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冬天和2000年春天起，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主体居民的生活状况开始正常化。战争中被破坏的房屋和道路得以重新修建，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得以建立，带有政治和民族色彩的谋杀事件和刑事犯罪行为减少。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监督下，政治自治的机构基础得以建立（参见第4章）。
但科索沃塞尔维亚族飞地的居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罗姆族人、埃及裔人、波什尼亚克人、斯拉夫族穆斯林、阿希卡利人等）的状况完全不同，相比之下要恶劣得多。通过科索沃维和部队士兵的站点检查和定期巡逻，尽管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可以保证不受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人的袭击，但他们在获取基本供给、进行土地耕种像普里什蒂纳和普里兹伦等一些城市，1998年和1999年战争之前在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虽说没有形成积极共存意义上的多民族社会，但各民族居民还是可以共处的，但现在却是相当“排斥少数民族的”，留下来的少数民族居民面临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
这样的发展仅仅是一种“消极和平”（没有直接暴力行为），少数民族的安全状况和行动自由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这正是国际社会没有实现或者说仅仅在相当有限的程度上实现了其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即让被驱逐的塞尔维亚族居民和其他少数族裔能够返回家园的主要原因。逃离或者被驱逐出科索沃的20多万塞尔维亚族居民当中，到2003年中期，仅有不到5000人返回到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控制的地区。逃亡或者被驱逐的28000罗姆族人、阿希卡利人和埃及裔人中，回返的比例稍高一些。
而且被驱逐的塞尔维亚族人几乎仅仅回返到飞地以及那些在空间上和阿尔巴尼亚族主体居民分隔开来并且受到科索沃维和部队重点保护的一些地区。具体说来是像Grace、Priluje和Velika Hoca这样的村庄和一些稍大的居民点，如Gracanica、Laplje Selo、Caglvaica和Gorazhdec，以及斯特雷佩斯（Shtrpc/trpce）乡镇。回返的塞尔维亚族人过去是，现在也依然主要是年老者，他们“更愿意在家里，而不是在难民营里度过自己最后的生命”。
不可忽视的是，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人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塞尔维亚族深刻的敌对情绪是同他们饱受追捕、驱逐和暴力之苦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在1999年夏天推翻塞尔维亚族暴力政权之前，几乎每个阿尔巴尼亚族家庭都经历和忍受过这种极度痛苦的创伤。据科索沃受害人康复中心估计，四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居民都患有创伤后压力紊乱症（PSTD，即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2002年7月起在科索沃做有代表性的调查，从其民意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1999、2000年至2003、2004年间，科索沃主体居民和塞尔维亚少数民族间的关系没有取得积极的发展。绝大多数被调查的塞尔维亚族人都认为阿尔巴尼亚族人和塞尔维亚族人在科索沃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改善，而且他们认为今后也不会有什么改善。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科索沃—塞尔维亚族人的这种悲观态度在2003年更加明显，2004年3月发生了阿尔巴尼亚族主体居民针对塞尔维亚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力事件之后，悲观情绪就更浓了。
主体居民和塞尔维亚族人对他们之间这种紧张关系原因的看法也迥然不同。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科索沃居民都认为对方民族及其政治代表应该为这样的恶劣状况负责。在此，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人认为贝尔格莱德政府特别应为这种紧张关系负责，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政治代表还远在其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期预警小组的调查说明阿尔巴尼亚族主体居民和少数民族，特别是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塞尔维亚族之间在相互接受和相互认可方面有一道深深的鸿沟。前面我们已经详细阐述了历史原因、塞尔维亚族几十年的压制政策以及1998年和1999年的战争如何进一步加深了战后塞尔维亚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面临的社会隔离状况。因而在对一个科索沃国家的立场以及科索沃今后的国际法地位问题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基本共识。除了文化和历史差异，糟糕的经济形势也使阿尔巴尼亚族居民和少数民族间的关系难以获得深刻的、持续的改善。一方面，失业率很高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座右铭是：“如果塞尔维亚族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回来，他们就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岗位”，他们害怕难民回返所引起的就业竞争。另一方面，在所有科索沃人看来，既包括主体居民也包括少数民族，崩溃的经济形势没有真正的好转，那么未来就是没有保证的，也就是没有希望的。这也导致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敌对情绪没有减弱，极端主义攻击性行为的潜力反而在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