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为的是寻找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有中国人提议将犹太人翻译成“优太人”，以证明他们的杰出和优秀。
其实，这个人口只有1000多万的民族并不遥远。每年诺贝尔奖获奖者少不了他们的名字；国际新闻报道上，也经常有犹太人建立的国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斗争以及和周边国家的争端。并不算很久以前，他们也曾在东北大地上居住。
东北这片土地，不仅世居于此的各民族繁衍生息，也不仅是周边的侵略者多次践踏，早在半个多世纪乃至一百多年以前，以迁徙流浪闻名的犹太人就来到东北，居住在哈尔滨一带。
犹太人，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且具悲情气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公元73年，罗马帝国灭亡犹太国家，犹太人开始流亡世界。他们坚忍、勤奋、智慧，保持千年不灭的记忆，创造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这些思想家们是犹太人；控制世界黄金市场和欧洲经济命脉长达200年之久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金融大王摩根、“红色资本家”哈默等，这些富商巨贾是犹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定居在中国的沙博理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都是犹太人。正因如此，有中国人提议将犹太人翻译成“优太人”，以证明他们的杰出和优秀。
犹太人可能在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就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从唐宋年间一直到清朝，犹太人都一直生活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社群中，大部分都居住在开封。中国文化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让这些来自异域、相貌迥异与中国人的民族自然地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
随着中国向西方开放通商口岸以及割让半殖民地，许多犹太人来到中国的上海、香港等商业中心。随后又有数万名犹太人为了躲避俄国十月革命和纳粹的屠杀而来到中国，主要居住在上海和哈尔滨。
在近现代，哈尔滨曾是犹太人在东亚地区最大的聚居中心和精神中心。1894年，第一个犹太人德里金从俄国来到哈尔滨，收购当地的粮食、牲畜，销售俄国、美国的工业制品，创办德里金面粉厂、犹太国民银行。开始了犹太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历史，他们对哈尔滨的经济繁荣、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历史作用。德里金在哈尔滨生活了半个世纪，经历了旧中国、日伪统治、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完整的哈尔滨犹太人史的缩影。
为什么有这么多犹太人来到哈尔滨，而不是其他的中国城市呢？
首先归结于交通技术手段的飞跃发展。清朝末期，俄国在中国境内修建中东铁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从哈尔滨到大连，铁路线成丁字形状将东北钉在交通要道之上，于是大批犹太人来到哈尔滨。而在1904到1906年的日俄战争期间，10万俄军官兵侵入东北，里面有3万犹太士兵。战争结束后，俄国掀起一股狂热的反犹排犹浪潮，甚至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犹太人赞助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犹太士兵留在了哈尔滨等地。
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后，由于和红色政权对立，犹太人的资产被没收，国内战争也拿犹太人当替罪羊，而且当时俄国也出台政策鼓励往远东地区移民，于是很多犹太人来到了东北，最多时曾达2.5万人。
上海的犹太人更多的是来自欧洲，特别因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逼迫两万名犹太人背井离乡。比较而言，在上海的犹太人相对比较富裕，而在俄国的犹太人经济状况一般，到了哈尔滨的犹太人更是如此。
中华民族和犹太人是两个饱经沧桑、遭遇侵略和迫害的民族，相似的经历，产生了难兄难弟之情。
那时的哈尔滨是一个特区，俄国人负责中东铁路，中国人负责城市治安管理，统治比较薄弱，相当于一个国中之国。这种特殊的环境给了犹太人生存的空间。
哈尔滨对犹太人给予宽容的待遇：有受教育的自由，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有新闻出版自由，这在俄罗斯是前所未有的。中国老百姓对他们普遍持一种同情的态度，知道他们在自己国家受到了迫害。另外，对其聪明智慧也比较认可，犹太人和中国人在一个社区生活还相互关照，所以相处得比较愉快。
少为人知的是，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的父亲就曾在哈尔滨生活，还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想回家乡，但是祖父母不同意，不给他们回去的路费。是当地的中国人给他们夫妇提供了一个教书的工作，两年后，他们挣足了路费，才离开了哈尔滨。奥尔默特的父亲在写回忆录时，还把这段故事写得很详细，足见他对中国人民的情谊之深。
犹太人和中国人就这样同甘苦、共患难，互相支持、互相同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二十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百姓自身难保，犹太人的命运更是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1927年后，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受国际局势影响出现衰退之象。
