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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年体：即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述历史的一种史书编写体例。编年体为先秦史家所创造，如《春秋》、《左传》等书都属于这种体例，后世也有采用这种体例的，如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等等。
（2）国别体：是适应我国古代侯国林立的政治局面而创立的一种分国记事的史书编写体例，《国语》首开其例。《战国策》乃至后来的《三国志》也都属于这种体例。
（3）巫风文化：这是人类早期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人类的幼年时代，由于认识自然的能力非常低下，就神化各种自然现象，并想通过祭祀与之沟通。这一职责由“巫”来担任，这一人类的早期文化，就称之为“巫风文化”。每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巫风文化”的洗礼。中原经历“巫风文化”是在殷商时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它“信巫鬼，重淫祀。”“巫风文化”反映了人类早期的蒙昧和原始宗教意识。
（4）“巫史”：早期的巫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文化角色，主管祭祀又兼掌记事，先秦典籍中常把史官和巫卜合为一体，称之为“巫史”。虽然如此，巫职与史职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正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所说：“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后来，随着周文化理性精神的高扬，冷落神明而关注人事、注重历史，巫史文化的分离和转化就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巫风文化实现了向史官文化的转型，巫史向史官身份的转换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1.谈谈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繁荣的情况。
2.简要说明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对后世的影响。
3.为什么叙事散文能在战国时代走上繁荣？
4.这一时期促使人们对历史价值的认识空前提升的原因是什么？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散文集，它的内容重在记言说理，但也兼有对许多重大事件的记述，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也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
一、《尚书》的基本情况
《尚书》原名《书》，自西汉开始改称《尚书》。因被列入儒家经典，亦称《书经》。《尚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组成，书中记载事件最早的是《尧典》，最迟的是秦穆公的《秦誓》。孔颖达《尚书正义》中对“尚书”的名称进行了解释：“尚者上也，言此为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说：“以其上古之书，故曰《尚书》”。所以，多数学者认同“尚”即上古，“书”是指书写于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因西汉距离春秋时期为时久远，故以此命名。《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由此可知，《尚书》的内容多和政事相关，记录了君王和大臣们的言论和政令。其所记之事，上起尧舜，下止秦穆公，是关于尧、舜和夏、商、周至秦穆公的历史文献汇编，也是研究中国远古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神权思想及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今存《尚书》共计五十八篇。《尚书》的篇目命名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是所论述的中心内容的概括，有的取自人名，有的源自物名，有的取自重大的历史事件。
《虞书》五篇，篇目为：《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虞书》的“虞”，相传是上古国名，舜是当时国君，其描写的时代大约是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尧典》记叙的是唐尧的历史传说，其余记载的是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的对话。
《夏书》是夏代的历史资料。夏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开国君王为启。现存《夏书》有《禹贡》等共四篇。
《商书》大约成书于周，是商代的典籍资料，其内容为统治者的誓词、讲话以及贵族大臣的谈话记录。有《汤誓》等共计十七篇。
《周书》记事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后期的灵王、景王。有一部分内容可能是商代的官方文件，其他大部分是周人所写。共有《秦誓》等三十二篇。
