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次社会变革中，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对社会和文化，或是其他方面，都必须有整体性理论。我一直对此深信不疑，社会的变革是整体性的，其中的各个事物之间都相互关连，彼此结合成为一整体，任何的变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不能只按一个按钮，或是制定单一法规，或是改革单一机构或是撤换某个领导者，就期望社会有所变革。我从未看过单一事件的变革就能造成整体社会的变革。当然，就整体性思考而言，任何单一的变革都会对社会整体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简单地说，要改进社会必须针对所有的机构、事件、员工进行变革。显然，这项改变是经过允许的、可行的，而非一项暴行。
社会变革是全面性的，通过同时变更使得社会体内所有的机构和附属机构同时改进。有人认为某些机构较为根本而重要。我也确信，在美国文化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单一机构将是总体意义上的机构；在实质面上是如此，但是理论上却不是这样。身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我相信工业的变革比起其他机构，更能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如果工业本身必须有所改变，也要有其他环境的配合。
举例来说，除非社会、经理人、主管、员工、政治家和学校等所有的人、事、物都已准备好，否则工业界的开明管理无法真正到达社会的每个角落。在一个独裁社会中不可能实行开明管理。独裁主义本身必须经过适当的修正后，才有思考开明管理的可能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
接受渐进式变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如果任何机构的变革都必须经由其他机构的彻底变革才能有所成效时，那么这种整体性变革势必要经过一段渐进式的缓慢改变，而非像过去的革命家所期望的快速变革。事实上，当我们想要改进社会时，我们就已经成为革命家，哪怕这个词有些负面的意义。但是从事社会变革的人不同于其他的革命家，他们必须完全接受、了解并同意渐进式变革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无论是员工或组织，必须提升至某种层次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开明管理。
达到上述两项目标后，接下来就是通过知识、意识控制、意识设计、规划和科技的变革（这是唯一合理的可能）。我们在实行复杂的社会变革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社会按钮变革理论，以上的变革有其必要性。如果只通过一项新法律或改变宪法中的某一项条款，对任何人来说都能很轻易地感受到社会将有所改变。按钮改革理论之所以施行多年，是由于其极易为愚蠢而未受教育的人所接受。比起更正确、更具整体性的复杂社会变革理论，按钮理论较为受欢迎。
但实际上，社会变革必须是整体性的，实质上它也非常的复杂，不易为未受教育的人们所接受，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快速地认同。也许它很难被所有人理解，也许必须有一群专家学者，依照专业知识分工合作，说明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以及渐进式的科学、研究、教育、学习和教学等变革的必要。这与传统革命家准备好反抗和杀人的行为不同。在所有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果只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有军人就足够了，但是科学家更能带动直接而具意识性的社会变革。
毫无疑问，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情况，而同一个社会的不同年代，情况也千变万化。最有效的变革方式，当然不是浪费一个人精力的，而是针对已经做好准备的机构或附属机构进行变革或重组的工作。例如，在我们社会其实有一大部分机构渴望进行改革，有的即将进行或是正在进行改革。托儿所和专业的幼儿教师数目正逐渐增加，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项革命性的改变。同样的，幼儿园政策、理性和实际性的教育、母亲训练、幼儿诊所的扩展等等，都是一种社会变革。人本管理的普遍性使得社会获得整体性的改善，也是一种变革。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所谓渐进式的改革，就是利用有意识的知识，从最脆弱或已准备好的地方开始着手，再扩大到整体的范围。”
如果我们能对渐进变革的需要达成共识，并为此而骄傲。或者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与洞察力，基于良好的技术能力采取渐进式变革，就能明白可以凭一己之力做出小小的改变，我们就不会因此而失望、沮丧、自卑或感到无助，个人是改变社会最根本的力量。也就是说，谁也无法做到超出一个人所能做的范围。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而无法负荷一个人以上的工作量。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每个人都感觉得到他应该有的力量（而不是超出自己的力量），当然也就不会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无助，不会认为自己像玩偶一般任人摆布，完全没用，觉得自己在面临社会改革时一无是处，一点忙也帮不上。
