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要在社会公众面前真正树立起主持人的杰出形象，必须具有比较全面的综合素质。
在关于“素质”的见仁见智的定义中，比较典型的有三种：第一种是强调“人本身自然力”的“遗传素质说”，它认为素质是指人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脑、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方面在遗传获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体形态与生理功能上的特点；第二种是强调主宰人的“未来发展的主体可能性”的“潜能说”，它突破了前说过分强调“先天遗传”的局限性，强调素质后天发展的潜力和潜能；第三种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哲学命题出发，强调素质是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通过认识和实践“后天获得的社会属性”，这是“培养说”。对“素质”的定义，我们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倾向于这样的一种认识：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受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通过文化传承、家庭教育和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体验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身心发展因素、结构及其质量水平。素质具有自然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三个层次。
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和人事办公室曾于1996年至1997年联合开展了电视节目主持人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对各界观众和研究电视主持人的专家、节目主持人以及与之相关的领导，都进行了广泛的问卷调查；还对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级的近两百名节目主持人进行了Raven推理能力测验、BEC职业能力测验、Catel个性测验和CPI个性测验。研究结果表明，主持人必须具备十项重要素质：知识水平、敬业精神、驾驭节目能力、政策水平、语言表达准确性、观众意识、应变能力、道德品质、政治理论水平、思维逻辑性。
肖建华先生在他所著的《主持人审美修养》一书中提出，从哲学的意义上讲，“人的素质应包括知、情、意三种结构。知即知识结构，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情即情感审美结构，包括人的情感世界及审美欣赏能力；意即意志人格，包括人的道德品质和战胜困难、挫折的意志能力。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作为个体素质就不健全。”
结合节目主持人业务性质和工作特点的需要，笔者认为，对节目主持人来说，相对重要的基本素质应当包括：思想品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
一、思想品质
（一）政治意识
大众传媒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上层建筑，主持人节目是一个形成公众舆论的舆论场，在这里，主持人的政治意识对确保节目内容传播的方向、引导社会舆论、增强思想教育和文化熏陶的作用是很大的。
从节目主持人的职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大众传播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系统。主持人是广播电视媒体集社会性和人际性于一身的具有亲和力的传播者，他不仅是受众的朋友，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平等关系、朋友身份和“个性化”、“人格化”的方式进行传播，是对受众更有亲和力的传播者，而且是服务于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他主持一个节目，必须具有“党和人民的喉舌”和社会舆论“把关人”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必须具有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基础上的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意识，遵循一定的社会目的或意图，在主持节目过程中通过选题、立意、取材、调度、协调、鼓动等各个环节来体现某种社会的政治理想、法制观念、政策导向，并以之指导节目的价值取向、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从而影响和作用于节目受众。所以对主持人政治意识的要求，体现了社会、媒体与受众的要求，应该成为主持人传播信息中的主导因素和根本属性。
从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看，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建设的转型期，国内许多在社会经济体制转换时期难以避免的尖锐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如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国家企业改造问题、工人下岗问题、假冒伪劣产品问题、走私贩毒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等，都尖锐地摆在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面前。包括节目主持人在内的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是国家的主人，更是国家“两个文明”建设的宣传者和保卫者。如果节目主持人在这些交织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复杂的斗争面前缺乏足够的政治意识、政策水平、法律观念，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置之度外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或者把政治与其他社会问题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又怎么能够履行“党和人民的喉舌”的职责呢？有的人认为，政治意识是为官者嘴巴上的“装饰品”，甚至认为是一种愚弄平民百姓的欺骗宣传，因而对此不屑一顾。其实对主持人来说，在新闻工作中常常会遇到涉及国家利益和人民大众重大利益的问题，这时就需要政治意识来指导他们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元化、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和信息传播的国际化趋势来看，全球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西方某些霸权主义国家实施“文化侵略”的危险性日益明显，发展中国家正在争取缩小数字鸿沟，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一些全球关注的问题有待于利用国际传播加以解决。正如英国学者贾斯廷·罗森伯格所指出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化研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个接一个学科将触角伸入‘全球范围’内，并将自己重新定位于一个地理上扩大的全球视野中。这种延伸使其学科也进入国际关系的门槛，因为一种日益成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的存在，已经非常必要地构成了研究的经验实体。”据德国《柏林日报》2008年8月22日披露，“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德国媒体的中国问题专家张丹红女士，由于8月4日在德意志广播电台一档采访节目中客观地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理解中国政府封禁“藏独”和“法轮功”网站的态度，遭到“德国之声”电台对她“亲华言论”的“批判”，并被通知“无限期停职反省”。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社会犬牙交错的国际政治、经济、生产力和文化斗争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节目主持人同样肩负着不断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意识的历史任务。
《南方都市报》2008年8月31日在《评论周刊》“文化评论”版中刊登了香港文化评论家林沛理一篇题为“电视依赖症和社会急速幼稚化”的文章，其中说到：“香港目前最大的文化与人文危机，是任何与文化沾边的活动（不论是电视和电影，还是传媒和出版）都在急速、义无反顾而又理直气壮地‘笨下去’……‘笨下去’是指现代社会的文化产品为了迁就没有素养而又缺乏耐性的消费者，永无休止地往‘白痴化’和‘弱智化’的低端方向发展。”这段文字清醒而深刻地说明了现代传媒工作者应在商业化社会的旋涡中从政治和人文的高度来正视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历史责任。当然，香港还是有许多在政治上坚持正义的记者和主持人的，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比如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在她还是台湾一个媒体的小记者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为了纪念在一次“火烧娃娃车”事件中不幸去世的一位老师，台北市“市政府”在台北新生公团建立了她的塑像，并邀请当时的台北市“市长”参加揭幕仪式。罹难者家属因不满一年来“市政府”仍没对事件作出交代，在现场拉起白布条抗议。“市长”致完辞后，媒体记者也一拥而上想采访他，但“市长”粗暴地拒绝后坐车扬长而去。“市长”麻木不仁的言行举止都被吴小莉拍下来了。事后，“市长”办公室打电话来解释，要求不要采用。新闻部经理也来过问。吴小莉坚定地回答：“我少用家属抗议，但是‘市长’的访问这段访谈我会全程采用。”经理想了半天，最后只好说：“你用吧！”新闻播出后，同业们万分愤慨，高雄记者站的同仁也打电话来支持。这则新闻在电视上出现了两次，另外有两家电视台也用了这段一问一答。第三天在报纸民意论坛中，有人投书这样写道：“一个政务官的修养，对政务的负责态度，在现代大众媒体下，无所遁形……”
