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的军事屯田政策
1.魏国的屯田
自秦汉以来，屯田就成为一项重要军事农业生产的军事生产活动。东汉末年，战乱不止，人口流失、田园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饥饿成为社会突出的问题。民以食为本，各封建军事集团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的充裕与否。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的荒凉景象，以及军队严重缺粮情况下，为筹措军粮军食，曹操、刘备、孙权都十分重视军事农业生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使军事屯田收入成为军费的重要来源。
在魏蜀吴三国中，魏国的统治者曹操是举办屯田的决策者。屯田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该军事集团的军需保障。曹操举办屯田，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曹操从举兵之日起，一直受缺粮食的困窘和局限，多次在战场失利，从军事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了粮食对军事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其二，曹操自幼“能明古学”，“博览群书，特好兵法，”素有“三年耕，为九年畜”，“为战士爱粮”的农战思想。其三，曹操抱有吞并天下之大志，对强兵必先足食之道，早有借鉴，深知无食无民、无军、无国。从客观方面看，封建军阀战争发展，也给曹操的屯田提供了条件。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镇压了黄巾军。收服“男女百余万口”，夺取了青州地盘。这样，就给曹操屯田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因此，在年底，谋士就向他建议“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敬纳其言”，寄希望在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军需，进而实现统一中国的雄图。为了说明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曹操颁令将士行军不得践踏庄稼，否则给以严惩。在这方面，曹操也注意身体力行。如一次率军出征，适逢麦熟季节，曹操下令凡践踏麦田者一律处死。孰不料，他自己的马受惊，踏坏一片麦子。在场执法官认为，可按《春秋》“罚不加于尊”原则，免去惩罚。曹操却认为：“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但由于身负重任，“不可自杀，请自刑”，便拔剑割下自己的头发表示接受惩罚。曹操“割发代首”，震动三军。
曹操“始兴屯田”是在建安初年（公元196年）。服黄巾，建青州兵之后，军队人数激增，粮饷的开支随之增大。建安元年，曹操听取枣祗、韩浩的建议，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决定举办屯田。随后又颁发《屯田令》。曹操在《屯田令》中高度赞扬了屯田的作用以及屯田的决心。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曹操设屯田尉和颁发《屯田令》，成为曹操屯田的开端。
曹魏的屯田不是首创，是历史屯田的继承，但较之于汉代，又有很大的发展，在各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组织严密，机构建全。曹操屯田，对军屯和民屯作了明确划分，并分设了管理机构，规定了隶属系统。军屯属于国家财政度支系统，由度支尚书、度支中郎将（或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和各统一屯区的军队统帅官分级进行管理。在军屯地区，军屯的基层单位是营，“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屯田兵种田定额为每人五十亩左右。军队实行劳武结合，“且耕且守”，定期轮换，“止则戍井里于广野，动则戍校队于六军。”士兵家属，即军户的屯田，也是属军屯系统，由负责军户驻地的军事官将组织管理。史载，冀州一带的军户有十多万户，是军屯的重要地区之一。民屯属地典农系统，由大司农、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屯司马分级管理。典农诸官虽然属于地方行政建制，其地位、权力与郡县相当。为了加强对民屯的管理，民屯机构实行准军事编制，各级屯官都有武官衔，并统率士兵，对屯田区实行武装监护。屯是民屯的基层单位和作业区，每屯置屯田客五十人，由司马统领。
第二，屯田的规模大。曹操屯田的规模有多大，古代史学家有“州郡例置田官”，“郡国例置田官”之说。也有人认为“民屯则遍及郡县。”应该肯定，曹魏屯田的规模是很大的，但在各个时期并不平衡，时增时减。在初期，军队作战流动性大，民屯发展很快，军屯除军户外，直接由士卒耕田的还不多。到了中后期，由于对吴、蜀战争的需要，军屯得到发展。在同吴、蜀接壤的徐、扬、豫、荆、雍等州，都普遍举办了军屯，就其全国区域来看，曹魏屯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曹操统治区在当时有十二个州（西域未统计在内），其中屯田区分布达十一个州。在九十一个郡国中，有屯田的郡国有二十八个。其中民屯十七个，军屯八个，民屯军屯兼有三个。可见，曹操的屯田，基本上遍及各地，不仅与吴、蜀接壤的淮河南北、襄阳以及两北边地天水地区有大量屯田区，而且曹魏统治的腹地，更是屯田的集中地。这样的规模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第三，屯田的措施得力和完备。为了发展屯田事业，加强军事力量，曹魏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举办屯田。首先，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由于通过屯田将国有土地与流民劳动力相结合，通过扶植自耕小农将劳动力与私有土地相结合的办法，使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都得到利用。其次，采取措施招徕、安抚人民积极生产，办法是：“招纳亡叛”，充实民户，将流亡民众变成政府控制下的编户齐民；“教民耕种”，使屯田客“民安于农”，“出安土业”；“供给”屯田者犁牛，帮助繁殖耕牛，解决生产资料，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再次，兴办水利，曹魏时，对扬州芍陂、茄陂、七门等水利工程进行整治，使该地区“以溉稻田，官民有畜。”曹操还亲自组织过治理睢阳渠的水利工程，在他的提倡下，大将夏侯忄享等在陈留、济阳兴修了许多水渠。
