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体”、“中外一体”等观念作为中国文化，劝包括“中国”和“四夷”在内的世界的政治秩序的认识和理解，其重心还在于将“一体”的天下、华夷统一于“王”，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和领导地位，将已知的整个“天下”的权力归于一个惟一的权力中心控制，以实现包括边疆在内的国家的政治统一。只有这样的一统，才是这个有着等级华夷秩序的天下的最为理想的政治结构，也才是边疆经营上应追求的最高目标。
历史上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一体观”之成为主导，天下统一观念成为正统，是由中国独特的文明演进方式决定的。中国在由早期部落文明向国家文明的突破过程中，普遍王权意识就已十分强烈。进入文明社会后，在中国广阔的疆域上，即当时人所知的“天下”之内，虽然邦国林立的现象长期存在，但也始终存在着单一的政治核心，如夏朝时已有所谓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夏朝影响所及的其他部落，与夏王朝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种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继之而起的商朝更建立了“中央”和“四方”的政治结构，散处商人势力四周，在卜辞中被称为“方”的许多氏族部落，也在商王声威所及的天下之内，而“内服”与“外服”的政治关系，也是以商王为中心进行的一种内外臣僚职事的划分。所以，商人的方位观“结构了他们的世界，这个方位以东、西、南、北四方为特色。商王在祖宗的护佑之下就是这四方的统治者。”这种关系也可从其他材料加以证明，如《诗经·商颂》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周灭商之初的文告《尚书·召诰》称商朝为“大国殷”，甲骨卜辞中也称商朝为“天邑商”（“大”字与“天”字通）。这说明，在商朝时，商、周两国在政治上已显如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此种政治上名分之成立与维持，为中国古史文化演进一极端重要之问题，不可忽视”。到殷末周初，这种中央共主的传统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历史。所以夏、商、周三个早期国家为依次出现的三个政治中心，其历史更迭是一个政治中心取代另一个政治中心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
周朝夺取全国统治权以后，又根据当时形势的实际需要，对国家的政治组织进行了创造性的设计，采用“封邦建国”之“封建”政体，规范和建立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天下秩序，使周天子“天下共主”之名分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证。此后，《尚书·禹贡》将整个天下分为“五服”，《周礼·夏官司马》又把天下分为“九服”，“服事说”等距离划分王朝统治层次尽管有理想化的倾向，但它却说明了中国古代单一政治核心存在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王权由核心逐步向四周扩散的政治结构。
当然，早期的统一重在对“邦畿千里”的控制，以及对“天下共主”名义的维系。这种松散的联盟式的统一，结果是导致了诸侯争霸、弱肉强食，国家分裂。于是，从春秋时代起，思想精英们又不约而同地将国家统一问题作为自己学派的最高政治理想加以思考，比如道家勾划了“小国寡民”式的统一与和平；墨家以“天志”为依据，倡“兼爱、非攻”的大禹时代之社会秩序；儒家立足于“仁”，主张恢复到西周初年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之社会秩序。到了战国，孟子改造儒家，又发出“天下恶乎定？定于一”的呼声，主张以“仁”实现大一统，而荀子则主张“一”于“礼”，商鞅主张“一”于“法”。先秦各家学说对统一虽各有不同主张，提出的方法互异，但主张统一却是共同的。这些对统一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反映出人们对统一的认识达到了又一高度，并为秦朝统一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同时也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石。至秦灭六国，一扫六合，“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又远远超过西周分封制下的天下一统，从此，中国历史真正建立了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大帝国，实现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一统。
历史演进的实际过程佐证并坚定了思想家们的大一统信念。而紧随政治大一统之后的文化正统的建立（如汉武帝之“独尊儒术”），又反过来使人们不断完善这一观念。到了汉代，公羊学派已借助经典，认为大一统是儒家经典《春秋》的最重要思想，并竭力为其涂上神圣的光环，使“大一统”名副其实地成为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如《春秋》的第一条记载是：“元年，春正月。”以大一统思想作为自己政治理论主题的《公羊传》的作者就认为这一记载大有深意：“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其看来，一切事物都应统一于王，这才叫一统，而《春秋》开宗明义提出这个原则，就是“大一统”，即以统一为“大”。也就是说，天下有“王”，乃是大一统局面的理想形式，天下无“王”，也要尽一切努力以维系一统的秩序，至少要在变通的形式下实现一统。