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夫人五十岁生日的那天，满朝文武大臣都前去祝贺，消息传到合肥的知县那里，他为了求荣也前往祝寿。理由是李鸿章是合肥人，又是朝中宠臣，可是细一想，知县又发愁了：我这七品官该送多少礼呢？少了，拿不出手，等于白送；多了，又送不起。左思右想，总是拿不定主意。于是请来师爷商议。还是这位师爷聪明，他对知县说：“这事容易，一两银子你也不花费，保证你的礼品最佳，位列他人之上。”知县听了这话自然高兴。可是怎么也搞不明白，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于是便急不可耐地问道：“送何种礼物？”师爷从容地答道：“一副普通的寿联即可解决问题。”知县听罢之后直摇头。师爷忙解释说：“包你飞黄腾达。不过，这副对联必须由我来写，你亲自送上，请中堂大人过目，不能疏忽。”知县满口答应。
第二大，知县带着写好的寿联上了路。他昼夜兼程到了京城。等到祝寿之日到来，知县通报姓名来到李鸿章面前，扑通跪倒说：“卑职合肥知县，受人之托，前来给夫人祝寿！”李鸿章随口应了一声让他起来。知县连忙将上联打开，李鸿章一看：“三月庚辰之前五十大寿”。李鸿章心想：夫人二月过生日，他却写了“三月庚辰之前”，还算聪明。正想着，下联也应声而来：“两宫太后以下一品夫人”。李鸿章一看便跪在了地上。原来，“两宫”指的是慈安、慈禧，李鸿章见了“两宫”字眼自然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于是他命下人将此联挂在《麻姑献寿图》两边。这副对联深得李鸿章赏识。这位知县也因此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了。
仅仅是一幅对联，那个小小的知县便傍上了李鸿章这个大靠山，可谓是幸运之极。其实这位聪明的知县确实恭维到了点子上，因为对李鸿章这样的晚清重臣、封疆大吏来说，一般的东西他都不会缺的，惟有名誉和面子才是他最需要的东西，而那幅对联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可谓是送礼送到了点子上，恭维恰到好处，结果自然是知县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了。
让恩师成为自己的靠山
无论是资历和财力，恩师都会高出我们一截，因此能够得到恩师的赏识和提携，便是你人生的一大幸事了。把恩师作为自己的靠山，更易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在人生的起步阶段，恩师是我们潜在的贵人和靠山，把握得好便能让你更快的脱颖而出，走上一条成功的捷径，搜狐公司的创始人张朝阳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1995年以来，美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迅猛，网上服务日益壮大，而中国却存在中文信息严重匮乏的问题。正在美国麻省理工留学的张朝阳猛然醒悟过来，这个领域在中国大有作为！他去找自己的老师尼葛洛庞帝，极力说服他的老师进入中国的信息产业，后来张朝阳如愿以偿地从恩师那拿到了22．5万美元风险金。
1996年，他回到中国，开始创业。
通过自己的恩师，张朝阳又去说服风险投资家爱德华，爱德华也同意投入一定的资金。有了启动资金，1997年张朝阳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基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这就是搜狐公司。
风险投资是别人用钱来换取你的股份，公司成功了他就赚钱，公司失败了他自认倒霉了，不用还债。这种形式，很适合高科技领域。张朝阳被称为是中国高科技风险投资的第一人，但他的公司却办得很成功。
1998年2月，经过一年的探索后，搜狐公司推出了标志性产业——中文搜索引擎“搜狐”(SOHU)。创业之初，极需钱来做技术和软件，张朝阳发邮件四处求援，结果收到的都是拒绝的回复。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政变了这种不利状况，英特尔、太平洋风险等业界巨头，都答应出资，“搜狐”于是开始飞速发展。
仅过了半年，“雅虎”这家世界最大的网络服务商盯上了搜狐，他们想要收购“搜狐”。
张朝阳与对方谈了几次，不能接受合并后统一用“雅虎”名称这一条件，坚决走自强自立的道路。
在以后的几年里，搜狐公司与中国互联网一起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大获成功的张朝阳非常感激恩师尼葛洛庞帝，他说：“我和他首先是师生关系，后来他在我这赌了一把，我们是投资者的关系。这几年我的业绩特别好，他庆幸自己赌对了。我们现在都是公司董事会成员。”
得到恩师的垂青并最终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是张朝阳的幸事，也是中国互联网的一大幸事。
以“勤”制胜
没有人喜欢懒惰的人，如果你想得到老师的赏识，想以老师作为你的贵人和靠山，就必须以你的勤奋和智慧来打动他，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可塑之材，这样才能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休莱特和帕卡德，在创业过程中正是由于得到了恩师特曼教授的指点和帮助，才造就了今日伟大的惠普。
