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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文萃弘海

古往今来,什刹海可谓诗文书画荟萃之地。

这片水域像一块海绵,从历朝历代吸纳了每一个时期的文化营养。从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位列“颜欧柳赵”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赵孟到主持明代文坛数十年的“神童”首辅、“茶陵诗派”核心李东阳,到“公安派”文学创始人三袁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从清初第一才子纳兰性德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从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到京味文学的大师老舍,诸多文化大家,全都在什刹海边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并且多有关于什刹海的诗文、事迹传世。从古至今,在有着“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之美誉的什刹海畔多的是寺庙、王府、私家园林,多的是花朝雅集、上巳春褉、辞章应答等文人活动,多的是闹元宵、逛花灯、洗御马、浴贡象、阅冰鞋、护国寺庙会、放荷灯、观莲节等热闹场面,多的是城隍出巡、火神诞日道场、广化寺盂兰盆会、烧法船等宗教与民俗活动。充满历史积淀的什刹海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包含了建筑、宗教、民俗、漕运、商业、科教、衙署、诗文、故事、名人、古代报时、地名演化等诸多方面,这些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一棵参天大树,在什刹海这块沃土上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式、文学艺术和民俗的方式展示着古都的兴衰演变。

什刹海畔诗词活动繁盛,各个历史阶段成立过诸多文学团体。饱学之士们在这里唱和不断,名作迭出,佳话频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感触与论述,充分体现出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延续中华文明的传统与高度的社会责任心。

历代文豪对什刹海的讴歌赞美、浅吟低唱,对什刹海这个美丽的湖泊和这块宝贵的土地,犹如镶嵌其间的串串珍珠、颗颗钻石。读到这些诗文的人,总会觉得什刹海更加耐人寻味。

可以说,什刹海的旖旎灵性所以时常拨动着今人的心弦,所以被认同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和这些文坛巨擘的如椽大笔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我们今天所要弘扬的什刹海文化,与先贤们的优美诗文有着密切关系。今人继承前人传统,且有新的作为,这本是历史前进的必由之路。展望未来,作为进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时代的中华子孙,我们当然不能仅仅重复前人所做的工作,我们负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作为今人,我们应做的综合、归纳、升华的工作更多。换句话说,我们首先需要把什刹海的方方面面尽可能研究深,从中挖掘出什刹海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价值,使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且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从而对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做出弘扬光大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真正地继承前人的传统,才能促进什刹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中共西城区委、区政府自1983年整治什刹海以来,一直把什刹海地区的学术研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由于有各界专家学者的直接参与,由于有中央、市、区各级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又有市民群众特别是当地居民的积极配合,什刹海地区在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方面,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陆续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什刹海自整治以来逐渐“热”起来的过程中,特别是什刹海总体规划的编制完成和《什刹海志》编纂过程中,一个词语诞生了——什刹海文化。这看似瓜熟蒂落的事情,又凝聚了多少自觉继承、弘扬什刹海传统文化人的心血和汗水。

什刹海文化,既是由于古人的千锤百炼千百年积累,也是由于近年来什刹海研究与实际工作的深入开展与提炼,什刹海文化的新概念陆续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应该说,近年来关注什刹海历史与前途的专家学者们、领导干部们、北京市民们已经促成了一个“什刹海热”。在北京市学术界逐步注重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形成了一个热爱、研究什刹海文化的群体。这对继承与弘扬什刹海的文化传统、提高什刹海的知名度,做出了积极的、有益的贡献。本记标题“文萃弘海”,其基本意义核心内容即在于此。

一、什刹海研究会的成立与什刹海文化研究起步

1990年成立的什刹海研究会,源起于1983年西城区依据党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工作的“指示”及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精神对什刹海开展的大规模整治工作。市政府批准西城区整治什刹海风景区方案的同时,批准成立了由区委书记陈元任指挥的什刹海风景区整治指挥部(简称“指挥部”)。什刹海研究会是在指挥部大规模整治工作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学术研究团体,借助指挥部之力,借鉴西城区工作中“内脑”与“外脑”结合的经验,大胆将“外脑”(北京市、全国的高端人才)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组织熟悉西城且有一定政策水平的离、退休领导与干部作为驻会领导和工作人员,视为“内脑”。他们具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实际、尊重群众的服务精神。“内脑”、“外脑”结合,融为一体,同时还邀请中央机关、市、区有关领导作为名誉会长参与研究,指导工作,形成一个既有理论知识水平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术群体。什刹海研究会的所有研究成果均凝聚着这一群体的智慧和辛勤劳动。

这一群体十几年中始终将什刹海的研究思路与目标置于“指示”和历次“批复”精神指导下,结合什刹海的实际,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性质、功能,服务于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城市的目标开展研究工作,推进具有什刹海特色的文化建设。什刹海研究会的一些最重要的研讨活动,都是在党中央精神的指引下进行的,如1996年以“什刹海建设管理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向区委区政府作的总结汇报,是根据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市委七届八中全会精神所做的工作总结,1997年请示区委区政府召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是建议区委作为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举办的,2004年2月请示区委区政府召开的“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是为学习落实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树立科学发展观而主办的。什刹海研究会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与建议,如合理利用景区资源,大力推进文化建设,提高景区居民精神文明水平,加强什刹海文化的研究等都是认真学习党中央精神的结果。

什刹海研究会的工作是紧密结合什刹海实际的。1998年出版《诗文荟萃什刹海》一书的《代序》和2004年“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一篇发言稿《初探什刹海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从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中梳理出什刹海文化的脉络、提炼出什刹海文化的属性和特色,提出“什刹海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决不可中断,平民性(民俗性)决不可泯没,多样性(兼容性)决不可任其消失”的重要意见,并针对社会上有些人对文物保护、环境保护不以为然的状况,研究会旗帜鲜明地提出:有些人错误理解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把发展仅仅理解为GDP的增加,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以此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对其他有关的重要方面不予重视,甚至造成严重破坏也在所不惜。现在党中央提倡的是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一定要从保护入手求发展。如只讲“发展”而把“保护”丢了,就必然产生“建设性破坏”而难以挽回。这是什刹海丛书执行副主编康奉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对什刹海工作的基本态度,也是为什刹海文化研究开的一个好头。这为日后什刹海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和判断依据。

什刹海的研究工作,是西城区和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域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什刹海研究会这一学术群体从实际出发,尊重专家,依靠专家,同时依靠群众、注重调查研究,保证什刹海的研究工作一直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开展。“外脑”的高水平因“内脑”的虚心请教与服务而得以发挥,“内脑”的愿望因“外脑”的指导和参与而得以实现,“内脑”与“外脑”的结合和良性互动推动着什刹海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时俱进。

二、《什刹海历史文化名胜风景区专号》出版

什刹海研究的起步得到《燕都》杂志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什刹海研究的第一组学术研究成果是什刹海研究会成立当年,以刘季人先生为主组织编辑的《什刹海历史文化名胜风景区专号》,刊登在《燕都》杂志1990年第4期上。

专号特例刊登了《什刹海研究会章程》和征集《什刹海志》资料的启事,与多篇论文、散文同时刊载。因而可以说,这本《专号》向社会各界宣示:什刹海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专门研究她的学术组织,也向社会初步展现了什刹海的历史文化风景名胜区域性质和什刹海研究会的基本任务,在北京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开始引起注意。

在《专号》中,共收录28篇文章。其中既有侯仁之、单士元、朱家溍、赵其昌等学界顶级专家撰写的关于什刹海与古都演变的论述、文化寻踪和海域风情的回忆,又有各界实际工作者的真知灼见,涉及古今中外有关方面的论述及景区规划前景的展望,还有一些历史亲历者的直接记录,凸显了研究什刹海队伍的高层次。社会上对什刹海的关注度与这些高层次的作者群体及他们高水平文章的影响力关系十分密切。

中科院院士、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先生在《什刹海与北京城址的演变》一文中论证了什刹海与北京城址的演变的紧密关系,论证了什刹海在七百余年前元大都最初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元初政治家、古代城市规划大师刘秉忠规划建设元大都,既继承了古代《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传统规制,又密切结合了当地河湖水系分布的特点而有所创新。元大都城市规划的基本依据,即紧傍什刹海东岸选定了全城自北而南的中轴线,大都城东西城墙的位置乃是源于积水潭东西两岸的宽度。明确了大都城规划的几何中心起点就是什刹海岸边的“中心台”,而当时水面浩瀚的积水潭,就自然落在了类似全城心脏的部位上。侯仁之教授的论述,确立了什刹海在北京城历史地位中处于发端的地位,而且至今仍在发挥重要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档案学家、故宫博物院名誉院长单士元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汪兆铭埋炸弹地点及被捕后的供词》。这是一篇对世传汪精卫在银锭桥埋炸弹刺杀摄政王案的考证文章。该文列有单老1925年在清室善后工作委员会工作时清点文物文献中发现的汪兆铭供词原文。结合作者少时亲历,认为,“汪所藏炸弹地点是在载沣府第稍东与什刹海河套相连处有一水洼,以青石板叠一小桥通行,在其北有明代古刹瑞应寺,现已拆建为学校”。纠正了世传刺杀地点为银锭桥的不实说法。这样的文章,为什刹海的研究工作树立了严谨务实、深入考证、绝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范例。

著名文博家、文物鉴定家、清史专家、戏曲研究家朱家溍先生为《专号》撰写了散文《什刹海梦忆录》,代表了很多老北京人对旧时什刹海的依依怀恋之情。他提到聆听鼓楼打鼓的感觉,提到张之洞故宅前“白云青山图开大米;斜风细雨春满天街”的自书联,提到少年时所见到万宁桥完整的白玉石栏杆,提到福兴居灌肠铺、聚顺和干果店、宝瑞兴酱园、庆云楼、烤肉季、会贤堂等老字号,提到火神庙热闹又庄严的火祖诞日的道场,提到诸多京剧名角在会贤堂的演出,提到会贤堂与张之洞换房子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他还将自己充满感情的诗作“作为‘什刹海梦忆’之一的结束”。附此诗以飨读者:

