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去认识《一千零一夜》的阅读审美价值。他在论及《天方夜谭》的书话中说道：“在中文书方面，当时看了很喜欢的也有好些，如《饮冰室自由书》等，真可以说是读了不忍释卷，但是后来也就不怎么珍重了。《天方夜谭》的时间却是很长，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它，只要读过它的几篇。在本国这类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如《西游记》、《封神榜》，民间传说的故事如“白蛇”、“蛇郎”及“老虎孙婆”等，文人写的有《聊斋志异》为代表，这些也为人所爱读，过于《四书》、《五经》，但是比起《天方夜谭》来总还有点不如。《西游》、《封神》的故事里大人物太多，都是什么老祖什么佛，空气有点硬化，而且不免单调。‘蛇郎’等童话没有这缺点了，却是还在幼稚期，不曾十分长发。《天方夜谭》原是这一类质料，但从市场上经过了来，由多年说话人的安排与听众的取舍，使它更是丰富纯熟，要拿以前茶馆里的《聊斋演义》相比，多少近似，不过它并无蒲留仙那样的原本，所以可说是真正的民间文学了【注1】。
周作人将《一千零一夜》与《聊斋演义》相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和相异点，意在表明《一千零一夜》是一部雅俗共赏、老幼皆宜的民间文学佳作。周作人称之为“唯一的新书”，“我该喜欢它的”，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蒲松龄与《一千零一夜》
论及蒲松龄与《一千零一夜》的关系，不能不涉及《聊斋志异》。不仅近人周作人在《天方夜谭》文中曾评论说：“文人写的有《聊斋志异》为代表，这些也为人所爱读，过于《四书》、《五经》，但是比起《天方夜谭》来总还有点不如。”“《天方夜谭》原是这一类质料，但从市场上经过了来，由多年说话人的安排与听众的取舍，使它更是丰富纯熟，要拿以前茶馆里的《聊斋演义》相比，多少近似”【注2】。而且许多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当代学者E·O豪泽指出：“自从这一迷人的东方传奇集锦于270年前传人西方后，在西方读者的印象中，很少有书能与之媲美。事实上，我们西方人对于神秘而浪漫的东方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主要来源于这本可爱的传奇”【注3】。德国现代学者布贝尔·马丁在他的德文《聊斋志异》选译本《中国鬼神爱情故事选》（1911）的序言中评价说：“在我翻译《聊斋志异》的过程中，我被它的每一个独具特色的故事所吸引，我对那些鬼怪精灵更加熟悉了。这些故事的产生，如同所有伟大的神话故事一样，是以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形式出现的。”这两部作品以奇特的想象力所表现出的相近的美学特质，以及给予西方人的近乎相同的审美感受，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就曾敏感地指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正如在说英语的社会中流行的《天方夜谭》一样，两个世纪以来，它在中国社会里广泛流传，为人们所熟知”【注4】。可见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一千零一夜》与《聊斋志异》的审美价值几乎是相同的。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著名作家，阿根廷的豪·路·博尔赫斯也认为中国的《聊斋志异》与《一千零一夜》一样，是属于同一类性质的作品。他在为《聊斋志异》译本写的序言中指出：“《聊斋》在中国的地位，犹如《一千零一夜》之在西方。”“与埃德加·爱伦·坡和霍夫曼不同，蒲松龄并不以其所叙述的神奇而令人叫绝。他更使人想起斯威夫特，这不仅由于其寓言故事的怪诞，更由于其叙述风格的简洁、客观和他的讽刺意图。”“读者不应忘记，由于其迷信的性格，中国人是把这些故事当作真实事件来阅读的，因为对他们的想象力来说，按照占卜者的说法，上界是下界的一面镜子。”最后博尔赫斯指出：“这本书（英译本《聊斋》）页数不多，却使人依稀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同时也看到一种与荒诞的虚构的异乎寻常的接近”【注5】。他在这里实际是指《聊斋》中荒诞的虚构与《一千零一夜》中荒诞的虚构，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似。
《一千零一夜》真的与《聊斋志异》有某种事实上的联系吗？这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与说明。