1928年，苏联当局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交还给中国。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1931年日本侵占，给犹太人社区带来了严重影响和沉重打击。
1932年2月5日，日军多门第二师团攻占哈尔滨。由于犹太人经济实力雄厚，日军便没收大批财产。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了以色列国为大家所熟知。可是在此之前，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犹太人的命运发生巨变。他们面临一个极具诱惑性的计划，那就是河豚计划。
当发现自己控制的中国东北有2万多犹太人的时候，日本殖民者灵机一动，推出了河豚计划。之所以命名为河豚，决不是信口开河。大家都知道，河豚是美食，但有巨毒。河豚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精心的烹饪，会将人毒死。日本人觉得自己能够摆布河豚，就也能操纵犹太人为己所用。
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推出的河豚计划，是要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犹太国，使犹太人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这个计划由不得犹太人操控，完全是日本殖民者的野心和阴谋。
可是这可能吗？世代居住在此的中国人怎么办？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允许吗？
历史的关口，世界在注视着这个不着边际的阴谋。
众所周知，美国的犹太人富可敌国。有句话说得好，美国的财富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日本对这一情况烂熟于心。1904年日俄战争。一位美国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虐杀犹太人的仇恨，先后四次筹款共计2000万美元赞助，使得本已陷入窘境的日本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沙俄，从此迈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日本人坦言：没有希夫的帮助，就没有日本的胜利。
1922年，两个被派往西伯利亚帮助白俄抵抗红军进攻的日本军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写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报告，并且到当时的英属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旅行考察，研究犹太人，并与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理安交谈，觉得犹太人确实可贵。
如愿抢得“满洲”之后，日本人才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开发“满洲”。首先是资金缺乏，在经济萧条的年代，很少有国家能够幸免此难；其次是移民工作遇到难题，无论如何劝诱，日本国内的剩余人口也不愿移民“满洲”；最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打破了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垄断格局，这引起西方国家对日本的集体性孤立和排斥，日本外交举步维艰，国际支持乏力。
日本的“犹太专家”犬冢惟重大佐和安江仙弘大佐、实业家鲇川义介，以及许多关东军军官，是“满洲系”。他们决定吸引犹太人到伪满洲国，他们相信《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的谎言，觉得犹太人拥有大量金钱和政治权势可以利用。而从纳粹手中援救欧洲犹太人，将会使日本得到美国犹太人坚定和永久的支持。算盘就这样打了，于是开始潜移默化地谋划。但是，河豚计划在开始执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日本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遭到严重损毁。
日军侵占哈尔滨后，当地的白俄流民看到机会来临，立刻依附于日本宪兵队，成立所谓“俄国法西斯党”，宗旨就是要消灭哈尔滨的犹太人。于是策划了一系列绑票杀人勒索案，主要针对犹太富商。被绑架并且撕票的，有中央大药房的老板科夫曼，以及中国大商人穆蔚堂等。其中最著名的绑架案伸向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马迭尔宾馆老板的儿子。
1901年，中东铁路临时通车，俄籍犹太人约瑟·开斯普来到哈尔滨。起初，他开一个修理钟表的小店，不久经营银器和珠宝，获利丰厚。以犹太人的精明和眼光，预料到日后哈尔滨必为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在1906年建成了远东最豪华的马迭尔旅馆。是哈尔滨第一家涉外宾馆，是座路易十四风格的三层建筑，典雅豪华。“马迭尔”俄文名为модерн，意为摩登的、时髦的、时兴的。
马迭尔宾馆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位于繁华的中央大街中段，临近松花江、1909年建成的松浦洋行、1919年建造的秋林百货商店。能在这样豪华地段建成最高档的宾馆，可见犹太人实力的雄厚。
老板开斯普把儿子西蒙送到法国，接受最好的钢琴教育，并取得了法国国籍。
当时的哈尔滨政治勾结、权钱交易，更可怕的是警匪一家。伪哈尔滨警察厅督察长马丁诺夫和日本特务中村密谋，指使马丁诺夫手下的15名匪徒实施绑架行动计划。一旦绑架得手，如山财富源源而来。
1933年8月24日午夜，西蒙携女友外出，一伙匪徒包围了他的轿车，把他从车里拖出来，蒙上眼睛，塞进另一辆汽车里，带到哈尔滨附近的一个藏匿地。并给他的父亲收到一封匿名信，要求付出30万元的赎金，以换回他的儿子。