个人的无助感或无力感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对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以及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面对炸弹攻击、大型国际性干涉以及冷战时，往往觉得无所适从，最后变得更为自私，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管外面的世界。莱斯曼所说的“自私主义”，意思就是只为自己生活，不为别人着想，在被杀害或世界末日来临以前尽情地享乐。
威尔逊曾经谈到选择成为英雄或是一条虫的问题，非常遗憾，很多人选择当一条虫。他们非常自卑，怀疑自己的能力。当一条新法律通过，每个人都比以前多拥有一辆车，妇女取得投票权，劳工工会很有组织，参议员开放直选等等改革措施陆续实施，但社会却没有任何大的改观，因此，那些社会改革者、过度乐观的慈善家以及拥有善意的人大失所望。他们对社会改革抱有太多的期望，所以当他们渐渐衰老以后，就会觉得厌倦无力，满腹牢骚，退入自私主义，不再理会有关社会改革的任何事物。
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考虑，我们完全有必要建立起自尊，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是自己曾经参与一项改革措施并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即使它的效用并不很大，也要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好像赢了球赛一般的自豪）。例如说，当我们好不容易选出一位最佳人选，代表民众出席州议会、当地的图书馆委员会、学校董事会，或者是为学校争取到更多的教育经费，或是我们设法为当地高中争取到更好的老师等，都应该把它看成是一项胜利，并为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感到自豪。
全心投入地方基本建设，不强求参与宏伟的目标。人们经常为自己面对宏伟的目标时束手无策而感到无奈。我举一个在收音机上听到的例子。主角是一位年轻男子，他是教友派的，是墨西哥公益服务会的一员，他为了提供一些干净的水给墨西哥人喝，以取代他们原有被污染的脏水，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挖掘井。在他停留墨西哥期间，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这项工作上，他总共掘好了三口井，每一次他必须花很多时间教导村民如何使用干净的水。其实这也是一种变革，开辟道路也是一样。判断的准则在于，这是否绝对有必要。
之所以说这个例子非常好，是因为这个年轻人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利用先进的钻井设备进行这项高难度的工程，原本应该是由墨西哥政府来做这项工作，不过他却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提供这么多良好的水源。在他听到收音机的新闻之前，一定还没意识到自己做了多大的贡献。不过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是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
对局部基本建设的全心投入，是承担伟大任务的前提。当然，我们可以从事较高阶层的改进工作，如大学教育等。但是在墨西哥，在设想大学和中学教育之前，我们必须先从事基本建设，如开辟道路、掘井、建设医院、良好的公共服务等。
一个人花一整年的时间在墨西哥掘井，表现了他改造世界的勇气，他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下于先进社会的高层次变革。当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了解社会变革有一定的进程之后，就不会觉得以上的掘井行为是浪费时间、徒劳无功的。
一个人可以帮助落后国家开山辟路，这跟另一个人在其他的国家做了更高水平的价值是一样的。当一个人真正地了解，只有在低层需求获得满足后，才有可能产生高层需求，一个人才能对任何层次的社会变革，投注全部的心力。
类似的情况在企业界也时常发生。当企业建造一座工厂，从独裁管理和低层需求，迈向一个高层需求和民主开明的管理政策之前，必须走一些过场，开过无数次的董事会议，并与员工充分沟通。每一项步骤都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任何改进工业的伟大任务，都是由许许多多琐碎的小事所构成，没有完成这些小事以前，是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伟大任务。
尤其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他们总是守株待兔，等着“伟大”的任务从天而降，等待他们觉得有价值、有爱国意义的任务，才会满怀热诚地做这些工作。他们真的很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国家，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却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洗盘子，或是做一些影印之类的小工作。我们有必要让他们认识到，所谓的爱国主义、民主改革和社会变革，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我们必须清楚所有工作的最终目标或价值，确定所有的方式都能达到最后正确的目标。例如在战争时期，爱国不仅仅表现在上战场，挖掘山洞、钉铁丝、削马铃薯皮、擦洗地板，或是做一些很卑微的粗重工作，也是爱国的表现。大家都可以意识到，做这些小事可以帮助自己的国家打胜仗。在和平年代，更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从小事做起，从基本做起。
