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的边疆，民族成分复杂，经济形态各异，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边疆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呈现出多元化，因此，经营边疆、维护大一统的任务十分艰巨。
开拓边疆，实现边疆与内地的统一，始终是完成中华大一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研究中国文明史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一个显著的差异，就在于它是围绕着“天下兴衰”——天下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展开的：“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局面维持了两千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正统也曾有动摇的时候。战争在中国发生的频率不下于欧洲，但中国的战争通常因争夺帝位而起，其性质多属内战，而且迟早必然导致新的中央政权出现，”同时，“维持与重建国内秩序，既是国家的主要考虑，又是其行政力量投付最多的方面”。因此，对历代开国之君而言，逐鹿中原、削平群雄而统一中原，算不上“取天下”事业的最终成功，而只有开拓边疆，实现边疆的统一，才算是真正建立了大一统的天下秩序。
但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边疆和开拓边疆的任务往往十分艰巨。比如，西汉王朝前期在边疆经营上就遇到了全方位的挑战。早在秦朝时已纳人版图、设立郡县的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的河套、东北等地区，在秦汉更替之际，重新游离于中央政权控制之外。其中，在东南和岭南地区秦朝所开辟的桂林、南海、象三郡，秦汉之际分离为南越、闽越、东瓯三国，它们虽接受汉朝的宗主地位，向汉称臣，但其内部事务独立，区别于内地的同姓王、异姓王这些“内诸侯”，故被汉朝称为“外诸侯”。汉初东南边疆的这种局面实际上是边疆经营上的倒退。在西南地区，秦朝时曾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拓展至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据有邛（今四川荥经县一带）、笮（今峨边县东部）、冉（今松潘县一带）等部族地区，向南又修了“五尺道”，从今天的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要地，设置了据点式的行政机构。但随着秦朝的灭亡，这种控制化为乌有，到了汉初，汉朝在云贵一带的行政机构退缩到四川盆地，汉武帝之前也一直未能恢复对这些地区的行政管辖。在东北边疆，自战国以来，“七雄”之一的燕国就已开辟辽东，将朝鲜半岛北部的朝鲜、真番纳入自己的疆域，设置过行政机构，但秦亡后，燕人卫满割据于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对西汉的东北边疆构成威胁。在北方和西北，秦朝统一后曾派蒙恬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重兵守边，设立了陇西、北地两郡，并与西域保持着传统的交往关系。但秦末汉初中原动荡，戍边者皆散去，匈奴在其雄主冒顿单于领导下，趁机南下，不仅夺取了河南地，而且把东胡、月氏等部族，都一一加以征服，在蒙古高原和河西走廊建立了自己的霸权，此后又控制西域诸国，从北、西、西北三个方向形成对汉朝的战略包围。
隋朝建立之初也面临着复杂的边疆形势。除了要灭陈国重新统一中原之外，北方强大的突厥汗国依仗着强大的骑兵不时南下袭扰中原，西方的吐谷浑也直接威胁着隋朝在中原的统治。杨坚要实现大一统的战略目标，既要南伐灭陈。又要有效抵御突厥等边疆民族势力。于是，在慎重权衡后，隋朝统治集团制定了先击突厥，安定北方边疆，然后伐陈统一全国的战略方案。
唐朝立国之初面临着相似的情况。本来，魏晋南北朝大乱之后，隋朝重新统一全国，隋文帝和隋炀帝文武并用，远交近攻，经过反击林邑、契丹，北抚突厥，经略西域，征服吐谷浑，已经在西起西域，北达内蒙，东北到辽宁西部，南达越南北部和海南岛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有效统治，但在隋末唐初中原混战之际，突厥再次强盛，趁机称霸东亚，使中原各割据势力纷纷向其称臣纳贡，所谓“豪杰虽建名号，莫不请好息民。于是分置官司，总统中国，子女玉帛，相继于道，使者之车，往来结辙。自古蕃夷骄僭，未有若斯之盛也！”此外，西突厥也在隋唐更替之交发展到鼎盛，成为汉唐时期亚洲内陆最强盛的西域政权之一，控制着整个西域。西突厥内乱之后，西域各国的互相攻伐，也严重影响了西域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西域各国纷纷要求建立和恢复与中原的传统联系，希望在唐朝庇护下保持西域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与中原的贸易。所以唐朝必须对西域形势的这种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在陇右和西北，吐谷浑汗国趁中原内乱重新崛起，占领今青海全部和新疆南部，屡屡袭扰关中和河西走廊，阻断了唐和西域的交通。而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作为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在此后长达两个世纪里对唐帝国的西部安全构成了空前的威胁，成为唐朝边疆经营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在西南边疆，各部族时附时叛，并不断有新的地方势力崛起，与吐蕃联手，使唐朝的西南边疆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威胁。与汉朝相比，唐朝的边疆形势更为复杂，汉代可以说是单纯的匈奴问题，而唐帝国周边并存的多种强大势力，使唐朝统一边疆和安定边疆的任务更为艰巨。