这则选例叙述了吴小莉采访台北市“市长”时被粗暴对待的过程及后果。吴小莉顶住压力，坚持播出其全过程是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出于对麻木不仁的官僚的愤慨，吴小莉希望借助媒体暴露社会的黑暗。这则新闻调查虽然出于策略的考虑未加评论，但是一经播出，反响十分强烈。它宣示了新闻职业的尊严，也说明了新闻工作者政治意识的重要性。而这一点，正是吴小莉后来成为凤凰卫视受欢迎节目主持人之一的重要原因。
（二）人格素质
节目主持人的较量，是主持人在节目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进行的，节目主持人能否成为“名牌”，检验者是广大受众。亚里士多德在谈到“说服”的三个基本要素——传者、受众和信息的关系时说：说服的效果如何，说话者的人格具有巨大影响力，这是一切说服手段中最有说服力的因素。白岩松所言“无论做什么事，主持人也好，其他职业也好，想成为比较突出的人，拼的不是技巧、语言、形象，拼到最后是人格”也是这个意思。
对“人格”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去理解：心理学家认为，人格是个人品质的集合，强调人的外显行为和内隐行为的统一性；社会学家认为，人格是决定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的一切特性的综合，一般从社会的视角或文化的视角来规定，强调的是对社会作用和承担责任的有效性；哲学家认为，人格是真实的有理性的个体本性，它强调这种理性是人的最高尊严。一般词典对“人格”的广义解释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体制的总和；指人的道德品质、人的能力；指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
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经说过，“传播是各种各样技能中最富有人性的。”自从广播电视媒介出现了主持人节目这种传播形态以来，主持人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调动语言、音乐、画面、文字等多元传播元素综合表现节目的内容和主题，把自己作为具有个性风采和人格魅力的媒体形象展示在受众的面前，这就使节目深深地烙上了“人格化”的印记。
主持人的人格素质主要包括高尚人格、真诚情感、朴实心态、坚强意志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节目主持人的人格魅力。
1.高尚人格
在我们中国的灿烂文明史上历来推崇高尚的人格。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说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而要实现这里所说的“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远大理想，鲁迅推崇的是身体力行，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大凡受众爱戴的著名主持人，往往都是在新闻采访的前线、在时代斗争前沿的风云变幻中摸爬滚打闯过来的。不同时代的风雨雷电不仅考验和培养了他们的新闻业务能力，也考验和培养了他们的人格品质。比如美国的著名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他的节目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科学风云激荡的发展历程相伴随。从风起云涌的美国黑人运动到席卷全美的女权运动；从疯狂的摇滚音乐热潮到目空一切的美国嬉皮士一代；从越南战争到古巴导弹危机；从肯尼迪总统遇刺到阿波罗飞船登月……当美国人为社会秩序的混乱、道德观念的分化、未来前途的暗淡而迷茫、焦虑之时，站在新闻报道第一线的这位相貌平平、鼻子大大的节目主持人却一直坚守自己神圣的阵地，他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前线采访和一篇篇公正严谨的报道，如夜空中的星星和探照灯，使人们眼前一亮，看到了真实，看到了正义，看到了希望。他的正直、诚实、公正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崇敬，成为那个怀疑一切的时代中被公众认为不可多得的可以信赖的人物。以至于当他从越南前线发回报道，称越南战争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后，约翰逊总统黯然叹息道：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整个美国。
2.真诚情感
罗曼·罗兰说过：“真诚，只有大的真诚，才能把人引向崇高。”主持人诚信的形象是任何品牌节目的基础。这种诚信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受众真诚热爱的心理基础之上。鞠萍是中央电视台青少部第一位专业的儿童节目主持人，在全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历次评选中屡获殊荣，是荧屏上属于“青春少女型”的主持人，从19年前她出现在少儿节目《七巧板》开始，就一直把自己的形象定位在孩子们的“姐姐”上，言行举止时时处处洋溢着热爱儿童的真情，她说：
我牺牲了一般年轻姑娘对美和时髦的追求，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屏幕上，我一般都只穿布鞋、布衫、运动装。
她梳的是学生式的发型，面部是淡得几乎看不出的妆，脸上带有发自内心并带点儿雅趣的微笑，是那么自然。有一次，不知是谁的主意，她的形象设计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失误：她烫了头发。很快就有小朋友表示“抗议”，有个女孩子在信中写道：“我看你烫了头发我很伤心，在我心里，你是我的姐姐，是永远也不会变成烫头发的大人。”鞠萍终于明白了，孩子们一般是凭直觉认识事物的，自己必须保持清新活泼的“姐姐”形象，才能贴近孩子们的心。即使年岁大了，可以做这些孩子的妈妈了，但她仍不忍心因自己的审美观而伤孩子们的心。正是对孩子们的姐姐般的真诚关爱，使她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主持人的真诚情感体现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真诚、朴实的美感力量。真诚并不等于没有艺术，相反，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虚假的东西，才会让人无动于衷。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莎士比亚就有一句名言：“戴上宝贵的真实的桂冠的美，更美一百倍。”这就是人们对某些矫情、虚情、煽情的伪艺术嗤之以鼻的主要原因。真诚的语言装载的主要是朴实的内容。《东方之子》栏目的定位是采访“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但主持人白岩松在主持《学者系列访谈——季羡林》节目的开场白中，完全没有罗列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那一大堆显赫的行政与学术头衔及成就，而是从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他说：
几年前，有一个新生带了大量的行李来到北京大学，他看见一个“纯朴得像农民”一样的老者，误认为是学校的工友，就请他帮自己照看行李达半小时之久。直到新生开学典礼他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位“工友”竟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
这段清新质朴的白描在“平白”之中，具体形象地勾画出季老可亲可敬的高大形象，深深地吸引和感染了广大受众，有效地唤起了他们收看节目的兴趣与愿望。
3.朴实心态
要做到真诚，还必须保持“平常人”的朴实心态。主持节目说到底就是与受众进行社会信息的交流，也就是一种社会交际活动。主持人在屏幕上的一言一行，都要严格以“真诚”作为艺术的核心，以平常心、真实感贴近受众。在今天的社会里，观众对明星的崇拜心理日趋淡化，要求与主持人一起参与互动的需求日趋强烈，如果主持人总想着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完美”而缺乏平民意识，甚至为了表现“完美”而不惜去扮演或掩盖什么，那就很容易把自己与受众的心理距离拉大而失去原来的“星光”。曾经主持过七届奥运会新闻报道节目的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孙正平在被评为“十佳主持人”后说：“其实这些年来，我的心态一直很平稳，这也许跟我们在‘文革’中的那段艰苦而丰富的经历有关。”他在自己的著作《声涯》一书中也谈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即使我在台前做出头露面的工作接近30年，也仍然是这样一个人。‘正平’二字既是我的名字，也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著名主持人杨澜在她主持的节目——无论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还是后来在凤凰卫视的《杨澜工作室》中，她都丝毫没有流露出名牌主持人的“派头”，而是时时处处显示出一个成熟的名牌主持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质朴与真诚。节目主持人首先要求表现“本色”，做到“我口说我心”，如果口是心非，再奇特的个性也不是其本人的个性。
朱军有一次在《艺术人生》节目中采访两位成功的主持人白岩松和杨澜的时候，曾经请他们谈谈对“主持人”这个行当的理解。白岩松调侃说：“现在电视传媒当中有一个行当的分工是要靠出头露面、说话来挣工资的，这个行当就叫主持人。”而杨澜的回答更简单：“我是觉得主持人这份工作很有意思，他们就是在讲故事。”可见，他们虽然已经出名了，但还是以“挣工资”、“讲故事”的平常人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职业。有一次杨澜与赵忠祥主持《正大综艺》节目，她在谈到教育小孩时有一段话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
我觉得，教育小孩特别要顾及小孩子的自尊心。如果他很淘气，就不要当着其他小朋友的面批评他，那样他会觉得很没有面子。有个女孩子在她4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尿床了。她害羞，就跟她爸爸说：“你别把床单晾出去，就放在家里晾，行不行？”孩子的爸爸就按她的要求做了，她就一辈子都感激她爸爸，这个女孩子就是我。
人们从她的“不尽完美”的“大实话”之中悟到了一种真实之美、真诚之美，一种与伪善完全背道而驰的超凡脱俗的人格之美。
4.坚强意志
节目主持人这一职业是通过主持节目来传递信息的。要主持好一次节目固然不容易，而更难能可贵的却是百折不挠、矢志创新、义无反顾的精神。因为节目主持人要在错综复杂的传播环境中接受不同层面的制约和监督，应对不同的采访对象和日新月异的节目内容，还要以不断的创新来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适应媒体竞争激烈态势的需要，让节目做到上、中、下各方面都满意，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中难免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艰难险阻，发生矛盾冲突甚至遇到责难挫折也是常有的事。这是对主持人意志品质的一种考验。从心理学上说，意志品质是人的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意志行动的根本保证。意志品质包括意志的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
