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兵之所屯，食为最急”，军事农业布局是整个军事生产布局的基础。西汉时，中国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初步形成厂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四大农业经济区。这些区域粮食产量的增加，无疑对汉王朝军队的粮食供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军事经济的角度来看，汉代更具有国防意义的，是在北方边境地区的军事屯田。就是说，汉代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军事农业生产布局的重心，是在北方边陲，而不是在农业经济发达的内地。
汉王朝之所以在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的北部边疆布局军事农业生产，最根本的原因是戍边数十万将士的粮食无法及时、安全得到保障。西汉王朝建立之时，主要的军事压力来自北方的匈奴。与匈奴军队作战中，经常因粮食不继而打败仗。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汉军在乎城被匈奴围困，后来汉、匈结盟，汉军才得突围。汉景帝时，匈奴不断南下侵犯。于是晁错指出，“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提出应“守边备塞，劝农立本”，变秦代的“徙谪实边”为“徙民实边”。这一建议实际上是要汉王朝在北部边疆进行军事性农业生产部署，戍卒为常住户，再动员内地的各类人员去边疆，由政府提供种子、农具、耕牛、房屋、选择荒地，开垦经营，通过农业开发，解决戍边将士的粮食保障。晁错的建议为统治者接受，并将“徙民实边”逐步发展为军事屯田。
汉王朝将军事农业生产布局的重心放在北部边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克服财政危机。汉代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就派兵遣将拒胡安塞。守塞由内地部队轮流值守，一年一换。长途军事运输规模浩大。宣帝时，派赵充国征西羌，将士马牛食用谷计月十九万力：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稿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武帝时，动员兵力六万进攻只有三十万人的小国大宛，就组织了一支“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的庞大运输队。庞大的军晶运输量造成军事运输费用甚重，史有“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之说。有“自叛羌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停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的记载。巨大的军事运输费用，造成军费激增，并由此引发财政危机。晁错将千里转输，劳民伤财，称之为“大患”；将徙民实边，屯种安边，称之为“大惠”，曰：“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可见，将军事农业生产布局的重心放在北部边陲，是汉王朝最高当局节省军费开支，避免财政危机而采取的一个军事经济战略措施。
汉王朝在北部边陲军事屯田的具体布局，并非遍地开花，而是在地理上有慎重的考虑。基本原则如晁错所说的“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西域最早的屯田据点轮台、渠黎、都在大道上。河西的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也是建在要害之处，通川之道。朔方、五原等，莫不如此。说明北部边陲的军事屯田布局，决策者充分考虑了军事生产的安全、时效。
军事牧业生产
先秦时期，畜牧业在军事方面的作用已得到确认。《周礼·夏官》将作战用的军马称之为“戎马”，将驿运用的马称之为“道马”。汉代，马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巩固。当时，人们认识到马的作用有三：一是用于战场厮杀，骑兵、车兵都少不了它：二是马的速度在所有大型牲口中最快，时人有“行天者莫如龙，行地得莫如马”的说法，马在长途军事运输中作用很大。三是“农夫以马耕载”，屯田还少不了它，居延汉简中有“延寿乃太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牛辕犁耕作的图象”。正是因为如此，时人有“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的论述，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性畜牧业，并对此作了较为合理的布局。
汉代的畜牧业有官牧、民牧之分，军事畜牧业属于官牧。然而官牧又有国家畜牧业与皇家畜牧业两个系统，因而在生产布局上有所差异。汉代家马令明确规定，皇家畜牧业所养的马匹“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所需。”为了保障皇家用马，皇室畜牧业生产主要布局在国都周围。如当时著名的“天子六厩”，就分布在国都长安周围。皇家马厩生产的马，主要供皇帝大祀、出行等正式场所使用。但是，如果发生战争等重大事件，皇家马厩生产的马匹也责无旁贷为军队所用。所以，皇家畜牧业实际上具有军事畜牧业的性质，而且随着战争的需要而兴衰。如西汉初年，“天子六厩”饲养的马各有万匹，武帝时，“天子为伐胡，盛养马”，皇家畜牧业迅速发展到数十万匹。由于短时间内长安马匹数量剧增，朝廷不得不从邻近郡县抽调人手，以补充长安饲养者的不足。
