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它上承先秦诸子下启汉代经学，甚至对汉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的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春秋战国诸子在秦的发展和遭遇、秦学术的特点、秦学术在秦国秦朝各个时期的升降、秦学术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的深入研究，会使我们了解秦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转变及变化的内在因子，也有利于认识秦王朝之失以及秦社会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尚。
（一）什么是学术
说起秦学术，那么什么是学术？这个问题意会可以，而用文字作一个科学的定义似乎不易。梁启超将学与术分开来讲疏。他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这是将学与术分开来讲的，学是理性认知上的学理性论述，术则是应用。当然，梁先生既反对将二者混淆，也反对分离。但近世以来，学术二字已经成了一个名词而行世。查《辞源》解释学术，意即学问、道术。用学问来释学术似乎浅了些，虽然何逊的《赠族人秣陵兄弟诗》：“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中将学术指学问，但与近世至今所说的学术是有较大距离的。说学术是道术，这个说法由来已久。《庄子·天下篇》中多次说到道术：“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道术将为天下裂。”《汉书·艺文志》中也有“方今去圣久远，道术废缺，无所更索”。庄子所说的道术，有时也指方术。《汉书·艺文志》中讲的道术，与学术倒有相近似的地方，但也不很恰切。那么，学术究竟怎样定义呢？我想，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述：学术便是对人类社会各层面的系统的具有学理性的专门研究的学问。这个定义当然不尽恰当，姑且言之，以待贤者更订。我这样定义的原因在于，从学术的观念来看，无论古今中外的学者的学说，其研究的出发点都关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哲学的，有政治的，有军事的，有经济的，有文学的，有伦理的，有道德的，有礼制的，有艺术的，有逻辑的，等等。这一点，从春秋战国诸子论述的涵盖面来看便是如此。这些学者从学者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方面对社会人生的命运规划着蓝图和准则，冀图建立有序的社会规范。这些蓝图是学者为政治家作的。所以，学术本身是入世的。陈独秀在谈到学术与国粹的区别时说：“学术何以可贵？曰：以牖吾德慧，厚吾生；文明之别于野蛮，人类之别于其他动物也，以此。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必明乎此，始可与言学术”。这便是说，学术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是人类特有的思辨思维活动，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学术的功能在于思辨，通过思辨而使思想升华，启迪智慧，润泽德性，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也便是学术入世的切入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学术的发达与否。而从事学术研究者，应该以独立人格精神独立地思考，保持学术本身相对的独立精神，而不受其他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二）秦学术史及其研究
学术本身又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从大的学说分类来划分便是有自然科学的学术、社会科学的学术两大类（这里，我将人文学科归之于社会科学之中）。这两大类中，各自又有自己的许多分支的系统。我们研究问题，自然要廓清所研究的论题的类别和范围。那么，秦学术属于哪一类，对它的研究又有多大的范围呢？我在这里所想讨论的秦学术，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学术史的秦的部分。也就是说是秦学术史的范畴。具体一些，从空间来说是在中国古代先活动于中国西部最后统一六国而活动于整个华夏的秦国、秦王朝；从时间来说大约在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末的秦国、秦王朝。
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性的时代。学者云：“秦结三代之局”。秦结三代之局，使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等诸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宣告了中国古代贵族政治的结束和君主政治的开局。李卓吾说秦始皇帝“掀翻一个世界”，诚哉斯言。随着贵族政治大厦的坍塌，君主政治华屋之建基，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具有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作为精神领域中的学术活动也自然地或被动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古代自秦以后的学术也产生着明显的影响。因此，对秦学术的研究，便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一，可察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活跃之结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者林立，学说竞放。学者们均以独立的人格在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治国安民之道，构建新的人伦道德的规范，畅所欲言，展现出绝代风华。他们思想敏锐，语言多姿，大师级的人物一时如满天繁星，灿然可观。他们或在齐，或在楚，或在三晋，或在秦，均卓然独立。秦统一以后，这些学说时长时消，不绝如缕。其最后的结局，最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古代第一次文化整合的信息。第二，各种学说在秦的消长，对秦以后的学术具有深刻的影响。各种学说在秦的消长是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必然反映。这个整合（integration）从秦开始而到汉武完成。其结果对中国后来的学术思想、学者活动、学术形式、学术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对秦学术的研究便是考察从秦国开国到秦王朝灭亡这近千年过程中，学术的兴衰、学者的学术活动、学说的演变及影响。
对秦学术史的论述，最早应推班、马。司马迁在《史记》中列有孔子、商君、张仪、白起、王翦、蒙恬、荀子、吕不韦、李斯、韩非等兵家、道家、儒家、法家、杂家的世家或列传，可视之为学者或学派的传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从目录学的角度列出了秦学人的著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一文，不啻一篇重要的学术批判文字。他引用《易》中的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便简洁而深刻地提出了学术产生与发展的规律。自汉而后，学者论及中国古代的学术时，遇秦则略焉而无书。许多以秦汉为题的著作与论文也是详汉而略秦。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原因约有：其一是资料的缺乏，文献不足徵，而要专门爬梳秦的学术资料，比较费功需时；其二是秦王朝短祚，学者注目于十余年的秦王朝而将秦国这一大段时间忽略不计，无形中无意间割断了秦的历史；其三是学术史的研究相对滞后。时序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秦代重要的文物遗址如睡虎地秦墓及竹简、湖南龙山里耶的简牍、天水放马滩秦墓及竹简、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及其他从葬坑的惊人文物和遗址（主要有兵马俑坑、石甲胄坑、百戏俑坑、铜禽类坑、修陵人墓地等）以及甘肃礼县、宝鸡益门村等地的先秦及秦朝遗址和文物的发现，让学者眼前一亮，开始关注秦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关于秦学术史方面的研究也有学者开始着墨奋笔了。首先散见的是关于秦学术史的单篇论文，较早出版的秦学术史研究的专著则是台湾学者余宗发的《先秦诸子学说在秦地之发展》。这部20余万字的著作论述了诸子学说在秦的传播以及文化融合。秦学术的研究也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跃上了学术研究的舞台的。
