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派起于儒，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又加以猛烈抨击，以反权威姿态而声名鹊起，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中的显学之一。以后，墨离为三。秦孝公前后，墨家的钜子进入秦国，受到秦惠文王的器重。墨家之徒，为小手工业者起家，他们则以其技艺为秦服务，其理论建树则无所长。秦用其形而下。至秦以后，墨学渐消，其中一部分人则将墨家的严密的组织形式与严格的纪律继承下来，后世帮会及秘密结社可以说是墨家的遗绪。汉时的司马迁、班固，对墨家的评论大体相近，但亦有区别。
（一）墨子的主张与严密组织
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墨翟，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后于孔子。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是，墨子后来对儒家却大肆攻击。《墨子》中有专篇《非儒》，对儒家某些论点加以批判，并且指斥孔丘。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乱。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虑谋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
借晏子之口，把孔子说成了一位不仁不义的如同叛逆的人。这些事均与孔子无涉，但却要捏造些事来批孔，更见其对孔子儒学的反对之情，也见其文德之下。这是市井之徒常用的手法。
墨家的非儒是在政治观念、思想认识、政治主张等方面与儒家相悖的情况下的学术论争。《韩非子·显学》中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同为显学，所以墨便将矛头指向儒，而且采用了非学术的恶劣方法。
墨家所倡言的是尚同、尚贤、非攻、兼爱、明鬼、非乐。政治上鼓吹君主专制。“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甚至于到乡这一级，也是“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一级服从一级。这便是要将“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同一于天子，即“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希望统一天下，建立统一的国家秩序。这个统一的国家，便是中央集权的政治，是以天子为中心的一级服从一级的严格的中央集权。维护中央集权的措施便是“刑政”。这与儒家的“仁政”便有了根本区别。这种思想也正是战国时期各派学说的共同论题，即天下统一。这种思想理论，正是还在为统一而战的秦国，尤其是经过商鞅变法以后迅速强大起来的秦国的国王所期待和欢迎的理论。
墨子死后，墨离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这三派对墨氏之学，各有取舍，形成不同的墨家学派。本来，在墨家来说，组织是严密的，等级也是分明的。《吕氏春秋·上德篇》有一个例子：
孟胜为墨者钜子，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
从文中可以得到的信息是：墨者有钜子，钜子即今之“老大”或“头儿”。钜子是由前一任钜子任命的。弟子对钜子是绝对服从和听命的。正因为听命于钜子，孟胜的尊墨家教义而无意义地死了，以后的八十六人则更无意义地死了。可见“墨者之义”的巨大力量，有些近乎于愚昧。近现代帮会严密组织与严法即由此而来。愚昧之行为，是缺乏理性的表现，这也正是墨学的弱点。所以，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是很准确的。所谓用，便是形而下的实践行为，所谓文，应该是形而上的学理性的思考。
对于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他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此，他提出“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二）墨子的后学入秦
墨子的学说由其弟子带到秦国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一是秦孝公时，为了富国强兵，欢迎六国人才到秦国来。为此，孝公还发布过求贤的诏书。孝公是希望强国能够速成，这从他考察商鞅即可看出，直到第三次商鞅以霸道说孝公，孝公才接受了。秦国召募人才，这是一个机会。另一方面，墨家弟子的工作特点，也适应秦国的需要，所以双向选择后一拍即合。
墨家弟子的工作特点是擅长手工业，也就是技术工人。墨子会造木器。他造了一只木鸢，能在空中飞行一天。他还会作车和攻守城的器械。《墨子》一书，经孙诒让整理的《墨子间诂》卷十四中有《备城门》及以后两卷，列出的攻具十有二种，并有尺寸及用法。又有军事方面的号令、旗帜等。这些都是秦国所急需的。现在秦始皇帝陵已出土的秦的兵器、铜车马、铜鹤、木战车、石甲胄等，其工艺技术令人赞不绝口。虽然没有文字能够说明这些是出于墨家弟子之手，但是这些实物的制作有墨家弟子参加或指导、或作工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从墨子的后期弟子在工艺技术上的一些著作如《墨经》中可以予以推测。如果有墨家弟子的话，其来源有二：一是早期入秦的墨家弟子的弟子的弟子，二是随着秦的统一而流入秦或征召到咸阳的墨家弟子。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墨家弟子在秦国最活跃的时期，是在孝公以后惠文王时期。我们先引些文献出来：
墨者有钜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也。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就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悦。遂辞而行。
