北工业的恢复，对生产、技术和新厂建设的规划，是有很大贡献的。
宝华同志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放手使用干部。那时候计划处的几个室主任，都很有权力，都很能干。年轻的干部他也放手使用，有什么困难他热心指导。对我来讲，我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他对我大胆支持，我有什么建议，他都认真考虑。有一次我和肖明伟为一个问题争论起来，我和宝华同志讲了，最后还是按照我的意见办了。我有什么意见他都热心帮助，如果不能解决就向我解释清楚。宝华同志很钻研技术，同时他综合能力很强，总结、分析能力很强，工作很能抓住重点，抓住不放，放手使用干部，热心帮助他人，这些方面是他很大的特点。宝华同志对人非常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我们在一块工作，合作得很好。在东北工业部一块工作期间，我心情很舒畅，我们也能发挥作用。宝华同志和柴树藩同志对我都有帮助，宝华同志对我帮助更大。
我那个时候43岁，宝华同志才30岁刚出头。最近我看到宝华同志的《八十述怀》，那首诗写得很好，宝华同志有才干。
1997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