作为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其体例历来说法不一，有“六体说”，有“十体说”。其中，六体说（典、谟、训、诰、誓、命）得到了大部分研究者的首肯，其首创者是汉代孔安国，其划分的标准为《尚书》的主要内容的分类。他的观点得到唐人刘知几的肯定，因此，历代的学者多以孔安国所定六体为宗。“六体”的作用及代表性篇目如下：
典：根据其甲骨文字形，上部为“册”，下部为“大”，本义指重要的文献、典籍。后世引申为可以作为标准的书籍，典籍。《尚书》中的“典”属于重要的政治文件，如《尧典》为虞史，追记唐尧之事。
谟：意思是计谋、谋略，同“谋”。这类文种记载的多是臣子向君主进献的计谋，如《大禹谟》、《皋陶谟》便是记大禹、皋陶陈于帝舜之嘉言。
训：本意指教导、训诫、教诲，如《伊训》等。《尚书》中的“训”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忧国忧民之士为了借古讽今，追述祖训，如《五子之歌》便是缘于太康失国，他的五个弟弟追述大禹的公德，来训诫他；一类是贤明的大臣以恳切的语气向君主进谏，如典型的《无逸》便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词。
诰：本指帝王对臣子的命令，引申为告诫、勉励，或指帝王任命或封赠的文书。《尚书》中此类文种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其一，告知百官民众之文。这一类文章类似我们现在的公文中的公告、通告文种，如《盘庚》即是君主盘庚为迁都殷而告国民之作。其二，祷告之辞。古人多祭祀活动，其间必有向神灵祖先祈祷或通告的文章。如《武成》为武王将伐殷之时对山川的祭祀。其三，大臣进谏之词。这一类文章类似我们现在公文中的报告、请示，这一类篇目较多，是《尚书》的主体部分，如《召诰》、《康诰》等。其四，同僚之间彼此相告之词，如《君奭》便是召公告老还乡之时通告周公的言辞。
誓：意思是当众或共同表示决心，誓师、誓愿等。在《尚书》中，这类文体多为出师时君主告诫将士之辞，类似后世的誓师，如《夏书》的《甘誓》、《商书》的《汤誓》等。
命：上级对下级的指示，即命令。《尚书》中的“命”，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者赏赐诸侯时所使用的册命之词。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君牙》、《周命》等。
二、《尚书》的流传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问题也最多。它的流传颇为曲折，其成书约在战国晚期，《尚书》篇目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学术氛围异常活跃，为了配合宣扬学术观点，诸子纷纷研究《尚书》，各种著作中也竞相称引《尚书》，据统计，先秦书籍中征引《书》时，提到具体篇名的约有四十多篇，为《尚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书在先秦时以多种形式广为流传，文字也不尽一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很多典籍都毁于一旦，《尚书》也因此而散失不少。
汉代以后，到汉惠帝才开了书禁，文帝更是鼓励人民向上献书，《尚书》在西汉初存留二十八篇，秦朝的博士伏生就靠这些残卷，教授于齐鲁地区。后来，伏生年过耄耋，汉文帝知道了他的事迹，召他入京城，但因年事已高，经不起舟车劳顿，文帝特意派晁错来从他学习。由于朝廷的大力推广，再经过学生传承，《尚书》成为西汉的官学。因为这部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录流传，就称之为今文《尚书》或今《尚书》。此后，武帝立五经博士，大力提倡儒学。宣帝时则将每一经又分立出几家，共立十四经博士，每一博士带领手下若干弟子，他们各立“师法”，有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由于经学已成为通向仕途的一大捷径，致力于学习经书的人数量激增。《尚书》的研究在西汉就已形成了一个高潮。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马融都给《尚书》做过注。
到汉景帝时期，鲁恭王为了扩建自己的宫殿，在拆毁孔子旧宅时，在墙壁夹缝中发现了用晚周民间字书写的数十篇文献，其中便有《书》。这部书是用大篆或籀文等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因此称为古文《尚书》。这些文献被交还到了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处，他经过整理后发现古文《尚书》比当时的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孔安国在汉武帝时将古文《尚书》献至朝廷，因为在文字解读方面的困难，这部《书》成为天书而深藏于皇家图书馆中。直至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掌管点校这些书籍，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来校勘今文《尚书》，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仪礼》、《毛诗》及古文《尚书》立为博士，统称为“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们甚是不以为然，由此引发了刘歆与他们之间的一场辩论，《尚书》研究史中历时漫长的“今古文之争”由此开端。