首先，《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祖籍问题。中外一些学者认为蒲松龄是山东淄川蒲鲁浑之后。而“蒲鲁浑就是这个地方（淄川）的行政长官——般阳路（元代淄川名）总管。虽知他可能是蒲寿庚的一族，但找不到可证实的家谱。蒲鲁浑的子孙虽然不是总管，也就此落籍般阳路了。这就是淄川蒲氏的起源。他们与泉州的薄氏可能出于同一祖先”【注6】。据明代何乔远（生卒年不详）《闽书》载：“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定居法石乡）”【注7】。宋末元初，蒲寿庚家族主要经营香料，曾“富甲两广”。宋末蒲寿庚为了保障经营香料的利益，投降了元朝。他曾因屠杀泉州南外宗正司皇族和数千淮兵，飞扬跋扈，激起民族仇恨后，祸及后代子孙。明初朱元璋严禁蒲姓子孙参加科举、登第，致使蒲寿庚之后人难以在泉州立足，大都改姓或外迁。据《蒲氏族谱》所载，自明初开始，蒲氏后裔迁往外省的地区有辽东的铁岭卫，山东的临清，江苏的南京、扬州、镇江，浙江的嘉兴、黄岩以及山陕等地。而山东的临清至今仍有大清真寺一座。它距离淄川并不很远，蒲松龄为蒲姓之后概不会有太大疑义。因为蒲氏家谱也曾记载：“吾蒲氏，河东角音原有启之苗裔也。家居西板，池上生蒲，长三尺，如竹，时人皆以为瑞，因以为氏。世秉清真教，天下蒲姓皆一脉”【注8】。
查《高僧传》等书，唐时中国高僧前往印度，或印度高僧前来中国，既无人由泉州出海，也无人在泉州登陆。盛唐之时，泉州虽已设置，而对外通商，尚未大兴。因此，《一千零一夜》在唐代由海路进入泉州地区的可能性不大。据宋史大食传，宋初来中国的使者，姓名大多冠有蒲字，而唐代以前的典籍，并未见到有关蒲性人物的记载。据著名阿拉伯史学家纳忠先生研究后认定，这是因为“‘蒲’姓便是从阿拉伯名字中的‘艾布’一字转化的”【注9】。
其次，关于《聊斋志异》的成书问题。综上所述，蒲姓既为阿拉伯人之后，一定会有不少人通过阿拉伯语了解《一千零一夜》中古老的传说故事。而蒲松龄（1640～1715）生活的清代初年，正是阿拉伯人之后遍及中国，伊斯兰教思想走向社会，伊斯兰教大发扬的时期，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他很可能受到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他在大量搜集中国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将所见所闻综合起来，借鉴以往的题材进行艺术虚构，写出《聊斋志异》。这种可能性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研究证实，但也绝非毫无依据的主观臆测。
前苏联作家高尔基在为俄译本《一千零一夜》写的“序言”中指出：“在民间口头创作的宏伟巨作中，《沙赫拉佐特故事》（即《一千零一夜》）是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这些故事极其完美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意愿——陶醉于‘美妙诱人的虚构’，流畅自如的语句，表现了东方各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美丽幻想所具有的豪放的力量。这语言的织品产生在远古；它的五彩缤纷的丝线伸展在地球上，用绝美的语言的地毯覆盖着它。”高尔基充分肯定了《一千零一夜》的美学意义之后，接着指出：“学者专家们已经断定，中国人远在纪元前（像以前所说的‘耶稣降生’之前）二千二百年就已收集和出版故事，这些故事的主题，构思上跟印度人和欧洲各族人民的故事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论断使我有权认为，像我们的著名的亚历山大·维塞洛夫斯基那样的专家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民间故事的流传问题，他们用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的借用来解释民间故事主题的雷同、广泛的流传。借用并非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歪曲，有时它会使好的民间故事锦上添花。”【注10】
高尔基以《一千零一夜》和中国民间故事在主题、构思上的相似，来说明民间故事的流传问题。即用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借来一些民间故事，“来解释民间故事主题的雷同、广泛的流传”。那么《聊斋志异》是否向《一千零一夜》“借用”过什么，这种“借用”是否发生过“歪曲”，还是使原来“好的民间故事锦上添花”即成了要进行探讨的第三个问题。
