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在关系上看，主体是相对于一定的客体而存在的人；从内在本质上观，主体是从事自由自觉活动的人……”在大众传播的信息流动过程中，传播主体就是相对于广播电视等传播客体而存在的发起传播的人。他们在一定的环境下，借助媒介的渠道，通过制码，用符号运载所指示的信息内容并传给受众；受众借助媒介的渠道，获得对方传播的符号，再通过译码，把符号还原为信息内容，并由此引发了双方的反馈互动，最终传播对象获得某方面的满足，在思想上或行动上产生某些反应（正面或反面），体现为传播效果。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主体、前提和基础。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这一概念是相对的，因为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可以互换。传播者的基本职能就是收集、处理和传播信息。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起点和中心之一。由此可见，要研究任何一种人类传播活动，首先就要研究传播的主体，也就是传播信息行为的“传播者”。
主持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是节目中发起传播行为的传播者。只是随着大众传播的不断发展演进，受众通过多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节目的传播互动中，他们也成了节目的信息传播者。
从传播信息行为中的相互位置与作用的角度看，大众传播的传播者有传播主体与配合者之分，传播主体的职责是有目的、有系统地对收集信息、加工信息、发送信息起主导作用。由于大众传播中的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节目的内容、主体受众和主题的定位，在有目的、有系统地收集信息、加工信息、发送信息三个方面起主导作用，是节目流程的主导者、节目节奏的主控者、节目沟通的主宰者。所以说，节目传播的主体就是节目的主持人。
一、在人类传播变革中从诞生到兴盛的节目主持人
法国著名画家高更曾画过一幅震惊世界的经典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该作品表达了一些现代人对自我的迷惑和茫然。在科学技术和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今天，很多节目主持人渴望提高自己的传播艺术，可是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的认识仍然非常肤浅，他们不懂得如何开发自身的个性特长，也不知道自己人格和素质的缺陷在哪里，许多主持人之所以昙花一现，都可以从其个性失衡、自我迷失中找到缘由。因此，正如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庞朴说的：“我们想知道一个东西的性质和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知道它的过去。知道它从哪儿来，我们就会知道它往哪儿去。”
“节目主持人”是一个舶来语。节目主持人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1906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教授金纳德·奥布里·费森登在首次成功地进行无线电实验时所安排的“主持人”，他成功地主持了圣诞故事播讲、歌曲演唱和乐器演奏的组合节目。1928年，荷兰对外广播开播了第一个主持人形式的节目——《快乐的电台》，主持人艾迪·勒达兹将一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内容串联起来，轻松活泼地传递给听众，被后人公认为是“历史最为悠久、最富个人独特风格的国际广播节目主持人”。
但是节目主持人的产生绝非偶然。当人类抛弃了贫穷、落后、封闭的农业社会而进入工业社会，在享受了规模化、标准化和制度化带来的现代丰硕物质技术成果之后，民主意识和信息需求也在日益苏醒，人类开始意识到工业化社会所推崇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的传播，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人类交往的人际性和人类信息传播个性的抹杀与吞灭。人类开始追求个性解放和社会主体话语权的民主空间，追求那些本来应当被维护和兑现的精神领域的合法权利，追求建立平等性、交互性、个性和人际性的传播模式。大众传播的人际化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由此催生了以鲜明的人际性、交互性、人性和个性为特征的主持人节目。而与此同时，在社会学理论中出现的诸如“去中心”、“去合法化”以及在传播学理论中出现的“反对文化霸权”等理论，则是人类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升华和概括。而这些理论的诞生和传播，也推动了相对宽松和成熟的社会民主空间的拓展。所以，社会民主化进程和民主化程度发展比较快的西方国家首先出现了节目主持人，并且很快就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于是，人类在20世纪50年代迎来了节目主持人的蓬勃兴盛时期。随着世界各国广播电视事业以及节目主持人传播内容、形态、作用的不断变化发展，主持人节目的发展如火如荼。到现在，用于描述节目主持人概念的英文词语已经不下十几种，但是“节目主持人”在英文中最贴切的对应词是“anchor”，即新闻节目主持人或新闻主播。根据有关资料介绍，“anchor”的“原意是指体育运动接力赛跑中最后一棒的运动员，也就是跑得最快、最有冲刺力的人，anchor这词引申到电视节目后，其含义为最优秀的、最有组织能力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即这个人必须有能力把各种新闻片及现场新闻报道组成一个完整的新闻节目，在整个节目中起组织和串联作用”。最早将“anchor”这个词作为“节目主持人”来表述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制片人、黄金节目《60分钟》的总编导唐·休伊特，他在1952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第34届总统选举的报道中，建议一改以往电视新闻报道朗读新闻稿，节目分散、呆板的状况，而用一位能够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真正起到关键性积极主导作用的人物来把新闻报道统一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anchor”。不久后，他所大胆起用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沃尔特·克朗凯特闪亮登场，一炮走红，成为后人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位新闻节目主持人。