第四，屯田助军效益好。曹魏大规模举办屯田，使种植面积增加，单位产量和总产量都有较大增长。凡屯田之地，旱田每亩产粮十余斛，水田每亩收稻数十斛，比汉未屯田地区产量提高二至三倍。仅许下一地一年的屯田就“得谷百万斛。”经过数年的屯田，曹魏“所在积谷，仓廪皆满。”由于各地都实行了军屯和民屯，不仅都有了积储，而且为军队就地取给创造了条件。曹操称，在许下屯田第一年，就显示了保障军需的作用，“所得积谷，征战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屯田的兴起，减少了财政负担，曹军在魏吴接攘地两淮地区的屯田，每年收获的粮食，不仅保证了四五万人的需要，还有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可见，曹魏军队的发展以及后来能兼并蜀、吴两国，是与屯田有密切联系的。
当然，屯田的发展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曹魏的屯田是在社会大乱之后，出现大量无主荒地和脱离土地的劳动力，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之后，民屯的发展就受到限制。到曹魏后期，随着各种矛盾的发展，民屯便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军屯才有所发展。但军屯也有其局限性。即受战争形势的制约和影响。
2.吴国、蜀国的屯田
孙吴地处江南，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由于人口较少，许多地方尚未开发，为了保证二十多万军队的军粮供给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孙吴也像曹魏那样实行屯田。屯田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军屯下的耕作者称“佃兵”或“作士”，其行政管理系统与军队的编制系统大体上一致。军屯区一般在军队驻屯地。由于士兵的家属一般都随军营居，因而东吴的军屯与魏不完全相同，实际上是种军户型的屯田。
孙吴民屯的管理机构比较健全，设有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负责郡县的屯田。民屯耕作者称为“屯田客”，主要是掠夺来的江南深山中的山越人。民屯也实行军事编制。屯区主要在孙吴统治的腹心地区，即丹阳郡、吴郡、会稽郡一带，以毗陵典农校尉、于湖督农校尉的管辖区为中心。东吴实行奉邑制，对将领赏赐奉邑，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少者一县，多者四县。所以各地的屯田收益，一般为领兵将领所有，主要部分充作所领军队的军资。这一制度，刺激了各领兵将领屯田的积极性，他们经常在江南山区抢掠人口，扩大屯田面积，使江南地区迅速得以开发。史载，在较大规模的军屯的庐江（今安徽潜山县），较大规模的民屯的毗陵（今江苏武进县）两地，各有男女数万口之多。孙吴的屯田，改变了屯田地区的落后面貌，江南成为“金城汤地，强富之国，”军队也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蜀汉推行屯田比较晚。这主要与军事经济形势有关。蜀国虽小，但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刘备进占蜀地以后，诸葛亮制定了“闭关息民、务农殖谷，民安食足而后用之”的治国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在农业方面“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和平时期使民尽力农桑，战争时期利用间隙“休士劝农”，并兴修水利，促使蜀中农业增产，保证军粮供给。在工商业方面，尽力发展蜀汉地区盐铁和织锦的生产，煮盐以促贸易繁荣，多收市税；冶铁以“作农战之器”，扩大军农生产；发展织锦，以足“决敌之资”。所以在较长的一个时期，蜀汉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处于“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小康局面，因而，在相当一个时期，没有像曹魏那样大规模举办军事屯田。
蜀国的军事性屯田，最早是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南中地处蜀汉南部边疆，是其北与曹操征战的大后方。为经济前线将士军粮供给，诸葛亮在建宁郡设五部都尉，配以夷汉部曲，进行屯垦，同时又把少数民族渠帅领有的羸弱奴和依附民，分配给大姓作部曲，鼓励大姓出金帛收买、招徕部曲，于是夷人“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于是，建宁郡、云南郡相继开展屯田活动，使南中地区成为“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之地。
