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斯·本尼迪克特生于1877年，卒于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也是一位诗人，笔名安·辛格顿。她的主要兴趣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她研究过日本文化，为同盟国提供了基本的资料，她的著作有：《文化的类型》，《种族科学和政治》，《菊与剑》。她于1941年在布林弥大学演讲时提出综效作用这一概念。晚年曾力图克服并超越“文化相对论”。她认为她的《文化的类型》实际上是探讨整体论问题的。它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著作。她把社会作为有机统一体，用她所特有的诗一般的感受、韵味和语调进行描述。
当我于1933至1937年研究人类学期间，各种文化确实都有自身独特的异质，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把握它们，也无法做出任何概括。每一种文化似乎都和另一种不同。一种文化就是此种文化自身，除此以外你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本尼迪克特坚持不懈地力求完成比较社会学研究。为了此项研究，她以一种直觉的方式实现。作为一位有资格的科学家，她搜索的词汇在公开场合不宜使用的，因为它们是规范性的，含蓄的而非冷静的，只能在马丁尼鸡尾酒会上说说，但不能印成文字。如她所述，她曾用大张的新闻纸写下她所知的有关四对文化的一切；这四对文化是因为她觉得彼此不同而选为研究对象。她有一种直觉，一种感受，她曾以不同的措词说明，我已在过去的注释中提到过。在每一对文化中，有一种是焦虑型的，另一种是是乖戾的。乖戾显然是一个非科学的词，她不喜欢乖戾的人。四对文化中的一方都是乖戾而下流的人，另一方的四种文化都是美好的人。在另一些时刻，在战争威胁我们的时候，她谈到士气低和士气高的文化。一方面她谈到仇恨和侵犯，另一方面谈到爱和感情，她不喜欢的四种文化有些什么共同点和她喜欢的四种文化相对立呢？她曾假设这些是不安全的文化和安全的文化。
优秀的文化，安全的文化。那些她喜欢的、觉得有一种力量在吸引她的文化，是祖尼人，阿拉佩施人，达科他人，和爱斯基摩人的一支（我忘记是哪一支了）。我的现场研究可以加上印第安黑脚族人作为安全文化之一。下流、乖戾的文化，那些使她为之战栗并受她唾弃的文化是朱克契人，奥基布瓦人，多布人和克瓦求特人。
对于这些文化，她曾经尝试做出各种各样的概括，你或许称之为那时流行的所有标准说法。她依据种族、地理、气候、大小、财富、复杂性等各个方面情况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但这些标准不起作用，即对于四个安全文化是共同的，而在四个不安全的文化中不存在。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做出任何整合，没有条理，没有分类基础。她问道，哪些是多配偶的，哪些不是？哪些文化多自杀者，哪些文化没有自杀者？哪些是大家庭的，哪些是小家庭的？哪些是母系的，哪些是父系的？这些分类的原则没有一条能起到起码的效果。
最后，行为功能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而不是外现行为本身。她意识到，行为不是答案，她不得不寻求行为的功能或作用：行为所含有的意义，它试图说的是什么，它表现的性格结构是什么。我认为正是这一跳跃才是人类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的一次革命，它为比较社会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一种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各种社会放在一个连续系统中而不是把每一种社会都看成是独一无二自成一类的。下文是引自她手稿中的一段话：
让我们以自杀为例。人们曾多次证明自杀和社会环境有关：在一定条件下自杀率上升，在另一些条件下又下降。在美国，自杀率是心理灾变的指数，因为它是一个人对于他不再有能力对付或不愿对付的情境所能采取的一种快刀斩乱麻的行动。但自杀，列为文化的一项共同的特征，在某一自杀比较普遍的其他文化中可能是一种带有非常不同意义的行动。在旧时的日本，它是打败仗的战士的可敬行为，是恢复荣誉胜过生命的地位的一种行为——武士法典中人的全部责任。在原始社会中，自杀有时是妻子或姊妹或母亲在过度悲伤中的尽爱尽情；它是重新肯定，对近亲的爱比生活中任何其他东西更可贵，亲人已死时，生命也不再有价值了。在以此为最高伦理法规的社会中，自杀是理想的最后证明。另一方面，在某些部落中，自杀更像中国人的自杀概念，如他们所说的，是死在另一个人的“门前台阶上”，意思是，自杀是向一个虐待过自己的人或向一个他所怀恨的人进行报复。这样的自杀在原始社会中是一个人能够对另一个人采取的最有效、有时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行动，它比得上其他文化中的法律诉讼，和我们上述说过的任何种类的自杀都不相同。
本尼迪克特最后不是选用安全和不安全的概念而是选择了“高综效”和“低综效”的概念，后者较少规范性，较客观，不致被怀疑有投射一个人自己的理想和爱好之嫌。她说明这些概念的含义如下：
社会学条件是否与高侵犯或低侵犯相关？我们的一切基础计划能够在这方面做到怎样的程度，要看它们的社会形式提供共同的利益的范围如何，消除那些损害集体中他人利益的行为和目标的程度如何……从各种资料中能得出的结论是，非侵犯较突出的社会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个人能以同一行为在同一时间既为他自己的利益又为集体的利益服务……在这些社会中，非侵犯的出现不是因为人们是不自私的，更不是把社会责任摆在个人愿望之上，而是因为社会的安排使这两者一致。合理地考虑时，生产一不论是培育甘薯还是打渔，是一种普遍的福利，假如没有人为的制度歪曲事实，保证每一收成、每一网都能丰富乡村的食物供应，一个人就能同时既成为一个好的农夫、渔民，又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他得了利益，他的同胞也得了利益……
