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的看法，好像一个人什么事情干的好一点，就说他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写材料的。其实，哪里是这么一回事呢？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点长处，是在这方面用力多一点的结果，至多是兴趣也多一点的结果。有点兴趣，用力又多，磨练久了，就可能专一点和长一点。或者像前面说的，有较高的追求，又是另一个层次。
我的看法是，人与人之间后天的差别虽然是比较明显的，天生的成分并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自觉地以高标准、严要求来对待所从事的工作，做人做事老老实实。写材料也和做人做事一样，有定式又没有定式。下面从大体有定式的角度，就材料写作的格式、构思、意图、标题、内容、语言、简要，谈点粗浅体会。
1.格式
接受材料任务后，首先遇到的是格式问题。尽管就总体而言，材料是没有定式的。“创式”为祖，“死守则死”这句话不无道理。但不同名称的材料，还是有不同的格式要求，材料内部也有格式设计问题，就是语言表达也要设计。在不知不觉中设计了，又看不出设计的痕迹，应该是高手。什么样的材料要求什么样的格式，各种格式的材料要求与其格式相一致的语言。格式正确与否，直接影响读者、听众对内容的把握，同时也反映作者的素质和水平。
打个比方吧，什么样的器皿放什么样的物品。就是过去农村的穷家庭，缸藏粮食，箱放衣服，柜置杂物，也是有分别的。再不讲究，也不会把衣服放在缸里。现代城市较富裕的居民，讲究就更多了，客厅、书房、卧室、厨房、卫生间，怎么设计，分别怎样装饰要讲究，家俱怎样摆放要讲究，什么样的用品要挂起来、装起来、镶起来、展起来都各有讲究。你不这样，人家就说你没档次，没常识。居家过日子可以说是文化，要讲究；写文章弄材料，更是文化，更须讲究。
最近，山西在北京举办特色农产品展销周，各项活动的程序很多，格式也有不同。开幕式、洽谈会、报告会、新闻发布会，各有各的形式要求，材料要求都不一样。长治市在会期举行签约仪式，我的主持词，既有格式要求，也有沟通上下感情的需要，感到对初学写材料的同志有参考作用，印入《内参》发下去了。
我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期间，每年人大代表开会，我是大会管材料这一块的副秘书长。别的不说，各种主持词，就可以订一大本。程序很严格，稍一不慎，就可能出错。人大办公厅有位专管此项工作的副主任，对程序非常熟悉。我很佩服他的严守程序，把握格式，主持词写得简明扼要。孔夫子给人家主持葬礼，条条框框很多，至今民间还在遵守。有的人较留心，知道事该怎么办，有的人一辈子都是糊涂虫，不懂礼仪，也可以说不懂格式，不免招人非议。
在北京参加农展周期间，我挤时间参观了故宫和中南海，看了皇城根的四合院。这次去故宫，没有沿中轴线参观，而是到东面那一带，看了珍宝馆和内宫。对馆中的珍宝，我没有太多感觉，但对皇家的起居摆设，却较多留意了。那才叫有文化。既舒适，又不无讲究。我相信，懂得宫廷文化的，一定件件都能指出来源，说出许多典故。可惜，我在这方面很少研究，有过一本关于故宫的书，也没有仔细读过。
不过，这次在看热闹中，也看到讲究，由此联想到材料的格式问题。我想，材料的格式，也应该是既舒适随意，又不无讲究。
中南海那个地方，不容我细看细品味，主要参观了周总理的故居西花厅。给人的感觉，虽然有大家格调，但过于朴素和简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活如此简苦，不免催人泪下。但也因此想到，读大家的文章，不也是这样的感觉吗？这应该是一种高境界的追求。
至于皇城根的四合院，新改造过的极为豪华气派，究竟是何人居住，不得而知，也不容进去参观。可以进去的几个院子，都很破烂，乱搭乱建严重，令人很不舒服。我想，这两端都可以说是“破体”，都与写材料的格式原则相违，为我们所不取。
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我讲话喜欢旁敲侧击，这大概是受鲁迅的影响比较多。我觉得最好，最能表达本质内容的办法，是旁敲侧击。这样，听起来可能困难多一些，要求边听边快速思考，但琢磨起来，可能比较有点意思。有言内之意，也有言外之意。二者相加，就可能丰满一些。
从文学的角度讲，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各有其体，各是各的语言。仅就散文而言，就有随笔、杂文、小品、特写、速写、短评、通讯、游记、报告文学、书信、日记、回忆录等等，也各有其体，各有各的语言。
说到体的分别，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
一是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笔仗打的异常激烈，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尤其是创造社的成仿吾，斥鲁迅为“封建余孽”。鲁迅对成仿吾尤其反感。一次高长虹与他谈起成仿吾，鲁迅豹眼圆睁昂然答道：“他要毁灭我，我如何能忘记了呢？”一次又说：“只要成仿吾把在艺术之宫的门口，我是不进去的。”但是，鲁迅对成仿吾能指出他的作品有体，体式分明这一点，却心有所悦，怡悦之情溢于言表。言外之意，别的人看不出什么门道，搔痒隔着靴子触不到好处，而成仿吾的批评却点到了点子上，令鲁迅心服和满意。这并不是说鲁迅爱听恭维，不接受批评。他很希望批评，尤其渴望鞭辟入里的批评，而却坚决反对乱嚷嚷。对于恶意攻击，他是决不会宽恕的。