谢子的事，在《说苑·杂言》中也出现过：“祁射子见秦惠王。惠王说之。于是唐姑谗之。复见，惠王怀怒以待之。非其说异也，所听者易也”。人名稍有不同，所说的事是一回事。唐姑果在这里演出的是百年后李斯对韩非的故事。不过谢子是走了，而韩非却没有谢子那么幸运。
另一位入秦的是田俅子，齐国人，也称作田鸠，俅、鸠同音。《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记载：
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时以然。
田俅子通过此事，对时，即机会发表了精彩的议论。
从以上来看，墨家弟子入秦集中在秦惠王时期。这个中原因在前边已经作过分析。但是，从实际上来说，在战国人才流动十分频繁的情况下，墨家弟子入秦要更早一些。秦孝公这位秦国的中兴之主在迫切需要强国的时期，大开国门，迎接外来人才之时，墨家弟子应该说便已走入了秦国，谋求机会以期一展雄才大略。秦孝公从公元前361年到前338年执政23年，秦惠文王从公元前338年到前311年执政26年，合计49年。孝公时有墨家弟子入秦是必然的。他们是孝公时入秦，惠王时成名成功。这从惠文王时腹□很得惠文王的信任和重视，没有长时期在秦国的实践和作出成就是不会得到惠文王如此恩宠的；二是从腹□年长来说，起码应该有五十岁以上，而入秦时应在青年时代时期，也就跨了孝惠的时期。
墨家弟子入秦，从孝公时起，以后陆续还有来的。这从吕不韦集许多学者著《吕氏春秋》便可以证明。《吕氏春秋》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了墨子的主张，包括原文摘引。这些部分应该是出于墨家弟子之手。比如关于田鸠论时机的话，关于孟胜的事迹和他转述的墨子之法以及传钜子位与田襄子这些事件。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时，秦王政已即位多年了。从秦孝公到秦王政这近一百年中，墨家弟子在秦是始终有一席之位的。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中的一些词语也与墨子的词语相同，如“将长”，《法律答问》中有“将长令二人扶出之”，《墨子·号令》中有“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将长”；《秦律十八种》中有“食男子旦半夕参，女子参”，“居府公食者，男子参，女子驷”，《墨子·杂守》中有“参食”、“四食”的规定等。秦简《为吏之道》中提出的官吏要“除害兴利，慈爱百姓”则见于《墨子·兼爱》中的“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云梦秦简反映的是秦昭王至秦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228年）的历程。可见，墨子弟子至少是墨家的思想一直到秦帝国时期，仍然在起作用。
入秦的墨家弟子如谢子（未果）、唐姑果、田俅（未果）及钜子腹□，虽有记载，但是关于其在秦的理论与行事的记录则较少。从腹□的行事可见墨家之法及墨家弟子对墨子之法的执行较惠王的指示还要重要。其他理论则较少。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时，实际是对战国各家思想的一次整合。对于墨家钜子腹□，吕不韦在书中说：“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实际，钜子的行为是遵墨子之法而行事，吕不韦谓之“行大义”，是“公”，便拔高了钜子的行为的含义。也正因为如楚王向田鸠说的“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墨子之弟子入秦后，所表现出的是形而下的身体力行。他们所作的事也大部分在守城攻城的器械制作和战斗中了。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有《墨子后语》，说“墨氏之学，亡于秦季”。经过秦的焚坑，墨氏之学更加式微。焚坑是原因之一，但墨学本身“多而不辩”，缺乏理论系统，也应是原因之一。《后语》中《墨子传略》并认为司马迁著《史记》“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然则非徒世代？邈，旧闻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时俱存。史公实未尝详事校？亦其疏也。”这也确实是一桩史学疑案：是太史公之疏呢，还是有其他原因？今人实难妄推司马迁的何没有为这位春秋战国之际一大显学的掌门人立传。其弟子似乎更不在话下了。
（三）墨家的式微及评论
翻检《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在传末可以看到这么二句：“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共24字。这点证明司马迁是注意到了墨子这个学者，并且也为墨子立了传。这24个字，有墨子的生活时代、籍里、官爵以及主要的主张及技艺。简单是简单了些，但是，如果注意这一卷的其他人物的状况，也就不以为奇了。本卷并非专写孟、荀，还写了邹忌，用了22字；邹衍，用字较多，超过孟子三倍；另还有淳于髡、慎到、渊、接子、田骈、邹奭六人。这六人中除淳于髡外，其他几位田、慎？接四人仅52字，邹奭也只有16字。他们均列于孟子后，为齐的稷下先生。列于荀子后的有公孙龙，7字；李悝，5字；尸子、长卢、吁子三人仅一句“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这说明司马迁并未疏忽这位墨家第一代掌门，而是把他作为二三流人物处理了，没有为他列专传。在诸子中，列入世家的一人即孔子，算一流学者，列入列传的如老子、孟子、荀子算二流学者，附于他人列传的恐怕算三流学者了。
但是，司马迁对墨家的处理还是不同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引用了他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墨家另有论述，把它作为一个学派来看待，无疑又上了个台阶：
墨者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粮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易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司马迁对墨家有批评也有肯定。批评它“尊卑无别”，肯定它的节用。这种批评兼着儒道的思想。以儒家的思想批评它的“尊卑无别”，以道家思想肯定它的节用。其实，墨家并非“尊卑无别”。它张扬“尚同”，由天子而下，一级大于一级，一级服从一级，而且还要议论一致，是君主专制的倡言者。