黄叶飘零尽,寒烟隔岸林。

笛声惊倦鸟,曲意澈冰心。

盛会应难再,悲时四序侵。

离愁望善遣,雾冷自披襟。

著名考古学专家赵其昌发表一篇《什刹海考古》专论,证明零星片段的地下资料带来一点信息,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什刹海之地曾是礼贤乡,考古资料证明,唐代的礼贤乡龙道村现在地名龙头井。赵其昌先生感慨道:“龙头井又正是考古名家郭沫若的故居所在。郭老一生从事考古学的研究,他却万没料到他后半生生活写作的地方,正处在唐代古村之上。地下有知,他该会含笑而眠。”赵其昌先生还进一步谈到,元代建大都,把什刹海围在城内,水滨的小小村落是非迁不可了。龙道小村的名称,微不足道。礼贤之名,大有来历,怕是不会轻易泯没的。今天北京东南50华里处有一个礼贤村,现在是镇,如果不是地名的巧合,很可能是唐代礼贤乡民的迁徙新居。

《专号》还刊登了赵光华、宁巨川与张文进、溥任、葛文、张宁、司剑平、张传彩、宋馆、郭平英、苏菲、孙荣芬、修明、靳麟、杨树屏、王德芬、刘季人、周肇祥、董毓麟、孙建宁、崔淑敏、王光远与姜中秋、汪元澂、朱自煊等名家撰写的26篇文章。这些文章,从历史、文化、名人及故居、事件、民俗、建筑、规划等方方面面作了既有分量又多姿多彩的历史介绍和富有现实意义的宣传。

《专号》虽然只是什刹海研究工作迈出的第一步,但它标志着什刹海的科学研究已经起航。它激起各界专家学者和老北京们更多的期待,也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来关注什刹海。

三、组建编纂《什刹海志》和研究什刹海景区总规的两支基本队伍

什刹海研究会自成立起,就明确地认识到,什刹海研究是一项繁复的系统工程。在侯仁之教授提出编纂《什刹海志》得到西城区时任区长衣锡群的赞同和大力支持下,什刹海研究会更感受到这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光荣任务。

什刹海研究会成立之初,就组建了调研工作组、学术研究组、办公室。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对什刹海地区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编纂《什刹海志》,同时受区政府委托,参与什刹海景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以下简称“总规编制”)。1992年市政府批准总规后研究会回归本位,开展了跟踪总规实施的研究工作,为政府完善实施总规建言献策。

什刹海研究会工作人员十分热情地查阅史料,请教专家,拜访名人,召开小型座谈会,联络周边单位,深入胡同四合院,求助居委会,采访老居民,查找落实什刹海周边文物古迹,收集口碑资料,积累了一批原始资料。这是需要加以肯定的成绩,但是距离研究景区总体规划和编纂《什刹海志》,在资料、人力、人才方面都还有很大差距。于是借助政府“内脑”与“外脑”结合,研究西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增强服务力度,为修志、研究“总规编制”,逐步扩大形成两支以专家学者为主体的队伍。

在“总规编制”方面,逐渐形成了以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为指导,朱自煊、郑光中两位知名教授带领清华大学师生为主体,什刹海研究会和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随时邀请各界专家进行研究评议,清华大学根据这些专家与研究会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的运作模式。

在《什刹海志》编纂及相关基础工作方面,在侯仁之教授指导下,组建了“什刹海丛书编纂委员会”。侯仁之先生任主任,历史、地理、水利、文物、城建、园林绿化、民俗、档案、史志等方面诸多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分工合作,各尽其责,前后参与编写《什刹海志》及相关书籍的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不下百人。

这两支队伍犹如跑在一条大道上的两辆“探路车”,承载着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及群众的愿望,协调有序交错奔向一个目的地——研究什刹海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历经14年,“探路车”走出一段段艰难的创业路,逐渐打开局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阶段性成果,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表彰和奖励,得到基层群众的支持。

14年中,什刹海研究会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虽不懈努力,但距党和群众的要求与愿望,尚有很大差距,什刹海研究还有很长而又艰难的路要走。

四、编纂以《什刹海志》为主的《什刹海丛书》

什刹海深厚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她是老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全景式博物馆。什刹海的研究工作,包括了什刹海地理、名称和行政归属的演变;水利、漕运,工商、经济、环境、交通运输,文学、艺术,文教、科研、体育、卫生,民俗、民风、人物,名胜古迹、街巷、旅游、景区规划建设与管理等多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这些研究内容是研究会的基本任务,也是与成立之初西城区政府采纳侯仁之院士倡议所设定的编刊《什刹海志》的计划密不可分的。什刹海研究会多年来一直没有松懈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

为编辑《什刹海志》,研究会组织工作人员收集有关什刹海的各种资料。其中,收获最多的是什刹海周边的人物、传说、轶事,并了解到当时什刹海周边居住着很多的各界名人。仅凭这些,编纂《什刹海志》显然远远不够,但编写一本与什刹海有着种种“缘分”人物的书,却是够用了。而编写这样一本书,无论对宣传什刹海、编制什刹海景区总体规划还是对编纂《什刹海志》,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醇酽醉人古都情——《京华胜地什刹海》出版(1993年12月)

该书共收录55篇文章。开卷还刊登有精心选配的11幅彩色图片,有冰心老人、溥杰先生、程思远副委员长和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同志的题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康奉和编委张志在组织编辑《什刹海丛书》过程中曾有吟咏什刹海及表示积极投身什刹海文化建设的唱和四首,以《诗言志》为题作了刊载。侯仁之教授为这本书写了(代序)——《什刹海在北京城市建设中的古往今来》。这篇不足两千字的论文和专为什刹海撰写的碑文《什刹海记》,不仅展示出什刹海的精粹,还为编纂《什刹海志》记述历史与现状指出了具体途径,这两篇文章和原在《燕都》(专号)上的《什刹海与北京城址的演变》一起,发挥了修志的引路作用。邓拓的著名文章《北京的古海港》在征得邓拓夫人丁一岚女士同意后选录重登。书中还收入了吴良镛教授的《北京汇通祠考及〈重修汇通祠记〉》、周永源的《把什刹海建设成北京中心地区有传统特色、优美的风景区》等重要文章,从历史和发展前景方面带给读者很多新的认识,展现了什刹海研究的广阔领域,体现出创新发展的精神。

这本书除上述几篇作品是综合性说海、议海之外,其余重点写的是与什刹海结下不解之缘的文化名人,而作者中很多本身就是著名人物和大家,颇有“名人写,写名人”之意趣。数十位作者、数十篇文章,记载了诸多文化名人在什刹海的种种轶事、趣事,喜怒忧伤,不了之情,这些对读者都有较强的吸引力。该书的出版获得西城区政府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等奖和奖金,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的反响,其中香港《文汇报》刊登了区宗汉先生以《醇酽醉人古都情》为题介绍《京华胜地什刹海》的书评,写得生动活泼实在,突出一个“情”字。本记将该文附后,以飨读者。

(二)《诗文荟萃什刹海》出版(1997年8月)

要了解什刹海,不能不了解历代先贤们和当今文坛具有影响力的作者们在这块类似于京城后花园的地方曾经写过的那些诗词文章。那些中华民族的杰出文化人,他们在此吟咏过什么样的美景,记载过什么样的生活,抒发过什么样的感情,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他们为什么对什刹海情有独钟。

在什刹海研究工作中,随时接触古人的诗篇佳作,好像穿行在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廊。古人那些涉及自然风光、政治冷暖、经济变迁、佛寺禅境、文化交往、民风民俗、人间友情的诗文,给我们了解、认识什刹海提供了艺术的享受,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与财富。

在张必忠先生原编《什刹海诗选》的基础上,编辑部组织多人遍查历代文集、京华史志、善本原版及正史、稗编,广泛收集资料,再经反复稽考,进行编排和注释,终于编辑成《诗文荟萃什刹海》一书。书中选录的诗是自元初至近年的一些旧体诗词,文是自元代至20世纪90年代的记述文章,时间跨越700多年。其中诗词269题392首,文章49篇,作者219人。作者中除个别在品德或大节上属有缺欠或有争议者,为历史文化原貌而适当选用外,都是艺术与名节俱佳的。什刹海的历史风貌在书中得到比较全面地反映。

这本书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见证历史。如元代王恽《通漕引》一诗,以“役徙三万期可毕,一动虽劳终可利”这样的诗句称颂漕运工程的宏伟及历史功绩,又以“从今粒米斗三钱,狼藉都城乐岁丰”嘲讽谴责当时贪暴的“接粮御史”。元贡师泰《明仁殿进讲五首》则记录了他作为汉族文臣给大元皇帝讲授儒家经典的史实。从明代李梦阳、何景明、黄正色、王世贞、米万钟的诗作中,可以体会到高压政治环境下他们的不满与不平。清代黄侃、林思进、刘履芬、恭亲王奕等的作品带有或强烈或隐晦的忧愤牢骚、痛苦郁闷,对后人研究历史、剖析他们的内心都很有价值。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南湖即景》是在日军入侵、北京沦陷、他逃至云南蒙自时写的诗:“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他看到南湖风光颇似什刹海,即景生情,赋诗书愤,记录了那个特殊的时代。顾随先生的词《鹧鸪天》和《净业湖边作》等也属这类沉痛的忧国之作。萧军、周怀民等作者则记录了“文革”期间与改革开放之际不同的感受,均有见证历史的意义。在《诗文荟萃什刹海》的下篇,集中了与什刹海历史有关的文章,从明代任《元史》总裁官的宋濂所写《通惠河等三则》起,到当代学者邓云乡先生的《逛什刹海》止,收集了40位作者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研究什刹海重要的源头性资料,基本上都是作者亲历的记录。比之格律化的诗歌,具有更加朴素、更加准确的意义。其中选取的部分内容,如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震钧的《天咫偶闻》等都是研究北京史最权威的著作。