（三）秦学术史概况
学术是有传承的。秦之学术是对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诸子学术的继承。春秋战国是重要时期。虽然战争频仍，但是人们的思想活跃。儒墨道法阴阳兵农纵横名家，各派学者独立思考，学说纷呈。这些学说集中起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便是为转型期的后战国时代的社会开药方。这些药方便是如何治理后战国时代的社会，内容涉及政治制度、军事方略、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乃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与天（自然）与地（生产）与人（制度、伦理）的关系如何规范与和谐。因此，这个时期的学术包容万事万物，宏阔而广泛。学者们在论述的过程中，独立思考，上穷碧落，下究地利，中论人事，论由己出，无察言观色之思，有追求真知之意。在当时各国中，学者自由来往，抱学以售，合则留不合则去。
秦国当时鄙在西域，早期不与东方通音问，所以被东方经济、文化发达且军事强盛各国以夷狄遇之。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70年），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建立殊功，秦国始“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从此，流行于东方的学术思想与学说便随着秦与东方交流的频繁而传至秦国，与秦地的学说互相交流和融合。
儒家思想学说在秦的影响应该早一些。唐时雍州出土了十面石鼓。按其诗歌内容与形式，均与孔子所编《诗经》有较多的相似之处。韩愈直认为是周宣王时器，并且作了《石鼓歌》，对《诗经》不收《石鼓文》不满意，说“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原因在于“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石鼓发现以后，唐人多认为是周器，韦应物以为是周文王之鼓，周宣王刻诗。韩愈则断之于宣王，现代学者已定谳为秦器。唐人所说虽然不确，但也说明周秦文化本身的传承关系。秦人东来西来说虽然聚讼，但秦人文化传承东方殷周文化似无问题，已成公论共识。所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实际是周文化的传继。孔夫子对周的膜拜即是明证。孔子又是因为久不梦见周公而怅惘，又以“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起于西方，秦绪周而兴，接受周的文化典章正是其宜。早于孔子近百年的秦穆公与由余的对话以及穆公的行事，已可见儒学的影响。这说明早期秦是奉儒学的。献公、孝公以后具有排儒倾向。所以秦昭王时，后期儒家的巨擘荀子到了秦国，虽多所誉美，但认为“秦之所短”在于“无儒”。所谓“无儒”，是不用儒也，直到始皇帝的坑儒。可以说，儒家学术在秦国前期处于指导思想地位，后期则被排斥，最后几乎被镇压殆尽。这便是儒学学说在秦的长——弱——消的过程。当然不是绝迹，秦末还有儒者正先。
法家入秦约在公元前4世纪初。公元前385年，秦献公在危难之中任秦公。明年即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开始实行改革。这是受了东方各国改革的影响而行动起来的。十年中，仅仅作了禁止殉葬、迁都栎阳、置县、设市、户籍相伍等改革，献公即弃世。公元前361年，献公之子孝公继位，诏天下能帮助他富国强兵的人来秦国。公元前359年，卫鞅入秦。这是一位法家学说的巨子。他的著作也基本写于秦国。他的基本思想是尊君崇法重农尚武愚民。他说：“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事，法制明则民畏刑”。他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成为集大成者，又有发展。他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如果是明主，应该按法律办事。“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他以自己的学说施行于秦国，结果民富国强，“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法家学说在秦国闪亮登场后，取得辉煌成就。以后，秦王政看到法家学说的晚一代的优秀学者韩非的作品，将韩非搞到秦国。韩非未展宏图，而其师弟李斯继承韩非衣钵，协助秦王政实现了统一大业。以后，李斯实际上掌了秦朝的大权。始皇帝对李斯言听计从，行郡县，设三公，随游幸，进而焚书坑儒。李斯以后赵高相二世，实际是末流法家，只会玩弄小权术，结果玩掉了秦王朝，也玩掉了自己的小命。法家的学术，在秦国的行法，在始皇帝时是立势，在二世时则是玩术。法家学说的法势术思想在秦国及后来的秦朝走完了自己的路。
道家学说是由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亲自布道的。《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去，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老子入秦，庄子也曾记载。“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郭庆藩注云，“老子去周，西度流沙”云云。今陕西西安市南的楼观台，传为老子著书之地。可见老子是在秦国受其追星者关尹喜之请，在秦地传经布道的。老子约当春秋晚期，与孔子先后，在秦应当襄公后。道家在秦，到秦王政时，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则“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道家学说在该书中成为指导思想。后来，吕不韦失势，《吕览》不用，但末流道家的方术之学反得始皇帝之青睐。始皇帝不但让他们去求不死之药，而且自称“真人”不称朕。这就是说，道家学说到了秦国，在学术上并未得到重用，但是其方仙道的思想却备受垂青与推崇。汉代初期的黄老之治，应该与老子在秦地区布道有很大关系。商山四皓实即道家者流。
墨家学派是诸子中的大学派之一。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子的学说中重要的一点是尊君。“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一切以上之所是而是之，所非而非之，较之法家的尊君更有过之而不及。墨子也主张尚贤，要求“量功而分禄”，“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也符合法家的思想，所以墨家的思想学说在秦国还是有市场的。秦惠文王时，商鞅被杀，墨家的徒众有不少人便到了秦国，见之记载的有腹□及其子、谢子、唐姑果等人。而墨子又是一个鬼信仰者，见其所著《明鬼》。墨子的攻城守城也有一套。墨学在秦，也应用于技术，未见理论的发展，即使信鬼一点，也在形而下的技术上。秦简中多《日书》，似乎与此有关。
阴阳家产生于齐。它的代表人物是邹衍。邹衍的代表作是《终始五德之运》。他的基本观点是两部分。一是大九州思想。他认为“天下乃八十一分”，中国为赤县神州，为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内部又分为九州。这是早期中国哲人对世界的认识，应该是早期人们对世界区域及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认识，具有合理的睿智的成分。二是对社会政治的论述，对有国者的警告。有国者应该“必止乎仁义节俭”，这便是“守德”。因为“五德终始，治各有宜”，不能守德，便会使德转移而失德。他将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的互相生克，列为五德相胜，即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然后又是火胜金……周而复始。每个朝代都代表一德，循环往复，实际是一种历史循环论。邹衍的学说由齐而传至燕、赵，盛极一时。后来又传至秦国。《吕氏春秋》中《有始览·应同篇》中便有五德相胜的论述。到秦始皇帝统一以后“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他将邹衍的终始五德之论，作为自己王朝建设的理论基础，改年、朝贺、衣服、节旗、符、法冠、车轨、步、乘马、河名等都改为符合水德的颜色和数字。颜色尚黑，数以六为纪。阴阳家的学说在秦是受到了重视，规格也很高。但是，邹衍学说的精髓：对世界地理的勇敢探索，为政的“仁爱节俭”不见了，留下的便是有利于秦统治的水胜火的五德相胜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不少关于五行相胜的简文。也说明五行相胜学说的次要方面确实在秦国及秦王朝流行得相当广泛。