几十年来，随着我国节目主持人传播的内容、形态和作用的迅猛发展，广播电视传播业界和学界对“节目主持人”的定义见仁见智，五花八门。国内也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如1999年9月和11月先后在天津和珠海召开的全国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学术会议上，有关专家经过深入研究，为“节目主持人”的概念界定确定了四条标准，这就是：“传播者在节目中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体现主持人在节目过程中的驾驭能力；语言表达方式以谈话为主；具有直接的话语交流情态。”虽然这还不是一个科学、完整的定义，但它从身份定位、职业功能、传播方式和沟通情态等方面对“节目主持人”提出了基本要求，还是很有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
《广播电视词典》提到，节目主持人就是“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群众观念，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驾驭节目进程，直接面对受众，平等地进行传播”的人。这个概念突出了“节目主持人”的个体性、群体性、直接性和平等性的特点。
吴郁教授在她所著的《主持人语言表达技巧》一书中提出：“主持人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中，集社会性和人际性于一身的具有亲和力的传播者。”具体地说，“一方面，从根本属性来说，主持人是党的宣传工作者、党的新闻工作者，是广播电视媒体中以有声语言（含体态语）进行传播的人，此其社会性；另一方面，从特殊性来说，主持人以观众信赖、喜爱的身份、与观众平等的关系，以‘个性化’、‘人格化’以及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最具亲和力的传播者，此其人际性。”这个概念是从社会学和新闻学的角度提出的，它在点明了节目主持人的社会性和人际性的同时，同样突出了“节目主持人”的个性化、人格化、平等性和亲和性的特点。
应天常在他的《节目主持人通论》一书中运用“概念实体化”的方式，把“节目主持人”定义为：“在大众传播的特定节目情景中，以真实的个人身份和交谈性言语交际行为，通过直接平等的交流方式主导、推动节目进程，体现节目意图的人。”这个定义是从语用学的角度来概括的，突出了节目主持人语言行为的语境、语旨、语用手段、语用方式等方面的特点。
二、传播学视野下的节目主持人
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行为属性是一个多面体，它既是一种文化语用行为，也是一种社会交际行为，还是一种信息传播行为。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上述对“节目主持人”的定义，是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意义上来概括的，都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俞虹提出：“节目主持人是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着媒体群体观念，用有声语言、形态能动地操作和把握着节目进程，直接、平等地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人。”这是从传播学的角度，从节目主持人的传播媒介、主体地位、传播控制、传播形态、传受关系等方面来界定的。
笔者认为，如果要从主持人与主持人节目传播中各种要素的关系的角度全面地揭示节目主持人的深刻内涵，那么，节目主持人就是：在一定的传播环境下，既代表着一定的媒体，又以传播者个体的自我身份和个性化的传播形态出现，按照一定的目标受众和信息需求的定位，运用各种语言符号，在与受众进行直接、平等、互动的交流中，使自身对信息传播的内容、模式、过程和效果起主导、协调、控制作用的人。这个定义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简明而全面地从节目主持人与整个传播活动各要素（主体、受众、信息、符号、过程、效果）的相互关系上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三、节目主持人特色的传播学解读
节目主持人的诞生是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人类民主权利诉求和人类交际需求的追求的历史产物，所以从它呱呱坠地之日起，就逐步显示了与其他大众传播形态不同的传播特色。如果从主持人节目的传播要素来分析，主持人的传播特色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作为节目主体的主持人与节目中各种传播要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节目主持人的传播特色主要体现为“五化”：传播主体明确化、传播受众定位化、传播信息栏目化、传播风格个性化和传播过程互动化。
（一）传播主体明确化
在一个比较完整的主持人节目系统中，主持人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主持人是节目传播的主体，是节目的“掌门人”和品牌。其与以往一般根据不同层次的“婆婆”的策划和授意，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文稿见字发声的广播电视节目播音员大不相同。主持人是整个节目主题和方案的主要策划者，是把握方向的主导者，是节目进程的驾驭者，是沟通关系的协调者，是营造气氛的主宰者。他们在节目中的地位非常明确，对节目成败的关键性作用是不容取代的。美国著名的新闻顾问艾尔·普里莫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把所有构成一档新闻节目获得成功的因素考虑进去，并且给每一个因素增加一些分量，构成10个因素的话，那么主持人会占据其中8个因素，其他因素的总和只占2个。”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如果因为各种原因“砸了锅”，这台节目就基本“报废”了。其想要东山再起就必须脱胎换骨，自然难上加难！