我们不应该期待有伟大的领导者出现，或者可以顾全每个方面或承担每一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全部的知识，或是同时在所有的地方进行社会变革的工作。一位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所有优秀的专家和理论学者集合起来，协调彼此的差异，共同组成一个表现优良的集体。
社会变革必须分工，也就是说，这项工作需要不同专长的人共同执行，每一个人都与他人同等重要。每一种性格、每一种技能、每一种才华、每一种天赋都是有用的，也是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因此化学家必须尊重社会学家，因为两者都是必要的。司机、清洁人员、店员、接线生和打字员等，每一个人都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在其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没有领导者与追随者之分。在理想的社会变革情况下，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并尽力达成共同的目标。每一个人都是将军，每一种技能都是必要的。因此，社会中的每一个员工都必须愿意做任何一件事，并且为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
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健康的自私。理论上，每一种性格、每一种人都是有用而且必要的，因为他有自己的专长，可以做别人无法做的事，因此，他独特的贡献就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他必须认清自己，知道本身有什么样的才能以及天赋，找到自己特殊的定位——在此领域中他的表现优于其他人。这种健康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同时具有利他与自私的性格。换另一个方式说，自私是我们进行社会变革时，最具利他性的行为（如果我们小心谨慎地定义这两个字的意义的话）。
如果有人问最具利他性的事情，为社会做贡献的最好方法，那么最佳答案就是找到你自己的最佳位置，然后马上行动。我们可以做得最好的事是自我实现、自我充实、享受生产、乐在工作，这是存在心理学或综效中，超越自私与利他对立关系的最好例证。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我们做得最好的事，能让我们产生最大的乐趣和满足，对社会贡献最大，让我们感觉自己是高尚的事。
如果我们了解上述所言，就明白所有人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同一个团体里，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不仅欣赏自己所能做出的成功，更应该对他人的贡献充满感激之情，我们必须更能欣赏其他人与我们特长的不同。如果健壮型体质的人数不够，像我一样属于瘦弱体质的人就必须执行健壮体质的人该做的事，但是我的体质属于瘦弱型，因此无法做得很好，而且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如果社会上有健壮体质的人，我会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做好我所不喜欢的工作。
同样的，如果男性与女性能够了解彼此相互需要，就能真心爱对方，并心甘情愿地与对方合作。男人应该由衷感激世上存在着女人这种动物，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女人也应该感激世上存在着男人。同样，律师也应该感激这世界上有医师的存在，医师也应该感谢世界上有机械师的存在。如果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甚至也会感激这世上有低能儿的存在（而且对他们付出感情），感激有愿意收垃圾的人、做清洁工作的人，愿意做单纯体力工作的人，以及愿意做我们不喜欢的工作的人。在这种同事情谊的背景之下，敌对以及竞争的观念必须重新定义。
也许有人会意识到，有一个团体拥有比较强烈的同事情谊，那就是科学家。他们的法律、规则以及做事的方法，可以成为其他人的范例。科学的分工非常精密，而且具备深刻的同事情谊。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非我们所想的那么完美。敌对、竞争和相互排斥的心态仍存在，尊敬与轻视的差别待遇仍存在。有些物理学家认为生物学不是科学，不值得尊敬；有些社会学家认为工程师只是一些把弄玩具的小男孩，做不出什么大事——在了解以上的信心论述之前，必须根除类似的消极心态。人们必须了解综效的意义，以及超越对立的重要。
每一个人必须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每一份工作都有志愿者。每一个人必须找出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放入社会之中，并有自己的定位，包括特有的才华、能力、技巧、价值和责任等。当然他可以寻求指导员、人力资源工作者和临床心理医师的协助，了解自己，了解社会的经济需求。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在个人本身，除非情况特殊。