纵横家之流是战国的特殊时代产生的一批靠口舌之辩而起的一批人物，主要代表是苏秦、张仪。活跃于秦国的人物主要有张仪、犀首（公孙衍）、陈轸、范雎、蔡泽等人。张仪出现于秦惠王时，以连横之说为秦效力，并任秦相。他在秦国起的作用不小。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张仪等的功劳有如下评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纵横家之流本是以口舌求功名的，所以他们善测风向，会察言观色，对孝公以后的秦国，他们是准确地判断出了“利好”的，所以投靠秦国，作连横之说。他们在推动秦国的统一事业中确实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秦始皇帝完成统一大业以后，纵横家这一学派便也就日见式微，不容于世，也没有了继承其术的人了。
名家是先秦学者中专门讲论辩技术的人物。其代表人物有惠施、邓析、公孙龙等。当然，先秦诸子在论辩过程中都是要讲究技巧的，也就是语言的逻辑性、艺术性，以加强论辩的说服力、感召力。但是这些人专门地提出了名的问题。如邓析说“循名责实”，尹文子提出“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不可差”，公孙龙则提出了著名的“白马非马”，并加以论证。他们便是用这种方法辩论。邓析曾难倒了子产，因之后被驷□杀掉。名家学说入秦后，吕不韦著《吕氏春秋》便注意了名家的学说。《吕氏春秋》中设有《审分》、《察名》各篇，专门论述。《离谓篇》中摘录了《邓析子》的文句，并记述邓析子难倒子产的事。不过文中说邓析被子产所杀则误。秦王朝以后，名家之徒未见有所作为。归根结底，务实和求功利的政治使这些研究逻辑学以逞辩才的“蔽于辞而不知实”的名家学说理所当然不受重视。他们也只得改行另行谋生了。但是他们对中国逻辑学的开创之功是无人可替代的。
秦居西戎后，欲名显诸侯。襄公、穆公，荜路蓝缕，建立基业。孝公以后，国势日昌，欲雄霸诸侯、统一神州，兵家是不可少的，也是最要的人才。著名将领白起、王翦、蒙氏家族，无不显赫于历史。而作为兵家学者在《汉书·艺文志》中，出于秦列于权谋者中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列于形势者中有《尉缭子》三十一篇。尉缭也曾为秦王政国尉。尉缭、顿弱向秦王政出谋划策，制订统一六国的战略思想，一为远交近攻，一为重金收买敌国重臣，在秦统一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公孙鞅即商鞅，其重农尚武，制订爵级，严明奖罚，严于治军，为秦培养必死之武士，使秦军成为战国时各国望之胆寒的一支铁军。荀子评论秦的军队时说：由于“功赏相长”，所以“最为众强长久”。各国之兵相比较：
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桓文、汤武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与战国已无可比性。即是在战国时，秦之锐士已可谓天下无敌了。秦之重军兵，至始皇帝死后，其陵墓以东仍有7000余车步骑大军作陶人从葬，更有大量石质的甲胄从葬，已可见其一斑了。秦统一以后兵家的活动仍有北防匈奴的蒙恬及南戍五岭平南越的活动，最后则是攻打周文及对乘机而起的六国贵族的战争了。国家存在，兵家便存在，由秦而后，中国历史上的兵家及名将，代不绝书。他们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成为后代继承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了。
除了诸子所代表的秦的学术以外，史学、文学等，在秦的发展虽然不甚显著，但也有其特点。史学有《秦纪》，司马迁著《史记》亦多所引用，睡虎地出土的竹简中有《编年纪》，简文共53支，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秦的史事。文学则有《诗经·秦风》、《石鼓文》等诗歌，反映了秦国的社会生活，又有秦王朝时的歌谣如《长城之歌》等，对秦的暴政的控诉。散文有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始皇帝东游的立碑刻辞的颂词。
（四）秦学术史分期
通过第三节我们对秦学术发展的概要的叙述，可以看到秦学术的大要轨迹及其特点。
从秦国到秦王朝灭亡，秦的学术发展大体有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秦人居西垂到秦襄公立国这一段时间，是秦学术的孕育时期；第二个时期，从秦襄公立国到秦献公这段时间，是秦学术的探索时期；第三个时期，从秦孝公到《吕氏春秋》成书前这段时间，是法家学术称尊，其他学说附庸时期；第四个时期，是吕不韦为相到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这段时间，是秦学术的第一次整合时期；第五个时期，从秦始皇帝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到秦亡（公元前206年）这段时间，是秦学术的没落时期。现分述如下。
秦学术的孕育时期（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770年）。这段时间，秦人服事于殷、周，接受着由黄帝以来乃至殷周的文化。公元前897年，秦人一支由东向西长途跋涉后，其先祖非子居于犬丘养马，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空间。以后又受周封为秦侯、大夫等，周围群戎杂居，其文化驳杂，既有殷周文化影响（相对而言周文化影响较大一些），也有羌戎文化的影响。学术谈不上，但正在孕育着新的学术思想。
秦学术的探索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385年）。这段时间，秦人突围东进，经秦襄公、秦穆公的经营，开地灭国，秦人由天水而汧渭之会，后定居于凤翔。居凤翔历时280余年，历德公、宣公、成公、穆公等20公。这个时期，秦人接受周文化，学习儒术，但又受戎人的影响。从秦穆公与由余的对话，可以看出其对儒学的欣赏。从穆公的爱民也可以说明他在行为上是行儒家的爱人之道的，具有仁爱之心。但同时，由余的反诘，和他的深思，也说明穆公并不是一位儒家的坚定信徒，而是在选择治国理论。在文学上则有《石鼓文》、《诗经·秦风》、石磬铭文。由襄公以后立□，反映了对天神（上帝）的崇拜。总之，在这一段，秦学术思想已经出现，但在探索之中。
秦学术的法家独尊时期（公元前384年-前250年）。这个时期，秦献公开始改革，接着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商鞅之法未变，后经昭王50多年的开拓，秦国成为七国最强的国家，对东方六国虎视眈眈。很明显，这个时期秦国学术以法家独尊。但各学派因秦之强，西来事秦。纵横家苏秦、张仪等人来秦，张仪建功最大。墨家巨子也到秦国谋事，受到礼遇甚隆。儒家荀子到咸阳考察后，因道不同不相谋而返回。史学则有《编年记》、《秦纪》。在思想信仰上有秦惠文王的《诅楚文》及庄襄王的《秦□祷病玉版》，既是思想史文献，又是两篇妙文。这个时期秦学术的基本倾向是法家学说居于主导，其他学说在秦的存在前提便是有利于秦的扩张政策。苏秦不能在秦，荀子来而复走，均是这个原因。
秦学术的整合时期（公元前249年-前214年）。这也便是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为相到秦始皇帝三十三年。这个时期的前期，吕不韦为相。吕不韦为相时期，接纳士人，撰述了《吕氏春秋》。该书以道家思想为纲，儒家思想为指归，吸收战国各派学说，所以被称作杂家。其收纳虽杂，但指导思想明确，所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成体系。其目的在于融合战国诸子百家思想学说，以道统之，以儒为归，为即将统一的秦王朝提供思想武器，也就是理论基础。战国学术在此时得到了一次整合（integra-tion）。所谓整合，含有融合、统合、综合、有机化、整体化、系统化、统一化的意思。吕不韦做到了。战国各种学术思想：儒、道、法、墨、农、兵、阴阳、小说等，均在这里得到了合理的位置，整合于《吕览》之中。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吕不韦免相并自杀，但是其书并未废去。秦学术在这一阶段，明显地走向整合趋向。甚至秦始皇帝东巡立碑中也明显地含有儒、道的思想。当然，这个整合的过程更早些时便已出现。睡虎地的法律文书中，尤其是《为吏之道》便已有儒、道、墨的学说和语言在内，不过以《吕览》成书的时间作为标志而已。整合已成趋势。汉代的淮南王仿此方法与形式所形成的《淮南子》可以说仍是整合的重构。这段时期的散文如李斯、诗歌（民谣）及庄重典雅的刻辞文，也成为这段时间的文学奇葩，形成一个亮点。