对于价值连城的马迭尔宾馆的老板来说，30万元并不是个大数目。但是绑匪和幕后的日本人失算了，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看错了金钱在老板约瑟·加斯普心中的位置。像许多个犹太富商一样，约瑟·加斯普固然善于理财赚钱，却十分吝啬，居然惜金如命，不肯交纳赎金，一度被传为笑谈。这个倔强的犹太老板坚决拒绝这个要求，不肯支付巨款。
当法国驻哈尔滨领事获悉西蒙被绑架后，立即向哈尔滨日伪当局提出书面抗议。这时新闻也已经传到国外，英、法、美各国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暴行，纷纷揭露所谓绑架实际上就是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务人员雇佣的绑匪所为。与此同时，哈尔滨和上海的犹太社团都就此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抗议。
绑匪们得到赎金的希望，从最初30万，后来逐步减低，从15万、10万、7.5万，以至5万。
在匪徒威胁要杀死西蒙时，他的父亲还是坚持必须在儿子平安回来之后，才肯付出几千块钱。一个月之后，儿子的耳朵被割下来送给父亲，父亲终于松口，将赎金增加到了三万五千元，而且必须在他儿子获释之后才能付钱。
但是策划绑架案的日本特务中村说道：“这个抠门的父亲再也见不到他的儿子活着回来了，纵然他付出一百万。”
原来西蒙被绑后，和中村及日本宪兵军官谈过话，知道绑架他的俄匪后面，有日本人操纵，他会将此公布于世的。他的父亲始终拒付赎金或许十分清醒。否则，不仅失去赎金，最终还是要失去儿子的。
由于绑架阴谋败露，经受了95天禁锢和严酷私刑的西蒙被残忍杀害。世界上少了一个犹太人，也更少了一位杰出的钢琴家。
哈尔滨犹太社团为西蒙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尽管日伪宪特禁止其灵车通过市区，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参加，众多中国人也加入了送葬行列，高呼反对日本当局、要求惩办凶手的口号。最后日本宪兵队迫不得已下令逮捕几个绑匪，却无罪释放。日本殖民者矢口否认参与了这次绑架，但是事实的确如此，大批犹太人，不再信任他们，开始逃往上海，将这一恐怖的故事告诉周围的人。日军初入哈尔滨的野蛮行径，逼走了差不多七成的犹太人。
尽管如此，日本还是要坚定地推进河豚鱼计划。钢铁大王鲇川义介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右、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举行秘密会晤，以及多次会见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樋口喜一郎等少壮派人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满洲”的建设问题，重要内容之一是推动犹太人建国。
1934年，日本外交刊物上刊登了鲇川义介的文章《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了扩军备战，吸引美国资金，表现出明显的亲犹态度。安江仙弘多次拜访哈尔滨犹太社区，与犹太社团主席考夫曼建立友谊，磋商犹太人的未来。
1937、1938、1939年，哈尔滨犹太人三次召开会议。
1938、1937年，哈尔滨犹太社区组成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人评议会，年底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代表包括哈尔滨、上海、神户三地的犹太人，计700余人，讨论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还通过了一项公开决议宣称：“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主张组建居留地，采取投资和实际定居两种形式。
1938年，日本的5位最高官员召开了五相会议，讨论河豚鱼计划。他们是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军政的高度重视。在此鼓舞下，哈尔滨犹太人的复国主义势力更加摩拳擦掌，要干出一番事业。1939年6月和7月，《通过利用在中国有权势的犹太人使得美国总统紧密圈的远东外交政策舆论转变为对日友好的具体措施》和《引入犹太人资本的研究分析》出笼，并得到日本的批准。吸引犹太人和美国好感的方法包括，派遣代表团前往美国，介绍犹太教与日本神道教的类似之处。还包括吸引美国新闻业和好莱坞的好感，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即使没有完全控制，也是强烈地控制了这两个行业。
河豚计划允许犹太移民的人数从18，000人上升到60万人，还包括在各种人口规模情况下，居留地土地规模的详细资料，以及学校、医院等设施的安排，犹太人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自治。但是日本必须进行幕后的控制，将犹太人置于密切监视与控制之下，害怕犹太人进入日本的主流政治与经济领域，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控制日本。
就这样，日本人与犹太复国势力的合作日渐紧密。
犹太人的经济实力的确让日本羡慕。但是一方面，当时的日本与纳粹德国开始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由于日本内阁当时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于是经历了最漫长、最复杂的分析讨论。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政府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1939年，日本政府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三国轴心，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随后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国家，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性，交通变得极为困难，河豚计划以正式的官方渠道执行变得不切实际。上海犹太人不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因为他们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美国犹太人社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主张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太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世界犹太人组织领袖斯蒂芬·魏斯称：“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一句话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河豚计划难以正式付诸实施。但是还有许多犹太人逃离欧洲，正在寻找避难的去处。