在世界各国节目主持人的成长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品牌节目主持人，都是长期在新闻工作第一线锤炼出他们对新闻事业的献身精神和坚强意志的。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不仅对他所主持的新闻节目有着近乎狂热的热情，而且每逢有重大的新闻事件发生，无论形势多紧张、多危险，他都会争取机会到第一线采访，然后为了新闻的播出可以连续几天几夜坐镇编辑部工作。同行们都觉得他简直就是“新闻的化身”，他穿的是“铁裤子”。又如，“CBS的主持人丹·拉瑟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不顾生命危险，化装进入阿富汗采访，获得大量的新闻素材。1962年，拉瑟在休斯敦CBS联盟台KTRH电视台工作期间，德克萨斯州海岸发生了一场特大飓风，他独自一人在加尔维斯顿气象大楼进行现场报道。当洪水上升到大楼二楼的时候，他仍然站在摄像机前，三天没有离开麦克风。他坚强的意志、顽强的作风与出色的报道能力受到观众的热情赞扬，观众称他是‘休斯敦旋风’。CBS总部在这次报道中发现了拉瑟这个人才，将他调入总部，任命他为驻白宫首席记者。之后，他又到伦敦做驻外记者，后来成为名牌节目《60分钟》的明星主持人。”再如被称为“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的传奇式人物、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晚间电视新闻节目的女性主持人、雄踞美国ABC电视台著名的《20/20》电视节目25年的主持人芭芭拉·沃特斯。芭芭拉·沃特斯的童年与众不同，在贫穷与富贵中转换。她在媒体工作的四十多年中，历尽了磨难，刚迈上职业生涯的她在WNBC做过电视策划，在CBA广播公司客串过时装模特，也在一个公关公司工作过。虽然她一直感到非常不顺利，但是毫不气馁，直到1961年春天，32岁的她成为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自由撰稿人，为《今日》栏目写稿，才终于走上了她新闻事业的第一级台阶……她成功地创办了面向妇女、集闲话与新闻于一身的每日谈话节目，先后报道过前第一夫人杰奎娜·肯尼迪、格蕾斯皇后、杜鲁门·卡波特、梅·艾森豪威尔等。虽然她的生活道路充满了坎坷与荆棘——父亲的破产和去世、同事的妒忌与非议、男搭档的蔑视与刁难以及家庭的动荡与离异接踵而至……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她开创了妇女主持电视节目的先河，2003年，在美国《人物》杂志评选出的100位最伟大的美国电视明星中，芭芭拉·沃特斯位列第八。正如杨澜主编的《差距在哪里——财富精英的传奇经历》一书中所说的：“她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她总是充满竞争力。与她交谈，很多人竟能说出原来不想说出的话。人们把一切都告诉她，希望通过她将自己的故事传遍美国。从尼克松到克林顿，从卡斯特罗到卡扎菲，从凯瑟琳·赫本到迈克尔·杰克逊，她采访过的名人甚至可以串联成一部世界现代史。假如诺贝尔设电视奖，那就非她莫属。”
二、文化素质
关于“文化”的概念，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们汉民族最早的“文化”概念是“文治与教化”。在西方文化发源地欧洲，“文化”的原意是指土地的耕作，后来引申增加了一个新的义项：培育人参加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品质与能力。随着浪漫主义文化批评的产生，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对“文化”与“文明”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康德在《批判力批判》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创造。”这种“创造”作为过程，使人类在精神、心灵和肉体上的“自然力”从人受自然力统治之“原始状态”向着人统治自然力的主宰状态逐步发展；这种“创造”作为结果，使人愈来愈远地摆脱动物界而获得“人类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人类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想和审美判断能力。19世纪后文化人类学在欧洲蓬勃兴起，不同的“文化”定义层出不穷。其中比较典型和被广泛认同的是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的定义，他把文化与人类社会的总体遗传等同起来，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人种学意义而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自然、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素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素质是指某个人通过学校教育和自己学习进修所掌握的以书本为主要载体的比较系统的文化知识；而广义的文化素质是泛指人们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所有契合该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综合素质，它不仅包括人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宗教信仰、道德情操、情趣爱好，而且包括人的行为举止、穿衣打扮、生活阅历等各个方面的内涵、素养和能力。
没有传播的文化是没有生命的文化，没有文化的传播是没有价值的传播。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舆论领袖”——节目主持人，他所赖以传播信息的平台是媒介，他所运用的传播工具是语言符号，而他所传播的信息内涵则是文化。所以，对节目主持人而言，文化素质是他们在历史的时空中赖以奏响时代最强音的旋律，是他们守望人民精神家园的装备和弹药。一个节目主持人，即使外在形象再好、声音再悦耳，如果他胸中没有该节目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内涵，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只能做毛泽东同志说的“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样的节目主持人在荧屏上是无法站稳脚跟的。这就好比一座大厦，楼层越高，地基就要越深厚；又好比一棵大树，根扎得不深，就不可能枝繁叶茂。
节目主持人的文化素质首先来自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主持人不仅要通过较高程度的学校专业教育，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获得新闻学、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专门化知识、应用技术与实践能力，直至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而且由于节目主持人传播的信息领域非常广阔：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几乎无所不包，所以主持人还要结合自己业务的需要不断地进行知识和技能的更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从何而来？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外，还要懂得“处处留心皆学问”。主持人要学会通过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养成忙里偷闲、长期自觉地从四面八方汲取知识营养的良好习惯，包括收集整理文献的学习、实践中带着问题调查研究的学习、对前说和通说质疑论辩的学习等，打好比较宽厚的复合型的知识能力基础。比如文学、历史、哲学的知识，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的知识，还有与现代信息社会交际、管理息息相关的信息科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市场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外语和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都应当逐步纳入到节目主持人的知识能力结构之中。另外，文化素质还来源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阅历，其中包括从事业、家庭、社会活动的成功与失败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和丰富体验。这里有许多在书本和课堂上得不到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终生受用的精神文化底蕴。
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宁辛，在读大学时，体育成绩常常不及格，后来却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体育部，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体育节目主持人。尽管一开始她不喜欢这份工作，但她还是要求自己干一行，爱一行。她几乎每天都跟着部里的同事到处奔波、采访。渐渐地，她爱上了充满激情的体育运动。在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里，她都不停地看各种关于体育的资料，遇到内行她会缠着人家问个没完没了。每遇赛事，她都自己找所有的运动员资料及比赛背景情况；她还要不停地坐着飞机满天飞，到全国各地采访、转播各种项目的赛事。随着宁辛越来越多地到国外去转播世界体育赛事，她也越来越感到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从亚特兰大奥运会回来后，她便开始去外语学院进修英语，每天听一个小时的课，回来还要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后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记者学院向她发出了做访问学者一年的邀请，她就独自一人去了美国学习、充电。她不仅以极快的速度掌握了英语，还跟美国媒体的同行学到了很多东西。宁辛回国后孜孜以求的境界就是怀抱着敬业精神去追求完美。她在谈到在国外的学习体会时说：“做电视最关键的就是人。只要人好了，人提高了，就不怕业务提不高。”她谈到美国人做电视和我们中国人有几方面的不一样：“他们特别有活力、亲和力和人格魅力，实在撼人”；“他们在电视上那种自信的表达方式显示出他们对电视的热爱比我们深多了”；还有就是美国的电视节目资深主持人年龄几乎都在40岁以上，“一看这些人，你就知道他们心里装着许多东西，他们有知识、有经验、有丰富的阅历和机智的口才。他们只要在屏幕上一出现，那么优雅，那么有智慧，那么风度翩翩，就给人一种有文化的、修养极好的、沉稳而又成熟的感觉。”