所谓今古文之争表面上看来虽是推崇哪种经书的争论，但其核心问题却是关系到孔子与古代圣王之“道”的大小的争论，也有解读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当然，归根到底，还涉及两派当时的影响力与声望的问题。大致来讲，今文学派继承的是先秦诸子的风气，他们主张通经致用；而古文学派则主动担负起保存和传播文献的责任，他们主张在训诂、文字间寻找历史。他们之间的争辩直至东汉时期，书籍流传渐趋广泛，最终民间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后来由于《尚书》过于艰涩难读，《尚书》的研究也逐渐走向式微。古文《尚书》后亡逸，仅存篇目，佚文散见于《汉书·律历志》等。
谈及《尚书》的流传，还应提到一个人，即三国末年的魏人王肃。王肃非常博学，他伪作了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为此也可谓呕心沥血。首先，他搜集了众多文献中所引用的散佚文字，并将这些文字连缀成书，并伪造了孔安国的传，用以解释经典。为了凑足东汉儒者桓谭、班固所记载的《尚书》五十八篇，他先把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进行了拆分，增至三十三篇。另外，又从别处增加了很多致力阐明儒家以德治国的文字二十五篇。王氏苦心孤诣，其伪作言辞平易，毫无《尚书》佶屈聱牙之弊，所增二十五篇，经清代人阎若璩、惠栋等详加考辨，确证全属伪作。但也因其经文完整，注解清楚，很容易被接受，加之统治者的支持，逐渐取得正统地位而流传下来。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经学史上重要的一部经典，为历代学者所重视。为了疏通经文，此后的历代学者们下了很大工夫，深入钻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自唐代开始，对于《尚书》的研究逐渐由训释文字转向对其经文内涵的探讨，贞观年间的孔颖达主持编纂《尚书正义》二十卷，是当时《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又形成了《尚书》研究的新高潮，据有关学者考证，当时的《尚书》研究著作数量达到二百余种，到南宋时和“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南宋蔡沈著《书集传》，废除前代烦琐考据，力求简明易读，有独到之见。《书集传》是宋代《尚书》注释的代表作。蔡沈是朱熹的得意门生，他的研究是在理学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提高了《尚书》研究的思想性，建立了《尚书》研究的“义理”之学。现存北京图书馆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是较好的《尚书》研究资料。
元、明、清三代将《尚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清代这一学术史上的鼎盛时代，关于《尚书》的研究著述多达190种，清代学者开始多角度研究《尚书》，从章句训诂、字文音义，到考证辨伪、校勘辑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如对于古文《尚书》孔安国的“传”进行辨伪的学者大增，他们在宋明学者提出质疑的基础上，严密钩稽，力排伪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丁晏的《尚书余论》等，都勘称为《尚书》研究历史中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清代以后，《尚书》研究在方法、理论方面也有突破性的进展，学者们不但继承了前代的研究成果，还特别注意采用西方的新方法研究《尚书》，并且成果斐然：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于省吾的《双剑尚书新证》都运用金文、甲骨文、地下考古资料和文献材料互证，多有创见。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竺可桢、顾颉刚等人则从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多领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索研究《尚书》，也新见颇多。
三、《尚书》的成就及特点
《尚书》记事涉及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时间跨度颇大，内容相当丰富。《尚书》不但记载了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传说和历史事件，比如尧舜禅让、鲧禹治水、太康失国、盘庚迁殷、周公摄政、成康之治等等，还广泛涉及政治、思想、宗教、哲学、法律、地理、天文、历法、军事等诸多领域。同时，也反映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宗法思想逐步形成及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尚书》的思想核心是商、周时代的政治观念。殷商时代强调“天命神授”，周初统治者理性地思考并吸取了殷王朝被推翻的历史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传统的宗教神学，提出“敬德保民”，认为“德”体现了上天的意志，“敬德”即“敬天”。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体现了神权政治观的发展和演变。春秋之际，圣王不作，暴君迭出，人民困于虐政，敢怒不敢言。为救危世，史官作《书》，颂扬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君主效法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第二，明贤臣事君之道。自周王室东迁之后，君不君，臣不臣，臣弑君屡见不鲜，《尚书》中大量记述名臣贤相的事君之道，其目的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尚书》的作者未必有意为文，但其文章的艺术成就仍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就《尚书》的表达方式而言。《尚书》之文已具备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虽为“记言”，却并不单调。