驻立陶宛的日本领事杉原千亩向6000多名犹太人签发过境签证，允许他们前往日本，并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最终目的地。而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在《汉奸还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证，伪满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也为犹太人签发了12000多过境签证。当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也向身处危境而又走投无路的奥地利犹太人伸出了救助之手，签发了大量入境上海的签证。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还提出一项计划，建议在云南建立一个犹太人寄居区，以接纳更多的欧洲犹太难民。当时中国接纳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还要多。几乎所有在中国的犹太人都熬过二战而幸存下来。
1940年，东条英机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他对河豚计划不抱希望和信心，于是免去了安江仙一切职务，杉原千亩也被迫离开了立陶宛。当然，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安慰赶到东京质询的哈尔滨犹太人领导考夫曼，保证绝不反犹。
陷于中国战场难以自拔，而加上苏联的威胁，日本不敢得罪另一个大国美国。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就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河豚鱼计划”无甚实效却仍推进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积怨可想而知。
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日本占领整个上海，来自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帮助和通讯全部停止。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五大臣会议决议暂缓实施。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陆军部宣布：“必须使犹太人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反抗者应予镇压处治。”哈尔滨犹太人受到侵华日军压制排挤，社区再次受到沉重打击。1942年，日本政府废除了五相会议的决议，正式完全废除河豚计划。不过，“河豚”并非彻底死亡。1945年日本面临失败危险，于是重新提起“河豚计划”讨好美国，以争取停战。日本政府特使和犹太医生卡尔·琼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说服美国犹太社团对罗斯福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停战和谈的目的，作为回报，上海的两万犹太难民将获准移民到“满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琼特曼立刻尝试，但是得到的回答斩钉截铁：“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就这样，犹太人在中国的建国梦彻底破灭了。
作为犹太锡安复国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亚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被押解回苏联关押16载，直到1961年，才获准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灵魂之国。
日本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阴差阳错，鼓舞了犹太人独立运动的开展。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的父母在哈尔滨加入了青年组织“贝塔”，受到锡安主义思想的感召，并使他们回归以色列这块土地。
“一个梦想在哈尔滨诞生了，一个锡安主义运动的梦想——把尚未诞生的以色列国变成犹太民族的家园。当时的环境有利于哈尔滨的犹太人开展锡安主义运动，鼓舞着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后来回到这块土地，为实现犹太人古老的锡安主义理想继续努力。”他认为哈尔滨的犹太社区一度生机勃勃，光芒耀眼。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锡安主义运动还曾经达到顶峰，随后却衰落了。
1985年，最后一位犹太老人阿格列在哈尔滨外侨养老院去世，宣告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定居历史终结。
算起来，居住在哈尔滨的最有名，并且建国后还居住在中国直到逝世的犹太人是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是中国共产党员中为数很少的犹太人，著名记者、作家，曾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全国政协六届至十届常委，还曾担任过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