所以，在主持节目时能否适应不同情况，做到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关键就要看主持人自身的知识信息的“内存”是否丰富。而这种“内存”主要靠平常对知识信息的积累。北京申奥时，各申奥国家聚集在莫斯科进行最后陈述，杨澜被指定负责文化部分的陈述。杨澜一开头就设计了一个轻松又鲜活的引子——
中国北宋的时候就有一种叫做蹴鞠的游戏，非常类似于今天的踢足球，当时这种运动是如此的流行，以至于女性也有自己单独的比赛，所以你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女足为什么那么厉害了吧？
杨澜把中国古代足球与当年中国女足震惊世界的骄人成绩整合在一起，同时用对话交流的口吻调侃了一句，凸显了她的语言的幽默感、亲和力、交流感、互动性的特点和举重若轻的不凡功力，并获得普遍的好评，赢来了国际奥委会官员和世界各大媒体记者的欢声笑语。在结尾，杨澜不露痕迹地运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和人生感悟，用一种亲切平和的语调说——
史书上记载，马可·波罗临终前有人问他：“哎，你在书里写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马可·波罗叹了一口气说：“我所说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
杨澜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场合能够如此妙语连珠，显然出自她平日的勤奋积累、对哲理的追求和一个出色的主持人的传播经验。
三、职业素质
职业素质是指从事某一专业的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与别的专业同样的基本公共素质，以及能适应本职业开展自身特有业务所需要的专业素质。笔者认为，其中比较突出和关键的职业素质是思维素质和语言能力。
（一）思维素质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而思维是语言生成和信息传播的内动力。节目主持人与以往播音员的最大区别就是节目主持人不但不能依靠背书稿和腹稿，而且要因情制宜，实现节目构思的创造性、传播内容的主导性、节目过程的调控性、现场气氛的鼓动性、各种关系的协调性、传受互动的平衡性和语言发挥的灵活性。这里的所有环节无一不需要用到思维能力中的发现力、发散力、想象力、创新力等。思维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语言表达的质量。
有一次，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叶惠贤主持一场晚会，邀请刚刚获得上海国际模特大赛冠军的名模马艳丽做嘉宾主持。然而不知为什么，离开了熟悉的T型舞台，马艳丽显得非常拘谨，甚至连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叶惠贤机敏地发现了嘉宾主持的神情变化，为了给“马”松缰，当张呜杰唱完《泪蛋蛋》后，叶惠贤灵机一动给她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叶惠贤对马艳丽说：“张呜杰唱的《泪蛋蛋》，眼泪其实也有很多种，有痛苦的泪，有生气的泪，有惊吓的泪，有欣喜的泪，还有激动的泪，上次你获得模特大赛金奖时，我看见你流出的就是激动的泪，是吗？”马艳丽开始轻松地微笑并点头应和着。叶惠贤接着说：“接下来我们的摄影大师也将会流出激动的泪，因为我们就要开始颁发一等奖了。”……
这场晚会采用的搭档主持方式，就像一场接力赛。主持人叶惠贤及时发现邀请嘉宾马艳丽情绪紧张，赶紧给其做心理“按摩”。他急中生智地抓住一个“泪”字，借此发挥想象，意在帮助搭档重新体味昔日的成就感，以获得自信，同时把观众原来对马艳丽情绪变化的理解从“紧张”引导到“激动”上来。叶惠贤的幽默不但给了搭档极大的精神调剂和安慰，使其摆脱心理困境，而且借这个“激动的泪”巧妙地过渡到下面的颁奖环节，使晚会主持顺利进行。
（二）语言能力
节目主持人必须具备借助现代传播技术进行信息传播的语言能力。首先应当建立起自己的“大语观”，也就是把有声语言与画面、音乐、音响等传播符号的研究结合起来。在这基础上还要解决好语音、语感、语流、语智等多方面的语言能力问题。
1.语言的物质形态之一——语音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它以两种物质形态出现：一是它的文字形态即文字语言，诉诸人的视觉；二是它的语音形态即有声语言，诉诸人的听觉。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其中最主要的工具就是他的有声语言。汉语言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语言，语音说不准、不规范、不明晰，就会引起歧义，影响传播效果。声音对语言面貌的构成可谓举足轻重。所以，1994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规定》；1997年6月，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了《播音员主持人上岗暂行规定》；2001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些与语言文字和语音有关的立法，都对播音员、主持人和语言文字工作者提出了语言运用规范化方面的更高要求。节目主持人必须重视提高自己规范化地运用有声语言的能力，进而在音准、音色、音响、音长和音调等方面，不断提高自己语言表达的能力与技巧。主持人要使自己成为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执行者和宣传者，首先必须认真学习，对自己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不是学播音出身，刚开始从《中国广播报》借调到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时也多次出现发音不准、读错字的现象。当时，台里有规定，主持人、播音员念错一个字罚50元。有一个月，白岩松不仅被罚光了工资，还倒欠栏目组几十块钱。如果不能迅速改正的话，就要被退回去，这是好强的白岩松不能接受的。那段时间，白岩松的神经紧张得就像拉得满满的弓，常常睡不着觉。他把自己的痛苦、烦恼和困惑告诉了太太朱宏钧，朱宏钧安慰丈夫说：“坚持下来，我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为了让丈夫尽快进入角色，适应台里和观众的要求，朱宏钧每天都督促丈夫练习普通话。她从字典里把一些生僻字和多音字挑出来，注上拼音，让丈夫反复朗读。她还让丈夫在嘴里含一颗石头，练习绕口令……正是凭着这股韧劲，白岩松获得了成功，并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
语言的能力和技巧是靠长期的学习和积累培养出来的。我国的“延安广播第一人”、1949年10月1日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负责开国大典播音的著名大师齐越，被誉为“用生命播音的人”，他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播音事业史册上留下宝贵的一页，除了他卓越的语言天赋和向往革命的精神，有志于用自己的播音才华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外，也与他在学生时代刻苦学习朗诵技巧分不开。齐越的夫人杨沙林回忆道：
认识齐越以后，我常常到他所住的校外大学巷一号的宿舍和他相会。走进巷口老远就听到他那宽阔而厚重的朗读书本或朗诵诗词的声音，那声音落在我的心灵上，带着炽热的生命力和激昂的渗透力，是那样深沉地感染着我，吸引着我。平时，他除了每天早晨到城头朗读俄文之外，也常在自己住的小院落的一棵槐树下朗诵。一次他刚译完莱蒙托夫的短诗《帆》，恰逢牛汉来访，应牛汉的要求，站在院子里朗诵了这首名诗。由于情绪过分激昂，齐越的声音从始至终都不住地抖动着。我们仿佛听到诗句中“引起轧轧地响”的孤帆的桅杆在飓风中飘摇。朗诵完诗后，齐越好像那只颠簸在大海上企求风暴的帆船，浑身禁不住地也在抖动着，依着院中的那棵古槐，如同那只不愿意靠岸的船，长时间不住地喘着气。
2.语言的敏锐感知——语感
犹如一个音乐家需要有乐感、一个舞蹈家需要有舞感一样，以语言为主要工具的节目主持人理所当然地需要有较好的语感。语言的感受论认为，语感是人们对语言符号的一种直接感知，是在长期的言语实践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近似自动化的心理活动：“语感就是对语言的敏感，是人于感知的刹那间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有关的表象、联想、理解、情感等主动自觉地联翩而致这样一种心理现象。”而直觉论认为，“所谓语感就是对语言隐含意义的一种深刻的直觉。”吴洪林先生在他的《主持艺术》一书中指出，语感包括对语言的敏感能力和感应能力两方面：“在生活中，当某种事物呈现在眼前，通过听觉和视觉传入大脑时，你能否迅速而准确地解释其义，这就是对语言的敏感能力；在交际中，当某种意念产生于脑海，你能否迅速地找到生动的话语，并使其连贯有序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对语言的感应能力。”概括起来说，语感包括了对语言的敏锐的直觉感知和运用语言的敏捷反应。
1992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上，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宋世雄负责开幕式的现场解说。这次解说的要求特别高，因为既要介绍本届奥运会的主题和特点，又要报道开幕式的进程和场面，还要兼顾介绍西班牙的历史文化和主办城市的特点。宋世雄在他的解说中是这样引入的：
巴塞罗那位于西班牙东北部滨海地带，东临一望无垠的地中海，西位层峦叠翠的科塞罗环山脉，南北介于略夫雷加特河与巴索斯河之间。山水环绕，有“地中海明珠”之美称。它是西班牙仅次于首都马德里的第二大城市。相传2000年前的一天，古罗马的一支船队抵达此地，其中乘坐第九艘船的人们上岸定居，由此繁衍了今天的巴塞罗那人。“巴塞罗那”在古罗马语中是“第九艘船”的意思。今天，“第九艘船”又将满载世界人民的希望，满载和平、友谊、进步驶向神圣的奥运殿堂……
接着他开始转到对开幕式会场的即兴描述，他从奥运会的盛大规模说到无与伦比的文艺表演，从五彩缤纷的运动员队伍说到高潮迭起的会场气氛，从花样繁多的开幕式表演说到变幻无穷的现场背景……
宋世雄的奥运会开幕式解说词艺术性很强，他面对这个万民狂欢的体育盛会，把对历史知识的记忆、自己的万千思绪以及现场的无数信息即兴组合成宏观和微观的两个图景：首先分别从地理、历史两个角度描述了巴塞罗那山水环绕的地貌，以及从巴塞罗那美丽传说中演绎出“第九艘船”的意思，进而巧妙地过渡到本次奥运会的主题，既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西班牙文化的来源，又点明了巴塞罗那奥运文化的主旨，描述了奥运主场的动人场面。该解说词构思严谨、用词准确、形象生动。事后宋世雄还就此谈到了语感培养和知识积累的酸甜苦辣。他说：“主持人必须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储备，才能运用自如，厚积薄发。尤其是像体育赛事这样瞬息万变的现场，准备仓促，如果没有平时对语感的培养和知识的积累，光靠体育知识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应付这样一场考验的。这时，它把我平常积累的世界历史知识、文学艺术修养、京剧戏曲功底、音乐歌舞鉴赏水平都用上了。”