1938年，威廉·休莱特在斯坦福大学工学院上学时，通过自己的努力设计出了一种电子管高频振荡器。他把这一设计告诉了自己的《无线电工程学》课程的老师特曼教授。特曼教授对此大加鼓励，他认为这项设计很有社会使用价值，要休莱特将它运用到实践中去。
教授的鼓励，大大增强了休莱特的自信心。然而要运用于实践，必须有生产企业。正当休莱特感到势单力薄时，特曼教授带的另一个学生大卫·帕卡德表示愿意与休莱特合伙创业。创业需要启动资金，这笔钱从哪来？他们向银行贷款1000美元，特曼教授又借给他们538美元。他们在特曼的支持下，租了一间破旧的汽车库，很快成立了惠普公司。
两个人的公司，开始的艰难可想而知。好在有特曼教授在，遇到问题他们总是去请教自己的恩师。特曼教授很喜欢这两个闯劲十足而又勤奋异常的年轻人，经常帮他们出谋划策。1938年11月，惠普公司生产出抗阻高频振荡器样品，休莱特将样品拿到波特兰举行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会议上展示，获得与会者的普遍好评。不久迪斯尼电影制片公司的首席音响师霍金斯订购了8只这种产品，惠普于是投入批量生产。
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被后人称为“硅谷之父”的休莱特和帕卡德想了许多办法。创业之初，他们遵照特曼教授的教诲，专攻高频振荡器，在振荡器打开市场销路后，才研制出微波技术方面的信号发生器等几件产品。
创业后的第一年度，惠普公司销售额5369美元。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休莱特和帕卡德告诉恩师特曼教授：“第一年的利润达到1563美元！”特曼鼓励他们说：“这已经很不错了，许多刚创业的公司还亏本呢！好好干吧，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1947年两位创始人商议后，将惠普公司改成了股份制有限公司，休莱特任执委会主席，帕卡德任公司董事长。十年后，公司搬进了斯坦福工业园的新厂房，同时公司的股票首次上市。
特曼教授一再提醒他的这两位得意门生：人才是企业之本！二战结束后，特曼教授从哈佛无线电研究室回到斯坦福。休莱特和帕卡德立即去拜访恩师，师生谈到人才的重要性，最后师生三人商定了一项“研究生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斯坦福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主要是特曼教授的门生)一方面进行自由研究，另一方面为惠普公司设计和制造产品。
这项“借鸡下蛋”的研究生计划，为惠普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它利用大学先进的设备和优秀的师资，为惠普开发高科技产品创造了良好条件，又不需要惠普公司投人多少。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完全是特曼教授对弟子偏爱的结果，休莱特和帕卡德自然心存感激。
特曼教授还经常给惠普推荐人才，使惠普精英骤增。当年与休莱特、帕卡德一起师从于特曼教授的奥利弗，1952年被惠普从着名的贝尔实验室挖过来，担任负责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副总裁。奥利弗博士带领4个开发组的上百位工程师，从事不同门类的研究开发，使惠普始终保持较高的科技含量。
二战时期，休莱特在通讯兵中当军官，参与了一些科研和工程项目，也认识了不少科技人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二战后都被休莱特招聘到惠普公司工作。
由于有了众多的科技精英，惠普产品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上世纪70年代，除了继续保持在电子检验和测量仪器系统市场的领先地位，惠普又全力开拓数据处理及计算机产品、电子医疗仪器、化学分析产品等系列。80年代进军打印机市场，1984年推出了第一台激光喷墨打印机，到1994年共卖出3000万台打印机。90年代末，惠普成为仅次于IBM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
纵观惠普成长的历史，从它创业到发展再到兴旺，特曼教授提出的建议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给“硅谷之父”出了不少好点子，举荐了许多人才，不愧为惠普公司的“开山贵人”。
天助自助者
贵人不会从天而降，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自身努力得到贵人的赏识，贵人才会伸出援助之手，正所谓“天助自助者”，一个人如果才华横溢而又富有进取精神，那么贵人就会在不远处向他招手了。
香港富豪于品海三十出头时，就已经身价过亿了。他出身贫寒，靠白手起家成为商界新贵。白手起家往往需要贵人相助，才能一跃而起，那么是谁给了于品海这个机会呢？这个贵人就是《明报》创始人金庸先生。是金庸确定于品海为《明报》未来掌门人，才成就了于品海的大事业。
《明报》是新派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与其中学同学沈宝新于1959年创办的。当时金庸出资8万港元，沈宝新出资2万港元。时至今日，《明报》已是市值约10亿港元、盈利约1亿港元的大型报业集团。除《明报》外，该集团还有娱乐性的《明报周坤》、学术性的《明报月刊》。
