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要维护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推进“以夏变夷”，积极经营边疆，安边固塞，就需要在边疆建立行政机构，维持大量驻军，强边固防，有效抵御边疆游牧民族对内地的袭扰。但边疆地区大多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艰苦，地广人稀，远离内地，交通不便。中原王朝要进行边疆军事建设，无疑面临重重困难。因为，在广阔的边疆维持驻军和支持军事行动，重兵戍边或征伐平叛，随之而来的是后勤供应的重重困难，所谓“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势必给内地造成沉重的负担，这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所难以承受的。如汉武帝时李陵率大军远征匈奴，在敦煌附近为匈奴包围后，只能发给每个士兵二升干粮和一片冰块，作为突围的给养。汉宣帝平定西羌叛乱，战事虽不算大，但已经“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费”，甚至“病死于道路”。
因此，如何发展边疆经济，解决边疆地区驻军的给养，维持在边疆的军事存在，使军队能够长期守边，提高综合防卫能力，确保边疆的安全稳定和长远发展，一直是历代中央政府必须关注和加以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尽可能将农业经济推进到边疆地区，正如汉代的晁错所说，“守边备塞，劝农立本，当事急务二事”。对此，历代王朝采取的战略性举措之一就是在边疆地区进行屯田开发。
实行以军屯为主的屯田安边方略
所谓军屯，有两层涵义，一是就其性质而言，是让边疆驻军在守边之余从事农业生产，且耕且守。屯田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军事行为。二是从参与屯田的人员和管理体制而言，其成员主要为军人（包括被征发服役的戊卒），当然有时也以百姓或免刑罪犯充当。在管理上，屯田人员一般以部（校）为单位，采取军事体制，由国家供给种子衣食，产品全部上缴。
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基于对西、北少数民族如匈奴、羌、突厥、吐蕃等作战的需要，一直将军队屯田作为主要的屯田形式。据历史记载，秦王朝统一北方民族地区后，为了用巩固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就曾在今青海省的民和、化隆、贵德、西街附近广设屯田，让驻军一边戍守，一边屯垦。不过，军屯政策的正式和大规模施行，则始于汉武帝时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后，匈奴势力被逐出漠南和河西，汉武帝立即下令在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南）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一带设置田官，以吏卒5万多人进行垦殖。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又派遣兵卒60万到上郡、西河、朔方一带屯田。自此以后，西汉政府将屯田成为汉朝保卫边疆的重要手段，在北方和西北边疆大规模进行屯田。其中，又以西域屯田规模最大，效果也最著。在征服大宛前后，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以田卒和军人为主，在轮台、渠犁（今新疆尉犁西）一带组织屯田，此后为解除远征军的供给问题，又将屯田地域扩大到鄯善、车师，最西甚至到达乌孙所在的锡尔河上游地区，并在屯田地区置屯田使者校尉、屯田校尉予以组织和管理。大量的田卒和军人屯垦西域，不仅垦耕了数千顷良田，为戍边将士提供了物质保障，为来往的汉使提供了安全保护，而且遏制了匈奴的势力，有力地维护了汉帝国统一西域的斗争。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后，汉朝加强了对西域屯田活动的统一领导，置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其中还设立了屯田校尉一职，专门负责在西域的屯田工作。除朔方和西域、陇右地区外，汉朝也曾在东南、西南边疆进行过不定期屯田，如《史记·平准书》就记载：“（汉武帝）通西南夷道……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可见，屯田是汉代“强边”的基本国策之一。
在中国边疆经营史上，汉朝在边疆地区实施大规模屯田，为保持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经营边疆找到了一条可行道路，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起到了巨大作用，因而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从此，历代大一统王朝在统一边疆之后，都曾将屯田作为保卫边疆和安定边疆的基本国策长期施行，而边疆驻军从事屯田，且战且耕，遂成为历代边防建设战略的指导思想和重要的治边方略，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发挥着巨大作用。
