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黄宪
“原文”
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阆曰：“见吾叔度邪？”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不自以为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固难得而测矣。”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及蕃为三公，临朝叹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太守王龚在郡，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郭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
“译文”
颍川荀淑到了慎阳，在旅社遇见黄宪，当时宪仅十四岁，荀淑竦然觉得奇异，作揖和他谈话，一整天不能离去。
便对宪道：“你是我的老师。”不久，到了袁阆的住所，没有问候，便说：“你国有位颜子，你认识吗？”阆说：“看到我们的叔度吗？”这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可是见到黄宪不曾不严肃对待，等到回家，好像失掉了什么似的。
母亲问道：“你又从牛医儿子那里来吧？”答道：“良不见叔度，不觉得不如人，看到了这个人，就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很难捉摸似的。”同郡陈蕃、周举常彼此谈道：“个把月不见到黄生，就觉得鄙吝又萌芽在心了。”等到陈蕃做了三公，临朝叹道：“叔度如在这里，我不敢先佩印绶了。”太守王龚在郡，礼待贤达之人，这些人多所降致，但始终不能使黄宪屈服。
郭林宗少游汝南，先到袁阆那里，不宿就退出，到了黄宪那里，几天才回。
有人问林宗。
林宗说：“奉高（即袁阆）的器量，好比泉水，虽清而易接到手中。叔度像汪汪的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哩。”
“点评”
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就是今安徽颍上人。他们家世代贫贱，他的父亲是牛医，专门给牛开了一个门诊。然而，黄宪却成为一代文豪、大名士。他大约生于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延光元年（122年）病终，仅四十八岁，天下称之为“征君”。民国时期，颍上县曾建置“黄宪乡”，并有黄宪坟遗迹。
他年幼爱读书，所谓“宪少年好学，履洁怀清”，十四岁时就满腹经纶，家虽贫穷而具才华、有气节，被当时大名士荀淑誉为孔子的大弟子颜回。有一次，颍川的荀淑到了慎阳，也就是到了黄宪的家乡，他在旅社里遇见黄宪，当时黄宪仅十四岁，可是，荀淑竦然觉得奇异，这小孩儿，怎么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啊？气质不错，双眼里满是灵动。于是，就作揖和他谈话，结果一谈不要紧，越谈越有劲儿，谈了一整天不肯离去。他便对黄宪说道：“你是我的老师。”
不久，到了袁阆的住所，荀淑没有问候，便说：“你国有位颜子，你认识吗？”你看看，见了面还没有问句“你吃了吗”之类的问候语，就急不可耐地问起了之前遇到的黄宪。
没有想到袁阆说：“你看到我们的叔度了？”嘿！他早就知道这个黄宪啊。由此可见，黄宪才十来岁就已经很有名气，可以说已经是一个网络红人了。
这时，同郡有一个叫戴良的，才高倨傲，觉得自己肚子里有很多本领，很是不可一世啊。可是见到黄宪不曾不严肃对待，等到回家，好像失掉了什么似的。抑郁了！
他老妈一看儿子这样，就问道：“你又从牛医儿子那里来吧？”
戴良答道：“良不见叔度，不觉得不如人，看到了这个人，就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很难捉摸似的。”
当朝大臣陈蕃、周举曾说：“如果一个月见不到黄宪，粗俗的念头就会萌发。”陈藩后来当上三公（汉代最高级别的官爵），上任时还念念不忘黄宪，说“如果黄叔度还在，我是不敢先接受印绶的！”当时汝南郡两任太守都是学富五车的汉代著名学者儒臣，然而当面策论均不能超越黄宪的学识。
汉代著名太学生领袖郭泰（字宗林），当时被称为“八顾”（道德高尚人士）之首。一次拜访黄宪，居然数日（一说数月）舍不得离去。他充满敬意地赞扬黄宪：“叔度汪汪（水宽广的样子，比喻气度宽宏）如千顷波浪，澄下去也不见清澈，搅扰也不见浑浊，不可估量啊！”
黄宪曾被举为孝廉，有人劝他做官，他也不拒绝，但去京城洛阳住了两个月，又返回故里，什么官也不做。著有博奕名著《机论》、《天禄阁外史》（该书争议为后人托伪）等。世人以“汪汪澄波”的美誉，来称颂他的道德文章，并奉为归“隐”一派文士（如“竹林七贤”等）的开山祖师。
黄宪生活在东汉王朝统一约半个多世纪以后。西汉末年王朝的衰败和纷争、王莽灭亲的杀戮及其新朝改革的速灭可以说历历在目，加之，文化思潮上的儒教、黄老和佛教宗教的所谓“三教融合”，给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带来深刻的冲击；历代统治阶级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法宝已经发挥到了极致，随着经济发展，新一轮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无可遏制；统治阶级的道德资源告罄，儒家治国的一套空头理论与酷吏治国、官场倾轧、吏治腐败、豪强割据的现实发生了冲撞；不同的利益集团明争暗斗，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展现无余。“春江水暖鸭先知”，聪明的文人，是社会的魂灵。他们理所当然已经敏感地觉察出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存在。黄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官念”十分淡化的“隐士”思想。黄宪是继东汉初年严光（子陵）之后又一位可以视为真正大隐的宗师。
隐士这类人的特点是个人主体性特别强，到达学问自觉的层次，但不为官用；不反对官场规则，但是自己不去做官；有圣贤之德，但不当点缀升平的“时髦”圣贤。
“隐士”之风，由严光、黄宪开启之后，经由徐庶、诸葛亮、陶渊明、“竹林七贤”等著名人物的身体力行，即经东汉三国和魏晋的盛行演化，流布于后世。
大隐于市的高人，超然于物外，可望而不可即。那是一种人生的至高境界。隐士之于世人，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美好的传说，红尘俗世才拥有了美好的向往。而之于官府，却是最想聘用的高级人才。鲁迅《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中说过，“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黄宪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于是，他就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