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为新形势下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农村收入差距与区域差距
农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平衡性不仅体现在区域的城乡之间，也体现在区域的农村内部。
蔡立雄、何炼成661认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乡镇企业发展不足、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不高、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发展有限，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普遍偏低。政府多予少取政策对农村市场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少数先发地区一马当先，而更多的地区发展普遍落后，农村市场化的任务极为艰巨。
万广华等将总的收入不平等分解成地带内的不平等和地带间的不平等，并以1985～2002为考察对象，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在不断扩大，且地带间不平等的扩大速度要大于地带内不平等的扩大速度；从1996年以后，地带间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60%左右；地理及与地理有关的因素对总的地区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随时间呈下降的趋势，资本存量对不平等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人力资本和农村工业化对不平等的贡献并不显著，且呈下降趋势。因此，在政策支持上应考虑地带性，加大对内陆地带农村工业创办和成长的政策支持，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加大对种植业提供WTO规则所允许的补贴；另一方面，需要在加强内地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加大教育投入，更加注重贫困地区农村住户的资本积累。
辛翔飞等从中西部地区间差异和高低收入组间差异两个角度，实证分析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农户纯收入影响不显著，农户家庭经营不是影响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户纯收入及其差异的重要原因，工资性收入的多寡已经成为影响农户收入及其差异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户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增加农户工资性收入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而对于以种植业为重要农业经营活动的低收入农户，劳作经验相对于接受学校教育更有利于产出增长。
（二）区域差距的成因
周加来、李刚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差距的扩大，而非区域内部差距的扩大。在新经济地理因素与政策因素影响下，区位优势明显的东部吸引了中西部大量的生产要素进行跨区域流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就要素流动来说，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加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但是，区域间资本流动的作用较劳动力流动要小得多。对于新经济地理因素来说，工业总产值和地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对于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差距也有正向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作用在1991—2006年大于1978—1990年，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能够提供较高的工资水平而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从中西部地区流向该区域。近年来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较大，缩小了与东部的差距。政策因素中的市场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姚先国、张海峰在增长回归框架下，利用中国1985—2005年分省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system-GMM估计）和传统的固定效应估计考察了教育对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各省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快的条件收敛迹象，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积极的影响，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对后续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教育差异对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解释力有限，资本积累是过去人均产出增长的主要原因。与资本投资相比，教育差异不是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
廖楚晖、杨超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运用1996-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带动了我国GDP的增长，我国劳动力人口有相对过剩的迹象。由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整体较低，注重基础教育投入，提高该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刺激该类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低水平以及劳动密集型人口的增长无助于保持当地的经济增长，因此，提高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并引导劳动力向西部地区流动，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将具有深远意义。
吴颖、蒲勇健认为，我国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及区域差距水平变化导致了区域总体福利水平的变迁，过低或过高的区域集聚程度都会导致区域福利政策的低效和福利水平的低下。对1987～2005年区域集聚程度和区域总体福利水平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区域空间集聚程度和区域总体福利水平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区域集聚对区域福利水平有负外部性。区域协调发展并不代表平均主义，区域和谐发展的实现也不是要扭转由市场力量带来的区域集聚，而是应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加快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在公正并有效率的竞争下实现协调。
苏明、徐利君认为，地方政府往往从地方利益最大化出发，更为关注构成当地财政主要收入的地方税收，从而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研究地方税收中的主体税种更有利于揭示区域经济差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造成的效率损失，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的错位使得地方税收的主体税种对地方经济呈现不同影响。由于实行的税收优惠是经济性质和区域导向，侧重于从总量上吸引外部资本，使得产业非均衡发展模式转变成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拉大了区域的经济差距。另外，国有企业的税负要高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的税负要高于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税负要高于外资企业。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而东部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使得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税负较重。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三大税种中的营业税收入密切正相关；中部地区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收入对经济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对经济增长有较微弱的抑制效应。
薄文广实证分析了中国区际增长溢出效应及其差异，结果发现：全国及分区域的样本范围内都存在着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相邻的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溢出效应，即与东部相邻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溢出效应而不是相反；相邻的中部地区和西部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双向互动格局；这种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增长溢出效应方向上的差异性虽然有助于弥补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但却会日益加大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从而不利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张亚雄、赵坤实证研究发现，北京奥运会投资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虽然92.9%的奥运会直接投资都集中在北京，但拉动京外区域经济发展占奥运会直接投资全部拉动作用的比重却达到60%，北京经济发展对其他地区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奥运会投资拉动北京经济2002—2007年年均多增长约2个百分点；同时，奥运会投资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带动北京之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于对北京经济的贡献。
（三）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经济增长与区域生态之间的演化关系是分析区域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
李剑林认为，十七大报告阐明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提出的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和调整经济布局、形成若干带动力强且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等新观点，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构想及实施，更加注重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理念，是区域发展理论的新突破。
杜鹰认为，加快形成区域协调互动机制，需要准确把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1）地区间人均生产总值差距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作为现阶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首要任务；（2）各地区的人民都享受均等化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基本公服务；（3）各地区比较优势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有效消除区域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区域间的优势互补、互利互惠；（4）各地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协调和谐状态，真正做到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总体战略与政策措施，促进区域协作中的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有效协调。
庄亚明等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质是区域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四大子系统的动态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GAH-S评价体系反映这四大子系统之间的根本要求。江苏的数据验证了GAH-S评价体系的合理性：江苏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南北梯度，区域内的部类短板现象，直接影响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
孙立成等认为食物、能源、环境、经济和人口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五个要素（简称FEEEP），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体上我国各地区FEEEP系统的协调性具有下降的态势；“三废”排放量、人口总量和具有各地区自身特征的能源要素投入结构是影响区域FEEEP系统协调性的主要因素，其中“三废”排放高和人口总量的众多是大多数地区带有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减少“三废”的排放以及提高其相应的治理能力和控制人口的增长是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最有效措施。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FEEEP系统协调性的区域差异越来越显著，西部地区经过“十五”期间的发展其协调性的下降比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大。
李永友认为，1995—2006年间，江苏、浙江和上海经济增长中依靠效率的作用不显著，虽然单位产出能耗和排放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边际效率的上升依然没有减轻规模扩张产生的能源和环境压力。在经济社会结构方面，江苏的第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过度积累、高企的贸易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造成了经济增长较强的内外部约束。同时在社会公正程度方面，江苏相比较浙江、上海表现也较差。
陈惠雄、鲍海君认为，“浙江模式”在增长意义或者说在GDP意义上是比较成功的，但根据经济增长必须考虑生产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是否有利于国民幸福的终极价值作为约束条件来考察的话，浙江的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明显挑战。经济发展约束问题如果从宏观调控层面来看似乎是经济问题，但实质是资源环境约束的结果。导致浙江模式的经济—生态悖论与收入—幸福悖论的实质是生态问题背后潜伏着企业组织规模、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原因，以及受GDP中心发展观主导的末端治理型工业化模式等因素造成的。其中企业规模小、产业技术含量低、要素使用权交易不公平以及末端治理型工业化模式等是主要因素。
李红卫、陈晓红认为，面对资源型区域环境压力日益严重的现状，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急需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将循环经济的理念、绿色GDP理念贯穿到地方政府总体发展规划及法规的编制工作中，改变“末端控制”的治理模式占主体地位的现状。资源型区域应根据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建立清洁生产评价体系，使资源型产业正确选择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清洁生产技术。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制订《生态工业园区法》，推进循环经济的深层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