秦学术的没落时期（公元前213年-前206年）。这是从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作为起点，到秦亡作为终点。焚书坑儒以后，士人动辄得咎，学者噤声。在当时，能看到的是赵高的翻手云覆手雨的诈术和欺骗，还有李斯为了保位乞命所作的《督责书》及自我检查又以邀功的狱中所上的《自陈七罪疏》（题目均我所拟）。文字仍然流畅，但主题却无可取，乞怜之相，更难登大雅。秦本来不甚发达的学术，自此陆沉矣。
（五）秦学术史的特点
历史分期大都以人物或事件来做坐标点的。但事件的发生，表示某种事物已经在起着质的或重要的变化。所以前一期有后一期的萌芽，后一期又有前一期的孑遗。因此，分期的时间并不会是绝对的一刀切。基于此，前面对秦学术史的分期也是相对的。但每一时期均有一定的本质的体现，表示历史（学术史）发展的不同过程则是无可置疑的。
综观秦学术史发展的过程，明显地有一些特点。
第一，学术对政治的依附性逐渐显现。学术本身是学者的独立思考，它不应受政治的影响而左右动荡。但是，阶级出现以后，尤其是政治表现出统治者个人的强势以后，学者又是摆脱不了该政治的强势，学者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一面便会露头，逐渐向统治者的愿望靠拢。马克思、恩格斯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学术也是意识形态，是精神力量。当有些学者的人身已经依附于秦统治者的时候，其精神如何独立呢？战国时的诸子人身是自由的。他不隶属于某一个统治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游走于战国各国。他们不以某国的统治者的马首是瞻，不仰承鼻息。所以，战国诸子的独立精神是当时时代的产物。至秦乃至秦统一则不然。以此来看，秦学术之依附于秦统治者，独立思维精神的逐渐淡化，也是当时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必然过程。焚坑事业又是用暴力来摧毁学术自由的手段，那种独立卓行的个人思考便更寥若晨星了。至汉的大一统学说，则用设立经学博士来引导学者去迎合统治者的思想。焚坑用血与火摧残学者物质的肉体及特立独行的学术思想，设经学博士则是用利禄来淡化学者的独立思考。两者所达到的终极结果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以后自然还有学者为了追求真理坚持独立思考，保持着学者的职业道德和良知。他们是学术发展的希望和推动者，也是民族之魂，体现着学术的最高水平。他们正如庄子所说，“不离于真，谓之至人”。
第二，学术整合的趋势明显。学术实皆源于一，以后人们在思索中，所见各异，于是分歧。庄子说：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所说的“以自为方”的这个“方”，王先谦《集解》说“道术”，也就是学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学术来看，既生出百家，最后还是要趋于同归，这也便司马谈所说的“同归而殊途”。这便是学术的整合。
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认为：
当我们明确地认为，文化行为是地域性的、人所作出的、千差万别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穷尽它的重要意义。文化行为同样也是趋于整合的。
从学术发展的过程来看，从战国百家争鸣中，学者们在互相批判中已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吸收，观点逐步接近。如后期儒家巨子荀子的学说便有许多法家的观点，所以他的学生韩非成为法家的后期巨子，李斯也被称作法家。吕不韦是个商人，但他是有思想的商人。他在同各国做生意过程中吸引和了解了各家思想。他在居于相邦的地位时，便召集了各家的学者在他的融汇贯通的思想指导下，编成了《吕氏春秋》，形成秦汉思想整合的一个重要里程。这是在战国末期思想文化整合的过程中，顺应文化整合的大趋势所作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各家思想包容于一室，但比各家思想都丰富。这是秦学术史甚至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重要成果。
第三，学者都不是本土人。秦国及始皇帝时所用的学者、所用的学说及来秦的学者，都是秦国以外的人。
从上简表可以看出，诸子学说既不出于秦，而且在秦的主要学者也非秦人。这个原因大约有二：其一，秦自穆公以后，为了强国，急需人才，心情急迫，态度诚恳。这从秦穆公所作的《秦誓》中便可以看出。他把得人才提升到“保我子孙黎民”，不得人才便“不能保我子孙黎民”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并且实行之。这对其后世是有率先垂范的作用的。其二，中国古代的传统学术，因为政治中心主要在齐鲁、河洛之地，尤其春秋以后各种学术思想多起于关东，学者也多产生在关东，尤其是齐鲁之地。秦距当时政治中心较远，所以学术之兴也晚，不得不向东方招募人才。而秦穆以后，秦国强大起来，居五霸之一。孝公以后，更为战国七雄之首。学者为建功立业，纷纷西来，自在情理之中。这些学者及学术思想在秦统一、建国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秦之学术的作用多在形而下的实用方面。这个特点实际在于由秦国到秦王朝的统治者对学术的约束而形成的。秦之统治者想用的人才是能出奇谋而迅速使国家强大、兵强将勇、能在战争舞台上争地争城立于不败之地的人。商鞅入秦，准备了帝道、王道、霸道三个方案来试探孝公，最后以霸道之策而被录取任用，这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秦统治者这种态度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严峻的国与国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他们需要的是用速成的办法富国强兵，以应付当时对秦国不利的国际环境。这样一来，认真思辨的思想家是难于见用的。因为他们的思想实行起来见效慢，而且所言大多比较空泛。庄子说：“大智闲闲，小智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对于大智、大言，急于程功的诸侯们，都认为那是“大而无当”的，不中绳墨，不中规矩瑒，也就是难于实施，不具有操作性，所以这种学者并不受到统治者垂青。从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出，在秦受到重用的多是纵横家和法家。有不少学者认为秦的文化特点是重功利。其实，处在生死搏斗的战国时代，哪个国家的诸侯不重功利呢？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第一句话便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瑒这不是求功利吗？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求功利是主流。学术思想在一些学者中便自然地向这方面倾斜，变得功利一些了，虽然仍然有学者在继续他们自己的思辨，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向更深更广的境界发展。秦国的统治者也在割裂着学术的完整性。他们对一个学派的思想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对法家，孝公为了同旧贵族作战，摆脱他们的束缚，所以较彻底地运用了法家中的法治思想；始皇帝则看重了法家主张的势，无论是生时还是死后，都要将皇帝的威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怜的秦二世皇帝，不愿行法，也难作势，只有在赵高的支配下搞一点小小的术，他还不是主演。对阴阳家，始皇帝也仅取了其终始五德的学说以为代周的依据，表示了秦王朝的“奉天承运”瑒。
（六）秦学术史的影响