（二）传播受众定位化
一个节目主持人的全部工作是从这个节目的策划开始的。而节目策划的第一个战略性的审视与决策，就是节目的定位。美国著名广告大师艾·里斯和杰·特劳特对“定位”的定义是：“定位是你对未来的潜在顾客心智所下的工夫。也就是把产品定位在你未来潜在顾客的心中。所以，你把这个观念叫做‘产品定位’是不对的。你对产品的本身，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重要的工作”，“其目的是在潜在的顾客心中得到有利的地位”。由此看来，主持人节目的定位包含了双重“定位”，一是产品（节目）定位，二是顾客（受众）定位，且两者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受众定位应该成为节目定位的基础、前提和出发点。主持人和节目的所有内容和形式，都服务于受众并接受受众检验，受众是节目和主持人的“上帝”，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是主持人节目的全部出发点、过程和归宿。离开了他们的需要、参与和支持，主持人节目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品牌”都会失去目标，失去光彩，失去意义。所以主持人应当把自己对节目的全部“心智”都投放在对现在和未来受众的需求上，也就是不但要明确地敲定节目的主体受众对象，而且要从各方面去适应这些主体受众对象的需求，达到提供最受他们欢迎的服务、产生最大传播效果的目的。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工作：
（1）明确节目的类型。也就是主持人应当赋予主持人节目一个怎样的类型特征，满足受众怎样的基本诉求，表现为一个怎样的形态特征。比如首先要明确是新闻评论类节目，还是游戏娱乐类，或者是文化教育类。
（2）根据已经确定的节目类型的适合对象范围，对节目市场的受众对象进行“市场细分”。所谓“市场细分”，从营销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营销人员和广告人员不断地搜索市场，试图从中发现不同消费者群的需求和欲望，找到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方法”。对主持人节目市场来说，“市场细分”就是通过信息需求者的行为细分、地理细分、人口细分及消费心态细分等方式，来达到对节目市场中与某些主持人节目的信息需求和传播形态口味相吻合的特殊受众群的把握，具体确定本节目能比较充分地满足的主体受众对象究竟是一般市民，是广大少年儿童，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比如中央电视台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辞典》和李咏主持的《幸运52》就是通过受众细分定位策划出来的。《开心辞典》体现了比较高层面的综合知识、经验智慧追求的力量和审美特点，具有一定的知识性、竞争性、挑战性。节目的气氛紧张、热烈而有序，不仅有主持人和接受挑战者之间的问与答，也有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场内外受众的帮助与提示。而节目主持人王小丫更体现出节目所需要的气质与品位。这个节目在对传播对象进行细分性选择时确定的主体受众，就是有一定的综合知识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历的对象群。而李咏主持的《幸运52》则以热血沸腾、激情火爆、尽情宣泄为主要特色，激烈的竞争中伴随着众多“粉丝”的欢呼喝彩、手舞足蹈，台上台下、场内场外积极互动。节目主持人李咏的个性风格是幽默调侃的语言、适度夸张的动作和与受众紧密的协调互动。很显然，这个节目对受众的选择细分与《开心辞典》不一样，它的基本受众群就是所谓“新新人类”，他们并不那么推崇和谐与优雅，而更崇尚新奇的刺激、狂热的煽情和精力的宣泄。
（3）按照已经确定的主体受众对象的期待和需求，对节目进行必要的“包装”。也就是根据主体对象的职业、文化、年龄、地域的群体特性、心理需求、审美习惯，结合社会时尚，通过别开生面的节目标志、主题词、广告语等形式，对节目的服务宗旨、传播特色、主持阵容、栏目风格等方面进行准确、生动的定位表达，充分展示节目的鲜明风格、核心价值和主持人的个性特征。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就是“时事追踪报道，大众话题评说，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核心要求是“用事实说话”；《新闻调查》的定位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重在“找寻事实真相”；《人与自然》高举的是“讴歌生命，关注环境”的大旗；《今日说法》的宗旨是“点滴记录中国法制进程”；《东方之子》每天都在“浓缩人生精华”；《百姓故事》日复一日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三）传播信息栏目化
自从1920年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美国匹兹堡KDKA开始正式播音以来，节目就一直是广播电视制作和播出的最小单位载体。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管理体制和节目数量等方面的局限，受众对传播的节目内容没有选择空间。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里，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了人类对不同传播方式与传播形态的多元需求和选择空间，而媒体的激烈竞争、主持人节目的层出不穷，使得人们在对大众传媒的选择中，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容为王”、“崇尚品牌”和“张扬个性”成为新的追求目标。受众在选择传播内容的同时，也在选择主持人。为了使自己所传播的信息能够得到广大受众的欢迎与认同，在与同行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任何一个大众媒体都会非常重视两个选择和策划：一是选择和策划适应某些受众群需要的内容的专门栏目，在传播受众定位、传播宗旨、风格特色上力求推陈出新，别具一格；二是选择和策划具有适应这个栏目的个性风格和专业能力的主持人形象，在这一栏目担纲主角，打造品牌。这就构成了主持人节目传播信息栏目化的传播特色。