二是薪火相传。自古以来,中国的诗词歌赋,一直在传承前提下发展,在发展当中求传承。而传承与发展的形式,历朝历代多通过群体性的集社、文会,或同游或共饮,有命题、有唱和,求指点、求进步。在山水间忘情,在酬唱中交友。中国的诗词歌赋文化,就在文人墨客各显才华中薪火相传。什刹海数百年的文人活动,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代赵孟欣赏并提携青年才俊李材成为忘年交的佳话就使人们感受到了这种薪火相传的力量。明代李东阳的怀麓堂和西涯书屋,就在什刹海西岸,几十年中成为“茶陵诗派”的文会之所。明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后七子王世贞等,公安派三袁兄弟,先后都在什刹海开展了群体性的文化活动。清代纳兰性德在后海北寓所渌水亭、通志堂、花间草堂、珊瑚阁等处和阳羡词派的陈维崧、浙西词派的朱彝尊,还有顾贞观、张纯修、严绳孙、沈尔燝,以及画家禹之鼎、经纶、篆刻家吴晋等时常雅集。法式善在后海前岸小西涯、梧门书屋设诗龛,和好友诗人吴锡麟、洪亮吉、张问陶,画家罗聘、盛淳大、张道渥,琴友积善、何道生等经常集会。翁方纲在后海畔酒楼每月举行诗会,参加者有张维屏、尹秉绶等24人。晚清张之洞、陈宝琛、李慈铭、樊增祥、陶方琦、李释戡、冒广生等也曾在什刹海畔相聚为文会。萧军“文革”后在他住了多年的“银锭桥西海北楼”组织了有名的野草诗社。这本书中的很多作品都是这些雅集、文会中的作品。今人欣赏佳作的同时,还可得到薪火相传的启示。

三是记载民俗。什刹海是个集中体现老北京民俗的地方。这些风俗年年适时而行,短则一两天,长则按季节出现,其中有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而现已不复存在。《诗文荟萃什刹海》书中以诗文形式留下了记载。元代宋褧为我们留下一首《过海子观浴象》:“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实属什刹海浴贡象难得的历史写照。什刹海洗御马同样历史悠久,元代朱德润的《西海子观内厩洗马》和明代贺世寿的《漫园水次看洗马》都记下了当时的盛况。人们可由此得知那个时代北京宫廷与百姓生活交点的一个场景,得知洗御马是个多么历史悠久的活动。中元节的盂兰盆会,什刹海这里照例都要举行群众性的活动,广化寺做法事,人们举灯游湖、弄舟或在水边放荷灯,有时烧法船。清代黄竹堂对放荷灯就有诗记载:“一树蒿香千点星,柄荷擎绕绿霞蒸。中元善果盂兰会,净业湖边放水灯。”冬季什刹海滑冰床,是十分独特的民俗,明代吴惟英、刘侗和清代张问陶、富察敦崇对此均有描述。朱家溍先生发表在《燕都》杂志(什刹海历史文化名胜风景区专号)的文章《什刹海梦忆录》也被收录,记录了前海东岸火神庙每年6月22日的火神诞日道场,弥足珍贵。

四是描绘风光。书中各个时代的诗人们几乎都表现了什刹海的美。从元、明、清、民国直到现代,诗人们用充满感情色彩的笔,来描绘什刹海,把什刹海的四季不同的美丽和魅力,多方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欣赏这些诗文的时候,读者随时都能感受到作者们对这片湖泊的拳拳眷念之情。情景交融是所有这些诗文的特点。从艺术角度分析,这些诗的水平也是很高的。举例来说,无论是元代王冕《送人上燕》中的诗句“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画船如酒楼”,还是清代姜宸英《容若邀游城北庄移舟晚酌》中“散漫杨花雪满堤,停船只在画廊西”的用笔,都深得中国画白描手法的真谛,是极其简洁的艺术精品。在刘侗、于奕正的《水关等十则》(选自《帝京景物略》)中对什刹海的描绘“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成为迄今为止有关什刹海的最简练、最优美的描述。

正是有了这些诗词文赋,什刹海才显得如此的富于灵性,如此的引人入胜,如此的充满感情色彩。

该书是什刹海研究会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是什刹海历史上第一次把区域内有关什刹海的诗词文章汇编成书。它是七百年来人们以诗文形式对什刹海历史风貌的一种记载,为我们研究什刹海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大量资料。此书的编辑是从某一个角度对什刹海文化开展深入研究的一次实践。

从这次实践,得到一项重要启示:对什刹海历史文化的研究,课题很多,可以是水域、水道的变迁,可以是街巷、民居的历史、可以是私家园林的演化,可以是宗教寺庙的兴衰,可以是民风、民俗的成因,可以是老字号的沿革,可以是文学流派、科学艺术社团的活动踪迹等,特别是数十处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与如何利用的方案,每一项课题都需要像《诗文荟萃什刹海》这本书一样,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深入进去,充分查找史料,并经过反复论证,得到对历史文化的真正认知,什刹海的研究工作才能进一步深化。

什刹海表面看朴实无华,甚至破破烂烂,实际上却是遍地珍宝。她像一个装满了古物的房子,里面尽是被厚厚的历史尘埃掩盖的物件。她需要我们一件件小心翼翼地拭去灰尘,才能呈现珍宝的真面目,需要我们一件件地去了解清楚它们的历史渊源、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逸闻趣事,判断其在北京历史、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价值。

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度日益提高,终有一天,大多数人会承认,什刹海的事情,只能这样小心翼翼地去整理、挖掘、考证、恢复、利用。

《京华胜地什刹海》和《诗文荟萃什刹海》的出版为《什刹海志》的编纂积累了经验,积累了资料,也锻炼提高了编纂队伍,《什刹海志》的编纂基础初步具备。编纂队伍进入了这间“装满古物的房子”,但弄清这间房子里古物的来龙去脉,尚需走更长、更艰难的路。

(三)攻坚克难胜利完成修志任务

1998年以来,《什刹海志》进入了攻坚阶段。编写一部前所未有的什刹海历史文化地域的志书,遇到的困难之多是难以想象的。

首先是志书的记述范围和体例、编辑写作大纲的基本思路等最基本的问题。《什刹海志》共计12篇,另有总述和大事记,总计55万字,是一项浩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同于北京市志、北京西城区志等地方志,什刹海有史以来没有形成过一个政府确定的行政边界。溯史究源,它是古永定河故道历经沧桑巨变而不断演进的一片水域,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留传下的一份丰富的文化遗产叠加于美丽的自然遗产。它是跨行政边界而存在的,如何明确并依据什么明确《什刹海志》的记述范围是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可喜的是什刹海总体规划草案明确的规划范围是以十分集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为基础规划出跨东、西两城区区界的景区,占地146.7公顷。于是在《什刹海志》的凡例上首先明确了按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总体规划方案》和日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根据需要适当扩展的原则。随着对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资料的搜集与研究,编委会取得共识,把记述范围以2002年市政府批准的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占地301.57公顷)为基础适当扩大。西至明代形成的今新街口南、北大街,以东的北段扩至今旧鼓楼大街,以东的南段接地安门外大街(含钟鼓楼)两侧,南界为地安门西大街,北界扩至元坝河一带,即今北护城河西城段,占地四百余公顷。还有《什刹海志》的体例显然不能按照地方志设计,而是参照1985年《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关于“名山大川,凡具备必要条件者,可编纂独立的志书”,“各类专志则冠以专名”的规定精神来编纂《什刹海志》。这一系列难题都是在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什刹海志》主编侯仁之先生指导下解决的。

其次是如何安排《什刹海志》的编辑大纲。什刹海的灵魂是什么?区域内经济、社会形成的最基本要素与特色是什么?执行副主编赵洛通过学习侯仁之教授的三篇论文(后列为《什刹海志》总述)首先悟出,写志必先志水,志水是全志的龙头。依此思路,什刹海丛书编委会名誉顾问单士元先生、顾问周南等同志和《什刹海志》编辑部主要成员康奉先生等深入研究了全志的编辑大纲,统一了认识:《什刹海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需较为详细地记述什刹海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以及什刹海地区经济、社会演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本着溯源究始、鉴古知今的思路,全书应以志水先行,首先探究什刹海湖泊的形成与演变,而探究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证北京历史上的河湖水系变迁。于是,古老的治水、水、古永定河、古高梁河、三海大河等都成了编辑部研究的对象,后世的白莲潭、积水潭、什刹海的来龙去脉在“志”中更须条理分明。正是由于水源、水系、水域在历史上的开发利用,衍生出什刹海地区农、工、商、交通运输等经济形态。还是这一水域的旖旎风光,又催生出人们沿湖的种种活动:各类建筑、园林、街道、人居、民风、民俗、文化艺术等。应该说,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才有人类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才有我们的先人们在这一地区留下的令后世子孙骄傲的文化遗产。有这样丰富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才有我们今天对什刹海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以旅游为龙头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编委会按照这一思路,根据经济与社会、历史与现状设计出了全志12篇及大事记等篇章,侯仁之教授亲自推荐了著名水利专家蔡蕃、历史专家尹钧科撰写有关治水等篇章。

在全志编辑大纲明确基础上,各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蔡蕃、尹钧科、龙德麟、刘闯、刘季人、李敏、宋柏、张必忠、金荟明、封启智、柳捷、徐秀珊、徐洪烈、萨兆沩等开始分工撰稿及编辑工作。每位撰稿人都是在掌握充分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写作的,而在编辑部一次次提出修改意见后,又都不厌其烦地修改、完善。

再次,对资料的鉴别确认当然也是个大难题。在各位专家学者、撰稿人积数年之力撰稿、改稿的基础上,编辑部先后两次集中食宿,进行审阅修改,核对史料。有争议的事情是时常出现的,专家学者们往往也持有一些有冲突的史料。集中期间曾多次开展小型学术座谈会,弄清资料的可靠性,慎重对待、合理解决学术上的分歧。