我还有一点体会，鲁迅是将诗、小说、散文融于一炉，创造了他的杂文体，开创一代新文体、新样式。但细去看他的各种体式的文字，比如古体诗，有人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写古体诗堪与历代大诗人相比的，只有鲁迅与毛泽东。散文，主要是《朝花夕拾》；小说，主要是《呐喊》和《彷徨》；杂文集子就多了，《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外集》等，虽有风格的变化，文章却各有各的体式。《坟》和《准风月谈》有点与众不同。前者有一部分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后者文学意味更浓，美文的倾向更明显，而且将情趣、思想隐得很深。诗的情感和智者的忧思很美地融在一起。学识、胆识、才识，跃然纸上。但也各有各的体式。总之，鲁迅先生很讲究体式，绝不会乱来。创新是体式内的创新。各是各的思维，各是各的形式，各是各的语言。各自是什么？最好是通过精读去体会，我总结不好，即使概括出几条，也没有自己体会到的深刻、准确和管用。
二是孙犁说贾平凹的小说用的是地道的小说语言。怎样就是小说语言，准确的概念如何表述，我没有查阅过。但由此知道：其一，小说语言是有规范的；其二，好的小说是用小说语言写成的；其三，好的小说家写小说是运用小说语言写作的；其四，有的小说语言是不规范的，或者说并不是用小说语言写成的；其五，用非小说语言写成的小说，明眼人不仅可以看出，而且心里会感到不舒服。
既然干这一行，就应该力求掌握其规律，按格式要求去操作。比如写律诗要讲平仄。陈毅元帅的诗写得大气磅礴，诗味也浓。他请毛主席改诗，毛写信指出，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我们经常遇到有些人不讲平仄，甚至韵脚、声调、对仗都不讲，也不懂比兴，却要为自己的“作品”冠以七律、五律字样。看的人明里不说，或不便说，心中总会有点看法。
鲁迅也说过，我不反对写散文诗，但我反对把诗写成散文。写诗嘛，总得把它写得像一首诗，否则，你就干脆写散文好啦，又何必写诗呢？把诗写成散文，毫无诗味，自然不可以，但作为诗的一种，即散文化的诗可以提倡。这里的关键，一是像诗，有诗味；二是要讲格式，要讲内在特点，不是把散文以诗的形式排起来就是诗。讲内在要求，就要强调形式与内容统一。文字工作，尤其是文学创作，是艺术，是应该讲究的。当然不必死守到刻板的地步。能创式当是又一问题。
从公文写作的角度讲。报告、讲话、汇报、意见、决定、决议、简报、请示、批复、信息，各是各的格式，各有各的语言要求。它们各自是什么？语言的格式又怎样？大家可以到教科书上去查，到范本中去体会。教授们写的书，什么文用什么体都写清楚了，而且有样品分析，一看就明白。
最近看到一本贾平凹、余秋雨、冯骥才、刘墉谈艺的书，贾平凹说农村有句话：“会推磨就会推碾子。”仔细想想，我很佩服这句话。我从小就和大人一起推磨，我家大门外就有一盘石碾子。这几年食品讲绿色，有时候还会想到找石磨石碾子推出来的米面。但我至今没有见过推磨推碾子有什么教科书，没有教科书，也就那么祖祖辈辈推过来了。我很讨厌读教科书，庄稼佬不用问，人家作甚咱作甚。我写材料，走的是“无师传承”的路。没有拜过老师，看到别人怎么写，自己就怎么写。开始写得不太像，或曰体式不分明。写得多了，又注意琢磨，就越写越像了，与“样品”越来越接近了。我将自己近几年写的一些材料，缩编为一本小书，起名《旧屑新拾》。为我说好话的朋友说，可以做“蓝本”。蓝本不敢当，体式还是基本适合的。重要的是到实践中去摸索。多向实践学习，多向他人学习，也可以多看一些范本。中央文件是好的范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我认为是最好的范本。去看，去琢磨，或者像写大楷描红格一样，仿照着练练，比读任何教科书都管用。
这里，我想讲讲较容易混淆的体式，就是报告和讲话的区别。报告和讲话同为大会所用，由于角度不同，格式语言要求大不一样。让你给代表报告工作，你却安排、部署、要求了一番，行吗？这个角度较难把握，但必须把握。最难把握的是报告的语式、语气，一不小心就滚到讲话那边去了。我在办公厅当综合科长期间，一次为大会写报告，把关的领导说，内容够分量，但语式语气不规范。问到怎样规范，他没有说，而是找出几个样品让我琢磨。我从中体会到，最关键的是入笔的语气。意见和决定又有什么不同，也须知道。
我在市农业局小范围很不客气地讲过这件事：与咱们的同志多次打写材料的交道，出错印象较深的，一是把报告写成讲话，二是把文件写成讲话，三是把汇报写成讲话，四是把请示写成讲话，五是把信息写成讲话。反正是一副笔墨，一个面孔，任你千变万化，我自岿然不动。这看似不可思议，不会犯的错误，却往往一犯再犯。不仅初进机关的大学毕业生犯这样的错误，工作和写过几年材料的同志也犯这样的错误。不仅在格式和语言的运用上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误，在基本格式上也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我看到我们几位科长、副主任，都是写过几十年材料的老手了，仍然在体式上，不能从起笔、落笔和语言上分清各种材料的体式，便为他们改了一个材料，并从体式上一一纠正。这个问题像那样具体讲起来很麻烦，况且，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可以做到像，具体说怎么像，为什么像，未必真明白。
