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营运时代已经到来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从六个方面论述了资本营运问题:一是在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方面,从理论上明确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二是在实施抓大放小方针,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上,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步伐”;三是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上,提出“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四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提出要“进一步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充实企业资本金。培育和发展多元投资主体,推动政企分开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五是在加快股份制步伐上,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制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运作效率”;六是在肯定、支持、引导多种多样股份合作制上,提出“劳动者的劳动力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不仅从理论上、政策上肯定了资本营运,还为资本营运的具体运作和机制的建立明确了方向。目前,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正在111个城市顺利进行,同时,还进行10个城市国有资本营运体制改革的试点,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海南、广东、湖北等都在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我们认为,随着十五大精神的学习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本营运将不断得到重视、实施和发展,可以说,资本营运时代已经到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已经进入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时刻,是改革开放千载难逢的最好时机,党的十五大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伟大目标和丰富内涵,营造出实施资本营运和资本扩张的最佳环境。在经济环境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到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分配结构与分配方式方面,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国家体改委于1997年7月18日发布了《关于城市国有资本营运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所有这一切,说明了开展资本营运、推进资产重组、实现资本扩张的有利的外部环境正在形成和发展,要善于抓机遇,因势利导开展资本营运和资产经营。
二、走出误区,促进资本营运
(一)观念误区
一要抛弃资本体现剥削的传统观念,树立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和资本的本质是增值、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的观念,理直气壮地开展资本扩张。二要否定产权和存量资产流动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误观念,树立产权、存量资产不流动本身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有形磨损、精神磨损),只有流动才能激活、活化存量资产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观念,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和产权结构,增强国有资产控制力。三是破除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的旧观念,树立剩余价值只是物化了的活劳动、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的观念,剩余价值是“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能力能够创造出超越本身价值”,它的一般内涵是“物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量”。社会主义剩余价值作为社会的准备积累发展基金,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它的生产目的在于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质、能力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大力发展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社会主义生产和营运,提高生产水平。
(二)投融资方面的误区
我国的投融资政策在“七五”前重基建的固定资产投入,忽视拨给的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流动资金,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先天不足;“七五”后实行“拨改贷”和银行融资为主的体制,导致企业高负债经营,一些产业的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因资本金不足而制约发展,既无力发挥“资本纽带”作用以形成企业集团,更无力发展跨国经营。应考虑在宏观调控上,一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充实企业资本金”,特别是企业流动资本,使大企业集团、大公司有较充足的资本金、能发挥“资本纽带”作用,有效地开展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使企业能从产品再生产过程的资本营运发展成为以资本扩张为目的的资本营运,有能力从事联合、兼并、收购、租赁和重组,使资本营运效率最大化,实现从利润最大化到资本营运效率最大化的飞跃。二要抓好大城市工业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用资本营运的机制和方法来进行,试点企业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把重点放在真正能形成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的优势国有企业上。三是加紧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国有企业债务、加快形成新的投资者、发展直接融资、发展投资基金、促进个人投资社会化、培育中介机构等。同时,要发挥投资银行、发展银行在资本营运、资产经营中的作用,并逐步成为企业的投资顾问和金融顾问。四要依法加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管,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三)纠正经济运行的三大错位
一是财政与信贷功能错位。我国国有经济运行过程中,长期以来是由国家发挥财政职能,对企业资金实施无偿投入,在一定情况下,企业一方面长期、无偿占用资本金而引发经营上的“等、靠、要、争”,争投入更多的资金,靠政府无偿投入,要越多越好,缺乏国有资本金使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机制及管理不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长期处于低效、无效劳动,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少,亏损面与亏损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财政资金沉淀非常严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低下,过多地发行钞票弥补收支不平衡及保持经济调整运转。无偿投入的资金不足,改由发挥银行信贷的作用,实施“拨改贷”,而国有企业的“投资饥饿症”有增无减,大量借款铺摊子,高度负债经营,负债经营投入的资本又不够合理,形成固定资产多而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大量的信贷资金被企业长期低效占用、呆滞占用,无法投入运转,导致全社会的资金紧张。与此同时,几万亿的闲散游资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银行,找不到出路。二是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配置错位,出现了资金严重短缺与资产闲置浪费并存,高投入低产出并存,国有企业二、三产业中的一般性企业覆盖面大与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垄断产业等重点行业投入不足并存且矛盾突出。导致已建产业生产能力报废,资产严重闲置,亏损面大而多,高补贴与高负债并存,这是必须走出的误区。三是银行功能错位。银行由于吸收了超庞大的居民存款出现的高存款、高利息与贷款额度的限制,这些存款有限流动,出现了储蓄存款的高库存与社会对流动资金高需求的反差。从国有企业看,一方面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不少企业又用各种方式在银行存款,从而出现企业在银行定期存款高度增长的反差,以上总的反差导致社会游资与企业资本在银行进入休眠状态。必须建立资本的有效动员和有效利用机制。宏观环境上,改革财税体制,确立资本合理流动的政策,实现国有资本独立运作和运作主体对国有资本、运作资本的作用,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
三、借鉴与思考
(一)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充实与完善的过程
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充实与完善的过程,从最典型的以19世纪的英国为代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调控总量的市场经济—战后的德国加入社会保障因素,构成“社会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日本采取强化产业政策的市场经济—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进一步增加了扶植大企业的举措,从而使市场经济充实与完善了许多内容,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丰富内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 总量调控 社会保障 产业政策 扶植大企业。其中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
(二)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以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与中国内地的经济不相上下,但40年后已远远超过我们。其“东亚模式”的特点是值得借鉴的:一是政策积极参与 权威的政治领导人构建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二是政府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计划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政府指导、矫正缺陷而不取代 计划博采众长(经济界、企业界、官员、外国专家)使计划不是分配资本的工具而更具科学性、客观性。三是“政企联盟、政企配合”而不是简单的“政企分开”:政府对企业采取扶持、指导、保护、辅助的态度,而企业主动配合政府政策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政企结盟、共同对外” 共同开发海外市场,形成共同协商,落实计划及人、财并以政策保证的政企配合格局。四是重视培植一大批现代大企业集团和企业家,以韩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通过归属财权的处理和特惠扶植使三星、双龙、乐喜等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大企业形成;50—60年代通过几个三年计划政府全面经济支援和各项经济政策诱导,又出现了大宇、现代、东亚等新兴企业集团;70年代引进外资,推行出口导向型重化工业化政策则使原来的大企业更强大,又出现许多新兴集团。总之,政府不与民争利,不垄断投资机会,致力于培养民间企业,帮助解决资金、技术、信息困难,协助解决资金、外汇和开拓市场。五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减少干预 国有民营化 提高经济自动化程度 微观资本配置靠市场和民营企业 兼并、收购加速化和大力发展证券市场等,使兼并、收购、重组加速,形成了有特色、合国情的有效的制度结构。
参考文献
1.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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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冬林:“关于资本营运的几个问题”,《经济纵横》199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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