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写作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在这个轻佻的时代；还有各种各样的示范。有的想跟着一些优秀作家前行，有的却想跟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作家学习，走另一条企图一夜蹿红的捷径。
文学如今是一个令人晕头晕脑的选择。作家们没有多少时间静下心来写作，他面临着每时每刻的决断；常常是从那条路上转来，从这条路上回去，在路上不停地转悠，到头来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究竟要怎么写，他们崇尚什么，有什么不变的立场。
其实这种乱像在八九十年代早就存在。我也经受过那种游移不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跟风写作。说起来是浮躁，实际上是势利。但是我自己回忆起来，我根本的原因还不在此，根本的原因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自己的阶级，没有与时代同行。加之十年写诗，那种随心所欲的、热衷于语言凝炼和音乐感的思维惯性，使我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没有了重量。最要命的是失去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文学是政治的回声，是现实的投影。生活在急遽地变化，社会在激荡中变革，它必须占领作家的写作空间。可遗憾的是：我在它的外围，进行着不痛不痒的、自我陶醉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拒绝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但是这一切的问题要归咎于你对现实生活的投入与参与。我跟许多人一样，我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是在知青时代。仅靠回忆写作是不够的。已成名作家仗着他们的名声和批评家起哄式的批评，会占到便宜。像我们这等人，仅仅用回忆、移花接木加才华，想写好乡村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时代，三十年来空前绝后的动荡更新，使我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格局完全改变了，人性在每时每刻遭受着煎熬，变得扭曲，甚至变得残忍，也有时变得分外动人。我以为，我们的生活被摧毁和重建的程度并不比任何一次战争的惨烈低多少，大量的流离失所、迁徙、无家可归；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离别、眼泪、牵挂、思念，充满了失踪、寻找和归来。而乡村——以我近些年的参与为例，我亲眼见过连两元钱的特产税都交不起的场景，也见过戏剧性地结束几千年来的农业税收取的历史时刻；我揪心地见过身无分文、家无存粮的家庭，到今天我看到这样的家庭由乡村低保完全转入城镇低保（主要是残疾呆傻人）。
如果你仅仅只是听说，你的身体依然呆在城里，你只想通过互联网搜索乡村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我想你依然解决不了问题。你必须身临其境，与劳动者同悲欢、共幽愤才可能找到你的位置。
深入生活，是一个妖魔化了的词。深入生活也有几种姿势。有的人去管事，天天参加会议，听取汇报，还配有专车。可也有另一类人，为了得到真实的信息，放下身段，以一种极其普通的身份，深入民间进行纯个人性的调查，不让他的观点带一丁点官方色彩，在心情上与农民对接。我就是这类深入生活者。我虽然挂了点小职，却坚决不要办公室，不开会，不要车，不要接待，与当地的一二好友，钻山入林，睡在农民家里。我终于知道了当代农民、农村的生活，知道了他们面临的困境，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老人，他们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在大山深处的那种生存现状。山里的景物，山中的生活细节，他们的故事。
——这件事发生在2000年。那时候我感觉到江郎才尽，那时候我感觉到我必须避开众人，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它必须远离城市。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孤僻性情，不爱热闹。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我已经非常悠闲了，心无挂碍，我想我可以像那些唐代的诗人们，满世界去游历了，或是躲进山中修道了。我是这样寂寂地到神农架去的。我买了一件棉大衣，一个电筒，一把跳刀，就这么走了。世人只知道神农架是风景区，可景区只是一小块，而不知神农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
我也不是去访贫问苦的，抱着写贫穷和蛮荒。我只是想躲避，想出去散散心，到山里转转，如此而已。老话不是说过吗？山能平心，水可涤妄。
可是，就是因为我这种深入生活的姿势，我遭受到了心灵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我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理想的人，我是一个诗人，对乡村诗意的发现我肯定比一般人更敏感。但我无法蒙住自己的眼睛。也许年轻时，我对乡村的诗意描写总是春风、碧波、小苗出土、金色的秋天、夏日的荷莲与蝉鸣、吱呀的水车、禾扬的欢笑、翻耕土地的气息、村姑的美、村寨的月夜、优美的民歌、鸡鸣狗唱、炊烟，等等。可是，44岁的眼光不再浪漫，我从城市来到多年未曾叩访的深山，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家一家的家徒四壁，看到了破败的、充斥着畜便臭味的村庄，看到了在漫山红叶中的乡村辍学孩子的苦役，看到了在电视、报纸甚至小说之外的另一种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让人揪心、牵挂，并且让人不平。
美好的东西来自于自然，来自于他们的心灵。那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忠于职守的了望塔看守人（《云彩擦过悬崖》），那个在山崖下一次又一次将车祸受伤者和死者背上公路的残疾农民（《松鸦为什么鸣叫》），他们全是真人真事，还有我了解到的一个村就有上十人先后死在山西煤窑。我的手中至今还有数封向林区政府求救的信件复印件，全是一些被骗、被拐的女孩向家乡的呼救。还有人甚至找我反映村干部的贪腐、淫乱、任意欺压村民；还有民警胡来、村民溺女婴、烧女婴的控告。还有我亲眼所见和投诉的家庭暴力的事情，让人不寒而栗。比如下女人膀子（《望粮山》），打掉女人眼珠子还要继续让其干活等等。
乡村在某些方面是有序的，比如税收、三提五统，比如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可乡村更多是无序的，充满了悲苦和混乱。毛泽东时代的秩序井然已经不存在了，而另一些权威还没有树起来。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山高皇帝远，都给这种深山老林里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除了没有土匪，人们什么都会可能遭遇到。
我知道，我的立场正在我的经受中形成。这种政治立场该是何其重要，它直接将作家塑造成一种什么人。而这种立场是对现实的参与、对人民的认识获得的。说白了，就是站边。你站在哪一方，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发言。现在小说于我，就是一种发言。艺术性当然非常重要，我曾经作为一名先锋诗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我当然不会放弃对艺术的投入。但我站了出来，我知道我要写什么了，我这一介书生，从山里走出来时，甚至有了一种拿笔替天行道的侠气。不过，我不会把自己弄成一个简单的、乏味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我坚信我从来不会。我自信对外国文学有着较高的修养，对语言有着某种良好的天赋。我将把我的“发言”变得味道十足。
2001年我开始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写作。我满怀激情写出了《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云彩擦过悬崖》、《狂犬事件》、《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等10多部中篇。产量谈不上高，但每一篇我都当作一次对社会的郑重发言。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大意是说我是一个小说预言家，用小说预言了我们的现实：《松鸦》写出后，出现了千里背尸回乡的新闻；《马嘶岭血案》刚发表，出了马加爵杀人案；《太平狗》之后有了那种与血汗工厂一样的山西黑窑事件。
我不是预言家，可是我的立场使我担心这个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我是根据那股我能感受到的社会生活的潜流、它的流向推断的。因为我关注它们，盯紧它们，思考它们。
我不敢说我是最优秀的，我敢说我是最纯粹的。对文坛我只想冷眼旁观，我不会在乎别人的七说八说，大声喧嚷。前年，去年，今年，我一次又一次地进入神农架和乡村，不仅仅是为了写作，是为了过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我依然独往独来，没有迎进送出，不在意别人感谢我。我依然是谁都不认识的一个人，在路边的小店吃一碗面或是炒一个菜，像一个牛贩子，或是收山货的。这有什么不好呢？我在人民中间。我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我窃以为自己是一个作家的话，我写的东西地地道道就是人民的心声。有一句诗是这么说的：在最远的地方，我最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