节目的栏目化基于五个要素考量自身定位：栏目性质、栏目传播内容、栏目功能、栏目传播对象和栏目风格。于德贤在他所著的《主持人策划与创新》一书中对中央电视台的三个简要新闻栏目就其中四个要素进行了比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几个栏目对其性质、功能、对象和风格定位的把握是非常清晰的，如下表所示：
节目栏目化，从根本上说，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反映了广播电视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它的出现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意义。从大众传播业的发展角度来说，节目的栏目化，促进了大众传播节目内容的定位化、专门化、细分化，促进了广播电视节目生产的规范化、规模化、管理现代化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促进了主持人节目竞争的激烈化和品牌化，促进了主持人专业水平、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从广大受众的角度来说，节目的栏目化，更大程度地满足了他们对节目传播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以及更加多样化、细分化、人格化、个性化的需求。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说，节目的栏目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信息传播事业的有序发展，而且通过主持人节目栏目化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政治民主和语言传播艺术的进步。
（四）传播风格个性化
有人说，当今信息技术和商业经济的高度发达，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多元化的“眼球经济时代”。“眼球经济”也就是“注意力经济”。谁更具有个性、特色和知名度，谁就更有可能把大众的注意和兴趣吸引过来。“在商业社会里，眼球经济的价值就体现在它的商业价值。”“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歌德哈伯所言：‘如果你用美元数量测量一个艺术家的生产力，你会发现，最吸引人的艺术家最赚钱。’他认为，成功地吸引注意力是存在的全部意义。这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艺术品所能吸引的注意力。”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激烈竞争，首先就是信息传播的内容和形式质量的竞争，而最为激烈的就是节目主持人传播个性风格的比拼。
在节目竞争中要更好地吸引受众的耳朵和眼球，单靠节目内容的丰富和主持人的面孔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一个节目就是一个系统工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独特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在当今的大众传播中，“拿来主义”盛行，“克隆”别人成功作品成风，在内容和形式上一般化、同质化、公式化的信息产品泛滥。广大受众对这类依“葫芦”画出来的“瓢”是不屑一顾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普遍要求信息迅捷化、多样化、细分化、个性化、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最期待的就是主持人通过自己的创新形成具有独特个性风格的节目。
“个性”是任何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把握和发挥事物的个性优势，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展开创新性思维的重要基础，正是依靠事物个性特征的充分展示和发挥，人类才能够全面感受到客观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够真正掌握不同事物发展的共同本质规律和特殊规律。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彼德罗夫斯基在他主编的《普通心理学》中说：“个性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它的个别性。所谓个别性就是人的心理特点的独特的结合。其中包括性格、气质、心理过程进行的特点、主导的情感的活动动机的总和以及形成的能力。”所以，一个节目形成独特个性风格的前提，就是要有具备独特性格、气质、心理特点的主持人。节目的个性对主持人来说不是临时外加的，而是在主持人的独特个性与节目所需要的个性风格基本吻合的前提下，经过主持人对节目的宗旨、定位、内容、形式和风格的深入全面研究与策划后，在不断的实践与总结中逐步形成的。
《综艺大观》栏目前主持人倪萍就是以自己真诚、爽朗、富于情感的鲜明个性风格和适当的表演天赋为基础，成功地主持了这样一个具有个性风格的节目。但是在后来当她主持另一个需要主持人带有一定的书卷气和知识女性明快、冷静的个性特点的《文化时空》栏目时，她就难以适应和施展了。所以，在以满足人类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为己任的大众媒体的发展和竞争的过程中，哪个主持人能以自身的个性特征为基础，经过努力创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更具个性化的节目内容和形式，以主持人自身和节目的鲜明个性风格在主持人之林中独树一帜，展现出一道让受众眼前一亮的新颖夺目的“风景线”，他（她）就会对受众产生特殊的艺术魅力和吸引力，他（她）就有可能获得媒介竞争中的主动权。