《尚书》中的记叙简明扼要，描写用笔不多也颇为生动，议论要言不烦而精警中肯，抒情皆直抒胸臆而富于感染力。如《禹贡》篇讲述大禹治水的经过，其中内容十分驳杂，但作者在对各地山水田土、草木金茶等物产的叙写却十分精练简洁，故而《伯子论文》中言：“凝叔论《禹贡》谓通篇皆记治水，而治水本为敷土，故首句曰：‘禹敷土’，言治水之本意；次句‘随山刊术’，言治水之功用；三句‘奠高山大川’，言治水之成效。一节只三句，包终通篇，而语简意明，又并不出一水字。”确实是抓住了《尚书》叙事简洁的特征。
《尚书》的整体文风比较质朴，记“论事”之言，重在意旨，故其所记，大都质实，不事藻饰。但其中也有部分作品使用了一些修辞手段，叙事生动形象。如《金縢》写周公摄政的一段事迹，用“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来对当时的天象进行描写，用笔省练，栩栩如生。再如《盘庚》三篇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在这篇文章中，盘庚动员大臣迁都，使用了很多比喻的手法，如“若颠木之有由孽”，说明迁都有利于国势；“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要求臣子服从命令；“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指责大臣危言惑众等。《尚书》形象、生动、深刻的语言艺术成就为整部著作增添了文学色彩。
《尚书》中也有部分作品议论说理十分缜密，如《汤誓》便是商汤讨伐夏桀时候的战前动员令，汤打着“吊民伐罪”、替天行道的旗号，陈述了伐夏的原因，一再强调“天命神授”，夏桀被讨伐是因为“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将发起战争的原因用简单的文字道出，显得义正词严，大义凛然，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感染力。另外，一些训诰如《康诰》、《酒诰》、《召诰》等作品说理论证更加繁复周全，讲究论证的方法与技巧，如《周书·无逸》篇是周公摄政结束，害怕成王贪图享乐，荒废政事，告诫成王不要误国之作，试读开头两段：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成王年纪渐长，周公还政给他，于是告诫他不要贪图逸乐。开篇“君子所，其无逸”的中心论点便开门见山地被郑重提出，接下来，第一段说明君主要做到无逸，首先要了解小民耕作的艰辛；第二段引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君主无逸的重要性。作者在论述他的这一思想时，征引商周两代历史，引用了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诫成王强调“无逸”，必须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和老百姓的痛苦才能享国长久。历史上凡是勤政爱民的君主，其政必兴；凡贪图逸乐的帝王，其政必败。从理论和实践上强调了“无逸”的重要性。《无逸》中心明确，说理细密，条理清晰，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凑，可以说是小具规模的论说文。
其次，《尚书》的语言也独具特色，成为后世语言学家研究当时语言的重要材料。其语言的总体特征是文字古奥，语句拗口，韩愈《进学解》说它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非常准确地指出了《尚书》语言的这一特点。
《尚书》中保存了很多商周时期古老的词汇和一些词语最初的本意，因为语言也是有生命的，从语句的结构、词序的排列、词义的内涵等等也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所以，那些古老的词汇、甚至当时那些鲜活的口语，在今天都会显得生僻艰涩、古奥难懂。另外，《尚书》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差错，文字歧义现象很严重，如通假字过多而难以理解，形近、音近字误写，讲授、传抄过程中的错误也在所难免。加之后世欲对《尚书》进行整理或者伪造的学者，唯恐通俗的语言会使《尚书》失去古奥的意味，变本加厉地对其语言进行模仿。这些也都增加了《尚书》在阅读方面的困难。
《尚书》中有些作品使用了很多的语气词，生动地描摹了说话人的语气，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如《无逸》一篇中“呜呼”一词便反复出现多次，另有“嗟”“猷”“已”等常用的叹词、语气词。
