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的秘诀，常常是在两个表面上看去毫不相干、毫不搭界的领域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使它们发生联系，即在不同中，寻找相同点。
这架桥，这寻找，便是语言转换。
——2002年早春创作手记
天才和疯子正是这样两个表面上看去好像是相去甚远的领域。架桥，就是揭示天才的创造力和疯狂的关联。
最近半个世纪，西方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探索。比如R。A。Tsanoff(1949)、N。C。Andreasen(1987)、G。Claridge(1997)、H。J。Eysenck(1993)、V。W。Grant(1968)、A。M。Ludwig(1994)、F。Post(1994)、A。Raine(1995)、A。Storr(1976)、R。Brain(1960)、J。H。Brod(1997)、G。Becker(1978)等。
今天，谁要研究“天才和疯子”这个课题，谁就绕不过这些学者的论文和专著。我们只有走继承和发展这条路。即便是反对这些学者，我们也要先阅读这些学者的论著。
有些学者指出，在不少天才人物身上，精神疾病的患病率还是较高的。许多传记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位开拓者，龙勃罗梭(C。Lombroso，1835—1909)其人及其论著给了我深刻印象。
他是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和犯罪学家。人们称他为“近代犯罪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Criminology)。他又是“生物实证主义学派的鼻祖”(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Biological Positivist School)。
早年，畸胎学和比较解剖学对他有较大影响。不久，他对脑解剖学和脑生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形成了他一生坚定不移的思路：从脑解剖学将精神病现象、天才现象和犯罪现象串在一起来观察、比较、探究——这就是生物实证主义的思路。
1864年，龙勃罗梭成了精神病学教授。不久，他的著作《天才与精神错乱》《天才与退化》《精神病学中的天才》《犯罪及其原因和矫治》等相继问世。1902年，又发表《关于天才的新研究》。的确，仅这些书名(尤其是《精神病学中的天才》)便是激动人心，富有启发性的。
他善于将犯罪人、精神病患者、正常人和天才这四种类型的人进行比较——这条思路给了我难忘印象，当我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期间。他注意到，生来犯罪人的脑组织有病变特征。他特别注重研究犯罪人的头盖骨和相貌。意大利监狱是他考察的最佳场所。他结识了江洋大盗维莱拉。他因背着一只绵羊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峰而闻名于世。维莱拉死后，龙勃罗梭对他的大脑进行了解剖，意外地在头颅的枕骨部位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凹陷，即“中央枕骨窝”(龙勃罗梭创造的一个术语)，就像各种鼠类低等动物脑部形态特征那样。他突然领悟到犯罪人的本质：“犯罪人是一种隔代遗传者，在犯罪人身上是再现了原始人和低等动物野蛮的本能。”
你看龙勃罗梭在这里把脑解剖生物学的语言转换成了犯罪学的语言。
他解剖了383名犯罪人的颅骨，发现有210人的大脑有异常特征——这就是生物实证主义思路。
爱因斯坦死后，有人保留了他的大脑，专供研究天才现象，也是遵循了这一思路。
如果说，犯罪人的本质是低等动物和原始野蛮人在我们文明时代的再现，那么，天才现象的本质则是大脑皮层超前进化的卓越表现。
此外，龙勃罗梭还将身体测量方法应用于对精神病患者的研究。这里又涉及语言转换问题。
他是一位语言转换大师，也引导了我今天的思路：精神病学中的天才。
因为龙勃罗梭的看法是：“跟精神狂乱一样，天才也是精神变异的一种形式。”(见《天才人物》)
或者用我的话来说：天才和疯子是一条横轴直线上的两个远远偏离中点的端点。普通、正常人是介乎于左右两个端点之间的中点。正常、普通人向左端走，便是疯子；向右端走，便是天才。极少数人是两者兼而有之：既是天才又是疯子。
自1965年以来，我开始阅读精神病学方面的论著。当然是望野眼，随心所欲，不系统，时断时续。国门打开后，我从国外带回的书籍中，有关天才和精神病学的著作便占了六分之一，约100本左右。因为我知道。我早晚会动手写这方面的书。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写书也是如此。
精神病学的历史回顾首先引起了我的兴趣。“人认识自己”不容易。
1830年，清代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一书中指出，人的“灵机记忆不在心而在脑也”。认识到心和脑的区别是一大进步。又说：“小儿无记忆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忆者，脑髓渐空。”这思路是正确的。
