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抒雁
坐在妈妈身边，和老人家闲聊时，有一次，她望着我的脚说：“唉，怎么会这么大。那时，才这么点点，一寸多长，粉红粉红的，肥嘟嘟的，真叫人爱。我就用一块手帕剪开，缝了一双软鞋，套在你脚上。”
妈妈说的“那时”，其实，是五十多年以前，可你听听那口气，似乎就是在昨天。那一双用手帕做的鞋子，我当然是没法记住了。但是，后来当我的儿子出生时，老人仍做了一双。只是，这时的孩子已不同于先前，未“落草”前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手帕软鞋也就没有穿过。
我记得穿鞋，已是遍地乱跑的年岁了。印象最深的是一双老虎鞋，黑布面的，红布贴了那嘴巴、那鼻子、那眼睛，又用黄线一针针缭上。嘴边还有黄线绷的虎须，嘴里亦有白布卷的虎牙。远远一看，活灵灵一个虎仔。我爱穿那鞋，每有邻人来逗玩，总会翘起虎鞋说：“咬！咬！”邻人便故意装出怕了的样子，双手捂着脸，连说：“好害怕呀！”然后，一通笑闹，当了序幕，正戏便是大家乐呵呵围在一起说些家长里短。
虎头鞋穿完，我的幼儿时期也就结束了。直到上小学、上中学，都是妈妈做鞋。我上小学，每天来去要走四五里地；上初中，到了一座远在20里开外的镇子去。周六下午跑20里地回家，周日下午又跑20里地上学。那时交通不便，来去都靠双腿。少年时代，最费的便是鞋，差不多两个月就得穿破一双。
妈妈说：“吃鞋一般，坏得这么快。”记忆中，妈妈手中总是拿着一双鞋底在纳。有时，半夜睁开眼，一看，妈妈还在油灯下一针针纳鞋。麻绳在摇曳的灯光下一闪一闪，随着鞋针，在鞋底两面穿来穿去，发出喳喳的声响。每纳三四道，妈妈就要在头发上擦一下针。那时，我暗暗下了决心，要好好读书，将来挣钱买鞋，别让妈妈总点灯熬夜地受累。妈妈却常说：“儿啊，快长大，挣钱不挣钱事小，娶个媳妇给你做鞋，替替妈也好。”所以，我打小就知道，娶媳妇干啥？做鞋！
妈妈不用量我的脚，做的鞋总合脚，走路不央不挤，不伤脚。我至今脚上没鸡眼，没脚垫。当兵时，日行一百，夜行八十，一双脚不疼不酸，都得感谢妈妈做的鞋。
穿妈妈做的最后一双鞋，是大学二年级了。妈妈做了一双“冲福尼”面的新布鞋，到学校来送给我，硬要我当着同学们的面穿上试一试。我穿上走了几步，挺好。同学们都哈哈笑起来。我至今也没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笑。妈妈看我的同学，有穿皮鞋的，有穿运动鞋的，一个个洋气得很。大约从那次之后，她手头再紧都要给钱让我买鞋穿。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我老了，妈妈更不用说。有次我说：“妈妈，再做一双布鞋给我穿。”老人盯了我半晌说：“你是说胡话吧！眼看不见针，手拉不动线。做鞋可是力气活儿呀！年轻时，不在乎。那时，夜夜做鞋供你们父子穿，为拉动线绳子，这手掌上勒下深深的槽，几十年都没长平。”
有时，我想，要是能把一个人打小到老穿旧的鞋子收集在一起，那该多有意思。不同尺寸，不同样式的鞋，真真切切记着人一生的历史。正是穿了这些鞋，你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一双鞋，就是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就是一段有血有肉的记忆，其间渗透着动人心魄的情感。人啊，和这个世界交往的过程，就是鞋底和地球摩擦的过程。履痕，就是人生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