3.语言的顺畅运用——语流
语流是口语成鱼贯结构的连贯流畅的表达，它要求语言干净利索、明快顺畅，而不拖泥带水、吞吞吐吐。英国BBC电台要求体育节目主持人在解说奥运会等重大体育赛事时，遇到精彩的场面，一秒钟可以说出10个音节，而且连续65秒不停顿地说，这当然要靠平时练就的语流功力。杨澜平常也非常重视语流培养，所以她主持节目时，语速比一般主持人要快，而且给人的感觉始终是那样的清晰流畅，清新悦耳。她的话语中时而是生动传神的叙述，时而是一语中的的对问对答，时而是机敏灵活的转移过渡。白岩松在《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节目天天不间断的滚动直播中，面对一幅幅连贯播出的画面，既要告诉人们关于林林总总的军事人员的身份、名字，又要告诉人们画面中出现的是哪个型号的坦克、大炮，既要与现场嘉宾对话，又要和同声传译记者交流，没有良好的语流行吗？当然，语流顺畅必须服从一个前提，那就是快而不乱、顺而不沾。
语感和语流的共同基础是必须具备比较充足的语言材料、良好的记忆力和遣词造句的能力。但语感强调的是对语言的敏锐感知，就是在接收语音中的语言信息和运用语音进行编码并作出反馈时很敏捷和明晰；而语流强调的是用语音编码输出信息、作出反馈时快捷而顺畅。
4.语言的明智和技术——语智
语智是主持人语言传播表现出来的能适应传播社会和受众需要的有效性。其主要要求是语言的明晰性、口语性、导向性、通俗性、交流性和应变性。
（1）明晰性。主持人的口头语言是呈线性特点的时间的艺术，是一开口就“公开发表”且稍纵即逝的口头文字，即使受众还没有听清，也无法“倒带重来”。因此主持人的语言首先要求在语音和语意表达上的准确和清晰。如果从字、词、语句、语段到篇章等语言单位进行层级分析，那明晰性就包括：语音正确清晰；吐字口齿清楚；词汇使用准确；语句连接顺畅；语段表达准确。其中涉及的具体语言手段包括：对词语音形意的准确掌握；有声语言语流的停顿和连接；重音的安排和表达；长短句结构的选择运用；话语布局谋篇的逻辑关系，等等。
（2）口语性。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经过对大量语言现象进行研究，从理论上把语言划分为两大类型：一个是“语言”（lan9ue），即书面语言；另一个是“言语”（Parole），即口头语言，简称口语。这是两种相互联系又对立的语言表现形式，二者有互补性但不能互相代替。节目主持人的传播主要是诉诸听觉的有声语言的线性传播，因此通过广播电视播出的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应该是普通百姓能够瞬时接受的口头语言，也就是自然状态的语言。“必须特别注意听众收听时的瞬时接受量的问题，因为如果受众有不理解的地方，是没有机会为他们重播的，所以广播语言一定要层次清楚，结构合理，使用的句子相对的简单易懂。”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在主持节目口语化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比如提倡通俗生动的口头语汇，反对艰涩难懂的书面语汇；多用规范的口头语，少用艰涩的书面语；多用口语正常短句，少用倒装句、欧化句和长句；多用常见的成语、俗语，少用文言词语和深奥的专业术语，等等。当然，我们提倡主持人的语言实行口语化，并不等于要把一些纯粹自然化的南腔北调、乡俚俗语、未经加工和过滤的初始口语、街头巷尾的市井语言全盘搬用到主持人节目中来，口语化不等于粗陋化和自由化。笔者很赞成吴郁教授提出的主张：一是口头语要尽量吸取书面语中的精粹口语，也就是“经过了加工的口语，它摈弃了日常口语的随意性、冗余性、离散性、粗略性等缺陷，既保有口语的通俗性、简明性、明晰性、生动性、灵活性的特点，又兼有书面语的规范性、集中性、有序性的长处，上口入耳，入脑入心”。二是对大众化的口语也要加强规范化。
（3）导向性。主持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信息导向问题，实质上是大众传播的社会控制问题，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必然会加强对传播媒介的控制，目的是按照统治集团的规范来统一全社会的价值要义。对这一点虽然西方一些国家不愿意公开承认，但无数事实证明了他们不是没有导向，而是他们的导向更讲究隐蔽性和技巧性而已。传播学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联系“一战”的例子，谈及关于舆论控制的重要性：“当所有的谅解已经达成，所有言过其实的估计剥去夸张的外衣，事实依旧是：宣传是当今世界最有威力的手段之一……在大社会（即现代工业社会）中，要把任性的、不易捉摸的个体都熔入战争的熔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需要一种更新颖、更微妙的手段，把成千上万的人锻造成凝结着仇恨、意愿和希望的统一体。一种新的激情燃烧掉人们的异议，调节好他们好战的热情。这种全新的使整个社会团结一致的凝聚手段名叫宣传。”
主持人是广播电视媒体集社会性和人际性于一身的具有亲和力的传播者，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主持人是受众的朋友，他应当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平等关系、朋友身份和“个性化”、“人格化”的方式进行传播，是对受众更有亲和力的传播者，这是主持人的“人际性”；但另一方面，他又是服务于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他主持一个节目，必须具有“把关人”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以正确的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遵循一定的社会目的或意图，通过主持人的选题、立意、取材和言行举止来体现某种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情感好恶、政策导向、文化品位、法制观念、审美情趣，从而影响和作用于采访对象和受众，传递某种精神基调，引领意见，匡扶正气，形成舆论。这是主持人的社会性，它体现了社会、媒体与受众的要求，是主导因素和根本属性。如果主持人不能把握好自己的这一双重身份，没有肩负起信息传播中的双重责任，就会发生偏差。即便是在充满娱乐趣味的体育赛事的报道与评论中也不例外，体育比赛中常常出现激烈的矛盾对抗和残酷的比赛结果，体育记者一方面是一个普通人，会有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主观色彩；但另一方面，他又是新闻传播工作者，承担着正确地输出信息、传承文化、维护公正、引导舆论的“把关人”的神圣职责。所以体育记者和主持人必须处理好这种双重角色身份之间的矛盾冲突，要比一般人有更强的责任感、更客观的求真求实态度、更辩证的思维方法、更强的包容心理和自我调节能力，评论必须做到客观公正，否则就会出现失态、失位、失职的情况。比如2006年6月27日凌晨，眼看着意大利在世界杯1/8决赛90分钟比赛中即将以平局收场，意大利左后卫格罗索忽然在禁区内获得了点球机会，此时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主持人黄健翔忽然情不自禁地冒出了这样一段极具激情也颇具争议的解说：
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格罗索立功了！不要给澳大利亚人任何的机会。伟大的意大利左后卫！他继承了意大利的光荣传统。法切蒂、卡布里尼、马尔蒂尼在这一刻灵魂附体！格罗索一个人代表了意大利足球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
而当意大利队队长托蒂将点球送入澳大利亚的球门时，黄健翔再一次用高亢而近乎嘶哑的声音叫喊道：
球进了！比赛结束了！意大利队获得了胜利，淘汰了澳大利亚队。他们没有再一次倒在希丁克的球队面前，伟大的意大利左后卫！马尔蒂尼今天生日快乐！意大利万岁！伟大的意大利，意大利人的期望，这个点球是一个绝对理论上的绝杀！这个胜利属于意大利，属于卡纳瓦罗，属于布冯，属于马尔蒂尼，属于所有热爱意大利足球的人！澳大利亚队也许会后悔的，希丁克在下半场他们多一人的情况下打得太保守、太沉稳了，他失去了自己在小组赛的那种勇气，面对意大利悠久的历史，他失去了他在小组赛中那种猛扑猛打的作风，他终于自食其果。澳大利亚队该回家了，也许他们不用回遥远的澳大利亚，他们不用回家，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在欧洲生活，再见！
这场“失态”、“失位”的解说立刻在广大广播电视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赛后更激发了许多民众、媒体的广泛讨论和关注。虽然也有人力挺黄健翔，认为主持人解说激烈的世界杯就要有这样的激情，但更多的人则指责黄健翔不客观、不公正，过于偏袒意大利而肆意抨击另一支队伍，有违主持人的操守（发生这个“解说门”事件的当天，刚好澳大利亚的总理霍华德正式出访中国，并将与中国签署一系列重要的合作协议）。除了意大利之外，几乎所有国外媒体都对这件事予以关注，并纷纷对黄健翔的偏激情绪提出了批评。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在事件发生20小时后作出公开反应。27日晚21时，中央电视台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播出间隙，体育频道主任张斌对黄健翔凌晨的表现进行点评表态，随后代表黄健翔宣读了从德国传真回北京的道歉信。张斌说道：“黄健翔的表现从声音上来讲首先是失声；态度上有一些失态，不是一个成熟评论员的表现；从对待球迷的角度来讲，有一些失礼；从解说状态来讲有一些失常……”同时张斌还认为：“黄健翔说了一些不理智的话，面对全国球迷，带了太多的个人情绪，这些都是不适当的。”这个事件表明，主持人也是人，也可能犯错误，但是在面对几亿观众作现场直播的时候，当“人”的前面加上“主持”两个字，其社会属性就要求其在理智和冷静的范围之内，合理地抒发感情。
导向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节目方向的引导和把握。这就更需要主持人策划和运用好导向的语言策略。中央电视台在1998年经过多方协助和努力，争取了一个让节目主持人水均益采访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的机会。要确保这次采访以我为主，争取主动，获得成功，其难度很大。因为当时虽然中美关系有所好转，但是两国依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如果让克林顿在采访中借助我们的镜头大谈中美的分歧、中国的人权记录、西藏等敏感话题，就会偏离这次采访的主题——两国关系和访华成果。水均益通过大量的学习调查和深入思考，还专门请了国内研究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召开了一系列的专题研讨会，最终确定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从中美两国领导人宣布要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切入，请他谈对这一战略伙伴关系前景的具体看法；二是针对克林顿已进入第二任期，有较大的胆略和魄力，请他谈谈在台湾问题和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上有何更远大的思考和更强有力的举措；三是就他作为近十年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请他谈此次访华的意义和对访问成果的展望，并根据这三大原则设计了一连串相关的提问。这些充分的准备使水均益的采访显示出非常有效的导向性。