秦学术是在秦国——秦王朝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的，因此，它的发展便不能不随着秦的政治的变化而曲折地进行。秦统一的王朝时间虽短，但它对中国政治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学者和政治家说：“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瑒，“百代犹行秦政法”瑒。在这一点上，学者同政治家有共识。秦政治影响着秦学术，而秦学术对中国以后的学术也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直接影响之一，便是经过秦的影响，学术继续沿着整合的道路发展。吕不韦对由诸子而来的秦学术的整合，是以道家为纲以儒家为标准，杂采百家之言以统合各派学术，后代目之为杂家，其实是杂而不杂，自有其目的在焉。这个目的便是尊王。但他不是盲目地尊。他希望王不要专权。他说，“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瑒。但是，“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瑒。他把民的地位提得较高：“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瑒；“宗庙之本在于民”瑒。在君下提出了民本思想。这自然同“民主”思想是有原则区别的瑒。他是希望建设一个好政府，有好君王。他的整合，最后被焚书所打败，他的学术思想便在秦消匿了。汉代仍然进行着学术的整合。汉初实行黄老之治，道家走红。于是淮南王刘安也召集门客著《淮南子》。这部书是以道家学说为统合的纲领。他的目的在于：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揆其目的，也同《吕氏春秋》有相同之处，即提供一个统一思想的理论著作。实际上也是继《吕氏春秋》之后的又一次学术思想的整合。可惜，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58岁的刘安因谋反罪自杀。吕、刘的遭际及死法如此相似，所编的书的旨趣也十分相近，这岂是一种偶合？这是一百多年中学术整合的两个阶段。到以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言，进行了从上而下的学术整合，这便是独尊儒术。他的办法是设“五经博士”，让学者在名利的驱使下，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向儒学靠拢。武帝的办法同始皇帝的办法不同，一个是烧（焚书）杀（坑儒），一个是名利，但其结果是一致的，这便是让学者们都（大部分）来学习、宣传、推广、教授他所提倡的学说。
直接影响之二，便是学术对政治的更加依附。始皇帝的办法是不依附便杀头的暴力措施，武帝的办法是不依附便没饭吃（当不上官，没有俸禄，自然难于为生），其结果则一。学术为现实服务是必然的，但不是直接去作当权者政治措施的解释。它是从益智、润德、励志、警世方面来升华人的思想境界、道德操守和知识水平来着手，全面提高社会的精神面貌和行为规范的。这是从学理上的论述，促使人们的理性升华。而秦时则是欲学者以吏为师。汉代何休在注《公羊春秋》时，明确将异说目为“倍经”。他所解的《公羊传》便十分牵强地为汉代的大一统服务，实即是为君权服务。大一统，统于君权也。他注“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主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疏》云：《解》云：所以书王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整个意思集中为两个字即“尊王”，也就是“尊君”。利用解经来阐明尊君的思想。这种传统影响下去，便是后代的学者，满腹经纶，售与帝王。学者们治学术的独立思考、独立精神有所削弱。只顾得解经，对社会的思考淡化，更深更广方面的思维受到了限制，影响所及便是哲学思考的贫乏，学术上的重复过多。一个字的讲解，往往万言不尽，“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直以烦琐为博学。学术至此殆矣。
其间接的影响在于，秦王朝君主专政，传至二千余年。专制统治下是没有思想自由的。学术缘思想而起。无思想自由，哪里会有学术的自由和发展。在专制主义者而言，其目中的异端邪说、离经叛道，正指的是学术中的突破或思想上的闪光。所以，由秦以来，在君主之专政下，学术的发展是极为艰难的，有时得冒着生命的危险。至于到君主专制的晚期，更要“存天理，去人欲”，去“破心中贼”。而君主专制的明清两代，更以严酷的文字狱来对待学术人。甚至有人乞求回家。上海郁惟正便向朱皇帝上书：
上海入京郁惟正，
现患四肢风湿病。
皇帝若还可怜儿，
饶了一条穷性命。
朱皇帝甚至因中书詹希原为太学集贤门所写的“门”字有钩都要杀头，何谈学术呢，更何谈独立的学术精神？清朝则因庄氏写了一部《明书》，结果被杀七十余人，谁还敢著书呢？
从秦学术因政治的干预，秦的史学《秦纪》，司马迁目云“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汉代“经师巫师，合而为一”瑔，有何学术？魏晋清谈，亦是畏诛。唐宋稍见宽松，儒释道相兼，禅定和般若智慧（定慧），仍以儒学为宗，明心见性。明清文字狱兴。所以说，盛世兴文，亦兴学术。它给了学术自由发展的环境与空间。事物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学术也是在同与不同中因互相论辩不断冲击，产生新的学术思想，使学术得到发展。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秦对学术的实用主义及末期对异己学说的镇压，便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缓慢及弱化学理性思维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秦学术史研究的范围
秦学术的时空概念是指由秦国到秦亡这段时间与秦由中国西部建国到统一华夏这一大空间。那么它研究的对象及内容又有哪些呢？
章学诚曾经说过：
《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夫子曰，下学而上达。盖言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瑔。
以章学诚的看法，道是形而上的，是成象。学是形而下的，是效法。但是，学与道是相通的，要由形而下而达于形而上，即下学上达。要以天德修天位，才能使行为适当而规范。从这样的说法来看，学术的具体范围则涵盖了自然与社会。我们从这一点出发来考察秦学术的研究范围。
学术是有传承的。学术的产生应该是从人类有了形而上的思维便产生了。有国家以前的人类处于原始时期，但也具有初期的萌芽的学术思想。这从半坡的人面鱼纹、刻划符号，柳湾的□面陶罐、万字纹陶，大地湾的巨型地划画，都可以看出先民们在对自然与人及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思索与图解。殷周以后，有了文字。中国古代文字形成有“六书”之说。许慎解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瑔。这便有很多抽象的思维活动。所以殷周即有了学术。东周分为春秋战国，各国大灭小，强食弱，兵戎相见，战争频仍。于是，学者们便开始设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各学者由于地位、教养、经历、学识、性格不同，言人人殊，于是形成了不同学派，便是诸子。
秦结束了三代，但也承继了三代各学派的学术，因此，研究秦学术便不能不研究诸子学说在秦的消长，也不能不研究诸子及其传承者在秦的命运。
诸子在春秋战国时考虑的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消弭各国的纷争，或者教导人们在政治纷争时期个人如何自处，以趋利避害。儒法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便体现了这两种趋向。因此，政治学说及秦的实践（实际是在选择后的实践），便是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政治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包括对官员行为准则的规范。
神学思想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解释，其中心还是人，是人如何在不可抵御的自然面前趋利避害，发展下来便是趋吉避凶。经典作家曾指出宗教是“颠倒的现实”，但它毕竟还是反映现实的，“是靠人间生活”的瑔。早期人们的自然崇拜，实际是原始宗教的表现，是人对自然灾害表现出的无能而无奈的解释和在行为上的膜拜。秦承袭了殷周的上帝崇拜，鬼神信仰，但专制主义的君主高于一切的现实使一神的宗教难于形成，最终便是多神的出现。神的王国中也形成君主专制下的森严等级。这便是秦学术中需要研究的虚幻世界。
史学是社会发展的纪实，文学是社会发展中人们情感宣泄的形象的表现，艺术则是用图像来描绘的社会现实，科技是社会人在创造新生活中的发明与创造。这些都是学术研究需要探讨的范畴。
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时代。它结束了以血缘关系进行统治的贵族政治，开辟了以君主为主导的君主政治。这一点，汉代人已经指出了。班固说：秦始皇帝以后，“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瑔。这样一个时代的变革，体现在学术上则是学术的一变，由百家千派的争鸣、论战、吸收、补充而经过人为的整合成为一花独秀。这一花，在秦王朝是法家居主流的现象，实质上，严格地讲法家亦不算主流，因为它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法家，而是孝公时法家的法居主流，始皇帝时法家的势居主流，秦二世时法家的术居主流。汉初是道家居主流，汉武以后则是儒学居主流。即使到唐及其以后，儒均居主流，虽然有释、道加入，但是释、道也是儒化了的。所以，对秦时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学术走向，进行研究，似乎更有意义。