后于司马迁的班固，对墨家的批判则较司马迁要严厉一些。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公，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他列出墨家有六家八十六篇：《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时也。《田俅子》三篇，先韩子。《我子》一篇。《隋巢子》六篇，墨翟弟子。《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墨子》七十一篇，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
班固从史学家的学者立场出发，对墨家也有批判，有肯定。他从墨家的出身及从事工作关系出发，分析了墨家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的因素，并且给予肯定。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严厉地批判墨家“非礼”和“不知别亲疏”。这同孟子对墨家的批判只是用词不同，意思是一致的，但比孟子的批判要更重于学理性。他是以儒家的学理来批判墨子的。他认为“古之儒者，博学？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这是在秦汉文化整合之后，具体来说是在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见，独尊儒术以后。先秦诸子的学说经过战国时期的较量，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至秦则因焚坑而诸家息声。“墨子之学，亡于秦季”。焚坑事业，所受镇压者岂只儒家。商鞅、李斯所批判且激烈反对的不只是儒家。他们理想的学术园地是只有法家一家的言论。商鞅说的《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动必富。他主张的是“壹言”。所谓壹言，是要“民浑”，达到民浑的方法是“塞而不开”，“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这是一种愚民政策。有的书中将“十者”都说成是儒家的思想，那是牵强了些。这十者中，便有墨家的主张，比如廉。韩非则将法术家以外的学者定为五蠹，其中有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甚至“藏商、管之法者”，“藏孙、吴之书者”，“修文学，习言谈者”，都是“世所以乱也”。怎么办呢？哪就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李斯在促动焚坑时，也是这种论调。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法家以外的百家难活，墨家亦难幸免。焚坑之后不久，秦帝国灭亡，代之而起的便是汉。汉初，尚黄老之术。武帝以后崇儒，实际是以儒取代了其他各家。正如有些先生称秦汉时的道家为新道家，是说明这时的道家已与春秋时的道家有所不同。熊铁基先生将之归纳为三点：由批判儒墨变成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由逃世变为入世，将老子的天道无为发展运用到人生和政治。实际上，不仅道家在发展中汲取了其他各家的思想，形成新的学派，或在自己学派内形成新的流派，各学派都如此。既有新道家，也产生新儒家、新墨家、新法家以及其他的新的学派。这正如韩非说的“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这种现象是文化史发展过程中文化整合产生的变化。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在许多文章中有所论述。
墨家的学说主要是实践，即关于手工业制造、战争攻城守城器械的制造和攻守方略。这种作用一直继续到秦亡。我们在赞叹秦代的科学技术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偏于人文，重人伦，轻技艺；重政治，轻科技，使许多科学技术的具体方法失传，也使许多科技人才名不见经传，即使有记录，也是只字片语。也正是因为如此，墨家在秦的形而下技术实践，得不到保存和记录。吕不韦在作《吕氏春秋》时，对传统文化包括诸子进行了一次整合。但是，他是有自己的指导思想的，这便是“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这是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说的。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准确的。这比后他近两千年的毕沅所说的“儒墨之，合名法之源”的说法要深刻得多了。即使如此，《吕氏春秋》中也只是记录了墨家弟子的一些去私、去宥等德行方面的言行。这便是以自己的指导思想来取舍，来整合古代各家思想。
班固虽然是在儒家学说成为主导的学术氛围下写《儒林传》的，在《儒林传》中没有为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立传，但是他从学术的立场出发，写了《艺文志》，为各家学派立传，并保存了著述目录。这一点来说，就是发展了《史记》，为以后的断代史率先垂范，成为中国史学史中的一个创造，这是班固作为一位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贡献之一。
墨学亡于秦，但墨家的精神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却有不小的影响。作为一个学派它组织严密，尊卑分明，好侠任性，对于以农业、手工业长期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中的行会乃至帮会组织有着无形的或有形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甚至反社会的一面。墨家重实践，重技艺的精神，对后来中国科技的发展，应该也是有所促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