当水均益请克林顿谈谈这次来中国访问的感受时，他谈到了中国戏剧性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谈到了中国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变化，谈到了老百姓言论自由的权利增大了。这时，这位美国总统似乎已经找到了感觉和借题发挥的空间，他开始引入关于中国的自由、人权的话题并显得格外的神采奕奕。水均益从对方的眼神看出了对方的心理变化，觉得不能够让他在话题上占据主动，于是冷不丁地插进了一个问题：“除了这些以外，您在中国还看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在兴头上的克林顿没想到对方会问他这样的问题，回答得有些迟疑，但他仍然非常机敏，没有让水均益和中国人民失望，把话题接了过去。他思考了一下说：
我确实也有一点吃惊，首先，我没有想到我和江泽民主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会被现场直播，我也没有想到随后我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以及我昨天在上海电台热线的对话都被直播了，我没有预期到能够和中国人民有如此公开和广泛的交流。
他的这番话后来成了西方媒体在报道克林顿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消息时被广泛引用的一段话，从而也使采访按照我方的预期目的，在正确宣传我国的国家形象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4）通俗性。传播学的鼻祖施拉姆曾说：“把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以及在抽象范围改变抽象程度的能力，以便在具体的基础上讨论比较抽象的内容，使读者和听众能够不感困难地从简单熟悉的形象转到抽象的主题或概括上，并在必要时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形象上去”，这是“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施拉姆强调的这个秘密就是指运用通俗的语言。因为语言的通俗是受众更多地获取信息的需要，同时也是说话者获得受众高度认同的前提。节目主持人的主要“舞台”是公众几乎天天倾听和瞩目的广播、电视，主持人是广大受众的朋友。做节目就应当像拉家常、讲故事一样，主持人的语言自然应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如果一开口就是味同嚼蜡的八股理论，或是深奥艰涩的专业术语，或是华而不实的无病呻吟，会让受众觉得你是在故弄玄虚，无聊造作。旅美学者薛涌在《直来直去地谈话》一文中介绍：在美国，“精英治国和草根民主之间必须有个结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英政治家能够用最粗浅、简单的话和最‘没水平’的小百姓对话。总统竞选演讲，全是最简单的英语，平白浅显，速度慢，吐字清晰”。“不管你的思想有多么高深，你必须能够用最生动、平白的话向哪怕是大字不识的人表达得清清楚楚。没有这个本事，最好还是干点别的。”
（5）交流性。传播心理学的研究把口头言语传播分为对话和独白两种形式，其中把聊天、座谈、讨论、谈判等情况下的言语传播活动称为对话语言；而把报告、演讲、讲课等言语活动称为独白语言。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传播交流的过程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节目主持人的出现是对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传统的“点对面”传播方式的一次革命。以个性化的个体形式出现的节目主持人，与同样具有主体性地位的受众之间应该是平等互动的关系。主持人节目的形态特点决定了主持人在节目中应该把参与互动的受众与嘉宾，甚至包括电视机前的千千万万受众，看成是自己直接面对的互动交流者，在心理上不仅要进入在直播室和现场与大家直接交流的“现实语境”，还要进入与荧屏上的受众进行“拟态交流”的“虚拟语境”，努力加强主持人节目语言的“交流性”的特点。当然，由于真正在节目现场的交流对象不多，与大多数的“虚拟对象”难以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要克服虚拟语境中的语言心理障碍，一是要化“虚”为“实”，化“目中有人”为“心中有人”，也就是像张颂和吴郁教授所说的，主持人要了解、设想和感觉到对象的存在和对象的反应，从感觉上意识到听众的心理、要求、愿望、情绪等，并由此而调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之处于运动状态，通过联想和想象产生与受众交流幻觉的心理活动；二是要运用“给予感”和“倾听感”，培养受众的“现场感”和“亲切感”，亦即在有声语言的声音物质形态上，运用称呼、告知、对话、提问、赞扬、讨论等方面的言语和语音手段，构成双向交流的语言效果，使不在场的受众也产生“如进直播室，如闻主持声，如见主持人”的心理体验；三是要适其所需，投其所好，因情制宜，增强效果，就是要在研究和熟悉主体受众需求特点和接受心理的基础上，因情制宜，在语音、词语、句式、结构等各方面都要做到适其所需，投其所好，力求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作为我国最早的主持人节目之一的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节目，是由第一任主持人沈力开拓成功的，受到了千万受众的拥戴。后来接力棒传到了被誉为服务性节目的后起之秀的张悦手中，虽然人们先入为主的“角色期待”心理决定了他们对张悦的要求很高，但张悦从第一次在荧屏亮相，就以大家所喜欢的主妇型“现代知识女性”的格调和造型，贴合并融入这个节目，使观众产生了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并最终获得巨大的成功。人家问她是如何这么快就找到感觉的，她说：
当我坐在演播厅里，面对深邃无底的镜头时，我似乎发现了师长的宽厚、朋友的理解和亲人的鼓励，摄像机就成了他们的化身，成了我可以倾诉的朋友。我们互相倾听，彼此尊重，一如最好的知己。
无独有偶，美国的华裔节目主持人靳羽西也有这样的体会。她说：
虽然我主持节目时知道自己是同几百万观众见面，但我把它看作仅仅在同一位“老朋友”谈话。
这使她找到了坐在观众家里的感觉。
（6）应变性。节目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按部就班，一帆风顺。各种主客观情况的变化无法完全预料，有时也可能遇到偶发事件和意外情况。特别是现在，由于受众直接参与节目的机会更多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已经大大增强，所以在节目中主持人可能会遇到更复杂多变的语境变化的情况。比如有人会突然发难，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想让你难堪；有人会提出一些不能不回答，又难以正面回答的问题，等等。这是对节目主持人应变能力的考验，也是高水平品牌节目的一个非常吸引受众的“卖点”。一个善于临场发挥与应变的节目主持人，其语言艺术魅力也往往在这个关节点上得到充分展示。他们能够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迅速找到解决危机的突破口，快速而得体地临场发挥，化险为夷。他们的成功经验在于：一是稳定情绪，遇乱不惊。由于能保持心理平稳，心态冷静，综观全局，所以他们能走出困窘和尴尬的境地，找到化解危情、把握局面的办法。二是快速反应，当机立断。他们善于快速判明已经出现的问题的性质和关键，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胆识，及时果断地拿出应急的办法和对策。三是把握契机，因势利导。他们善于利用现场某些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借题发挥，转危为安。应变的策略与技巧很多，这要靠主持人在理论学习中认识其中的规律，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运用中举一反三。应变还要求主持人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也要掌握一些随机应变的方法。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都有不同角度的论述。
（三）审美修养
美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求，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特有的天性。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谈到人对美的需要时认为，人需要美正如人需要饮食一样，美能够使人变得更加健康，并指出“审美需要的冲动在每种文化、每个时代里都会出现，这种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的穴居人时代”。人类借助各种形态来创造艺术的“美感”。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追求和创造精神美与物质美的历史。
在现代，电视借助它“声画合一”的特殊魅力，成为人们生活中一道日新月异的“亮丽风景线”。而在各种不同的栏目中，成功的主持人自身所具备的素质和魅力，使他们能够成为公众眼里的形象大使和美的化身。主持人职业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公众对主持人的美的期望确实比对一般人要高得多，因此主持人自身的审美修养就显得十分重要。大多数节目主持人都是“百里挑一”的俊男美女，但为什么不少人在荧屏上闪亮登场后，很快就令观众感觉到矫揉造作、俗不可耐？原因很简单：即使主持人天生丽质，也绝对代替不了他应该有的审美修养。
1.主持人语言传播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感受
人类的审美活动包括主体（审美者）和客体（审美对象）两个方面。美感是审美主体对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的主观感受，既包括当时的审美感受、情感体验和理性认识等因素，也包括以往积淀在个体心理中的文化背景、社会经历等内在的复杂因素。没有客观存在的美的主体，就没有感受的内容，美就无从产生；没有能感受美的主体，也就无所谓对美的感受和反应。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节目主持人首先要有正确的审美理想。