综合起来说，秦学术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战国诸子在秦的活动与主张，他们对秦的称誉，在秦的功业，对秦的学术批判和他们的学说在秦的兴衰，以及学者在秦的命运；秦前学术界关于新国体政体的讨论与秦的实践；秦的鬼神思想及君主专政影响下的宗教；秦的文学、史学、艺术、科技的理论探索与成就；文化整合过程中的秦学术，包括学术界的大劫难——焚书坑儒。如果再广泛一些，还应对同一时期中西学术思想、学术概况作以对比。
（八）秦学术史研究的理论
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需要理论来指导，否则便无所适从，缺少了方向。学术史的研究同样地需要理论来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革世界的思想武器。恩格斯曾经指出：
如果不就未来的观点和以往的历史写几本书，将诸种原则加以逻辑地和历史地发挥，并作为这种历史必然的继续，那一切都将陷在半昏睡状态中，而大多数的人仍然会在黑暗中摸索瑔。
恩格斯准确地说明了马克思在理论上的建树和其价值。列宁则进一步明白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对社会的认识瑔。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两个缺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瑔。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瑔。而人在历史活动中，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观点都是从本人的阶级立场阶级地位出发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说：
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这些理论对我们研究秦学术史的问题，作出了方向性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应该看他在历史发展中做了些什么，而不能对历史人物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要求，即把历史人物的理论放在历史中去考察。马克思同时也告诫，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那样便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瑔。马克思要求研究历史问题，要详尽地占有材料。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典范。所以，有人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瑖。因为他的论点是建立在坚实的资料的基础上的。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外，学术史的研究还涉及到思想史、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方面的学科，对这些学科的基本理论也应该有所了解，才能进行分析和研究。
（九）秦学术史研究的资料
秦学术史的研究在很早便已经开始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一文，便是从理论上对战国诸子的学术源流、主要观点和缺陷的全面论述。司马迁自己在《史记》中的《孔子世家》、《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吕不韦列传》、《礼书》、《封禅书》等篇章中，对由战国到秦的诸子以及文学、史学、艺术、科技等学术史问题作了记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后，贾谊的《过秦论》既从政治的角度也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对秦的兴亡作了深刻和论述，其中也包括学术上的因素。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继刘向、刘歆的《七略》而作的，计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略。每《略》中又以类相从，分为若干类，每类又分若干家，如《六艺略》又分为：《易》，十三家；《书》，九家；《礼》，十三家；《乐》，六家；《春秋》，二十三家；《论语》，十二家；《孝经》，十三家；《小学》，十家；《诸子略》则分为：儒，五十六家；道，三十七家；阴阳，二十一家；法，十家；名，七家；墨，六家；纵横，十二家；杂，二十家；农，九家；小说，十五家。诸子共十家（类），如此等等。不但开创了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先河，而且提供了学术流派及研究的目录，成为我国图书目录学的祖师。在每类后面，班固的按语，简短而精彩，一语中的。
汉以后，唐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封建论》，李贽的《焚书》、《史纲评要》，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都对秦学术有所研究，各有认识。
从现代研究来看，秦学术的研究仍然可以说是秦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环节。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学术史。其中最著的有古史辨派所编的《古史辨》，其中第六册（由罗根泽编）集中地发表了战国诸子的研究。梁启超先生则对中国学术史用力尤勤，曾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并有资料性的《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时加按语，亦多卓识。梁著各书均在1936年以前面世。1932年，杨东莼先生著《中国学术史讲话》。这是一部较系统的学术史著作。这些著作均对秦学术有所涉及。杨是第一讲，讲三代；第二讲，讲春秋战国诸子；第三讲，讲秦汉。这一讲的题目是《学术思想的混合与儒家的独尊》。杨先生在这一讲的《概论》中提出：
到了这时期之末（先秦时期之末——引者按），学术思想界就呈现着由分化而混合的趋势；上一讲所述的法家的学术思想，便表现了这种混合的趋势。接着所谓杂家的《吕氏春秋》出世（书成于公元前239年），更明显地表现着这种趋势瑖。
杨先生在这里提出了学术思想“混合”的概念，这是很有见地的。虽然同我们提出的“整合”不同，但这个趋向是看准了的。
学术史引起了重视，但是秦学术史的研究仍在跚跚漫步中。上个世纪后期，随着考古的重大发现，学者们在研究秦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日书》的过程中，对秦文化的整合及秦学术史开始重视，并有论文发表。除论文之外，有几部专著需要列举。