蒲松龄录民间传说所撰《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造畜》，叙述人遭幻术而变驴的故事，与《一千零夜》中《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以及《板桥三娘子》的内容有类似之处，只是篇幅短小精悍，表现出反封建、反邪恶的主题。小说中写道：“有变人为畜者，名曰：‘造畜”’。后书中又指出：“此术江北犹少，河以南辄有之。”即是说作者认为这种使人变为动物的“造畜”之术，主要发生在南方。和《板桥三娘子》一样，故事发生在旅店中，只是不在汴洲而在扬州。扬州自隋唐时代即已非常繁华。曾有刻着阿拉伯文的唐末背水壶出土，以示当时扬州已有不少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南宋末年，大量的西域穆斯林久居扬州。扬州的文化具有明显的伊斯兰特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民间传说故事自不例外，而故事地点又在旅店里，正是人们口耳相传奇闻逸事，并使之流散各地的最便利的场所。文中写人被变为驴后复原形时，也是在一位正直男性的帮助下才得救的，和《一千零一夜》中描写的差不多。
《造畜》写道：“扬州旅店中，有一人牵驴五头，暂絷枥下，云：‘我少旋即返。’兼嘱：‘勿令饮啖。’遂去。驴暴日中，蹄啮殊喧。主人牵着凉处，驴见水，奔之，遂纵饮之。一滚尘，化为妇人。怪之，诘其所由，舌强而不能答。乃匿诸室中。既而驴主至，系五羊于院中，惊问驴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进餐饮，且云：‘客姑饭，驴即至矣。’主人出，悉饮五羊，辗转化为童子。阴报郡，遣役捕获，遂械杀之”【注11】。
无论是从人变驴，驴又复变人的过程，以及善恶有报的结局，都显然可发现这几部作品的相似之处。直接或间接源于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板桥三娘子》，最早见于唐人的《幻异志》、《河东记》，又被明代冯梦龙编纂的《古今谭概》收入，且略有改动，最后被清代蒲松龄所摄取，写成《聊斋志异》中的《造畜》。这种文学因缘关系是通过民间文学的流传，内容的吸收，题材的演化而表现出来的，这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上常见的现象。
《一千零一夜》在成书过程中，正值唐宋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联系，主要依靠陆路和海路进行沟通。随着科技的发展，海外贸易逐渐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商业往来的主流。《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被往来其间的商贾、文人带人中国是极有可能的。
唐代，《一千零一夜》以其广泛的世界影响也进入中国。其中一部分故事因长期在中国流传，慢慢成为具有中国审美特征的作品。唐代《幻异志》、宋代《纪异志》、清代《聊斋志异》等一系列文言小说的部分内容和表现形式等，都可发现或明或暗的种种痕迹。《一千零一夜》与中国小说的关联，绝不会仅此而已，尤其是与《聊斋志异》的关系，还有待于研究者的进一步发掘。
【注1：周作人著：《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第866页。】
【注2：周作人著：《知堂书话》丘麓书社，1986年，第866页。】
【注3：《<天方夜谭>里的迷人世界》参见《作品欣赏》，1980年，第1期。】
【注4：《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注5：《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91页、92页。】
【注6：[日]前野直彬：《蒲松龄传》，香港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页。】
【注7：《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
【注8：《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页～220页。】
【注9：纳忠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5页。】
【注10：刘锡诚、马昌仪译，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2月20日。】
【注11：蒲松龄：《聊斋志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