《尚书》中还有些作品就其文学方面而言，已经取得了较高的、较全面的成就。如《周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牧誓》记叙了商、周两军在牧野决战前，周武王勉励诸侯和士兵、部署军队、庄严宣誓、宣布纣王的罪行和作战纪律的情景。牧野大战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战争，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战使统治黄河流域六百多年的商王朝彻底覆灭。由于殷纣王大失人心，军队倒戈，武王大获全胜。《牧誓》是记载“牧野之战”最早的文献，它不仅是记录牧野之战的重要史料，同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鲜明的文学色彩。誓词篇幅短小，内容却十分丰富。全文以誓诰为主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叙誓师之地以及此前的军队部署，场面非常宏大，突出了庄严、昂扬的战争气势，并明确交代了誓师的时间、地点。其中尤为成功的是为我们形象地描绘出了誓师的主角周武王威风凛凛、指挥若定的飒爽英姿。其中，“称尔戈，比尔干，张尔矛”几个命令排比而下，使我们仿佛亲历了一场威武雄壮、气势磅礴的誓师。
第二部分则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描写周武王宣布商纣王的罪行和战时纪律。众所周知，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宠信妲己，废弃祭祀，任用坏人。他还建造酒池肉林，剜比干的心，挖孕妇的腹，残害忠良，涂炭生灵，于是周武王便引用了古谣“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形象地揭示了殷商即将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振奋了周军的士气。“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多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多焉，勖哉夫子！”这里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强调了行军和战斗时步调须一致，保持整齐的阵容。
誓词作为《尚书》六体之一，其构思往往是开篇阐明原因，接着揭露罪行，最后宣布纪律。原因说得明确、充分，罪行揭露得透彻、全面，纪律宣布得严明、充足。《牧誓》充分体现了“誓”这种文体的风格特点，可谓“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词断”（刘勰《文心雕龙·檄移》）。
总之，从结构层次、叙述记言、修辞手法、特色语言乃至人物描写等方面，《牧誓》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尚书》在中国叙事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尚书》作为最早的历史文献，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及夏、商和西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及重要事件，是研究我国远古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作为儒家经典、历朝历代上到君主下至平民都必读的政治与道德教科书，备受推崇。它不仅在思想方面体现出原始民主、天人感应、明德任民、大一统、五行等观念，对后世具有极为巨大的影响。在文学价值尤其是叙事散文的发展方面，《尚书》作为早期历史散文的发展水平及特征的代表，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尚书》的主要内容多是记载君主或大臣的诰命、誓词等，多具有政治性的内容，语言简单质朴，重在意旨的表达和语言的准确凝练，因而在说理论事方面为后世论说散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尚书》中的部分叙事散文结构渐趋完整，议论已有中心，叙事也有层次，部分篇章颇具文采。作品已经初步具备了记叙、描写、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特别是《周书》各篇大多讲究章法结构，记叙具体而有层次，表现生动形象，可视为早期较完整的记叙文的代表。加之叙事语言较之此前的甲骨卜辞以及钟鼎文等有了很大进步，部分作品语言非常形象生动。如《尧典》记述尧舜布政，繁而不乱，以致曾被学者誉为“古代散文的光辉典范。”
再次，《尚书》的文体自成一家。所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实即古代散文体式的早期形态。此类文体，自春秋末年以后，虽已不甚流行，但对汉代以后的官方文告仍有影响。《尚书》不仅是文诰、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源头，而且开辟了古代散文创作的先河。清杨绳武云：“《尚书》千古文字之祖也。典谟，纪传之祖；《禹贡》，志乘之祖；誓诰，诏令之祖；《伊训》、《说命》，章疏之祖。他类可推”。
《尚书》因此也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重视，自汉代立为官学以来，备受尊崇，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教科书。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时候，就很重视《尚书》，经常引用其中的资料，有的甚至整篇照录。《尚书》不仅开文诰、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先河，而且因为记言叙事时所表现出的摹声绘色、形象生动、条理清晰等特征而为后世散文家所尊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