蜀汉较大规模举办军事屯田是建兴十年（公元232年），这完全是以北伐讨魏的军事需要为目的。诸葛亮生前曾发动五次北伐讨魏战争，时间是公元228年春至公元234年八月。在公兀232年前，诸葛亮已经进行了四次北伐。北伐中，几万士兵的粮食依靠从蜀中长途转输。几次北伐，多以粮草不继而退兵。为了再一次更大规模的北伐，诸葛亮遂决定从建兴十年（公元232年）开始，在汉中的黄沙组织军屯。经过汉中数万将士的努力，军屯取得效果。两年后（公元234年），诸葛亮集中最大的兵力十万人，第五次北伐。军队进入渭水之南的五丈原（今甘肃眉县西南）他鉴于前几次出师，都因军粮不继退兵的教训，在渭南前线采取分兵屯田。第五次北伐，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终因积劳成疾，病死军中。
蜀汉的屯田规模和效果虽远不如曹魏和孙吴，但对于解决北伐大军的粮食供应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蜀军敢于在前线分兵屯田，反映了诸葛亮精明的用兵胆略。
三国时期的军事手工业生产
三国时期，手工业有较大进步，与军事手工业相关的矿冶业、纺织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矿冶业的发展更快，如孙吴的丹阳、会稽、豫章等郡都有不少铜矿和铁矿。冶炼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已能炼出钢朴、横法钢、百炼钢、灌钢等各种钢。此外，在造船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孙吴时，“弘舸连轴，巨舰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畴，时仿佛于方壶”。卢循“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南方自古有种桑养蚕的习惯，再加上麻、棉的生产，纺织手工业迅速发展，丝、棉、麻、绢等纺织品应有尽有，丝织品和棉麻布的产量有很大提高。纺织业的发展，为军服被装的生产奠定坚实基础。手工业的发展，带来商业兴旺繁荣。加上南方水网密布，交通方便，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孙吴时，都城建业成为江南最大的都市，富商大贾云集，贩卖各地货物。迁都武昌后，又使武昌成为长江中游的经济重心。南方相继出现了许多繁盛的商业都市，如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寿春等。商业的繁荣，大大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为军事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创造了条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魏、蜀、吴三国都重视研制新武器。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曹操就制造并使用了发石车，在攻破袁绍军橹楼中，发挥了重作用，这是我国最早的见于实战的抛石车。发石时有大声，因名霹雳车。为了增强防护能力，减少伤亡，曹魏制造了几种新型的铁铠，名曰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以及马铠等。这些铁铠坚度增强，防卫身体部位增大。铠甲类型的增加和功能的改善，大大提高了曹操骑兵、步兵的作战能力。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吴国军事手工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江东富有铜铁矿山，冶铁向来比较发达，冶铁造兵素有传统。孙吴开发江东以前，这里的山越人早已开矿冶铁，“自铸甲兵”。孙吴创业过程中，多次向山越人进攻，将十万山越人编人军队，并将有技术者集中生产，打造兵器。在孙吴统治下，江南很多矿山得到开发，矿山附近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冶炼和制器手工业工场。这些军事工场规模很大，能制造刀、剑、弩、箭等各种兵器，有的手工作坊仅造刀就达万余口。
在研制新式武器方面，以蜀国发明最多。诸葛亮治蜀的军事经济政策之一，是“器械利”。为了实现军事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略目的，诸葛亮对兵器制造要求极为严格，曾多次下达命令，强调制作兵器首在讲求质量。他在《作钢铠教》中规定，要用锻造过五次的钢制作铠甲，用锻造过十次的钢制作矛。诸葛亮曾令“熔金造”名家蒲元，在科谷口（今陕西周至县西南）为蜀军铸造钢刀三千口，铸成后用竹筒装铁球试刀，刀落处竹断球裂，非常锋利。
为了战争需要，蜀国非常重视兵器的改革。诸葛亮曾设计和制造了一种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种连弩，发射距离虽不远，但用臂力即可开弓，而且轻巧灵便；发射速度快，用它同发射距离较远的蹶张弩配合使用，有很强的杀伤力。此外，蜀国对其它兵器进行了改进。枪是一种刺击兵器，军队装备多。为了增强刺击力量，诸葛亮加长了枪柄，改进了枪头。据说蜀国制造了两丈长的木柄枪和两丈五尺长的竹柄枪，并把铜制枪头改换成铁制枪头。由于铁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诸葛亮下令将斧的制作，由铜制改为铁制，命令工部把斧的制做提到与刀同等重要的地位。诸葛亮还令工匠制造扎刺魏军骑兵马足的“扎马钉”。这种“扎马钉”在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出土时，形状角度不变，仍然可用。更难能可贵的是，诸葛亮十分重视后勤保障。为了弥补本国人力不足和解决山地交通运输的困难，诸葛亮呕心沥血，精心设计一种较先进的木制运输车，代替运粮的牛、马，因而得名为“木牛流马”。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行车停车时不易倾倒。木牛能载一人一年的粮食。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能载四石六斗粮食。“木牛流马”运输军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灵活省力，十分适合山区运输，大大提高了军事运输效率。