在主编侯仁之院士主持与指导下,编辑部全体同志以求真、求实、合作、奉献的精神投入工作,经特约专家、特约编审、全体撰稿人和编辑的共同努力,反复审议,《什刹海志》终于2003年2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侯仁之先生在《什刹海志》总述中突出记述了紧傍积水潭东岸设计的元大都中轴线的历史地位与其在北京城市形成发展史中的伟大作用,记述了京杭运河终点码头——积水潭港的演变历史。正是关于中轴线、京杭大运河终点码头这样北京乃至全国仅有,且享誉世界的源头性历史论述,确定了什刹海在全国各城市、各地区中极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以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日后将对国际国内发挥的影响判断,为什刹海立志是完全必要的。

《什刹海志》是什刹海研究会与什刹海景区管理处合作出版的,这是什刹海地域的第一部专志。得到历届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和指导,得到西城区科教文体卫、城建、档案系统诸多部门及街道的支持,得到什刹海地区恭王府、宋庆龄故居等诸多单位的大力协助。

《什刹海志》出版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有关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专家评审小组对《什刹海志》的评审意见中说:在国务院颁发的101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中,就一个区域能写出55万字的志书,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是一个创举。它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都应当这样一个一个地做。

1.《什刹海志》为了保护什刹海历史文化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历史资料。在全国城市化和改造旧城的大潮中,能够实事求是,明辨真伪,为保护北京城中的什刹海做出了重要贡献。

2.《什刹海志》在考定历史遗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方面,广泛收集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取材严谨,立论宏大。

3.《什刹海志》在记述近现代史方面,能做科学的社会调查,去伪存真,还历史之真实面貌。

《什刹海志》专家评审小组组成人员中,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先生。成员有国家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先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自煊先生,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王东先生,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资料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志雄先生。

在北京方志学领域内,景区编志尚属填补空白之作。在全国101座历史文化名城中,也是领先之作。对于西城区来说,这是一项有价值的文化建设。对于北京市来说,这也是当代人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文化遗产。对于什刹海的保护、建设、开发、管理等各项工作,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资料库。

(四)旅游丛书之一《什刹海》出版

2004年,什刹海研究会还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什刹海》,列入《北京览胜丛书》。

研究会原有编印什刹海旅游系列丛书的计划,《访胜探幽什刹海》为第一册。《什刹海》是在《访幽探胜什刹海》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因《什刹海志》编辑工作紧张,原计划暂停。其时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正在组织编辑一组《北京览胜丛书》,而《北京览胜丛书》的主编恰恰也是《什刹海丛书》编委会的主编侯仁之教授。在《什刹海丛书》编委会副主编,同为《北京览胜丛书》编委赵洛同志建议下,经协商,决定将《什刹海丛书》编辑委员会作为该书作者,《访胜探幽什刹海》更名为《什刹海》,列入《北京览胜丛书》,由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全书主要内容包括没有积水潭就没有北京城、名胜古迹遍湖畔、名人荟萃什刹海、饶有情趣的斜街曲巷、什刹海畔品美食、胡同游和水上游的重点介绍与讲解。这本书对宣传什刹海、推动什刹海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纳兰成德集》出版

纳兰成德是什刹海畔最引人瞩目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研究会在对纳兰成德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和尝试,《什刹海丛书》编委会的几位成员,都是文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其中《什刹海志》常务执行副主编康奉先生是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兼中国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几位专家在中国老教授协会从事中国古籍整理工作多年,他们对纳兰成德研究颇深,已有了《纳兰成德集》初稿。经几位专家的建议,什刹海研究会于2003年决定把编辑出版增广新版《纳兰成德集》列为《什刹海丛书》的一集。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增广新版《纳兰成德集》于2006年出版。这是继康熙三十年(1691年,即纳兰成德去世后的第六年)纳兰师友将其生前的诗词文章等整理结为《通志堂集》刊印出版后第一次有了更完整、更适合现代人阅读的纳兰成德文集。

与《通志堂集》相比,增广新版《纳兰成德集》重点收集了纳兰成德存世的全部词作349首(《通志堂集》收录300首),且全部加了注释。此外还收入纳兰的诗362首(《通志堂集》收录354首),赋5篇、杂文23篇(《通志堂集》收录杂文21篇),都加了标点。《渌水亭杂识》是纳兰成德的札记体著作,共4卷,增广新版《纳兰成德集》全部收入并加了标点。《通志堂经解》(共140种,1788卷)是清初最早出现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纳兰参与搜辑、编校、刊行,是为后世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这部丛书中纳兰撰写的总序等计65篇文章被收入《通志堂集》,增广新版《纳兰成德集》增至67篇。纳兰有给其师友的很多书简,但《通志堂集》只收录了5件。增广新版《纳兰成德集》则增至41件,这对纳兰成德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贡献。此外,这部书还附有一些对研究纳兰很有价值的其他资料。

这部书的出版,也为什刹海畔历史文化名人乃至文物古迹的专题深入研究开了个好头。

五、跟踪规划研究,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推进什刹海文化研究

什刹海研究会在几年中先后编印了四本《什刹海研究》,这既是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记录,也是十四年中什刹海保护、规划、建设、开发、管理等各项工作的历史轨迹。这几本书中收录文章,从主旨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跟踪规划研究

什刹海研究会成立后,即按照区政府的委托参与了什刹海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1992年9月24日,在北京市政府扩大的常务会议上,什刹海总体规划方案获得原则批准。什刹海及周边地区被命名为“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这是市政府对什刹海地区的首次正式命名,也是对什刹海地区范围、性质、功能的新定位。

总体规划获得批准,是什刹海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现代城市科学意义上的独立规划。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什刹海的开发、建设、保护、管理、利用,第一次有了基本规则。虽然后来的实践证明,什刹海的总体规划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存在受到当时房地产开发热影响而显得前瞻性不足的问题,但从整体上评价,什刹海总体规划是一个成功的规划,一个有奠基和开拓意义的规划,一个指出了什刹海发展方向的规划,一个发挥了重要保护与发展作用的规划。

什刹海研究会1992年第四季度提出编制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议。1993年5月,什刹海景区管理处所属北京什刹海经济建设开发公司经请示领导同意约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师生研究编制《什刹海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1995年形成草案。在1997年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的基础上,什刹海景区管理处于1998年初委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制《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旅游事业发展专项规划》。当年12月形成草案。这两项规划,先后向区委区政府做了汇报,虽未形成最终审批决策意见,但实践证明这两项规划较什刹海总体规划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特别是旅游事业发展专项规划对落实1997年“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会议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什刹海的文物古迹、历史风貌起到了保护作用,对建设性破坏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文化旅游业起到了引导作用。

规划工作是什刹海日常工作中的重头戏。人们常说,城市建设,规划先行。什刹海研究会的专家们对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的重要性极为重视,不遗余力地在规划工作方面投入了力量。

规划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方面规划工作具有阶段性、时效性,已有的规划需要在若干年后进行修订;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跟踪规划的实施,形成落实规划原则、监督规划实施、检举处罚违规行为的有效机制,及时发现规划本身存在的问题,记录规划的缺陷与不足,并继续听取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从实践中得到的真知灼见,为下一轮的规划修订做好思想准备和资料收集等组织工作。

《什刹海研究》(一)中收录的是1997年11月研究会建议西城区委召开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简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的专家发言稿。其中,规划专家的发言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北京市规划局原总建筑师李准、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朱自煊、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郑光中、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钱连和、北京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张敬淦、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王东、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曹连群等。来自其他各个专业领域的很多专家也就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景区的保护与建设、发展文化旅游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等诸多方面展开探讨,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实际上也是从多角度对什刹海的规划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意见与建议。如这本书的前言所说:“这次研讨会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的一项具体内容,通过调查研究,充分讨论,提高认识,提出进一步完善与实施总规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可以说,这样的会议是对什刹海总体规划五年来实施情况的跟踪与检视,是对历史认识及得失的探讨,是对什刹海总体规划实施中“保护、整治、开发、管理”建设方针关于“开发”的新的阐述,从而抑制了片面追求赢利而不顾什刹海整体环境与文化保护的房地产开发活动。

事实上,在1996年10月什刹海研究会以《什刹海建设管理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什刹海研究》(二)]为题向区委、区政府所做的总结汇报中就十分明确地对房地产开发已形成对什刹海历史文化的冲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我们自己守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唱文化的调子,造成资源的浪费”。这个总结汇报报送西城区委、区政府,引起重视。这是促成1997年11月召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的最初起因。1997年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专家学者们很多发言都谈到了当时文化建设与自然环境建设滑坡的问题。对于环境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滑坡、破坏现象,有了进一步的理性认识。树立反复治、治反复的观念,成为研究者、管理者的共识。会议还突出地强调保护资源就是保护前途,认为发展文化旅游业是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在保护前提下加以利用的方向。这个会议取得了保护环境、保护文化,引领发展的共识。对于1996年10月研究会《什刹海建设管理工作的回顾与展望》的意见是有力的深化与推进。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各讲话稿经专家学者们自己审定,集成为《什刹海研究》(一),是一本关于什刹海规划、保护、建设等认识与实践的翔实记录。此外,在《什刹海研究》(二)、(三)中,还有大量以什刹海规划、建设为主题的调查报告、建议、意见。这些文稿,发挥了跟踪总体规划实施、配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旅游专项规划的编制等作用。

(二)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

2004年2月,什刹海研究会借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东风,建议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召开由研究会主办,区科委、科协、旅游局、什刹海管理处等单位协办的“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简称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会议主题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什刹海的实际,探索可持续发展问题。1997年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为什刹海确立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戒急戒躁,宁慢勿乱、慢中求进的工作思路,这次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力求为什刹海21世纪近中期的保护与发展做好铺垫,打好基础。