清朝入关后，也面临着多元化的边疆格局。即北部地区的喀尔喀三汗部、西北地区的卫拉特联盟（以准噶尔汗国为代表）和叶尔羌汗国，西南地区的蒙藏联合政权。这些政权相互之间激烈争夺，蒙藏民族在宗喀巴改革后以藏传佛教为精神纽带，蒙古三大部都信奉。叶尔羌则信奉伊斯兰教。这些边疆民族地区皆有自己独特的完备的政体、官制，为此，清朝统治者将“底定中原”与统一边疆作为实现统一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他们认为，如果只实现中原的统一，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大一统，而如果自己的政权失去边疆民族的支持、拥护，不能实现对边疆的有效管理，则自己对中原的统治就不能稳固，同样不是正统。所以二者缺一不可。
可见，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筹划边防，统一边疆，稳定边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也是帝国实现大一统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历代王朝不仅需要在战略上顾及开拓边疆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不得不构成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建设完备的后方，以支持持久的“防虏”需要，有效抵抗来自游牧社会的压力。在此过程中，贯穿于中国历史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相互斗争和融合，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至为特殊和复杂，凡此也折射出边疆经营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因为这种互动，反过来增强了向心力与凝聚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统，使边疆逐渐成为“中国”这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中的一部分。
安定和巩固边疆的任务至为艰巨和繁重
综观历史，在历代王朝的边疆全局中，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西北的羌、吐蕃，势力最为强大，军事实力最为雄厚，对中原政权极具挑战能力，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西方的西域与中原间隔万里，邦国林立，各不统属，甚至往往作为北方游牧帝国或西藏部落政权的附庸，一起构成对中原的战略包围；西南各地则高山大川纵横，交通不便，民族成分复杂、分布分散，社会形态不一，对中央时臣时叛，或即或离，甚至割据自立。可以说，中央王朝面临的边疆始终是多元化的边疆。边疆与内地以及边疆各地之间在经济方式、民族成分、文化传统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对大一统帝国来说，巩固和治理辽阔的边疆，最大的困难首先在于边疆各地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有着重大差异。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般是以农业经济的推进为前导和基础来巩固和安定边疆的。
但在“华夷”对举的格局中，以农立国的大一统王朝向广阔的边疆地区推进农业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各地的经济形态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匈奴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生产方式，是适应匈奴自然条件的。而且，中原农业文明在向边疆各地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在适合农耕经济的地带如南方、东北、西北的绿洲地区以及北方的农牧结合地带，农业经济因更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更能满足比较稠密而且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所以推进起来就比较容易，华夏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同化力。同时，伴随着汉末动乱、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唐末纷争以及靖康南渡，数次大规模向南方移民，农业经济从黄河流域向长江、珠江流域推进，除部分深山僻谷以外，先秦时的“南蛮”、“西戎”基本上融入华夏而不复存在。从另一方面讲，游牧民族之入主中原，到了适于农业的中原，也往往迫于人口压力，不得不放弃原来游牧的经济方式，转而采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农业经济方式，久而久之就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如秦汉以后，因为中原战乱，游牧民族凭借强大的武力，曾数度大举内迁，甚至入主中原。一些游牧民族的统治者顽固保持游牧固习，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也”。因而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推行游牧的或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结果都没有获得成功。历史上，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清朝统治者之不得不废止“圈地为牧”，均是明证。