郑良树先生在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中颇多建树。早在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竹简帛书论文集》，对帛书本《老子》、《战国策》、《尉缭子》及秦墓竹简的《大事记》等，都利用帛书或竹简对原作进行考订或研究，或整理，修正了过去研究中的许多错误，范围广泛。1987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印行的《商鞅及其学派》，“利用古籍辨伪学的各种辨伪方法，将《商君书》各篇撤散来，一一考订其先后以及作成的时代，最后将它们的作成时代划分为若干期，从商鞅在世，一直到距离商鞅一百余年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代。经过这个划分之后，一个‘立体式’的商鞅学派就产生了——始自商鞅，由经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等，而终于秦始皇驾崩之前”（作者自序）。这对研究秦国、秦王朝时期的法家，具有重要价值。1997年由台北学生书局印刊的《老子新校》，是依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来校订《老子》，并且列举众说，考订经文，并且考镜传本源流，功力极深。它对了解《老子》的源流及错综变化，极有助力。钱穆先生之《先秦诸子系年》由1935年付印后，多次再版，1956年又予增订。该书遍考先秦诸子事迹及生卒之年，对研究秦国时的诸子具有参考价值。余宗发先生所著之《先秦诸子学说在秦地之发展》一书，1998年由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发行。这是最新的而且比较全面地论述先秦诸子包括儒、墨、道、法、纵横家、阴阳家及吕不韦学术思想及学者在秦国的活动状况的著作，该书钩沉索隐，可看作秦学术史的先秦时期。熊铁基先生的《秦汉新道家》一书2001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熊先生在其《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一书的基础上，重新写就的关于秦汉道家的著作。我在评论这部著作时，说了这么一句话：“《秦汉新道家》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于秦汉道家的全面考述，而且从一个学派的发展流变，向我们提供了秦汉文化整合的一个研究范例”（《秦汉文化整合之一脉——〈秦汉新道家〉发微》，《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通讯》2001年第2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秘书处编，2001.7）。
以上所列举的是从西汉到现在（2003年4月）关于秦学术研究的挂一漏万的概况。它既是秦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秦学术史研究进一步深入探索所应该参考的一部分主要著作。
以上所说是关于秦学术研究的清基工作，从而带出了主要参考的一部分论著。关于秦学术研究的资料，还应该有以下两部分，即：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资料。
文献资料举其要者有《史记》、《汉书》、《隋书·经籍志》中的有关部分以及《诗经》、《尚书》、《商君书》、《论语》、《左传》、《国语》、《荀子》、《韩非子》、《孙子》、《墨子》、《尉缭子》、《老子》、《庄子》、《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新序》、《说苑》、《公孙龙子》、《尹文子》、《邓析子》等原始资料，如再挖掘，还应有顾炎武的《日知录》、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郑樵的《通志》、扬雄的《扬子法言》等。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重要的秦遗址和文物不断被发现和出土，如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发现，有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秦始皇帝陵铜车马、石甲胄、文官俑、百戏俑、府藏坑、铜禽坑出土的铜禽及形态各异的大型陶俑等。这方面的报告已出版的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其逐年的《报告》都正在出版。秦始皇帝陵的埋藏，因为陵主人的特殊身份及特殊个性，所以十分丰富，可以说是埋藏了一代文化。虽然文字资料目前发现不多，但是其实物的丰富和豪华，为秦学术史提供了空前丰富的实物资料，需要我们去仔细研究。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发现了秦简1155枚（另残简80枚）、木牍2片。其内容有：《编年记》（史书），文告《语书》瑖，法律文件《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官箴《为吏之道》及《日书》甲乙种。其中《编年记》是秦史学的可贵资料，法律文书是秦法学的资料，《语书》及《为吏之道》中又有大量儒、道、墨的思想和语境，可视为学术整合的例证，《日书》则为社会风俗及阴阳五行的重要资料。这个墓有《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及《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出版）。
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二号汉墓，出土了4900多枚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墨子》、《晏子》等古籍。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经法》、《十大经》、《称》、《道源》及《战国纵横家书》等文献。
1986年4月，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墓中出土了460枚竹简，有甲种《日书》73枚，乙种《日书》380枚，《墓主记》7枚及木板地图7幅。《日书》记有建除、月建、吉凶、择行日、生子、亡者、禁忌等，与睡虎地《日书》内容相近，但较之为早。《墓主记》则记录了一个死人复活的故事，可说是较早的志怪小说。地图则反映了当时的制图水平。
唐代在古陈仓（今宝鸡）出土的《石鼓文》，上世纪80年代秦公大墓（凤翔）出土的石磬铭文，既是文学史的资料，也是书法史的资料。近年在华山下发现的《秦曾孙□告华大山明神文》玉版瑖，为秦神学思想的又一发现。
2002年7月14日，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郭伟民向新华社记者披露了一个重大发现：在湖南与重庆交界处的里耶古城内的一号井中出土了秦战国至秦末竹简20000多枚，计20多万字，内容丰富，不但有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的编年史，详细记事到月、日，还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通邮、民族关系、数学等多方面的记叙。其中一片木板上墨书乘法口诀，有：三九廿七，三八廿四，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廿廿五，四九卅六，四八卅二，五八廿廿，六八廿廿八，七八五十六，三七廿一，四七廿八，五七卅五。比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的《算术书》还早。这为秦史学及秦科技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瑖。
另外，出土的秦铜器钟、□、□等上的铭文及秦封泥、瓦书文字及陶文，在秦学术研究中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录为治学的重要环节，秦学术史研究可参考的目录学的著作，有张传玺先生主编的《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1900-1980及续编，收1900到1990这90年的专著及论文。其中的《经学》、《诸子》、《语言、文学》、《文化》、《科学技术》、《宗教》、《考古与文物》、《雕塑、绘画》等类目，可供研究秦学术之参考，检索甚便。此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续编出版于1992年。
王辉先生的《秦出土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9月台一版），收秦庄公即位前夕（前822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600余年的出土文献，包括铜器、石器、竹简、木牍、陶文、玺印的文字，截止发表时间为1999年，计2145条。此书为饶宗颐先生主编的《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之一。该书以编年之体长编之法，专引出土文献，全文照录，并加以考订，较目录更深一层。故饶宗颐先生在《序》评价此书“将与马氏之《秦集史》、徐氏之《秦会要》并行，大有功于史学”。
田静先生的《秦史研究论著目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收录了从1900年到1999年6月所出版和发表的秦国秦王朝的专著及论文，其中上编的《诸子》、《文化、学术》《考古与文物》，下编的《诸子、学术》、《语言、文学》、《科学技术》、《宗教》、《人物传记》、《历史文献》等类目，于秦学术研究者，提供了近百年来的线索。
（十）秦学术史研究的方法