出席会议的各界专家学者、有识之士积极建言献策,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先生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护民族之瑰宝》为题,全面阐述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与特色,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他认为打历史文化名城这张牌,才能扬长避短,显示出北京的优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先生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什刹海的整体保护》为题,谈到什刹海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粹所在。一定要保持这一片净土,千万不要为了赚一点小钱,在这个地方搞什么卡拉OK,弄得乱七八糟。市政管委原副主任、园林绿化专家陈向远先生在《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整体保护与园林建设》的发言中深情地讲道,什刹海“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如何利用、如何使其永存不衰。”他提出六点中肯的建议,回答了保护什么、淘汰什么、展示什么、宣扬什么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他对什刹海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发表的见解。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倾向总规划师、什刹海研究会副会长王东同志以《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对什刹海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决定我们对它的态度,左右我们的政策,影响我们的措施。他从规划的角度谈到一定要把握住什刹海的性质,谈到什刹海的规划要与时俱进,向广度和深度进军,谈到规划的科学性在于它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还谈到什刹海规划的实施要注意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建设与利用、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中央与地方等几个方面的关系。他说:“什刹海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保护好、建设好什刹海是当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断发掘什刹海丰厚的文化底蕴,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认真保护、并发扬光大,这对于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毫无疑问将是一笔不断增长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什刹海研究会会长赵重清就发展创新、深化景区性质功能的研究,延扩保护区范围,改革行政、经济、社会、人才等管理体制的认识作了注解和说明。经过这次会议的研讨,什刹海研究会将研究工作的思路适时调整为加大改革力度,依据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民为本、民利为先,依法保护、统筹规划,优化环境,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分批分期推动什刹海地区的整体保护与利用,他在发言中还结合什刹海的实际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与会的朱自煊、李庚、杨振华、钮德明、蔡蕃、朱祖希、萨兆沩等10多位专家学者及10余位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代表均围绕会议主题,作了精彩、实在的发言(含书面发言)。

最后林铎区长讲话,他充分肯定了会议开得很成功,专家们站得高看得远,研究深收获大。他说“什刹海地处西城,但实际上它是北京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这个高度来认识,才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倾注了这么多的心血来研究什刹海。从这里体现出对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对我们传统的北京文化,深厚的感情和情结,也是一种历史责任感。”“我们下一步要借鉴各位专家、社会各个方面对北京历史文化保护,特别是对西城区域的文化保护的研究成果,丰富我们的思想,理清我们的思路,更好地在专业部门的帮助下制定规划,组织实施。”“当然,保护、利用,包括解决市民的居住条件,里面存在着一定矛盾……下一步,我们要专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他还表示,西城区不仅要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走在北京市的前列,“在历史文化保护、社会协调发展上,也走在北京市的前列。”

以上专家、学者、有关部门的建议和领导讲话均收入《什刹海研究》(三),收录的论文体现了专家们在什刹海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进一步深入思考与建议,这些文稿围绕什刹海的实际,对什刹海的研究与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专家们的这些建议,代表的是社会进入新时期所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是一种与什刹海的发展前途密切相关的文化。从这种探讨中,可以感受到其中所孕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都文化建设的脚步。它预示着,什刹海文化的弘扬与发达将成为新时期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推进什刹海文化研究

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中国学研究委员会主任、《什刹海志》常务执行副主编康奉同志以《初探什刹海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为题,在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就什刹海文化的概念作了探讨性的发言。他的发言代表了什刹海研究会在多年研究工作中得到的认识,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与研究,逐渐形成研究热点话题,涉及的内容日益广泛,日益深化。

如何推进、把握什刹海文化的研究?什刹海的历史文化是从古代起相沿而成的,在《诗文荟萃什刹海》一书的编纂过程中研究会的专家们就开始了认真的探讨与思索。

古人云:“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是从微观角度说“文”与“道”、“诗”与“志”的关系。纵观什刹海七八百年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前人在什刹海畔所留下的不计其数的诗文,从宏观和整体上也给后世留下了需要重视并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道”与“志”。

这个“道”与“志”,今天看来,大体上包括三方面。

一为:什刹海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地位、跨越朝代的魅力而备受古哲先贤的悉心赞美。积累至今,什刹海已成为古都北京文化最具魅力、最具人民性的区域。今人有责任继续发展什刹海的文化内涵,弘扬其传统,勿使中断。

二为:历史上曾经被前人吟咏描摹的水迹胜景、名园、古寺、美景、盛况、佳宴……这些当初的朵朵奇葩、点点星辰已经与它们的发生地——元大都城的中轴线和京杭运河的终点码头——什刹海一起成为北京市重要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成为一个独特的宝库,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什刹海是北京建都七百年来唯一保存下来的全息式标本,什刹海的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的进程,将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后来者须珍惜、继承、保护、发扬,勿使中断遗失。

三为:自元、明、清、民国至今,什刹海传承下来的宝贵诗文佳作,既有出自汉裔文宗之手笔,亦有发于蒙古、女真、满等各族名流之胸襟,更有各族诗人无分你我之交流合作,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血乳交融的历史渊源。自元大都至北京的七百余年,是继秦汉、隋唐之后,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主要是以北京为核心区域完成的。今人开发建设什刹海,一定要与时俱进展现中华各民族包容、爱国、复兴、发展的历史与趋势,勿使偏颇。

在什刹海文化的研究中研究会始终注重当代与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关系、注重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注重中华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大文化,使历史悠久的什么刹海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与时俱进。

《什刹海研究》(四)是对什刹海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部资料集,是西城文物专家刘季人先生依据对什刹海研究的实践编辑的,其初衷是供广大热爱什刹海的朋友们研究参考,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持续研究什刹海服务。

《什刹海研究》(四)上编是名胜古迹资料选编,分为八章:积水潭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有些人误认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是通州,故在此依充足的史料和权威的《辞海》词条予以纠正);文献撷要;文物保护单位;胡同四合院;古树名木保护;进步爱国革命史迹;什刹海十大景观;今日北京城,源出什刹海,明日什刹海,犹见古都情。内容丰富,有研究、有见解、有建议。

在“文献撷要”一章中,包括了赞美什刹海佳句,西涯八景,文史钩沉,新编地方志中的什刹海,元代翰林国史院、钟楼、齐政楼及万春园、望海楼和望湖亭的文字记载等内容与建议。其中在元代国史院的记述中,以翔实的资料证明:“于北相庄金兀术第建翰林院”,统一了金兀术第建于何处的认识。在什刹海研究会提供的与什刹海有关的“宰相”名单中,(元、明、清、民国时期相当于“宰相”职位的名单)增加了金代的一位“宰相”。

在“文物保护单位”中,除了4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7项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提出了建议研究列入保护的文物单位64项。由此可以看到,这本书并不仅仅是资料的陈列,而是有着对资料研究基础上的见解和主张。

再如,“什刹海十大景观”一章中,在对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市已有125座博物馆,但缺少元大都博物馆、元大都漕运博物馆、宛平县衙博物馆、王府博物馆、四合院博物馆等等”,提出“应建什刹海博物馆”的主张。在第八章中,更是提到“元大都、什刹海不应只留在记忆里”。《什刹海研究》(四)的下编收录了部分文物保护法规和古哲先贤、现代著名专家学者对什刹海撰写的论文与文学作品,以利于实际工作的需要。

《什刹海研究》(四)上编卷首引载胡锦涛同志《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贺词》和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在市长研究班上的讲话(摘选),下编则是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汇编,体现了什刹海研究会以国家的政策法规为依据,保护好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使之流传后世永续利用的初衷和目的。

纵观《什刹海研究》(一至四)贯穿着一条红线:努力依据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批复精神和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精神,结合什刹海的实际,辑录各级领导的指示、讲话,各界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来自多渠道的论文、讲稿,同时将什刹海研究会各个阶段工作中形成的主要意见、建议、调研报告文稿收录进去。这些文稿,代表了各界领导、专家学者和群众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什刹海的关心与爱护,从中可以看到什刹海研究工作逐步深入的过程。这几本书只是什刹海研究初始阶段的资料,今后什刹海可持续发展的路还很长,尚需后来者付出更艰苦的努力。

六、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什刹海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不应只是学术研究,也不应只是高层面专家学者的事情。什刹海研究会在实际工作中深深体会到,什刹海文化要真正得到弘扬,首先应该在什刹海周边扎下根来。这涉及当时什刹海景区范围内仅西城区就有两个街道办事处,一个景区管理处、二十几个居委会,涉及一万余户、三万多居民,涉及十几所学校,涉及数以百计的沿湖各种类型、各种所有制的大大小小单位。只有这些群体认识到什刹海文化的珍贵、较多地了解并以什刹海为自豪,自觉维护什刹海的自然环境和优秀文化传统,才能给来到这里的游客及热爱北京文化的人们一种文明传承、首善之区、名不虚传的感受。当然,现状与理想是有巨大差距的,需要我们做坚持不懈地努力。

什刹海研究会成立之后,总结了西城区委、区政府于1983年推行由徐帅号召开展的“柳荫街军民文明街”活动和大规模军民共建什刹海的经验,随即建议并得到区政府同意建立以区长李炳华为组长的什刹海军警民共建领导小组,由什刹海管理处和什刹海研究会组成联合办公室,对什刹海后海半岛的腾退、拆迁发挥了积极作用。1992年,什刹海研究会在此基础上倡导成立了由什刹海研究会、西城区教育局、什刹海景区管理处、厂桥街道办事处、新街口街道办事处、地安门百货商场、新街口信用社等单位参加的什刹海地区中小学社会教育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以什刹海地域作为社会教育基地,运用什刹海景区的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为乡土教材,结合日常教育教学,在周边中小学中进行爱家乡、爱首都、爱祖国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组织中小学生开展知海、爱海、护海活动。1994年11月什刹海地区中小学社会教育协调委员会和西城区教育局联合组织了周边9所中小学开展“三爱”教育成果展,对成果突出的学校和个人进行了大会表彰。什刹海研究会向西城区80多所小学赠送了《什刹海丛书》之一《京华胜地什刹海》。此后数年中,大翔凤小学、柳荫街小学、孝友小学、十三中等学校的“三爱”教育搞得生动活泼、效果明显。