比如，唐朝一直把在边疆地区就地屯田作为巩固边疆，加强边疆军事建设的重要举措。其屯田组织之完备，屯田地域之广，规模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汉代。为了落实屯田安边的政策，唐朝政府明文规定，各军、镇、城、戍和守捉等边防要地的士兵，必须进行屯田：“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草所宜，斟酌营种，并杂疏菜，以充粮贮及防人等食。”同时，在中央尚书省的工部之下，专门设立指导和督察全国屯田事宜的最高领导机关——屯田司。这些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史载“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实际上，据日本学者对南宋本《唐六典》中有关资料的研究，唐朝的军屯数目远不止此，而是共有1039屯。按每屯50顷计算，全国军屯面积约51950顷。若以亩产一石的较低量计算，年产则高达520万石左右。这样，按1名军人每年消费粮食12石左右计算，屯田的收入便完全解决了边防军的粮食供应。
元朝疆域广阔，大大超过前代，为了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元朝政府在边疆地区全方位地驻军屯田开发，将汉人以及蒙古、色目的军士与工匠、民户遣往边疆地区垦田、凿井、营造。据《元史·兵志》记载，元朝戍军“为田六千四百余顷”，遍布北部边疆岭北行省的五条河、称海、和林、怯绿连河、呵札、杭海以及益兰州等地，甚至将屯戍开发推广到东北的极边地区。在西北边疆，则以肃州、沙州、瓜州、甘州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屯田。此外，忽必烈还采纳姚枢“布屯田以实边戍”的建议，派戍军在广阔的西南边疆广兴屯田。
在边疆屯田方面，明王朝又制定了卫所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的政策。《明史·食货志》明确记载：“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份，给耕牛、农具，教种植，复租赋。”在明代，参加边疆屯田的军队超过60万人之众。到了清朝，满清统治者更从“筑我长城”的战略高度，重视在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推广屯田，兴办牧场，发展矿业，从而将历代边疆屯田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广泛的屯田也为清朝在边疆驻军守边提供了物资保障。
军屯、民屯、商屯等各种屯田形式并举，不拘一格地开发边疆
依靠军屯虽然可以解决边疆驻军的后勤供应，但边疆驻军的主要任务毕竟是抵御各种侵袭，保卫边疆。同时，一旦战事发生，或战争旷日持久，边疆驻军从事农业生产势必力不从心。再者，边疆的长治久安毕竟有赖于当地经济的全面开发和社会基础的稳定，仅仅依靠军屯则是难以完成这一目标的。为此，历代统治者还实行了各种屯田形式并举的办法，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拘一格地开发边疆。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提倡民屯。所谓民屯，就是由内地百姓前往边疆地区进行屯垦。其具体办法，或者是通过招募，或者是强行将罪犯流放到边疆地区进行屯田。当然也有大批贫苦农民因天灾人祸而自愿前往的。如《明史·食货志》就记载子明朝政府关于民屯的一些规定：“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据史载，仅明太祖洪武年间，明政府就通过种种措施，将上百万的内地百姓移往边疆从事民屯。此外，清朝晚期，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也实行了官屯、民屯并举的措施，他明确强调，不能只顾军粮，不顾民食，并规定官屯的主要任务是兴修水利，推广桑蚕事为业，筑路修桥，发展边疆交通，筹建铁工厂，制造农具，为民屯创造有利条件，而民屯则主要从事农垦。二者的有机配合，才使新疆的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二，鼓励商屯。所谓商屯，就是由商人出面组织在边疆的屯田活动。这种作法从宋代以后就十分普遍。如，宋、明政府为限制盐商高利，规定盐商必须将粮食运到缺粮的边疆地区，才能获得由政府发放的“盐引”——经营食盐买卖权凭证，盐商凭“盐引”提取食盐后，才可以自由贩卖，从中获利。这样，一些盐商为解决由内地向边疆运粮成本太高的问题，就雇人在边疆地区屯垦，以收获的粮食就地缴纳粮食，换取盐引。因为商屯既节约了一大笔运费开销，又繁荣了边疆经济，因而得到政府提倡，成为一种独特的屯田开发边疆的方式。
第三，除了官屯、民屯、商屯之外，历代王朝还实行过一种独特的屯田形式“犯屯”。所谓“犯屯”，就是由政府强行将罪犯流放到边疆进行屯田。“犯屯”在秦朝就已出现，到汉代更大规模实施。比如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朝政府就曾派遣大臣郑吉、司马熹等人，“将免刑罪人，田渠，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兵击车师，车师降”。清朝的“犯屯”规模更为庞大，如清政府为了开发东北边疆地区，就曾将一些犯人流放到东北，使之从事生产。随着大批犯人的到来，一向荒凉的边疆地区如爱珲附近的黑龙江东岸等地，商贾云集，街市喧闹，其繁华程度甚至不逊于中原内地。
历代中央政府不仅实行官屯、民屯、商屯并举的政策，不拘一格地开发边疆，而且还重视加强对边疆屯田的宏观指导，制定种种配套政策。这表现在：屯田地点一般由中央政府选定，并且多是一些适宜发展农业生产的边疆地区，或边防要害之地；屯田事业也被作为边疆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比如，汉朝政府就曾对西部边疆的各级官员规定了屯田的亩数，甚至给一些朝廷大员也下达有屯田任务。此后，唐、明、清各朝都沿袭了汉代官屯的作法，并不断加以完善。如清朝统一新疆后就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措施，大力推广屯田与开办牧场。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清政府批准了新疆“屯田五事”，周密的筹划，从各方面创造条件促进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其总体方针可概括为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屯守兼顾，滚动发展，军屯先行，鼓励民屯。在屯田地点上，选择既是军事要地，农业基础又比较好的伊犁和乌鲁木齐进行试点，由近及远向周围扩散。到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时，新疆的兵屯、遣屯已达28.7万余亩、民屯达2.8万余亩。从形式上，当时在新疆就有兵屯（绿营兵）、旗屯（八旗兵）、回屯（维吾尔族）、遣屯（流犯）、民屯（内地移民）、商屯（内地商贾）等，举凡绿营部队、汉族、维族的农民、商人，以及流放的犯人都加入了屯田大军，其总人数达8.5万余人之多。屯田之外，清政府又在新疆开办了许多牧厂（场），每年可得马3000余匹、牛2000余头、羊4万余只。屯田生产的粮食和牲畜不仅充分满足了新疆边防的需要，而且还有大量剩余被作为商品输出到其他地区。