在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到中古时期，人们都相信病是由魔鬼附体引起的。心灵被魔鬼掌握，所以才疯。于是用拷打、火烧病人的野蛮办法企图把魔鬼赶出来。这是用疯的治疗手段治疗疯病。
16世纪有个外科医生试图从疯子的头部取出“疯人之石”，因为他相信，正是那块石头才使人发疯——这思路是对头的，尽管手术荒诞。可见，“人认识自己”不容易。
在我40多年的读书生活中，科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的传记占了相当的比重。所以，我开始从脑科学和精神病学的观点去看天才现象便是水到渠成，逻辑的必然。
2000年12月5日，当我读完一本德文版的精神病学论著，我突然有所顿悟。并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借用精神病学的许多概念和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刻画和解读天才们的一生。这就叫语言转换。”
比如中医的本质，其实是一次成功的语言转换，即用中国哲学的概念和术语去解读人的身体及其疾病的机理和构造。
在中国道学哲学中，阴阳是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动天地，和阴阳，合万物；合阴阳，顺道法。自天有地，自日有月，自阴有阳，自春有秋……自雄有雌，自男有女。“此道之根柄也。阴阳之枢机，神灵之至意也。”
古代中医学家将有关“阴阳”的语言转换为医学语言。
把人分成五大类，即：“太阳之人”，临床表现为气质上主观、冲动、志发于外；好言大事，自负，傲慢。
“少阳之人”，多阳少阴，轻浮易变，喜动少静，做事漫不经心，难持久。
“少阴之人”，阴多阳少，小贪贼心，易嫉妒，深沉不外露，做事刻板，内向。
“太阴之人”，阴盛，阴阳不和，贪而不仁，多疑，孤僻自私。
“阴阳和平之人”，生理上阴阳匀和，气血调顺，通情达理，精神平和安宁，待人诚恳，处事有方——这是中国古代医学家理想中的气质(或个性)类型。
你看，上述语言转换是多么富有成效！它把一团混乱梳理成了秩序。
它像一束亮光，照亮了人的气质分类。直到今天，它仍旧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和参考价值。
比如日本学者、精神病学专家悬田克躬在《病态性格——10种类型及其行为》一书中也许受上述中医理论影响，便将病态性格者分成意志薄弱型、发扬型、抑郁型、冷酷型、爆发型、不确实和不安宁型、易变型和狂信型等10种。
再比如笛卡儿(1596—1650)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发明了解析几何。这门伟大学问的本质其实是一次卓越的语言转换，令人叹服其妙绝：由形到数，再由数到形的相互转化。
也就是由几何语言转换成代数语言，再由代数语言转换为几何语言——这转换的思路和艺术手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它堪称为“神来之笔”，是上帝的暗示或神的一次托梦。
换言之，解析几何的本质是在几何空间形式和代数数量这两者之间架起一座金色桥梁。笛卡儿匠心独运，坐标方法原来是把几何曲线语言转换成代数方程语言的关键。
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语言转换”的妙处和伟力，时1960年，我在北大读文科5年级，但经常在数学系图书馆出没，望野眼，自己觅食，形成世界观。
读者手中这本书也是一次“语言转换”，即企图用精神病学的概念和术语去重新理解天才现象，包括他们的创造心理学。
事情要追溯到整整40多年前。
1962年，我有位同事患精神病，进了北京安定医院。有一天我去探望他。意料之外，我见到这样一位病人：在他看来，或通过他的视觉去看，整个世界是凹凸不平的。为此，他日夜感到不安。他要按平、抚平这个世界。医生为他特地制造了一块板，上面有一排排橡皮奶头。患者将凸出的奶头一个个按下去。不过，奶头富有弹性，等他按到第三个，第一个奶头又凸出，恢复了原状。于是，患者又要回头去按。如此反复，永无完全平整之日，也永无完全平整的世界。病人整天就在这按平和抚平的动作中，得到短暂的安宁，找到了生存的目的、意义的价值——这是病人的世界观。其实正常人也有类似的病态心理，不过程度很轻罢了，没有超过“度”，没有越过界线。比如我本人就有，直到今天。
过去许多年我住集体宿舍。我最怕别人坐我的床铺。因为床单坐皱了。我不怕坐脏，就怕坐皱。一皱，我的内心(其实是大脑的相关部位)好像也出现了许多皱褶，令我非常不安，痛苦。别人一走，我第一件事不是去扫地，而是用双手去弄平、整平床单。这多少有点病理性质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每天起床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认真摸平、抚平、扯平我的床单和枕巾(被子不叠则无所谓)，然后我的心才能安定下来，开始写作。我明知这习惯是轻度的病理性质，但就是改不了。如果不整平床单、枕巾就出门，一天在外游玩或开会，内心也会深感不安。不过我还不是精神病人，不必住院。因为程度很轻，没有越界。