节目主持人作为传递信息、传播文明的“舆论领袖”，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社会美感的创造者与传播者，而要完成这样的角色使命，主持人首先就必须从时代风尚中准确地把握和培养自己正确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许多学者都认为美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美的直观性，通常表现为一种不假思索的直接感受；二是美往往交织着情感和想象，通过对美的欣赏和体验，可以使我们获得性情的陶冶和对客观真理的认识；
三是美具有超功利性，即它不是对功利的直接满足，而是显示出人的智慧和力量。节目主持人一定要正确、充分地认识和把握美感的这三个特征，要在接触和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美感现象时，不断通过审美体验来陶冶自己的理想、情操，摆脱各种自私、卑微、琐碎的私欲的束缚，使目光更加远大、心胸更加开阔、情操更加高尚，这样才能不断树立审美的理想，提高审美的能力，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更好地以正确的审美眼光、态度和方法来判断美与丑、雅与俗，处理好传统与创新、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更自觉地观察美、捕捉美、体验美、揭示美、创造美和传播美。
中央电视台《环球》节目的主持人杨柳原来是《新闻联播》节目的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被誉为“国脸”。后来他经过反复思考，主动要求组织把他调到《环球》节目去。对此连赵忠祥也感到意外，提醒他说：你可是“《新闻联播》节目里第一个自己要求调出去的”。实际上杨柳的想法是希望把未来的自己定位为一个与众不同、有品位、知识型的主持人。他知道，由于两个节目的受众群不一样，《环球》的收视率会远远低于《新闻联播》，但是他认为：“《环球》这个节目是把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介绍给中国观众，这是一个高起点的定位，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我是学播音出身的，不可能对整个文化的各个领域或每一个专门领域都很精通，所以我要积累的东西特别多，涉及的门类很广，如医学、历史、音乐、科技等；而且，我做节目时，会查阅许多相关资料，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一段串场词，就像炼钢铁一样，你要有原材料，为炼就少量的钢，需要储备大量的原料，但将来这些原料可能还是你的财富。”这就是一个执著的传媒人高尚的审美趣味和坚定的审美追求。
主持人还必须具有敏感和高尚的审美感受。
审美感受是指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产生审美感知的过程中所伴随的情感状态。审美感受是整个审美活动的核心，主持人的审美理想、审美态度、审美情感、审美趣味都要通过审美感受过程才能形成并且反过来对审美感受起作用。
审美感受的产生，与一个人先天的艺术天赋和想象能力有关，而艺术天赋是打开艺术大门的神奇力量。但审美感受更主要是来源于社会实践中的学习培养与社会环境的文化熏陶。中央电视台原《为您服务》节目的著名主持人张悦，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过她唱歌跳舞，但她看了就学，学了就会，被公认为是个很有艺术天赋的人。她在谈到自己的体会时说：“其实我很喜欢观察和欣赏美的东西，很喜欢学习和发现美的表现形态。”正是由于她不满足于自己的艺术天赋，而且更重视日常对各种美的细心观察、潜心体验、认真学习、深入思考，学一样就爱一样，所以她获得了成功。
审美感受的敏感性对节目主持人非常重要。只有当主持人具备了强烈的审美敏感，才能在新闻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敏锐地发现蕴涵在社会各个角落乃至节目现场的美感因素，才谈得上去开发它、表现它、创造它。
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在一次主持经济节目中谈到一个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话题时，借助自己对两种经济体制的深刻认识和审美的想象力，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她说：
过去的计划经济，挺像指挥棒。让你走，就得走，让你停，就得停，企业生产几只杯子、几只碗，都得听令；农民种什么，怎么种也得听指挥。指挥棒下，又有多少主动意识和创新精神呢？带来的是各行各业被动僵化、效益低下，全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在大大小小的指挥棒下生活，这大概可以说是指挥棒下经济的特征。
几十年后，逐渐发觉这么干不行了。于是比照国际潮流，兼顾中国特色，我们把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概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觉得，它的运行真有点像红绿灯下的交通。比指挥棒进步了，可以行走得比较自由了，但还有红绿灯管着，行政的力量、计划的干预，较大程度地控制着“商品经济’。不管大车小车，绿灯行，红灯停，有了一定的秩序，但它牺牲了一些效益。
当我们终于走上市场经济这条路时，那感觉就像上了立交桥一般豁然开朗。各行其道，秩序井然，只要按规矩走，就畅通无阻；当然，要是不守规则，也可能上不去下不来，那茫然，那窘迫，不少人都体验过。在由大大小小的立交桥连通的公路上，车速大大加快，效率自然提高了许多。当然，这还得益于立交桥上的种种标志，给你种种提示，告诉你方向和规矩，由你自由选择。
立交桥比起指挥棒、红绿灯，是划时代的进步，市场经济比起传统计划经济，是历史性的转变。经济生活中的立交桥是由市场经济的法律构筑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法律不断完善，就像生活中的立交桥不断增多一样，我们会慢慢地细品它，适应它，喜欢它，离不开它。
敬一丹这段话的突出特点是借助自己敏感的审美感受和丰富的审美想象，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把非常抽象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比喻成大家非常熟悉而形象的“指挥棒”、“红绿灯”和“立交桥”，三幅对照鲜明的画面生动活泼，使受众明了易懂。
2.主持人语言传播的审美标准
审美有没有客观标准的问题，在中外的审美研究史上始终争论不休。审美标准的相对主义认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他们的结论是“趣味面前无争辩”。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受到了莫大的启示：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任何社会形态都有相应的社会意识，而且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种能动的反映。美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与人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对于某一个具体的狭义的时空范围来说，要判断个别微观事物美与不美，确实没有绝对的统一标准，但是，既然正确的审美观与价值观、道德观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审美观是精神和灵魂的提升，它与人类的文明进步、与人类对真与善的追求是统一的。从历史的宏观时空意义上说，只有符合历史要求，真正体现了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和人类自由的美，才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留存下来，并永远为人们所珍视，而且它将随着人类历史文明的进步、人类自身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种主观与客观在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概括地说，人类正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按照社会发展和人类自由发展的需要去创造美，所以决定美的真正价值的客观标准还是存在的。
节目主持人作为发现美、创造美、传播美的使者，不应该只停留在观照形态下的审美感受，而应该在审美理想的正确指引下，按照美的客观标准，进行审美的价值判断。他需要在广泛地观察、分析、体验、研究现实的基础上，在节目主持的采访、策划、制作、播出的过程中，不断提炼、集中审美经验，对每一个节目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由对美的观照进入对美的制作，主动地树立这个时代先进的审美理想，建立全社会健康、文明、高尚的审美标准，通过对信息传播中各种美感要素和形态的运用，为满足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而奋斗。
主持人的审美标准不是抽象的。它首先就表现为政治价值标准和新闻价值标准。
政治价值标准要求节目主持人具备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舆论引导者和传播者所必须具备的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政治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政策意识和国家民族利益意识等政治素养，要提高自己审美感受的高尚性。节目主持人因为借助大众传媒进行传播，成了社会文化与时尚的直接体现和形象代表。社会艺术时尚在主持人身上反映最快捷、最抢眼，最广泛、最直接地折射着社会文化的变革因素。主持人在节目中引导着广大受众的审美解读和社会理想。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如何正确区分真、善、美和假、丑、恶，与主持人自身的审美感受、审美标准的高尚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前对许多节目主持人来说，一个亟待解决的审美认识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区分流行、时髦与高雅、高尚的问题。现在时尚、流行的文化主要来源于全球化的媒介传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经济优势、科技优势、文化优势和国际信息传播的优势，必然企望“领导”世界时尚与流行的新潮流。“流行文化”实际上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以现代传媒为载体，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以批量生产为特征，以追求娱乐化和商业利润为目的的一种媒介“快餐文化”。对于西方文化中的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我们要吸收，但绝不是全盘照搬，囫囵吞枣。比如新浪网2003年2月5日播出的一则快讯：“加拿大裸体主播吃香，女主播一丝不挂游说观众说：我的报道犹如我的身体般真实。”我们能认为这是值得流行的时尚吗？节目主持人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审美理想与情趣，才能分得清什么是美与丑、什么是真与假、什么是精品与毒品、什么是世界和民族的精华与糟粕、什么是先进文化的主流和支流，才有可能以自己的正确审美标准为受众开启一扇通向真、善、美的大门。