而且各种材料的格式区别，讲起来尤其麻烦和枯燥，大家可以到教科书中去查，在比较中识别。我说有些错误较难避免，比如说出现错别字的情况。小学生写错别字，大教授也写错别字，但在成稿中应尽可能避免错别字。为此多查几遍字典，也是应该的。口语中讲错别字，彻底避免更难，但常用字常出错，就会招人笑话。发音上的错误纠正起来尤其难，只好十人九调，以方言土语将就。目前还没有不会讲普通话不能进政治局的规定，自有其道理。
总而言之，在材料的格式上还是要顺溜，要讲究，要研究，要努力做到。我经常对人说，出了国不会讲外语，登上台不会讲普通话，回到家乡又不会讲家乡话，痛苦啊！在这一点上，我只能是一个痛苦者，痛苦到底了，有什么办法呢？但国家强调五十岁以下的干部要讲普通话。我在几次会上，一方面检讨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一方面强调大力倡导讲普通话。交通越方便，交往越广泛，普通话和英语越重要。
2.构思
无论写何种格式的文章，都离不开构思。构思很重要。讲到构思，最宏大精微的莫过于《红楼梦》。我看后只觉得好，其妙无穷，但说不出所以然来。最近看周汝昌先生讲说《红楼梦》，他特别讲到构思中的伏线。这条伏线，从开始就预示了全局，预示了结局。其精深妙义，太令人折服了。前八十回是这样展开的，这条伏线就像一幅示意图，依着它可以看到处处都与整体布局紧扣，精微巧妙都体现出来。评价后四十回，也是看是否沿着曹雪芹所设伏线续写，伏线成为一条准则。
这一点，不是别人看出来的，正是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看出并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明示过的。周汝昌先生说，尽管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也是“红学大师”，但都没有鲁迅高明，差得远。
我想，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些构思的好处，体会到结构在著作以及文章中是一项大工程。要不，为什么要讲谋篇布局呢？为什么要说是佳构呢？为什么要盛赞鸿篇巨制呢？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有了这样一个心底，认识到构思是一个无限追求的空间和过程，应该对写作是个指导。
讲构思，《鲁迅全集》是一座宝库。一篇一篇去分析其文章结构，工程太宏大了，不可能做到。就是单单分析《阿Q正传》，也是谈何容易。但看看鲁迅对他的文章结构是怎样说的，也许可以领略到诸多关于构思的妙义。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讲到构思的由来。说年轻时做过许多梦，大半忘却了，而不能全忘却的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由此可见，构思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从最深切的地方来，从梦中而来……这是怎样一种通灵啊！细加体会，涵义很深。
他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讲到构思的态度。说是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其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我们通过鲁迅的话可以明白，构思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有主导思想。本着什么来谋划，取何种态度来构思，不是什么，而是什么，鲁迅都说得极为明白。无论写何种作品，或者是公文写作，无可所本，没有明确的大目标，就真成了刘伯承元帅说过的“五行不定，输个干干净净。”可见指导思想是构思之本和首要。
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又从材料的来源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也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自己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他甚至说到，有人说，某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是完全胡说的。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他还讲过更直接干脆的意见：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故事，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