许多年，我总是想起北京安宁医院那位按平凸出橡皮奶头的病人。
我为病人的专心致志、忠诚、一丝不苟和尽心尽力的行为而十分感动。我想：如果正常人把这种“爱岗敬业”的品质和顽强意志拿过来，学到手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呢？这才是世界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在现实世界，一切伟人之所以成功，不正是具有这样的顽强意志和始终不渝的品质吗？这就叫“强迫症”。
这便是本书的胎观。
它发生在40多年前。当然要把这一胎观发育、展开成一个系统，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机整体，最关键的一步是学会语言转换，即用精神病学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去解读天才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还有件事必须要在这里交代。
1969—1975年我下放到辽西海边放羊。在孤独的牧羊人小屋，我偷偷读了不少书，其中一本便是维纳(1894—1964)的《控制论》，尤其是第七章“控制论和精神病理学”。全书的副标题表明维纳的核心思想是“语言转换”：“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
哦，把动物、机器和通讯扯到一起！早在1944年控制论正式诞生的前夜，维纳就主张用现代数学方法把神经系统作为一个通讯(Communication)问题来研究。在这前后好几年，他召集了一系列会议，一群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类似这方面的专家)同神经生理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坐到一起，来共同探讨他们是否能找到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
这些专家(尤其是精神病学专家的加盟)聚集一堂来寻找共同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种天才的组合或创造性的“语词新作”：也是一次非常大胆、有独创性的“语言转换”。
二战结束前夜，维纳参与了脑波研究。他迷恋于神经系统的语言与计算机语言之间的转换。
在一次有神经生理学家、精神病学家、通讯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上，维纳突然发现，来自完全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只消用“记忆”和“反馈”这两个术语就能加以概括，不管这些人的具体专业如何——这时。维纳的控制论思想更接近完成、成熟，因为他即将完成他的非常大胆非常独创的“语言转换”。
其实“能量”这个伟大术语或概念也具有“语言转换”的巨大功能。物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工程师、医学家、环保专家……都可以听懂“能量”这个概念或术语。比如糖尿病就是新陈代谢发生了障碍，能量也是主角。
在我写作《天才和疯子》一书的过程中，我是自始至终紧紧抓住精神病学的一些关键术语和概念并将它们转换成天才创造心理学的语言。要知道，一些伟大术语本身就具有非凡的创造功能，它们能引导科学认识，指示出方向，开拓新学科和新视野，比如“能量”、“力”、“原子”、“信息”、“结构”和“DNA”。
你能设想今天的人类文明可以没有“信息”这个术语和概念吗？
正因为如此，我在本书列出的标题，都尽量借用精神病学的一些重要术语。一来表明我写作的整个思路，二来这样列出来的标题也醒目，反差大，给人印象会特别深。首先，我自己就被这些标题打动。自我不被打动，能指望去感染、打动别人？当然自我被打动得死去活来，别人无动于衷的情况也是常有的。贝多芬有句名言说：“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
最后，关于本书的结构和安排，我想交代如下两点：
1.本书涉及的主要是天才人物，但也包括一些杰出人物和普通人。比如我就是普通人。事实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点精神病的成分或元素。在不少地方，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
2.一些典型人物则单独用一节来揭示。
本书开始动笔于2002年7月4日“威马逊”强台风登陆江浙沿海一带之夜。写作出现高潮，俯而读，仰而思，则是8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
本书写作速度较快，是因为事先有多年的酝酿、打腹稿和思想准备。
我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