2000年西城区科协、什刹海景区管理处、什刹海研究会及西城区科协地理学会等单位举办了“三海一河”(前海、后海、西海、通惠河)巡回图片展览。4月在孝友小学举办开展仪式,并进行了“二十一世纪我理想中的什刹海”作文演讲活动。巡展除了在景区内中小学及居民中进行,还扩大到西城区属部分中小学。2003年春,什刹海研究会编写了一套以图像为主的大型彩色图版,以《说古道今什刹海》为题。内容包括元代大都城与积水潭、明北京城与积水潭、中轴线与积水潭、通惠河与积水潭、六海、金丝套游览区、寺观堂庵、胡同民居、贵族府邸、名园故居、文学艺术、老字号新企业等十几部分,其中绘编新老地图、照片、绘画等共计112幅,解说词约一万字,共制成标准展板26块。这套展板完成后,曾在荷花市场对外展出,而后按排定日期轮流在什刹海地区中小学和居委会进行展览,得到广大群众和师生的欢迎。

大翔凤小学是最早开展“三爱”活动的学校之一。学生和家长都是从小在什刹海边长大,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三海的儿女。学校提出的教育主题是“知海、爱海、护海、建海”,规定4月份是学校的“爱海月”、4月第一周的周末是“爱海日”。各年级开展了不同水平、不同层次的活动,创作了许多赞颂三海的文艺作品,如快板书《赞三海》、舞蹈《三海,亚克西》、相声《三海颂》、歌曲《打花巴掌》、湖北渔歌《赞三海》等。1993年学校举办了爱海赛诗会,会后将其中42篇优秀作品编入学校的乡土教材——《我们爱三海》。1994年,西城区教育局在大翔凤小学召开了“发挥德育基地教育作用现场会”,在大会上展示了全校师生在知海、爱海、护海、建海方面的丰硕成果。学校还组织学生业余时间在三海写生。

大翔凤小学的学生们通过在显微镜下的观察,看到三海水质较差,于是针对沿海一些居民在什刹海涮墩布、倒尿盆、破坏路椅、丢废弃物等陋习,开展了“写给三海居民的一封信”活动。信中写道:“什刹海是京城中唯一一处可供人民欣赏休息的水域,而现在由于我们无意识的行为给三海的水造成了灾难,呼吁所有的居民给养育我们世世代代的什刹海水一张干净的面庞、一个美好的心灵!”他们多次邀请什刹海管理处、什刹海研究会的同志给全体师生讲三海的历史,每年秋季组织学生参观三海各景点,在课堂上、校园中宣讲三海的优秀文化。学校组织的这些活动列入了教育教学计划,贯穿在课上、课下、校内、校外。四至六年级各中队以三海著名景点命名为“名人名胜中队”,并开展本中队的导游活动。大翔凤小学还在1997年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做了题为《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树立环保意识,要从娃娃抓起》的发言。

其他学校,如孝友小学、十三中等都开展了类似的活动。孝友小学结合教学对什刹海保护监督活动搞得很有特色,十三中在宣传什刹海的自然环境保护方面相当深入,获得西城区教育局的嘉奖。

什刹海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在全区、全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与配合。如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儿童艺术研究会会员、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偿为少年儿童举办一千余场演唱会的杜声显先生,为什刹海周边的各个中小学和什刹海研究会举办的活动义演多场,为什刹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已经绝迹多年的野鸭,由于什刹海生态环境的改善、水质的优化,重新回归。曲盛喜先生在后海中搭建起了野鸭岛,又重现什刹海野鸭之家,给什刹海增添了生机。2001年8月北京百鸟园与什刹海景区管理处在后海野鸭岛共同举办了“保护自然与万物共存——放野鸭回家”仪式,放生野鸭50只。大批中小学生和市民参加。2002年5月25日,为加强人们对什刹海的环保意识,增强对什刹海的保护力度,表达社会各界和中央老首长对什刹海环保的关心,体现北京中小学生对什刹海的爱心,由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中心智慧岛环保志愿军、什刹海管理处等单位主办、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什刹海区域内外多所中小学协办的“5.25什刹海爱鱼日活动”在后海边举办。参与活动各单位向什刹海放养了鱼苗,会上还宣读了“校校互动联合环保大队成立宣言”。中央若干部委、解放军部分机关离退休老干部参加了这次活动,中央和北京市十几家主流媒体到场并作了报道。

新街口和厂桥两个街道办事处,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在2004年2月的“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厂桥办事处做了题为《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应成为生态文化园》的发言。新街口办事处的发言则以《留住我们城市的灵气》为题。从他们的发言可以看到,两个街道办事处对什刹海的地区性质、历史价值、发展前景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这也代表了什刹海周边基层群众的愿望。街道办事处对什刹海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什刹海区域内的街道与一般的街道不同之处或优势就在于,什刹海有北京规划源头的三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存,有我们城市的根。街道办事处需要花大气力,对居民进行保护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传承北京优秀文化传统的宣传与管理工作。什刹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其意义是远远超出什刹海地区本身的。

什刹海逐渐为社会所关注、了解,宣传媒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4年9月,北京电视台来什刹海管理处商定开办《什刹海》栏目,通过和观众一起探讨北京文化,寻访什刹海文化遗迹,访问北京文化名人,追忆古城旧梦,来反映北京文化,继承保留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节目中的《说古道今》、《老街坊》、《欢乐大院》、《家在北京》、《大饱眼福》、《都市现象》、《走四方》、《北京现在时》等版块深受观众喜爱。1996年9月下旬,《什刹海》栏目举办了《故乡是北京》的电视笔会,不到一个月收到近千篇文章。大家把对北京的爱、对故乡的情浸透在征文里,其中部分获奖作品刊登在《北京晚报》,并在《什刹海》新年特别节目中播出。什刹海历史上一直是个有灵气、有神韵、人杰地灵的地区,在新时期,人们有理由期待,什刹海将以扎实而深入地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七、继承传统开展诗书画文化活动

我国历来注重诗书画一体传统活动。历史上很多诗人就同时是画家、书法家。诗书画并举,也是什刹海的历史传统。元代书画大家、被誉为“元人冠冕”的赵孟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主持清代文坛30年的诗人法式善也是一位画家兼书法家,《鸿雪因缘图记》的作者麟庆更是一位“记必有图”的多面手。当然也有主攻字、画的大家,“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两峰)就在什刹海活动了很长时间并有佳作传世。他所画的净业寺,是流传下来研究什刹海历史旧貌的珍贵史料。

什刹海研究会为了使诗书画共举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随着什刹海旅游项目“水上游”的开展,曾组织过游湖诗词活动,一些造诣颇深且热心于什刹海开发建设的人士参与了这些活动。其中李敏、萨兆沩、张志、周南、康奉等作品分别刊登在《北京文学》、《北京诗苑》、《中华诗词》、《南学通讯》、《燕大校友通讯》、《香港之窗》等刊物和什刹海研究会出版的书刊上。

2001年3月24日,西城区委老领导韩雪、容子清、封明为等同志积极建议,经西城区委、区政府领导吕锡文、李雅清同意,什刹海研究会、什刹海管理处、西城区文化馆会同热心人士联合发起组建了“什刹海诗书画社”,区政协副主席傅庸威任社长。社址设在汇通祠(敦守敬纪念馆)内,有社员160多人,每月上旬周一、周二活动。在诗书画社成立后两个多月时间里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诗词朗诵会和诗词书画展。其中诗词朗诵会与会者达70余人,诗词书画展展出作品126件,李铎、杨萱庭等大家作品包括其中。

2001年8—9月,什刹海研究会、什刹海诗书画社先后分六批邀请一百多位热心什刹海工作的各界人士,泛舟游湖,增加了社会各界对什刹海的感性认识。

2002年9月26日至10月3日,什刹海诗书画社在经过重修的荷花市场举办了《什刹海风情颂》诗书画展,展出作品一百七十余件。同时举办了什刹海诗书画社社员盛锡珊画展。北京市市井风情画家盛锡珊以画老北京市井风情为主要题材,一幅什刹海十米长卷是画展最引人瞩目的作品。展览获得成功,参观者达一万三千余人,其中包括很多外地和外国游客,反响热烈。

后来,什刹海诗书画社还在学习侯仁之教授《北京历史地图集》和《什刹海志》基础上组织创作了《什刹海历史变迁》百米长卷,将元、明、清和新中国几个不同历史时期什刹海的风貌展示在观众面前。该画作经复制,曾成为西城区对外交往中的礼品。

什刹海诗书画社的活动延续了这一地区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该社的推动和影响下,关注什刹海的社区群众和诗书画界人士也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什刹海。近年来,书画艺术家何大齐先生以什刹海烟袋斜街为题材,创作了《烟袋斜街旧影》长卷;北京民俗画家杨信先生创作了《京华胜地什刹海》四米长卷被首都博物馆收藏,还被选定为文化部、外交部、外国专家局、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对外宣传的礼品,报道中称,该作品“成为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北京文化的一张名片”。什刹海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越来越大,这正是研究会所期望的事情。

八、文萃弘海

综观什刹海保护与研究,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发扬了双百传统,把握着实事求是的探索求证原则,积极展现什刹海在首都北京的历史地位,继承弘扬了什刹海历史文化传统。随着历史发展进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什刹海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们提出了什刹海文化的新概念,希望什刹海文化的研究与时俱进形成体系,为规划、保护、建设世界著名历史文化名城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十几年中,各界专家学者、各级领导干部和普通市民自觉、自愿,积极参与,形成了一个研究什刹海的社会学术群体。什刹海研究会在其中发挥了协调、服务和参与、推动的作用。十几年中,这个自觉自愿形成的以什刹海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为主体的社会学术群体对什刹海的研究工作是广泛的,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文稿。这些研究及文稿,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集、整理古哲先贤及近现代的专家学者对什刹海的研究成果,挖掘、总结前人创造的业绩,通过对什刹海在北京形成史、变迁史中地位的探讨求真,为当代和后世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什刹海与北京演变发展的视廊。

第二,十几年的研究,将数百年里前人在什刹海积累的有形无形财富升华为什刹海文化,并汇集方方面面意见将什刹海定位于老北京人民历史文化的全景式博物馆,取得了较高程度的社会认可。