1915年，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当时父母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残酷统治，父亲拉沙尔被沙皇逮捕入狱，母亲松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拉沙尔被公司派往日本开展业务。德军逼近华沙之时，松亚抱着襁褓之中的爱泼斯坦寻夫，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乘船跨海到达日本。两年以后的1917年，一家人迁居中国的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他们仍然没能逃脱沙俄反犹主义的魔掌。那时，沙皇的白俄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打败，大批逃往哈尔滨，也把排犹的恐怖活动波及到哈尔滨。青天化日之下，一个犹太青年记者在哈尔滨街头被白俄军官追赶射杀。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1920年爱泼斯坦一家被迫南下来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而在整个中国，他生活工作了几乎八十年。
犹太人饱受离散之苦，也深感民族平等和睦的重要性。爱泼斯坦从小就接受了父母关于民族平等的教育。父亲拉沙尔对中国民众充满同情。在当地犹太人中进行募捐活动援助西北地区饥饿的中国人，这项活动受到了一些人的敌视。那时，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犹太人等于布尔什维克”。父母经常告诫他：“我们犹太人是受歧视的，我们决不能再歧视任何人。”10岁时，爱泼斯坦看到街上有几个外国小孩在殴打一个中国孩子，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帮助那个受欺负的中国孩子。1939年，爱泼斯坦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爱泼斯坦一生绝大多数时光在中国度过，他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人们对犹太人的温暖和同情，他也将自己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
尽管犹太人大批居住哈尔滨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历史也不能忘记，哈尔滨这座国内接纳犹太人历史最早、停留时间最长、留下遗址遗迹最多的城市。不能忘记哈尔滨犹太人同世界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聪明智慧，在经济、贸易、金融、文化等方面造诣很深。他们在哈尔滨使中国大豆出口欧洲，创建了大批兴办外资金融机构，打造了哈尔滨音乐之城美誉，创造了中央大街商业集群经营的先河，和建筑艺术美轮美奂，为哈尔滨这座现代城市的兴起，赢得“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美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成为善待犹太人最好的国家，哈尔滨成为当时善待犹太人最佳的城市。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动情地说：“哈尔滨人民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博大胸怀善待犹太人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彩记录。”
1992年，爱泼斯坦对世界说：“哈尔滨——这是一座主要来自沙皇俄国的犹太人逃脱受迫害的厄运和严酷的歧视，找到了避难所，并获得经济上的发展，建立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的中国城市。大约两万多名犹太人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中国人当中从来没有遭遇到别的国家那种反犹主义倾向。所有原来在哈尔滨生活过的犹太人，无论现在移居到以色列还是美国、俄国还是澳大利亚，无论他们到了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自称是哈尔滨人。在哈尔滨犹太人的头脑中，对‘中国家乡’的记忆将永存，留传于子孙后代。”
同样，哈尔滨犹太人对中国及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无私的支持。20年代末，在哈尔滨道里区创办的英吉利亚细亚电报通信社，是共产国际在哈尔滨设立的秘密新闻机构之一，社长是英籍犹太人哈同·弗利特。当时，苏联塔斯社在东北不能公开发电讯稿，为此，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调进一些英、美等国人士到中国东北地区设立通讯社，为共产国际和苏联服务。
目前，哈尔滨仍保存着一大批珍贵的犹太人建筑遗存和历史文献，包括犹太人的教堂、学校、银行、医院、旅店、商店、工厂、住宅、墓地、养老院等。这些值得游客观赏，还有着极其珍贵的研究价值。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富有？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还生机勃勃？也是我们一直在不断思索的问题。
后来，犹太人在俄罗斯远东建立了自治州，人口19.8万，仅仅是以色列国人口的4%，但是面积广达3.62万平方公里，是联合国规定的以色列国面积的2.6倍，实现了70多年前的愿望。
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犹太人只是半个多世纪里的匆匆过客，但是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坚韧，为东北大地的多姿多彩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笔，犹太人不会忘记，东北人也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