1989年5月20日，在《明报》创刊30周年茶会上，金庸突然宣布辞去社长一职，只留任《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并表示要彻底淡出江湖。
此消息一传出，立即有10多个财团上门洽谈收购金庸所持股份一事。先后有收购专家梁伯韬与出版奇人郑经翰合组的收购搭档；有英国报业大亨麦士维；有香港财阀李嘉诚；有香港首席洋行怡和；还有澳籍传媒大王、《南华早报》大股东梅铎以及日本德间书局老板和他的顾问于品海。
于品海何许人？他乃一介寒士，1959年出生于香港一山东籍的海员家庭，靠勤工俭学才中学毕业。1977年，于品海前往加拿大沙省大学政治系求学，学成后回港，不久进入金庸旧属黄扬烈创办的《财经日报》做国际电讯和翻译，月薪为2000港元。由于薪金太少，他于一年后离职到富丽华酒店做职员。
1985年，于品海以20万港元为资本，说服朋友韦家祥、麦永强等人投资80万港元，创办智才顾问管理公司。
同年8月，于品海做成智才的第一单业务，与日商合作，发展并管理桂林的漓苑酒店。智才只出资100万港元，就获得这家拥有200多个房间的酒店管理权，到后来直接成为它的控股公司。倾其所有做成的这单业务，智才获益不匪。
后来的几单生意，智才都是为日本财团来华投资提供服务。两年后，智才上市，市值已达6亿港元。短期内能达到这样的业绩，充分显示出于品海的经营才能。
于品海对事业十分执着，虽未能协助日本出版商谈妥《明报》收购事宜，但他却在这个过程中给“金大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经常陪金庸看戏，吃大闸蟹，不时大谈他的办报理念，令金庸十分开心。
1991年12月，于品海收购南海纺织不久，就与金庸进行商谈，他这次是代表自己要收购《明报》，而非为日本财团效力。于品海向外公布了他的“技术性收购”方案，当时金庸持《明报》投权，沈宝新持15％，其余为公众散股。按协议于品海从金、沈二人手中购人50％股份，需要现金4．53亿港元，但他不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
怎么办？金庸惜才，帮他出主意。两人合组了“明智公司”，智才为第一股东，占60％股权；金庸注资1．8亿港元现款，换另40％股权。另外，于品海说服金庸购入智才所持的南海发展(前身为南海纺织)50％的股权，又出资1．6亿港元。两项相加，金庸共出资3．4亿港元，顶了于品海购入《明报》50％股份的大部分账项。他只需另付1．13亿港元给金庸，就可把五成《明报》股权的款项还清。
他们完成第一次“技术性收购”后，第二次协议时又商定，金庸尚持有的25％《明报》股权自1994年12月1日起，分5次全部让给于品海。
此后于品海出任《明报》集团副主席，到了1994年3月31日，《明报》集团宣布：自即日起查良镛(即金庸)与沈宝新退休，分别辞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职务，由于品海担任董事局主席，金庸任名誉主席。这一年，于品海才35岁。
4月于品海正式上任，并当选为香港报业公会主席。《明报》股价飙升，由每股4元涨到10港元以上，于品海所控的《明报》及南海发展，市值达40亿港元，于品海个人账面财富也由5亿多港元逾至13亿港元。
金庸在与于品海交接董事局主席一职时，曾发表讲话，称：“过去大约10年中，我热衷于寻求一个聪明能干、热心新闻事业、诚恳努力的年轻人，可以将《明报》交托给他。如果不是我运气好，不会遇到于品海先生这样似乎‘量身订做’的，比我想像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他是在加拿大读政治经济系的，对传播事业至少热衷了10年，至于企业策划，那是天才。”
默默无闻的于品海得到了贵人金庸先生的相助而一跃成为香港商界的名人，这一方面源自于品海与金庸先生非比寻常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于品海突出的才华得到了金庸先生的赏识。看来找贵人自身还得有实力，正如“打铁还须本身硬”的俗语那样，有了才华自然会有贵人的鼎力相助。
巧妙利用名人效应
人们大多有从众意识，名人效应便是这种效应的体现。巧用名人作靠山，不但能扩大影响力，而且还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回报。
许多时候你与名人只是一面之缘，但如果将这一面之缘的作用用到极致，那么他无形之中就成为了你生命中的贵人。
百事可乐问世于1898年，当时一位北卡罗莱纳的药剂师卡勒布·布拉空经过反复试验，调配出了这种味道独特的饮料。自从百事可乐问世后，它与老牌的可口可乐之间的市场争夺战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后起之秀，百事可乐一直在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为争锋，百事可乐奇招百出，其中它在苏联及欧洲市场的开发上，曾经得到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这位贵人的帮助。
进入20世纪60年代，百事可乐试图打垮可口可乐，为此当时的总裁斯梯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广告大战是其中一个主要战场，双方利用各种活动的机会，为各自的饮料大做形象宣传。可口可乐在竞争中，始终占有一定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