比如在周天子名存实亡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各个诸侯霸主来维系天下一统的等级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牢牢地树立起大一统的观念，董仲舒曾对大一统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定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又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意思就是说，天子首先应该“正心”，进而“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直到四海“皆徕臣”，才算实现了由天子统领下的包括“四夷”在内的天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大一统已经是一个永恒的宇宙自然法则在人世间的体现，对人类现实政治起着规范作用。
如此，统一不仅仅是中原要统一，而且应是“抚有四夷”的统一，不仅王天下者要将“四夷”作为一统的对象，而且“四夷”之民盼望王者的一统，也与中原之百姓一样迫切。可见，积极经营边疆，将“四夷”纳入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天子的道义和责任，又是与维护国家统一这一最高目标契合的。因为，既然天下是一个有华夷等级秩序的天下，是一个有中心和边缘之别的天下，则“一体”就不能只是松散无序的一体，而必须是在政治上推行中央集权，在文化上以华夏文化（中原文物制度）为本位和中心的一体。当然，“天子”对“天下”的控制程度随着距离的远近有浅有深，甚至对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十分有限，以至于仅仅停留于名义上，但这与传统的天下观也并不矛盾，因为传统的天下观念本来说有着内外之别、层次之分。
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天下一家”的思想不仅是中原王朝的理想和追求，而且也逐渐为少数民族所接受，“天下大一统”的观念成为正统。尽管关于何为正统、“正朔”，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有“受命于天日正”、“大宗曰正”、“王者大一统曰正”等种种说法，但其核心内容无非以下两端：其一，“王者大一统”，肯定专制王权；其二，全力地推行中华文化的礼义道德、文物制度，实现三纲五常、君臣的人间秩序。比如历史学家司马光就认为，正统的标准在于是否实现了中华帝国的统一，也就是说，一个王朝要获得正统地位，首先要统一中国，所以他认为历史上只有汉、晋、隋、唐才称得上是正统王朝，其他只能算作偏安割据政权。欧阳修更从理论上对何为“正统”进行系统完整的总结，提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禹）、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
这种坚定的天下一统的思想，在历史上自有其合理性。因为，“从中国历史论，专制王权的巩固始终是国家统一的首要条件和象征，所以大一统又可以在统治全国或国家统一的意义上被使用”。原因在于，大一统观念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建立普遍王权而展开的。所以历代有为之君，都将“化天下为一家”视作自己的最大使命，即使是出现分裂割据，一般也被认为是暂时的和不正常的，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也多以天下为怀，将统一天下理所当然地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追求。比如，出身氏族的前秦皇帝苻坚在召集群臣讨论南下伐晋时就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铺。”尽管伐晋统一全国的事业因为时机等原因未能成功，但苻坚的以天下一统为怀，向往统一，并不是一种矫饰，反映出他对中国历史发展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理解，以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宋、金对峙时期，金海陵王也提出，统一天下均为正统，所以统一不必由宋，女真人的金朝也是有资格的。他还赋诗道：“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封疆。”忽必烈在攻宋不断胜利的形势下，于至元八年（1271年）将国号改为“大元”，发布诏书宣扬自己是中国的封建正统，将伐宋统一全国的战争定位为“绍百王而纪统”的正义事业。
所以，中国古代是先有统一王权，先有国家政府而后再由辖区范围内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一个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在此过程中，根源于“天下观”的政治大一统思想既是知识精英对大众意愿的提炼、总结和概括，更是中国文化对国家政治目标的理性和系统化的认识。历史上虽有过分裂现象，但这种现象是必须竭力予以避免的，也是挞伐的对象。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主张分裂、分治，而是将“天下一统”作为政治活动和行为的鲜明宗旨和原则，大一统的概念实际上往往用于统一全国或国家统一的意义。尤其是每次国家统一之前，社会上总会有一股强烈的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和历史要求呼唤统一，思想家王夫之将其归之于“势”，认为统一是中国历史必然性、规律性的反映。同时，天下一统的信念又使得历代王朝不断进行政治上统一的努力和实践，并将专制王权作为国家统一的首要条件和象征；而开拓边境，防御外寇，皆为完成大一统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