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材单薄、矮小，眼睛不大，瞳仁深处总像藏着两朵黑色的火焰。一笑起来，眼睛便眯成弯月似的两条缝，透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样子。他少言寡语，似乎什么事都能容忍。他叫陈君健，年逾五旬，是海原县回民中学的语文教师。在一间普通的房屋里，笔者与这位被山区人民誉为“沙漠里的骆驼”的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起来……
一
人生愈动荡，愈坎坷，愈艰辛，生命便愈充实，回忆也愈多，记忆也愈深刻。
都说年轻人好幻想，老年人好回忆，而靠回忆过活的人便意味着事业和生命都已接近了尾声。不！你激动地做着手势，高声大嗓地说，你是靠回忆才干出一番红红火火的事业的！因为你无法忘记，因为你不敢忘记，因为你不想忘记。因此，当我坐下来写这篇报告文学时，也不能不从你的回忆开始。你说——
上海解放的时候，我十六岁。旧社会给我心田留下的是惨痛的血腥味，我痛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所以上海的解放，给我带来了最大的欢乐。1950年，怀着对共产党朴素的感情和青年人想走南闯北的美好憧憬，我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父亲见我要离开他，心疼地劝我说，你还年幼，你母亲去世早，还是读书吧。父亲的话，不合我当时的口味。于是，我努着嘴，站在地上，心想，共产党给了我们那么多好处，我要为她做事。大概是父亲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深沉地说：“孩子，想为国家做事，没知识可不行呀！只有学到更多的知识，才能为她做好事，做大事呀！”听了这话，我同意了。高中毕业后，我立志做一名教师，所以在填写高等学校报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师范学院。发榜后我才知道自己被上海师范学院语文科录取。我当教师的心愿就要实现了，心里异常高兴。
入学后我回想党给我们的好处，父亲的艰辛。我发奋学习，积极要求进步，1955年5月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任语文教师。抱着年轻人的好胜思想，我整天除认真教学外，还担负着校教师团委书记的工作。1958年春，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七千人。我得到了这次机会，这消息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彻夜难眠。可就在参加接见的前一天，区教育局突然取消了我与会的资格。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窒息！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我在一次会议上谈了自己的两个看法，整风反右后期，我被戴上了“****”帽子。但是，我并没有完全丧失生活的勇气，在抚摸心灵创伤的同时，我也在苦苦寻求教书的机会。新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派人到上海来寻求教师。我得知消息后，立即报了名。父亲知道后，他老人家抓住我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孩子，你不能去呀！”弟弟妹妹也苦劝我留在上海。我动摇过，可一想到能教书，我还是执意要走。就这样，我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
二
现实毕竟不同于幻想。汽车过平凉进入固原，跃入视野的是光秃秃的山岭和荒芜的田地，既来之则安之吧！况且，是为了教书这个神圣的事业！你心里这样自我安慰着自己。
你走进了李旺乡韩府小学的土门，迎接你的只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嘴角衔着一支旱烟锅，拉长黑脸说：“你是陈君健？”“是的。”
“那孔窑洞去住。”你欲热情握手的手还伸在半空，那人已扬长而去了……
第二天清晨，几声紧张的集合哨声把全校四百名师生聚集到发白的操场上。你站在学生面前，等待着学校领导对你工作的分派。
“这次组织上给我们分来了从上海发落的****分子陈君健……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学校决定：****分子陈君健除教学外，不能与学校教职工说话，上灶吃饭不能坐凳子……****根本不配戴八一军扣。”突然，他在师生面前扒掉了弟弟送给你的旧军衣上的纽扣。
深秋，山野的冷风呼啸着，旧军衣在冷风中敞开胸怀，与枯叶一起哀鸣。操场上，师生们已渐渐离去，你孤独地站在地上发呆。大千世界，难道唯独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你觉得喉咙像有一团火在烧，烧得血发烫，心发痛！额角上的血管突突直蹦，双眼挂着一串串心酸的泪。
回到宿舍，看到了窑洞里的蜘蛛网，听到了深夜老鼠的鸣叫声，你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前天、昨天和今天。你拿起了沉重的笔，只写了“父亲”两个字，却再也写不下去了。不能给父亲破碎的心再添痛苦！你真想放声大哭。不，你没有哭的权利。你只能把自己埋进深夜，埋进被窝里，埋进书本里……一些幼稚的孩子，在你门前呼喊“打倒坏蛋”。正是这些没裤子和鞋子的光腚孩子，激发了你教好书的勇气。学生无知，需要知识，我要为此尽心尽力，你心里呼唤着。学生病了，你偷偷去看望；缺学习用具，你自掏腰包；风雨天又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去；炎热的酷暑，你提前为孩子们晾好开水；寒冷的隆冬，你早早为孩子们生好炉火。个别孩子家里没吃的，你把自己一份干粮分成三份、四份和学生一起吃……在那沉重的岁月里，你有时觉得生命似乎也到了尽头，体内所有的汁液都耗空了。而且，最可怕的是饥饿！饿得头晕眼花连心都在抖！孩子们挖野菜充饥，没有忘记你，他们把妈妈煮熟的苦苦菜偷偷拿些让你吃。冬天，在大山里拾干牛粪让你取暖。发现你不愉快时，他们总要围在你的身旁唱歌。有时还和你钻一个被窝里，让你给他们讲英雄故事……时间使孩子们发出了“陈老师是好人，不是坏蛋”的心声。