国家畜牧业饲养的马匹主要供军队所需，而且主要为防御和讨伐匈奴所用，因而汉代的国家畜牧业的基地，设置在长城沿线和陇西地区。其地理范围是碣石（今河北昌黎县）、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与陕西省河津县之间）北，西南斜向河西六郡，再西北折向河西走廊至敦煌，包括今河北、山西和陕西的北部，以及甘肃、宁夏的部分地区。文献记载：“龙门、碣石多马牛羊”。尤其是河西六郡（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西、上郡）田地辽阔、水草丰美，毗邻以畜牧业为业的匈奴等游牧民族，有发展畜牧业的极好条件，有“畜牧为天下饶”之称。再加上这些地区又属守边之地，大规模军事畜牧业的建设，可以及时、安全地为军队提供大量的军马。所以，汉王朝把这些地区作为军事畜牧业的生产基地。西汉初，朝廷在西、北边郡设立的三十六所国家牧马场，这些马场直属中央太仆职掌，分属六位牧师苑令具体负责。为使马政得以进一步发展，中央还常派遣侍从郎官到各地监护，称护苑使者。汉武帝时，中央设水衡都尉，分管一部分皇室财政，“天子六厩”划归水衡都尉管辖，而让太仆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全国军马的发展上。
汉武帝末年，随着国策的调整，对匈奴作战基本停止，边地军事畜牧业的规模也随之缩减，布局有所变化。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裁省六厩官。王莽末年至东汉初的战乱使国家畜牧业再度萧条，光武帝为了恢复发展经济，减少财政开支，罢省六牧师。安帝以后，军事牧业生产布局有所调整，即国家畜牧业由北部边陲向南部推移。但是，随着豪族的崛起，中央集权的削弱，再加上羌族武装的东进，致使东汉军事畜牧业南方基地丧失。灵帝时出现军马匮乏、朝廷被迫以御马“悉出给军”的窘境。
军事手工业生产
由于汉代封建王朝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西北边境的匈奴，因而军事手工业生产布局主要是考虑它的安全和效益。西汉时的国都长安距北部和西北部边境的距离约550公里，东汉的国都洛阳距北部和西北部边境的距离约700公里。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军事手工业生产的布局是以国都为中心，由北向南向各个大都会扩散。史载，西汉时少府在国都周围设有制造兵器的场所，由少府所属的若卢令、丞主制库兵，考工室主作器械。太仆手下的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转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
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开关梁、驰山泽之禁“，通过”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运输和沟通，使得”交易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加强丁国内商品经济的流通和融合，社会消费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形成了跨地区性的商业都会。汉都长安、洛阳”四方辐凑，并至而会。上党、邯郸、成都、会稽、临淄等数十个城市，都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这些商业都会不仅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是连接各地方经济的纽带和桥梁，而且成为军事手工业生产基地。史载，在国都以南的各诸侯国和郡县，大多有官营手工业场所，生产包括兵器、舟车之类的武器装备。从国家安全出发，许多官营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尤其是兵器，只供官府、军队所需，《盐铁论·水旱》记载：县官鼓铸铁器，大底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武帝时，长安贾人卖兵器给匈奴降人而触犯法律被处以死刑。
汉代军事手工业生产布局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原料产地的选择指向。军事手工业产品种类繁多，从兵器消耗的原材料看，铁原料无疑处于各种原材料的首位，由于铁矿分布的自然限制，许多地方不产铁，因而统治者在不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前提下，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尽量把兵器生产点设置在产铁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产铁地域大为扩大，国家在产铁地区设置了49处铁官，其中今山东12处，河南、扛苏各7处，陕西、山西、河北各5处，四川3处，安徽、湖南、湖北、辽宁、甘肃各1处。朝廷在有铁官的地方，还设置了工官，主造兵器、舟车等器物。如宛县（今河南南阳市）既是当时的冶铁中心，又是重要的兵器生产基地。汉朝在此地设置了工官、铁官。考古已发现宛县城中有多达12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在已发掘的30叩平方米中，有炼铁炉17座，产品有矛头、铁刀、马衔等，就是说，西汉的军事手工业生产主要布局在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东汉时，冶铁地点扩大到100多处，新增的冶铁地点多为河南、江浙等地，说明东汉的军事手工业生产布局已进一步向南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