边疆屯田开发的战略意义
作为“安边”的重大战略举措，历代王朝在边疆地区的屯田开发对于中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第一，对于保证中央政府在边疆建立政治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
经过历朝历代的屯垦开发，中国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有许多地方变成了良田熟土，成为适应农业生产的基地。而农业经济向边疆的推进，无疑有利于解决边疆驻军和官吏的供给，尤其是有利于中央政府维持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行政管辖，对保证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边防的巩固，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随着屯田的开展，边疆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军用储备粮马不断增长，使历代王朝能够在解决边防官兵生计的前提下提高综合防卫能力，维持在边疆的军事存在，从而使边疆成为中原可靠的战略屏障，这对防卫边疆和抗击游牧民族的南下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正如赵充国所言：“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此外，因为屯田地点集中于边塞要害、战略要地以及交通要冲，屯田者又集兵民于一体，可以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从而可以不依赖后方的供应，随时随地投入作战，这样融经济效益和军事价值于一体，使各边镇逐步成为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重要基地，也是边疆军事部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各屯田基地作为一个个楔子深入边疆地区，遂成为开拓边疆的一个个核心，如唐朝时，官府组织下，龟兹附近“数十里悉为良田”，各边镇逐渐成为军事和经济结合的重要基地。康熙时，在瑷珲附近的黑龙江东岸实行屯田，就地解决军粮问题，屯田地区发展为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从而保证了边疆的长治久安。所以曹操更将汉武帝之收西域归功于在西域的屯田事业，概括为“孝武以屯田定西域”，对汉代屯田的国防价值作了充分肯定。而南宋的陈傅良在反思宋朝“斥地与敌、守内虚外”国防政策时，特别盛赞汉唐之屯田，认为这是“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的“善守”之举。可见，对边疆地区的屯田开发，实际上是反映了古人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治边思路。
第三，以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兵农结合为主要特点的边疆屯田工作，不仅保证了边疆的安全，而且动员了边疆地区各方面的力量参加到边疆经济建设中来，有力地开发了边疆地区，这对巩固边防和保持边疆的持久安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汉代的屯田之地从河套以东开始，有河套平原、湟水流域、河西及西域的轮台、鄯善、渠犁、车师，最西到达乌孙所在的锡尔河上游地区。“以各种形式参与屯田的人数，或者说是在边疆地区从事过开垦荒地，进行过农业生产的人，约计不下数百万。这数百万人的身份和参加的原因虽不尽相同，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因而他们既是建设边疆的劳动生产者，同时也是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传播者。”再如，明代政府在边疆各地普遍实行屯田，以云南一省为例，军屯、民屯、商屯遍及全省，屯垦面积约在150万亩以上，占当时登记在册的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伴随着屯垦的开展，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和先进的文化传到了边疆民族地区，水利设施的得以兴修，交通道路有了发展，这就自然大大地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
总之，屯田开发为保持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统一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因而也就成为历代边疆建设的重要方略，这对保卫边疆、安定边疆、建设边疆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