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标揭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依序为：人与物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看似简单，终竟解决了它们的人却极为罕见。梁漱溟是否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我看未必，但他一直在寻求解决之道，这就很不容易了。
“文革”期间，梁漱溟写过一首《咏“臭老九”》，将知识分子的屈辱感表露无遗，一度口口相传：“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他受到了狂涛恶浪的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如此惨境，他仍然顽强地活下来。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梁漱溟写成了学术著作《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谁说“文革”期间只有两部学术著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它们的学术价值比那两部官方认可的“杰作”要高明得太多。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风险的人，也永远有风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当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实在太荒唐。北大教授冯友兰曲学阿世，奉旨撰文，铁掌批孔，大出风头，尤其令梁漱溟气愤难平，他写信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声明与之绝交。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年，谁会像梁漱溟这样直来直去地说话？他居然认为毛泽东养虎贻患，难辞其咎。这还得了！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么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并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于中国的历史，20世纪以前不用说，本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毕竟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汉代民谣曰：“直如弦，死道边；弯如钩，反封侯。”直言者从来就很难有好果子吃。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远远不够的，他必定还得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可磨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股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中“观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君子儒。美国高官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尊称他为“中国的甘地”，也不算太夸张。
1985年11月21日，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打电话邀请梁漱溟出席父亲九十岁寿宴，梁漱溟明确表示拒绝，当天他写了一封无上款的信给冯友兰：“尊处电话邀晤……我却断然拒绝者，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如承枉驾来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倾吐衷怀”。12月6日，冯友兰回复梁漱溟：
十一月二十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疾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概乎其言之也。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
12月24日，冯友兰在女儿宗璞陪同下前往木樨地拜访梁漱溟，两位耄耋老人畅谈“菩提”“涅槃”。宗璞童言无忌，她强调说明，梁漱溟信中指责父亲“谄媚江青”是不问事实的主观妄断，这种态度很要不得，事实上，“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量您是清楚的。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利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毛主席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太相信毛主席和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话不投机半句多，冯友兰父女起身告辞，梁漱溟以亲切的语气问宗璞：“你母亲可好？代我问候。”这再次触到了宗璞的内心痛点，她回禀道：“母亲已于1977年10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声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对此，梁漱溟为之喟然，他将自己的新著《人心与人生》赠给冯友兰。梁、冯二老的这次（也是末次）相会显然算不上“一欢若平生之会”。蔡仲德著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只纪实，不作评，其中气息则不难闻见。
冯友兰一度被梁漱溟踢出门墙，后虽获谅，心头的嫌隙总未百分之百地消除（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是明证），但他对老师由衷敬佩。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这一评价堪称准确恰当，理应万世不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