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约束、认真工作、完全发挥个人才华与能力的必要。这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好多年轻人在成长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存在着偏见。愈来愈多过于依赖、过于放纵、只会夸夸其谈、性格被动的人，将自我实现解释为“等待灵感的降临”，他们等着事情发生，等着某个高峰体验出现，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应该做的事。任何可以自行实现的事对这些自我放纵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欢喜的。
从原则的角度而言，这显然是终极的真理，但它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事实。培养一个人的能力是很艰难的事，也可能令人厌烦（虽然有些人能够理解，这是通过对员工使命的全心投入，迈向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过程）。年轻人的态度可能来自于父母亲，他们的父母或长辈不喜欢干涉他人的行为，让他们自由发展，自行下定决心找到自己。在这种情形之下，某些心志坚定、才华横溢、拥有理想的人，比起那些个性被动、意志模糊而冲动的人，会有较佳的表现。
我们应该坚决抵制这种只会坐着等待事情发生，在等待中无所事事，不好好训练、练习、培养自己才能的哲学。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证明纪律的好处、放纵的坏处、挫折的好处、努力的好处、挑战的好处，等等。我们有严谨的理论和实验证明，自我实现的人都是努力工作的人，他们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并认同这份工作和事业。当然，这代表着父母亲教育和行为获得改进。这种教育方式与亲子教育方式有所抵触，父母以小孩为中心，满足他的所有愿望，害怕拒绝小孩会伤害他。
社会变革与传统的永久性、固定性和最终性改革不同，它是实验性的，而且存在任何修正的可能。因为知识会不断地积累，而且我们所知道的远比我们所应知道的要少得多；过早的确定和过份的自信不仅不恰当，也不符合科学精神。所有的科学原则，尤其是刚起步的科学，都适用于社会变革原则。
约翰·杜威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不同于过去那些激昂暴烈、酷爱战争的革命者。我们必须具备渗透性的、深层的科学态度，将每项建议视为一项假设或实验，必须经过再三的测试与确认，假定这些建议有可能是错的；即使执行成效良好，我们也必须有心理准备，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新的或是难以预料的问题。
也许可用我们社会的富足作为例子，这是人类几世纪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它不仅带来人性高度发展的可能，更为人类带来立即的幸福。富足的社会具备各项美德、优势，但也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问题、不好的结果和可怕的陷阱。我们应该以更明确的方式说明科学的实验态度。例如，如果依据足够的证据，我们相信改进算术教学方法是达到社会变革的必要因素，对于这种想法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就是，相信有一个人拥有天赋的灵感，对整件事非常地确定、很果断，他自认为这是可行的，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或反对意见的人嗤之以鼻。
另一种反应是，我们假设有可能有效，但是也有可能无效，因此必须进一步来确认。我们可以事先设计一项实验测验它的可能性，在现有的环境下设计出最完善和精准的实验，以了解各种可能的结果。不过，令人迷惑的是，有许多实验无法同时进行。如果有两到三种改善的可能，而且程度相同，为何不同时测试？在过去相信最终真理的思考模式中，这种实验方式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份信心论述隐含的一个目的是重新定义何谓“确定性”。不同的字典有不同的解释。追求数学或旧有宗教定义下100%确定的想法，必须永远地放弃。但问题是，一旦我们放弃这种超自然的确定，是否就必须放弃所有关于确定的概念，进入一个相对的世界观？
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的。科学家虽然非常有自信，但是他仍然警觉可能发生的错误。当我们有足够的实验证明后，某项陈述就具备了“科学性确定”，但这不是“永久或完全数学性确定”。两者是有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
当然，所有科学理论、哲学和方法的改变，都必须运用杜威实验法则加以测试。例如关于参与观察者的问题必须加以深层探究，将科学等同于实验室实验的想法也必须加以弃除。至于观察者的观察行为会影响观察结果的问题，也必须做更深入的研究。
社会生活中其他的领域同样也适应这种观念。我们应该放弃一些不客观的科学以及没有价值、不真实的观念。同时需要比现在更多的事实以及观念。在渐进式社会改革时期，我们必须具备科学家的耐心，因为事实证明，科学家在下任何结论以前，总是会等待所有的资料都准确无误了才公布最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