除了兵器制造和车辆制造外，三国时期兵船制造也有了较大进步。在造船方面，孙吴的技术最强，规模最大。为了装备水军，孙吴在侯官（今福建闽侯）设有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造船技术高超，船体很大，“大者长二十余丈（约五十米），高出水面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千吨）。”根据《吴书》记载，当时一般的船能载马数十匹。除侯官造船基地外，孙吴还在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和西陵（今湖北宜昌）建立了水军基地，设有造船和修船工场。这些造船工场生产的船型很多，有蒙冲斗舰、楼船、飞云、盖海、赤龙、驰马、长安、大舶、大舟扁、青龙、晨凫等众多名号。孙吴的战船，主要用于长江防御魏、蜀的进攻。较大的战船可进行海上远征，史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兵士的大舰队到远海求篷州、夷州（台湾）。嘉禾二年，遣将军周贺率水兵一万从海路到达辽东。赤乌二年（公元239年），遣将军孙怡再击辽东。赤乌五年，遣将军聂友率二万水军攻珠崖、儋耳（海南岛）。这些水军诲上出击的目的是捕促人口，增加兵源和劳动力。
三国时期的军事生产管理机构
三国时期，由于世族地主所有制的发展，形成强大的分割性势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受到削弱，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而战争经费开支却在不断增大，从而使国家官制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魏开始。建安十三年，罢三公，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自为丞相，并实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国家管理机构发生重要变化。魏国掌管国家财政的机构，由秦汉时的两套管理班子合并为一个系统，由度支尚书统一掌管财政大计，即“专掌军国支计”。史载，魏设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尚书。史载：“至魏，尚书郎有殿中、史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一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别兵、考功、定课、凡二十三郎；青龙二年尚书陈矫奏置都官，骑兵，合凡二十五部”。这里看出，财政在尚书台中度支尚书的统筹管理之下，还设有度支、库部、仓部、农部等郎分管各类事宜。西汉时期负责军中输委的大司农，虽仍然存在，但管理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魏大司农，因汉之制，又置典农中郎将，主屯田，典农都尉，典农校尉所主如中郎”。这是说，魏国时的屯田（民屯）统归大司农掌管。
魏国的屯田，无论军屯还是民屯都具有战时军事农业生产的性质。不过，它们归属不同的机构管理。由于军屯属于国家财政度支系统，由度支尚书、度支中郎将（或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和各统一屯区的军队统帅官分级进行管理。士兵家属，即军户的屯田，也是属军屯系统，由负责军户驻地的军事官将组织管理。民屯届地典农系统，由大司农、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屯司马分级管理。典农诸官虽然属于地方行政建制，其地位、权力与郡县相当。为了加强对民屯的管理，民屯机构实行准军事编制，各级屯官都有武官衔，并统率士兵，对屯田区实行武装监护。
东吴的军事屯田管理与领兵制相联系。东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即将领的子弟有继承其兄“为将”与“领兵”的特权，实行将领身份、地位与军事指挥权的世袭化。追随孙氏父子起兵而助其割据一方许多将领，都早已有自己的家兵，一些将领虽无私兵，由于他们善于带兵打仗，孙吴政权已经拨给一定数量的军队由他们指挥。其将领死后，以其子弟“为将”、“领兵”。领兵权世袭化，士兵的归属也世袭化。领兵将领兼领地方官，实行奉邑制，即对将领赏赐奉邑，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少者一县，多看四县。将领领兵屯驻，以屯田养兵。各地的屯田收益，一般为领兵将领所有，主要部分亢作所领军队的军资。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屯田常常由领兵将领派员管理。东吴中央财政系统管辖的屯田，由派出的官员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管理。孙吴统治的腹心地区，即丹阳郡、吴郡、会稽郡一带，以毗陵典农校尉、于湖督农校尉的管辖区为中心，都设有专门的生产管理机构。蜀国大规模军事屯田是在前线用兵时进行，屯田有带兵将领兼管。
三国时期的武器装备都是由官府作坊制造，并由各级官员管理。军事手工业生产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度支尚书。魏、蜀、吴三足鼎立形成之后，曾经对军事手工业进行了调整和恢复。冶铁业是兵器制造的基础，各国相继采取措施进行整治。东汉时期，冶铁已非官营，在战争中大多遭到破坏。三国初，首先恢复了官府对冶铁的控制。魏国设有执金吾总管武器装备，有丞一人，属官有武库令。在度支尚书之下还设有“司金中郎将”。司金中郎将地位很高，由最高权势者亲自任命，而且大多为亲信。曹操的首任司金中郎将为王修。曹操与王修书云：“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蜀国的司金中郎将主要职掌军事手工业工场，负责兵器生产和屯农器制造。史载：“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东吴也有执金吾管理兵器，同时负责军事手工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