新闻价值标准要求节目主持人正确、全面地认识和区分新闻的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对于新闻的宣传价值，要从国家主体坚持的社会制度、价值要义、法治管理、道德规范的角度去理解和执行；对于新闻价值，主持人要学会掌握选择、采访、制作和传播新闻的具体标准。比如新闻的真实性、影响性、及时性、显要性、异常性、平衡性、冲突性、接近性等，这些都涉及主持人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赵忠祥在谈到主持人的素质要求的时候说过：“如今要求主持人在屏幕上有个人魅力，但我们不是个体户，不是自由职业者，我们仍然属于党和政府的宣传员。因此，要绝对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熟悉与了解国情、民情。作为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我想这是首要的。”他还特别提到：“我们的主持人是属于新闻范畴的一种工作人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能忘记这一点。这在美国也是如此。”
3.主持人语言传播的审美创造
研究节目主持人的审美形象必然离不开主持人节目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我们知道，审美主体是进行审美创造和欣赏的人。审美客体就是审美对象，亦即让人获得审美感受、产生审美愉悦的事物。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存在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离开了审美主体的审美创造和欣赏，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就不能成其为审美客体；没有一定的具体可感的美的事物存在，主体的感受、体验、评价和判断就会失去基础和依据。节目主持人要发现、创造和传播美，首先要成为具备一定审美修养的审美主体，这就需要培养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较好的文化底蕴和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只有这样，主持人才有可能“将自己的智慧、才能、力量对象化到对象之中，使对象本身烙上人的智慧、才能、力量的痕迹。不仅把自己的智慧、才能、力量对象化在对象中，而且还把自己的意志、情感、欲望等也对象化在对象中”。这样，对象就不仅仅是自然对象，而是一种与人息息相关的“人的对象”，这样就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即从对象的存在中看到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看到自己的意志、情感和欲望。当人们用欣赏的态度去品味对象时，这对象就成了人们的审美对象，这便是审美对象的本质所在。由于广播电视的产生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审美对象，主持人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的“形象代表”，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自然就成了广大受众最直接的审美对象。
4.主持人语言传播的艺术表演能力
主持人综合素质中的职业素质和审美修养似乎都涉及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主持人的艺术表演能力的问题。
说到节目主持人的艺术魅力，有人认为主持人也属于“演艺圈”的人，他们的成功来源于他们的表演艺术。正因为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大都具有一定的艺术表演天赋，所以他们中的不少人可以在影视和播音主持两栖走红。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无疑，具有艺术表演天分和舞台经验的人从事主持人工作，良好的镜头感和舞台感可以使他们更轻松自如地进入传播状态，这种“演出元素”对搞好主持人工作有有利的一面。但有利因素不等于关键因素和主要条件，演戏的艺术不等于主持的艺术。一位在全国妇孺皆知的著名演员兼“影后”，也曾想风风火火地过一把担任节目主持人的瘾，曾主持专题片《世界电影之林》。她也曾使尽浑身解数去“演”文艺评论专业人士这个“角色”，但这种过分的“表演味”对广大受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光明日报》载文抨击她“虚浮、做作、俗气袭人”；《声屏世界》说她“手足无措，动作造作，极不自然”。原因何在？当然不在于她“演技”不佳，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她过分注重“演技”，却又用得不是地方。要知道，主持人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角色而不是艺术含义上的舞台角色，当观众用审美比照的目光去观赏作为主持人的她时，有一种“百闻不如一见”的心理，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主持人自己，而不是带有十足“表演味”的“文艺评论家”的“派头”。所以虽然她很卖力地使出自己的“十八般武艺”来“演”这个“角色”，但是与主持人的“本我”角色错了位，当然得不到观众的认可，失败也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这也许不能全怪这位演员，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首席新闻主持人克朗凯特先生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节目主持人更像个演员”。虽然克朗凯特主持节目的形象、态势、眼神乃至语调给我们的印象始终是那样真诚、正直、沉稳而充满人格的魅力，丝毫没有“表演”的味道，以至于被广大观众誉为“国家守护神”，但是由于这种“节目主持人更像个演员”的理论出自大家公认的“道德权威”、“智慧权威”的主持人权威“沃尔特大叔”之口，难免会对许多国家的节目主持人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值得庆幸的是，后来克朗凯特先生自己站出来纠正了这个说法。其后大众传播的实践也否定了这个理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早间新闻节目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办到1964年，先后走马灯似的选用过三十多个年轻貌美的名演员、时装模特和歌星等来主持节目，结果都以失败告终。1964年《今天》节目撰稿人芭芭拉·沃尔特出任《今天》节目主持人并最终成为主持人的“皇后”，成为名人专访节目主持人的楷模和美国新闻教科书的例证材料，宣告了记者主持人战胜了美女演员模特主持人。而芭芭拉的观点很明确：“我不是一个演员。人们会相信我，因为我开诚布公地向观众报道消息。”美国的《电视表演》一书也指出：“作为信息和娱乐的媒介，许多电视节目要求的（即要求主持人的）是‘人物’而不是‘演员’（主持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摄像机前后都一样。他们不是塑造角色，而是表现真实的自我。”
既然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不能靠“表演”的艺术去取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节目主持就无艺术可言呢？就这个问题杨澜曾写过一篇题为“主持无艺术”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后来引起不少争议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主持无艺术”。她认为：“主持人在镜头前的每段话从15秒到1分钟不等。时间之短，容量之小，间隔之大，使语言不可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展开。这一切都似乎注定了主持人语言不太可能成为一门精深的艺术。”确实，现在青年男女中想当节目主持人的多如牛毛，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是“追星一族”，在他们心目中，主持人是既风光又轻松的事业，而且似乎只要是靓女俊男，稍微包装一下，再学会“背稿”和“作秀”，就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粉丝”的拥戴而一炮打响。但这些人的文化内涵本来就肤浅，一旦两手空空地走上了屏幕，当然就只有虚假、造作、俗气逼人的一套。笔者认为，杨澜的看法有她一定的现实背景和针对性，也反映了她对这种急功近利的“造星”、“追星”的不正常现象的深切忧虑和严肃批评。
但我们反对这种主持的“伪艺术”，并不等于认为主持人节目完全“无艺术”。杨澜“主持无艺术”这个命题的偏颇和疏漏，就在于没有正确地区分“艺术”的双重概念。从狭义上看，“艺术”是指“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现代汉语词典》）。按照艺术“学院派”对狭义“艺术”的严格定义，主持人的语言技巧当然不属于“艺术”的正宗门类。但广义的“艺术”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比如演讲艺术、谈判艺术、教学艺术、交际艺术、领导艺术、语言艺术等。由于它们和狭义的艺术一样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和自身的结构规律，并同样是能“激起人们审美情感的有意味的形式”，所以人们也称之为“艺术”。这是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应用而产生的引申意义上的“艺术”。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表达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审美劳动过程，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相互“对象化”而引起的一种审美情感交流的“艺术性创作”活动，是主持人根据自身的条件，表现一个与节目相吻合的且既贴近现实又比现实中的自己更完美的角色——理想中的自我（有人称之为“超我”）。主持人的这个过程是“源于本我，展示自我，达到超我”。这也是一种设计和创造的过程，它不仅能引起受众的愉悦，给予受众美感，而且能把人的精神引向崇高的境界从而达到灵魂的净化。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曾经说：“成功的表现就是艺术，就是美。”为什么我们非要在它与艺术之间挖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