第三,继承学习古今文学艺术家留下的优良传统,组建了相关团体,开展了相关活动,为使什刹海继续保持诗文荟萃、诗书画印并荣的特色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第四,在各界高层次专家的指导和带领下,很多研究与文稿着眼于什刹海文化产业的发展,体现了世界进入“开发文化的时代”和与时俱进的“海”味特征。

第五,十几年中形成的大量文稿,具有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的特点,而不是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学术成果对什刹海的规划、建设、保护、整治、管理、利用等有关工作发挥了建言、借鉴、存史的作用。

第六,鉴于什刹海的“海情”相当丰富、复杂,什刹海的保护、建设、开发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什刹海的管理体制尚需调查研究,根据区情特色,尚需进一步改革。研究会以往对管理体制的研究,对今后的改革也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七,十多年中的文稿涉及领域较宽,包括历史、地理、水利、规划、建设、保护、管理、经济、文化、园林、街巷、民俗、人物、艺术、名胜古迹等,文稿中相当数量是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其中《什刹海志》的编纂、什刹海的规划系列及其跟踪研究等工作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在什刹海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什刹海的学术研究是西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区委区政府对什刹海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什刹海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固然可喜,但这只是系统研究的起步。今后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更复杂、更困难,课题更多。《什刹海志》和以往形成的规划系列虽属开山之作,但对什刹海的长期发展来说,只是万里长征之一步,在什刹海的历史上只是沧海一粟。随着时代发展,其中不足与缺陷已经愈来愈显现出来,期望适时进行修订,加以完善,与时俱进。

附一

区宗汉:《醇酽醉人古都情》(发表于1994年5月8日香港《文汇报》)

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之久,古燕国曾在这里筑都,其后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皆建都于此。早在元代之时,马可·波罗东游至此,就惊叹“世界诸城无能与比”。明清之后,北京城续有拓展,新中国成立,她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既是新中国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的象征。了解北京、认识北京,这不仅对中国人是一件富有魅力的事,而且对热爱中华文化的外国友人也充满了吸引力。可喜的是,北京什刹海研究会和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管理处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组成了什刹海丛书编委会,计划推出不同的专集、图集及志书,系统地介绍老北京城里人文胜迹与自然景观都极为丰富的什刹海地区。因这一地区在北京城市建设历史中的地位极为重要,所以不了解什刹海的演变就不能真正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在这一意义上,《什刹海丛书》犹如了解北京的一把钥匙。目前,丛书已推出第一册即《京华胜地什刹海》。

《京华胜地什刹海》共收录文章五十五篇,作者皆为熟悉什刹海历史渊源、名胜古迹、风俗民情及轶事传闻的著名专家学者、艺术家、作家及有关人士,除卷首几篇综合性介绍文章外,其余篇章着重介绍古今一些名人与什刹海的不解之缘。通观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具有深厚的人文与自然审美内涵。从元初兴建大都城(即今日北京城的前身)的规划设计开始,其整体布局之匀称明朗,堪称世界奇观。什刹海是大都城规划设计最基本的依据,全城自北而南的中轴线紧傍什刹海东岸,这样,在严整的城市中轴线和宫殿建筑群的西侧,就出现了从西北到东南又转向南的一连串蜿蜒曲折、生动活泼的湖泊和园林。什刹海地区在元代不仅是城市设计的依据,而且还是城市经济命脉的水路通道,伟大的水利学家郭守敬自西北引水向东南,与京杭大运河沟通,使什刹海成为南北漕运的“北京古海港”。那时,沿岸楼台毗连,市场繁盛,什刹海中舳舻蔽水,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就生活在什刹海畔的芸芸众生之中,创作了不朽的戏剧作品。郭守敬与关汉卿,犹如两颗文化巨星璀璨于元初。其后,什刹海畔人文荟萃,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如赵孟、李东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查慎行、纳兰性德、郑燮、曾朴、老舍、溥心畲、张伯驹、陈垣、宋庆龄、徐向前等等,都与什刹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本书正是以什刹海的历史演变为经,以各个时代历史名人在什刹海畔的活动为纬,编织出了一幅荟萃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壮丽长卷。如《李东阳诗咏什刹海》一文,通过明代大文学家李东阳的生花妙笔,描绘了什刹海春夏秋冬旖旎动人的景观。《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故居》一文,则记叙了一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宋庆龄晚年在什刹海畔忘我的工作与简朴的生活。又如《鲁迅逛银锭桥》一文,则引导读者循鲁迅当年足迹,展示什刹海“银锭观山”的烟水苍茫和山色缥缈的奇观。而《黉宇峥嵘》一文,则记述了什刹海畔辅仁大学人才辈出的历史和在北平沦陷时的敌伪环境中正气凛然的校风。除描绘了众多名人与什刹海结下的不解之缘外,本书深厚的人文审美内涵,还体现在细致地描绘了什刹海地区醇酽醉人的风俗民情。由于北京内城的水系由“前三海”与“后三海”组成,“前三海”即北、中、南海,都在皇家苑囿之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属禁区,平民可以涉足的只是“后三海”即什刹海,此处由于世代老北京人聚居游憩其间,因而不仅孳乳了老北京的精英文化,更渊源和积淀了丰富而深厚的京派民俗文化。老北京的各类民间文化诸如民间说唱、杂耍、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如放荷灯、扎法船、洗御马、滑冰船等,皆世代相传于什刹海畔,本书就引人入胜地描绘了这方面的内容。捧读该书,如神游古都北京的历史长河,扑进视野的不仅是什刹海的清波红荷与古老北京的变迁,更有历史的风云变幻、名人在什刹海畔镌刻下的足迹。细读该书不仅可认识一个活生生的北京,更可通过这一窗口窥见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

其次的一个特点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书中有不少篇是出自大学者或著名艺术家、作家之手,从字数上看,几乎都为一千至二千字之间的短章,篇制虽短内容却十分丰盈。这些字字珠玑的短文,使人想起精紧舒放的篆刻艺术,在其有限的物理空间中竟蕴涵了无穷的内涵与气韵。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的《什刹海记》,不到一千字,但却把什刹海的历史演变缕述得清清楚楚,不仅简洁之至,而且咫尺回旋,避让揖就,毫无仄窘之感。再如邓拓的《北京的古海港》、杨沫的《忆柳荫街》、周汝昌的《什刹海边忆故交》、冯亦代的《信步什刹海》等等篇,皆删繁就简,以少胜多,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颇有苏东坡《记承天寺夜游》那种文简意丰的韵味。这些出自大手笔的小文章,其妙处犹如什刹海园林艺术,于玲珑剔透中蕴涵自然山川的浑灏气韵,而这又与中国的书、画艺术相通,进一步说还与中国传统文人以淡泊胸襟体味人生世相和涵摄宇宙万象的人格理想相通。可以说,读该书中一些大手笔写的小文章,得到的不仅是知识的充实和艺术的享受,而且还能得到趣味的熏陶和人格的感染。

第三个特点是资料性(或学术性)和文学性的统一。其中一些著名学者写的文章,已勒石成为什刹海地区的碑文,其斐然文采与高度的学术性足资一代代游人观览。园林学家陈从周的《恭王府小记》,以学养深厚的睿见,剖析了恭王府各种建筑的年代与审美风格,文章娓娓道来,读者在获得丰富知识的同时,仿佛随作者尽兴游览了恭王府,其学术性与文学性已达水乳交融境地。而一些名人写自己或名人的亲友写其与什刹海因缘的文章,其资料性尤其珍贵,足可为研究这些名人的历史或这些名人所属文化领域的历史添上宝贵的一笔。

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书中篇章皆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浓郁感情,作为一种千百年来培养起来的对自己家乡和祖国的深厚感情,在书中所记叙的一些名人对什刹海的感情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梁巨川、梁漱溟父子故居》,描写了梁氏两代人皆居什刹海畔,父充满爱国心悲壮投水自尽于积水潭,以警醒辛亥革命失败后溃败的社会,子则于什刹海畔继承父爱国之志,写出了许多在近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弘扬中华文化的著作。又如《西海老人》,写的是著名画家和鉴赏收藏家周怀民,将自己价值连城的八十多幅古字画、数十幅现代书画家作品和五十多幅他自己的作品捐献给了家乡,而他自己和夫人则仍然住在什刹海畔简陋的小屋中。《怀念一代宗师陈垣先生》则描绘了著名爱国教育家、历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坚持民族气节,在北京沦陷的八年中坚贞办学,学校坚持不挂日本国旗,并培养了大批爱国人才。陈垣忠贞报国的高风亮节,正是生活在什刹海畔的中华儿女最深切的情愫。

丛书顾问周南为本书题词:“柳色湖光岁岁新”。这是富于哲理的诗句。伟大的中华文化的延续不泯,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更新而保持其充沛的生命力,是世界闻名的最大奇迹,而作为中华文化象征的北京及其什刹海,在沧桑岁月中,她气象万千的建筑及其青青柳色和潋滟湖光,不是年复一年地永葆青春魅力吗?而《京华胜地什刹海》一书给人们的启迪,正在于此。

《京华胜地什刹海》,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出版,书名由享誉中外的著名人士赵朴初先生题写,更为什刹海增辉。

附二

刘闯:《什刹海与楹联》摘编(2011年11月)

什刹海地区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无论是诗词、元曲、小说、书画、楹联、碑刻、匾额、题字、民间传说、戏剧、戏曲、武术、体育、纪念邮等都有深厚的内涵可供人们发掘、研究、欣赏,在《什刹海志》中多有记述。其中楹联文化在什刹海地区影响广泛,而且持续发展。本文仅从刘闯先生《什刹海与楹联》一文中几个方面分述。