全面占有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人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要盖一座房子，就必须依据盖什么样的房子来准备水泥、钢材、木材、砖石等等。资料便是研究的粮草，研究的钢木水泥砖石。收集资料务在全，不怕多，只怕少。剩下没有关系，不足则难于立论。秦学术研究的资料，应该包括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文物资料。文献资料不仅要有正史资料，还应有野史、神话、传说、民歌、民谣、轶闻、轶事、民俗资料。同时，还要有过去学者们研究的资料，一方面免作重复研究，另一方面也便于自己选择角度。理论上的准备当然更是长期的。收集起来的资料，要进行分类、排比，有类有目，恰似长编，使之系统，便于使用。
阶级分析，运用恰当。在学术史研究中，教条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自然是错误的，但是因此而回避阶级分析也是不妥当的。秦代社会本身便处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既有斗争又有一致的复杂状态之中，这是客观存在。人为地夸大阶级斗争是不对的，而闭目无视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不是唯物的。正因为有阶级、阶层的存在，人们在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水平的高低、行事方式、观察事物的立场、对待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的态度立场和情感都有很大的区别，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当然，阶级、阶层是对各类人群的概称。人是会变的。同一阶级、阶层的人会因某种原因而背离自己所属阶级、阶层的立场去行事。同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仁与不仁甚至为民请命的；同是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也有出卖朋友、残贼同类以趋荣华富贵之徒。世界上是最复杂的人，人是最不易捉摸的。在学术史的研究中，尤其在秦学术史的研究中，应该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人物和学术思想，但它的基础是全面分析资料，不应因个人好恶而在材料的取舍上畸轻畸重。
创造性的思维，是学术研究的精华。学术史的研究是研究者个人的独立的思辨活动。最忌讳的是人云亦云，缺乏个人见解。它的整个研究过程应该是唯书（固有的资料及已有的研究成就），不唯权威（学术权威或其他什么权威的见解），只唯实。这个实，便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实际，便是所占有的全面的资料的实际。在实的基础上，研究者分析、对比、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便是独立创造的精神。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以智慧的火花。否则，许多秦学术的结论从古到今已经盈笥盈筐了，我们何必再来炒冷饭，浪费笔墨和时间。历史研究不能直接地解决现实问题。用影射、附会的办法来为现实服务，那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通过对历史的分析研究来提升当代人的精神境界，丰富人的知识，提高人的文化，润泽人的德性，增加人的智慧，激励人的志气。统而言之是明道、益智、润德、惊世、励志。也正如司马迁说的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王道之大者也”瑖。它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瑖。通过学术研究，让当代人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使民族文化的精华薪火相传，民族精神永葆光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注入新的活力。这岂是照抄他人成说所能达到的？秦学术史的研究也同其他学术史的研究一样，要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独立思考，通过耙梳秦代学术思想的流变，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为提升民族精神，适应现代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提供思想武器，给人鉴戒，增人智慧，赋人知识。这自然不是易事，但研究者应该向这方面着力。至于能否达到或达到什么程度，除了研究者的才华学识外，还有个缘分了。
中西对比，上下对比。王充说过：“独有一物，不见比类，乃可疑也”瑖。秦学术是在继承了三代学术而形成的，它同时又影响着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学术。研究秦学术，应该向上比较，看看秦学术与上代学术有何异同，它对上代学术有何发展；向下比较，看看秦学术对后代学术有什么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秦学术是在中国的秦国秦王朝这几百年中产生的，如果再放开视野，看看秦学术与当时世界上的希腊、罗马、印度、巴比伦的学术活动的异同，这样，便在上下对比和东西对比中，认识秦学术的进步程度，发展水平，秦学术才不会是孤立的，才能融于世界学术的潮流和中国学术的长河中。对于各个学者的学术思想和所提出的主要命题，互相作以比较，才能看到各学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命题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说，对比或比较有三个方面，那就是：历史的比较，即上下比较，这是纵的比较；中外比较，即与公元前9世纪至3世纪末的世界学术发展比较，这是横的比较；还要将同时期的学者学派之间进行比较，这是同时期的个案的比较。巴林顿·穆尔（B.Moore）谈到比较方法的价值时说：
第一，它“可以导致提出非常有用的问题，有时还能提出新的问题”。其次，它“可以从反面大致地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最后，它“也许可以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瑖。
通过批评，共同提高。学术研究是在对资料占有过程中学者个人思辨的过程。每一位学者因为学养、教养、师承、性格、经历等的千差万别，所以看问题的角度、认识问题的水平、写作方式都存在着不同的差别。这个差别，有时是高下的差别，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并不是高下相差，而是结论相左。对于高下的差别，要批评；对相左的结论，也应互相批评，或者叫商榷。相左的结论，也就是不同的观点的出现，是学术繁荣、百家竞技的好现象。对秦学术来说，这本身便是一片正在开垦的处女地，学者们的看法也很不统一，有人认为秦代是没有理论的时代，有人不同意；有人认为秦代是法家占主流的，有人则认为这种说法太笼统；甚至关于一些学者的评价也不一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学术的批评（或叫商讨）来解决；甚至有些问题即使通过多次讨论还解决不了，要长期争论下去。这些都不奇怪，如果说没有争论那才真的奇怪了。争论是有好处的，它对争论的双方都有好处。我一直认为，学术批评是智力的撞击。智力撞击以后，双方都要思考。思考的结果，便是新的观点的形成或产生。这便是智力撞击效应产生的火花，是智慧的提升。说实在的，智力撞击产生正确的结论虽然是重要的，但我更看重的是新观点的产生。正确的结论是暂时的，它也许到后来还要修正，而新产生的智慧却是可贵的。学术便是在这种互相批评、诘难、商讨中发展和提高的。那种斤斤计较自己观点正确的想法和做法，如果不是想自封权威，那便是学术上的短视或无能的下意识行为。自然，学术批评也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规则。第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是圆桌会，没有主席台，谁也没有裁定权；第二，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第三，从心理及态度上互相尊重，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第四，欢迎新说，但不应标无理之新，立无据之异。学术批评是要有勇气的，惟大智者始有大勇。
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尽于此，甚至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熟谙的方法。以上所述，举其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