相比之下，农业经济的向北扩展则比较缓慢。在著名的“新月形地带”，长城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的农牧分界线，这一地带附近及以南的广大山地高原属于半农半牧的过渡地带，如果说这些地区以何种经济方式为主，主要取决于胡汉力量强弱对比的话，那么中原王朝向传统农牧分界线以北的地区推进农业的努力，则往往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地区气候寒冷，降雨量稀少，自然条件不适合农业生产。因为，幅员辽阔的边疆，尤其是北方和西方有广阔的草原、沙漠地区，可供游牧民族纵横驰骋，是从事畜牧业的优越生产环境，游牧经济在这些地区还是有其生命力的，所以游牧民族在长城以北地区经营游牧业，是经过自然选择的最合适的生产方式。相反，汉人既不能习惯严寒地带的气候，经营农业生产的效益又十分低，发挥不出农耕经济的优势。即使一些统治者挟军事胜利将中原经济方式一度推行于这些边疆地区，也往往不能持久。迁入这些地区的汉人，不但不能将对方汉化，反而渐染胡风，“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过起游牧生活。历史上秦皇汉武挞伐匈奴、魏武帝征乌桓、唐太宗扫平突厥，虽然是积极防御之举，志不在得其地，但“得其地而不能耕”也是客观制约因素。对此，葛剑雄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以往的物质条件下，前面提及的那个范围指的是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以西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大陆。）在此范围之处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不能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较差，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没有开垦的能力。例如这一地区的北界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却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开设了郡县，但当地的部族政权与王朝的政权长期并存，土司州县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是统治者不急于将这些地区收入正式版图的重要原因。”历史上，秦、汉反击匈奴后，曾在北方和西北的边郡移民屯垦，将农耕经济大幅度推进，一直延伸到阴山脚下，使秦长城以南一度阡陌相连、村落相望，但不久就不得不主动撤离。东汉以后，这些地区又复归于游牧，可见，向边疆地区推行农业经济，不是靠武力所能完成的，以农立国的大一统王朝不得不屈服于“自然法则”，承认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在不同地区并存的客观现实，并对经济形态各异的广大边疆地区，采取因地而异的经营方略。
从文化上讲，中国古代所谓的“天下”，事实上又是一个包含着不同文化区域，存在着不同文化层次的“天下”，而且，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根深蒂固且长期存在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早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就曾存在着大致同步发展的六大“文化区系”。这六大“文化区系”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因为区、系之内以及区、系之间的互相影响，才形成大致平衡而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而且，这种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并没有随着中国历史向文明的突破和大一统国家的发展而完全消失。历史上，甚至在中原文化的腹心地带，文化的区域差异也始终存在，著名者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即各有特色，而在天高皇帝远、中央政权行政和军事力量鞭长莫及的边疆地区，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
文化反差的客观存在，往往导致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文化体系在接触和交流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与冲突，并因而导致民族的隔阂、民族矛盾的不和谐。历史上，汉朝时投靠匈奴的汉人中行说的所作所为就非常典型。中行说为了发泄他对汉朝的不满，在归顺匈奴后积极为单于出谋划策，建议在匈奴禁绝中原之物，抛弃汉人习俗，恢复匈奴原有的饮食和服装习俗，以保持匈奴自身的文化特性。在与汉朝使者进行的关于汉匈双方文化优劣高下的辩论中，中行说还对汉朝使者的文化优越感予以批驳。再如，北魏孝文帝对自己出身的鲜卑族实行的“汉化”政策就遇到过强大阻力，而他死后，他的一系列“汉化”政策很快就被本民族中的保守派予以废止，朝臣中曾积极支持这一政策者甚至遭到清算。此外，历史上一些朝代在边疆地区强行推行中原体制和易风易俗的活动之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而一些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初往往因惧怕失去自我的文化自尊而对汉文化的强行改造（如金、元、满清之废农田为牧场，拒绝农业生产方式等），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华夏文化与边疆各族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和冲突。
可见，广阔的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存在的客观差距，使不同的边疆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点，并使得边疆经营过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存在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安全隐患重重，离心倾向不时突出出来。所以，开拓边疆，实现边疆统一之后如何安定、巩固民族成分复杂、经济形态各异、文化传统不一的广大边疆地区，安边固防，维护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仍然是历代大一统王朝面临的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