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军事在国防中一直占据着主体地位。虽然边疆的安定有赖于各种手段和措施的综合运用，边疆经营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但是，军事毫无疑问是从事边疆经营的强大后盾，并且是边疆经营战略得以实施的必要手段，比如，边疆的开拓离不开军事攻伐作先导，边疆的安宁和巩固离不开军事上的防御为依托。因此，在边疆经营中制定和实施高明的军事战略就成为一个事关国家统一与稳定的重大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有了明确的军事战略，才能对边疆军事斗争全局进行系统筹划，为国家边疆经营中的军事政策和军事活动提供依据，并指导边疆经营中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而基于地缘条件、经济结构和政治追求等因素，历代中原王朝在边疆经营无不奉行防御战略，而且重北轻南，陆主海从。
前文曾经指出，地理环境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制约，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特点，也决定了军事战略上的选择。
尽管中原王朝与境内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家关系，而是一国之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但边疆民族与内地在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客观存在差别，导致军事冲突在所难免。中原王朝如果不能对游牧民族南下构成的致命威胁进行有效反击或者抵抗，就会动摇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甚至于危及中原政权的生存。所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解除边疆上的安全威胁，将游牧民族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支配，成为历代大一统帝国的主要责任。
既然主要威胁是境内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的袭扰，冲突主要在陆地上进行，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国防重点始终以北为主，重视陆权，其战略重点是保护中原这一核心区域，即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的农业区。同时，中国以农立国，中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高于周边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又缺乏向海外拓展的经济动因。海疆方面，以大海为天然边疆，“四海”为天下的边界。只是到了明朝，由于倭寇和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才出现海防的问题，但这一因素在鸦片战争前并未构成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因而海疆也一直未被作为传统边疆经营的重点。
就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中原王朝又有着先天的困难。从经济地理和民族地理的角度看，奠基于单一农业经济结构的历代中原王朝，大多缺少马匹，中原军队只能以步兵为主体，无法在大漠草原和林海雪原深处与游牧狩猎民族的骑兵长期周旋，即使像汉、唐那样组织大军远程奔袭，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也无法长期驻留，巩固战果。马匹的缺乏还使中原王朝在作战方式上受到诸多限制，战术上远逊于游牧民族。因为以步兵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军队，只有依靠密集的队形才能抵御骑兵的冲击，步兵缺乏机动能力又不得不处处设防，故需要庞大的常备军，这就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使历代统治者始终为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有限的经济负担能力的矛盾所困扰。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勒尼·格鲁塞就指出：
在这整个时代里，虽然在物质文明方面游牧人是很落后的，但他们在军事上保持着一种先进的、极大的优势。他们是骑射手。他们用优良的射手组成了一种非常灵活的骑兵队。这种专门‘武器’使他们在定居人民面前保持着一种优越性，犹如在近代欧洲有炮兵部队来保证它对其余世界的优越性……骑射手是忽然地出现、射击和逃跑的。他的射箭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一种不直接的射击。在那个时代里，它的效力和玻坏性几乎相等于我们今天的炮队的射击。
面对周边游牧民族的袭扰，历代封建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地奉行防御性的战略，将长治久安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主张牢固树立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思想，在平时就要加强国防建设，把备边、安边、兴边作为国之大事，切切实实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以适应战争突然发起的情况。在安全目标上，首先保证京师和帝国中心地带的安全，心有余力方大举征讨，但也必须适可而止。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居重驭轻，内重外轻，在地方和边疆都部署一定的兵力，原则是把主力精锐部署于京畿王朝统治的中心，造成中央对边疆居重驭轻的战略态势，以随时应付边疆危机。此外，还要采取镇抚与开发并重的措施，以孤立和消弱来自北方的威胁。
与对陆疆的开发和保卫相比，历代王朝对于开发和保卫海疆则缺乏热情。尽管中国古代航海事业长期处于世界前列，唐、宋、明三代还一度在造船业和航海业方面进入高潮，但直到鸦片战争之前，历代王朝重视的一直是北部边疆的防御，从未将海疆纳入治边战略的范畴。
此外，在边疆军事战略方面，因为种种原因，历代王朝有着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之分，如汉、唐、清就曾凭着强大的国力，深入大漠，穷追猛赶，而宋、明两朝则固守防御。但不管是推行积极防御还是消极防御的国防战略，重北轻南，陆主海从都是中原王朝基于当时的地缘环境的安全需要不得不做出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