1960年和1966年，你先后两次被押送到黑成农场和谢家沟干校劳动改造了两年。“人的力量不正是在于一次次地驱散黑暗的侵袭吗？坚强些！”你爱人夏佩芳的话，鼓励着你忍受冤屈。她这位五十年代上海支宁姑娘，正是坚信这种生活的信条，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非议，1963年跟你这个“****”结合了。二十多年来，你能在逆境中生活，创造价值，确实与她的鼓励、体贴分不开。
逆境并没有就此停止。1970年，爱人夏佩芳在高崖乡供销社因短款180元，被定为贪污1180元而开除公职，家属孩子均转入农村户口。这时你被调到九牛学校，山大沟深的罗川九牛大队一孔8平方米的破窑洞，成了一家七口人的栖息之地。一天，你正给学生讲课，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3岁的儿子从炕头跌入锅台上的开水锅中，一场灾难又降临到了你的头上。
你来到家中，看到儿子周身皮肤被开水烫得发紫，局部地方起了血块、疙瘩，一家人悲痛欲绝。儿子被送进医院治疗，你嘱咐爱人照料，自己却留在学生中间。是你狠心吗？不！天下哪有不疼爱儿女的父亲。你只是把爱分给了更多的孩子。一年半的治疗，孩子才好了，孩子的一条胳膊上至今还留着疤痕。这是你没有尽到为父之责吗？“我始终抱着这样一个观点：当一个教师，一天工作下来，睡在床上，扪心自问要对得住学生，不能因个人得失而问心有愧。”
你在经济拮据的条件下，利用假期，在“水贵如油”的九牛自己盖房。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盖起了两间土房。房屋盖好才半年，一道令下，又调到罗沟学校。你二话没说，连同家属孩子又迁到罗沟。1973年，学校处于瘫痪状态。学生家长们说：“学校不教娃们念书，是干啥吃的？”你支持了这个意见，又被发落到不毛之地的北梁。
茫茫的黑夜、凄凉的沙漠，你像一颗沙粒那样缄默，像岩缝里的小草一样顽强，可谁知道，苦涩的泪浸泡着你受伤的心？你的痛苦，仿佛无穷无尽……
三
改变我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你的政治错案得到了改正，爱人的问题也澄清平反了。你恨不能以生命的全部力量来欢呼、拥抱这个春天！
当时你在蒿川乡中学任教。那天夜里，一家七口人高兴得难以平静，吃着上海风味的菜，喝着宁夏酿的酒。一家人开心地欢笑着。笑着笑着，七口人又大哭起来。哭吧，尽情地哭吧，让幸福的泪珠冲走心头多年的积尘。
那年夏季，上海徐汇区落实政策慰问团来到宁夏，一位负责同志深情地说：“这些年来让你吃尽了苦头”，“尽管我受了点苦，但我并没有改变对党的爱戴”。你没有趁此机会提出返回上海的要求。“嗨，你真傻。苦还没受够，蹲在这鬼地方图啥呢？”一些人不解地问你。你说——
“二十多年我一直同海原山区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们对我是有感情的，我对他们也是产生了感情。他们尊师、朴实、好学，我不忍心离开他们，我决心在宁夏扎根了。”
扎根——谁愿在这块全国最贫困的海原扎根？就连本地稍有点能耐的人，都在绞尽脑汁，想“飞出”此地呢。你却决定把父母的骨灰，从老家搬到宁夏海原，迁葬在牌路山麓。
深秋，茫茫的牌路山林缀满了红叶。山脚下，全家七口人站在老人墓前肃立，你颤抖着声音说：“爸爸，妈妈，您看到儿子的今天了，安息于九泉之下吧！当我死的时候，也要睡在这贫瘠而朴实的黄土之下。”
1981年，组织上派你到海原县回民中学任语文教师。一次，你正给高二上语文课，忽然两眼一黑，一头栽倒了，休克长达五分钟。后经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爱人亲友劝你病休一段时间或者减轻一下教学负担。你说：“我是闲不住的人，要我下讲台，离开学生，是不可想象的事。你将替女儿准备自谋职业而购置的价值700元的一套摄影器材捐献给了学校，帮助同学们成立了摄影小组，使学生学到了一定的技能，打下了出校后自谋职业的基础。
你，用生命培育着一棵棵希望之树……
四
生活的报偿终于来了：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海原县先进教育工作者、固原地区中学语文研究会理事、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次精神文明表彰大会先进个人。你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哦，我的朋友，你还活着？我以为你在那荒芜的山野，早过世了呢！哪晓得你还活得这样好！”一位在上海的挚友风趣地说。
你涨红着脸，憨笑着，眼睛眯成弯月似的两条缝，嘴巴却哑了似的。“怎么样，孩子考上大学了吧？”
“没有。”你说。
啊！二十八年来，你在边陲山区，教过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出的学生一茬又一茬，当干部、工程师、教师、医师、工人、农民的都有，仅考上大中专院校的也有近百名，唯独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考上中专或者大学。每当高考来临时，你从早到晚都在学校辅导学生，自己的孩子坐在家里等你辅导，你却腾不出一点儿时间。
你以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为你的学生树立了榜样。一名在外地上大学的学生给你来信说：“陈老师，我会永远像您那样，做一棵有骨气的山柳栽子，在六盘山下捧起一掬春意，贮存一方清荫。我会永远记住您的话：人，应该揣着火去拥抱生活……”这不仅是一名学生心底的歌，也是数千名学生心底的歌，也是爱你的山区人民的歌！
（发表于1985年11月23日《宁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