一、什刹海与清联

楹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学形式,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作为两行文字,词语对仗、声律协调、形对意联,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学体裁,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以明清两代最为繁兴,尤其是清代由普及臻于鼎盛,逐渐形成了可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媲美的格律文体主流。为此中国楹联学会组织专家编纂了《清联三百副》,该书收录了172位联家的300副楹联。涉及什刹海的有朱彝尊、宋荦、于敏中、翁方纲和张之洞5人12副楹联。如清代著名诗词、经史大家、第一次系统整理关于北京的文献、著有研究北京历史掌故《日下旧闻》的朱彝尊,曾有一幅写景的名联:“不设樊篱,恐风月被他拘束;大开户牖,放江山入我襟怀。”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天人合一,开放豁达,对后人颇有影响。

二、什刹海地区的佛教楹联

什刹海地区多寺庙,以佛教为主。庙里很多建筑的楹柱上有对联,集宗教文化、古代建筑、园林建设、绘画成就以及楹联和书法艺术等为一体,成为什刹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化寺山门楹联为“烟波淡荡摇空碧,楼阁参差倚夕阳”,寺内钟楼楹联为“晨钟警醒世间名利客,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寺内鼓楼楹联为“暮鼓雷音声遍三千界,法雨花香禅院百生辉”,寺内天王殿楹联为“四部洲统领诸天大千世界,八功水普施众地不二法门”,寺内五佛宝殿楹联为“广播佛音会通古今中外空不空谛,化度众生圆融大小显密世出世法”。五佛宝殿殿内楹联为“宝印高提纵横挂域中日月,莲台稳坐卷舒立方外乾坤”,殿内另一楹联为“道场遍十方无人无我,佛法超三界非色非空”。寺内祖师殿楹联为“祖意西来二人四行传少室,禅风东播一花五叶认曹溪”,寺内弥陀殿楹联为,“四十八愿普被群机九品接引登彼岸,二十五有日生正信三界同皈度群生”,寺内药师殿楹联为“日光月光佛光光光互摄摄入琉璃光,人心天心禅心心心相印印在菩提心”,寺内观音殿楹联为“默祷现金身不舍大悲示妙相,至心称圣号即蒙显应慰群情”,寺内藏经阁楹联为“玉轴霞条金写字,龙宫海藏散天香”,寺内般若堂楹联为“开法宇于西方天花散彩,布慈云荫中国贝叶成文”,寺内方丈室楹联为“定本慧根广化在,金光粟影庆云多”,寺内法堂楹联为“为众生开智海,依正教转法轮”。

龙华寺的乾隆御题联“花外梵音流慧日,阶前树色绕慈云”,竹林寺的联“振锡岗前猿献果,挈瓶泉畔鹭翘沙”等,也都是很有特色的。

这些佛寺楹联,既融入很多佛理教义,又运用夸张、顶针、嵌字、用典等修辞手法,有些还展现了寺庙的优美环境,特色明显,耐人回味。

三、蔡锷与小凤仙楹联交往轶事

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一段高山流水风尘情缘久为人知。蔡锷曾有赠小凤仙联“此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1915年作于北京,为嵌字联。其二“不信美人终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蔡锷去世后先在上海公祭,后葬在长沙岳麓山,北京也有祭祀活动。传说小凤仙托人把两副挽联送到上海,第一联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她以三国时的周瑜与唐代名将李靖来比蔡锷,表达了对蔡锷英年早逝的悲痛与叹息,也表明自己早识英雄为知己的深厚情谊。第二联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工整贴切,爱厚悲深又深自矜重,决非俗手所能为。当时两联传遍都下。

四、张伯驹与他的饭后诗钟集

诗钟是古代文人高尚而又风雅的一种文字娱乐活动,大约出现在嘉庆、道光年间的福建八闽地区。诗钟限一炷香功夫吟成一联或多联,香尽鸣钟,所以叫作“诗钟”。并且诗钟的用字比一般更为严格。诗钟分嵌字体和咏物体。

嵌字体,即于书中任翻数字,作为钟题。因诗钟大部分为七言,所以有一唱、二唱至七唱诸格。咏物体有分咏和合咏之分。分咏格是任选两种不同的事物凑在一起,要求人们吟成一副对仗工整、合乎规律的联句来。在作对的时候,要求联句既要符合所咏对象的特点,又要避开题面所见的字眼,对所咏对象的别名也要回避。合咏格诗钟上下联专咏一事或一物,两句相承接,但不许露题面之字。不管是分咏,还是合咏,其难度都是比较大的。

张伯驹,1955年与章士钊、夏仁虎、陈紫纶、靳仲云、江公岩、诸季迟、宋筱牧、黄娄生、沈仰放、谢稼庵、萧劳、黄君坦、溥掇明、夏慧远等人组织饭后诗钟集,每月一集,每集五题至六题,每题作二至三联。先七日示题,收稿汇印,聚饮评唱。

张伯驹喜分咏体。比如,《银锭桥·诸葛亮》(分咏):靳仲云撰的是“燕居此地邻虾菜,龙卧当年侣凤雏。”上联点明银锭桥的地理位置,下联龙卧是卧龙的倒装句,即指诸葛亮,凤雏就是庞统。陈紫纶撰的是“五丈原星沉渭上,太行山影落波前。”上联是引诸葛亮在五丈原酿星失利的典故,下联化用燕京八景的“银锭观山”指代银锭桥。

再如,《废园·月份牌》(分咏),章士钊撰的是“去无所逐来无恋,月自当空水自流。”上联讲对已废弃园子的心态,下联写出时付流水的感慨。张伯驹撰的是“主人不在花常在,世事何时是了时”,则从另一角度写了废园和月份牌的状况。

再如,《科甲翰林·聋子》(分咏),章士钊撰的是“高文大策人皆用,耳冷心灰百不闻。”上联是化用陆游《烟波即事》中的一句“高文大策人皆有,且听烟波十绝诗”,写翰林;下联引用苏轼的一句诗,据说有一次,苏轼到湖州考察堤坝工程,得到知湖州孙觉的接待,这个孙觉刚从京城贬下来。苏轼喝了几杯酒,就写《赠莘老七绝》劝孙觉说,我和你都离群很久了,早已是“耳冷心灰百不闻”,现在我们约好,都不许谈政事,谁敢犯规,罚一大杯酒,比喻聋人听不见周围的事。张伯驹撰的是“一朝选在君王侧,终岁不闻丝竹声”,全联均集白居易诗句。上联是《长恨歌》中写杨贵妃的一句诗,这里借来比喻翰林的地位;下联则出自《琵琶行》,暗喻聋人。

饭后诗钟集持续几年后,因宋筱牧、溥叔明、江公岩、黄娄生等相继去世,再加上“反右”运动等因素,饭后诗钟集停止活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6年春节,张伯驹又邀萧劳、黄君坦、夏承焘、徐邦达等到家钟聚,仍作分咏体。后来,张伯驹将记忆的诗钟分咏体汇集在一起编成《春游社琐谈》,1984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为这项诗钟活动保留了许多重要的文字资料。

五、什刹海地区的名人故居楹联及民居联

梧门书屋联:“小筑于山水间,直以云霞为伴侣;大名在欧苏上,尽收文藻助江山。”

刘鸿声故居联:“圣代即今多雨露,诸君何以答升平。”刘鸿声一作刘鸿升,近代京剧演员,故居在护国寺75号。

梁济故居联:“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梁济,即梁巨川,故居在积水潭小铜井1号。

许林邨故居联:“卜居积水,世守砚田。”许先生故居在新街口板桥二条5号。

此外还有民宅联。如北官房2号:“持家遵古训,教子有义方。”兴华胡同8号:“敦诗悦礼,含谟吐忠。”南官房43号:“松柏有道德,龙鸾炳文章。”寓庐联:“亭上有虾兼有菜,濠边非我亦非鱼。”等。

六、平安大街春联

2000年春节前夕,由市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的“春联一条街”活动在大街开街之际,由北京楹联学会组织多名撰联高手为其两侧的商家及民居撰写对联,并由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的艺术家挥毫书写后张贴。优美工稳的联句与笔走龙蛇的墨迹相映生辉,成为当时一道红红火火的文化风景线。

根据《北京对联集成》记载,共有七万余副对联。大街的中部位于什刹海地区南端地段,约有上百副联,主要是行业联,浓郁的诗情画意给人以美的享受。举例如下:

题什刹海联,其一“九域飞红春璀璨,四城染绿景颐和”,其二“碧流和风轻拂三海秀,红桃丽日长扮九城新”,其三“碧水映华灯岸柳条条抒暖意,佳联辉玉阁春风阵阵报新年。”

文化单位的对联有:中国军事书店联“古今兵法库中贮,中外阵图架上藏”,中国妇女报社联“为妇女立言,褒贬无私扬正气;让文章明志,见闻有度树新风”,文采阁联“妙笔生花荣争百卉,巧思焕彩誉赞千篇。”

教育单位的对联有:电化教育馆联“致力图兴奉献结桃李,倾心教导耕耘育栋梁”,厂桥小学联“求学抒锐志,施教注深情。”

体育单位的对联有:什刹海体校联“入校少年思健体,出门幼树变新材”,其二“春风桃李催新蕊,瑞雪竹松育大材”,游泳馆联“水上舒筋骨,浪中陶性情”,卓隆体育用品店联“健体何须寻补药,强身尤爱踏兹门。”

医药卫生单位的对联有:同仁堂药店联“橘井泉香一视同仁匡世久,杏林春暖百年老店焕朝晖”,西门子助听器商店联“西海观云襄听雨,门庭起舞助闻鸡。”

宾馆、饭庄、商店以及市场的对联有:新路春饭庄(狗不理)联“新路春风迎远客,津门美味待嘉宾”,天赐庄园联“天赐庄园玉宇琼楼人入画,巧烹美宴山珍海味客尝鲜”,玉林食品店联“物美价廉赢美誉,食佳品雅惠嘉宾”,汇力发饼屋联“中西合璧面包增特色,雕塑出奇糕点展风姿”,飞利浦亚明照明器材店联“摘星揽月饰琉璃世界,溢彩流光妆灿烂人家。”

这些对联生动形象、热气腾腾、洋溢着时代气息,也是对联文化为现实服务的一次成功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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