（五）传播过程互动化
1949年，信息论创始人、数学家申农与韦弗一起，在探讨纯技术性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关于通信的数学模式。申农—韦弗的数学模式把信息传递过程描述成一种直线的单向过程，整个过程由五个环节（信源→发射器→信道→接收器→信宿）和一个“不速之客”——噪音构成。这种直线、单向的传播模式虽然为传播学研究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但它并不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传播过程。人际传播的信息内容、社会环境和传播效果并不能直接在这一模式中找到；而且它将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固定化，忽视了人类社会传播过程中“传”与“受”二者之间的转化，未能注意到“反馈”这一人类传播活动中极为常见的因素，忽视了人类传播的互动性质。这些缺点同时也是直线传播模式所共有的。
20世纪50年代，维纳所创造的控制论对各学科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一批传播学的研究者以控制论的思想方法为指导，进一步深入研究传播的过程模式，引入了“反馈”机制，从而把原来“直线单向性”的线性模式改成“双向循环性”的控制论传播模式，克服了线性模式的局限性。这是传播结构认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双向循环性”的控制论传播模式的特点是：体现了大众传播中信息选择的多样性、传播系统的自动调节性和信息反馈的重要性；强调了要真正保证传播过程中所有要素间关系的系统性，必须大力加强受众与媒介的反馈互动关系。
传播结构认识史上的第三次飞跃是在系统论的关照下所产生的系统论传播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受众、媒介体系和社会体系是决定大众媒介效果的主要条件，这三个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意义在于揭示了大众传播效果出现的三个要素——受众、媒介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表明媒介系统实际上是社会系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小系统。
大众传播从过去的“媒体中心论”发展到后来的“媒体与受众双中心论”，乃至现在强调的“受众中心论”，以及主持人节目的出现和迅速推广，实际上都反映了在大众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实践需要与人类对信息传播过程本质的理论认识相结合。
在中国广播电视主持人事业的发展史上记载着开创性的一页：1981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创了全国首个对台湾广播节目——《空中之友》；同年4月11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大胆创新，开办了我国对内广播的第一个主持人节目——《大众信箱》，主持人李一萍集采、编、播、控于一身，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优势相结合，创造了“近距离，低声调，一对一，生活化”的全新传播模式与听众交流，为听众排忧解难，节目播出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李一萍随即成为广大听众排忧解难的知心朋友，仅播出两次就收到一千多封诉衷肠、求帮助的听众来信。李一萍与徐曼一南一北、一内一外，被当时的广播电视部部长誉为中国广播界“最早吃螃蟹”的“北徐南李”。这种广播模式后来发展成为1986年12月15日开播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全天候、大板块加热线电话的直播节目模式，这种模式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推广。后来现场听众参与互动的形式进一步发展为邀请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嘉宾作为现场对话者参与节目互动的形式，嘉宾的作用是在协助主持人驾驭节目的过程中，发挥他们在相关方面专业和经验的优势，增添节目的知名度，补充佐证事实，发表有说服力的意见或评论，提供带有权威性的解释，活跃交流互动的气氛。随着主持人节目形态的不断丰富和创新，主持人与受众的互动形态也在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嘉宾参与共同主持的现场直播形态，专访型节目形态，热线服务节目形态，讨论谈话型节目形态，竞技、游戏、益智型节目形态和真人秀节目形态等。
节目主持人传播的互动形态发展到今天已经实现了广播、电视与网络以联手的方式，进行全面的互动。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CCTV-4就携手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等八家媒体强力出击，倾力打造《今日关注》“两会”特别报道节目《中国焦点2007》。《中国焦点2007》开播之前，电视台就以“权威嘉宾、深度访谈、独到见解，聚焦‘两会’热点问题，解析‘两会’大事小事”为主题词进行了“我有问题问总理”的联合调查。据统计，到3月4日节目开播时，一共有163782张投票，120463个网友向总理提出了问题，评出了十二大焦点问题，其中排在最前面的五个突出问题是：反腐倡廉，力惩贪官（60212票）；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54351票）；稳定、控制房价，让居者有其屋（52529票）；治理教育乱收费，促进大学生就业（39560票）；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39366票）。在接下来的12天里，在节目主持人的主持下，这些问题被带入演播室，请相关部委的官员及以各省的官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入电视台演播室和观众充分地互动，并听取观众朋友们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