我将谈到低综效文化，它的社会结构会助长彼此对立和对抗的行为，并谈到高综效文化，它能促进相互强化的行为……我曾谈到过一些高综效的社会，那里的制度保证人们能从他们的事业中彼此受益，也曾谈到过一些低综效的社会，在那里，某一个人的利益变成征服他人的一种胜利，而非胜利者的大多数人不得不设法迁移。
在具有高综效作用的社会里，社会制度的建立能超越自私与不自私的两极，超越自私和利他的两极。在那里，自私也能得到奖赏。高综效社会是善有善报的社会。
关于经济制度，本尼迪克特发现，那种外露的、表面的、票面价值的事情——不论社会是富或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的、高综效的社会里有一种她称为财富分布的引流系统，而不安全的、低综效的文化有一种她称为财富分布的汇聚机制。我可以非常简短地用隐喻扼要说明汇聚机制；那是任何能确保财富、吸引财富的社会机制，对富有的再给予，对没有的再剥夺，贫穷弄得更贫穷，富有变得更富有。在安全的、高综效的社会中，相反地，财富倾向于分散开，像经过虹吸管那样从高处引流到低处。它总是以某种方式由富足流向贫穷，而不是从贫穷流向富有。
引流机制最典型的例子是我所见的印第安黑脚族人在太阳舞仪式期间的“散财”。
在本尼迪克特列出的财富分配引流制度中，施散是这种制度的一种类型。另一种是仪式性的好客，比如在许多部落中富人会邀请他的所有亲属来作客并照顾他们，也有解囊相助、相互支援、食物分享的合作办法，等等。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我想我们的财产累进税或许也是引流机制的一例。在理论上，假如一个富有的人加倍富有，那对我和你都是好事，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将输入公共的财库。我和你都会受益，假如它会用于社会的福利。
至于汇聚机制，例子有昂贵租金、高利贷款（我记得，夸求特尔的年利率高达1200%；相比之下，我们甚至在滨水区所见的利率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奴隶劳动和强迫劳动、劳动的剥削、过高的利润，以及相对地看对穷人比对富人赋税较重，等等。从此点分析，你能看出本尼迪克特关于制度的涵义、影响或韵味的论点。施散钱财自身作为简单的行为看是无意义的。我认为这在心理学水平上说也是如此。很多心理学家不了解行为是对心灵的一种防护，正如它常常是心灵的一种直接表达一样。它是掩藏动机和情绪、意图、想法的一种方式，正如泄露它们一样，因此，绝不要从票面价值看待它。
对于宗教制度也可以依据综效概念做出区分。你会发现，上帝或神、鬼、超自然的东西在安全的或高综效的社会中都一律会成为相当仁慈的、助人的、友爱的，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像我们社会中某些人所说的成为神圣的。例如，在印第安黑脚族人中，任何人都可能暗自享有个人的精灵，那个他曾在一次幻觉中或是在一个山丘上看到的精灵，能在一次扑克牌比赛中受到乞求而显灵。这些个人和他们的神相处得如此融洽，以致一个人觉得完全有理由暂停比赛，并到一个角落里和他的精灵商量决定如何出牌。另一方面，在不安全或低综效的社会中，神、鬼、超自然的东西一律都是残忍的、可怕的，等等。
在1940年，我曾在布鲁克林大学以一种非正规的方式让一些学生当被试核实过这种关系。被测验者有二三十人，问卷是从安全或不安全两个方面设计的。我问正规信教的人一个问题：你一觉醒来，忽然觉得上帝就在室内或在窥视你，你会有什么感觉？安全的人倾向于回答觉得很安适，受到保护；不安全的人倾向于回答觉得很可怕。那么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你可以发现在安全的和不安全的社会中情况也差不多是如此。西方关于报复之神和仁爱之神的对立概念表明，我们自己的宗教文化是由一种你可以称之为安全和不安全的宗教混合物构成的。在不安全的社会中，拥有宗教权力的人一般会利用权力谋取员工的某种私利，以求达到我们会称之为自私的目的；而在安全社会中的宗教权力，例如在祖尼人中，会被用来求雨或求丰收，为整个社会带来福利。
这种对心理涵义的对照研究可以使人在各个方面得出明显的印象，例如祈祷的方式，领导的方式，家庭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的表达，感情联系的方式，亲属联系的方式，友谊的联系，等等。假如你有这种差别感，你一定能沿着这条路线一直预测出你在这两类社会中能够期待的是什么。我只想再指出一点，这对于我们西方人可能有点出乎意料。高综效的社会都有办法排除羞辱，低综效的社会做不到。在低综效社会中，生活是蒙受耻辱的，令人难堪的，伤害人的，那是必然的。在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四种不安全的社会中，羞辱引起怨恨，延续不断，由于某种原因而永无宁日。但在安全的社会中，有一条途径能结束羞辱生活，还清你的债，使你解脱出来。
大家完全可以察觉到，我们自己的社会是一个混合综效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既有高综效的制度又有低综效的制度。例如，在慈善事业中我们有普遍的高综效。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慷慨的社会，并常常是以一种非常适宜的、非常安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社会中显然也有一些制度使我们彼此对立，使我们必然会成为对手，把我们置于一种对立的情境中，弄得我们不能不为有限的利益争吵。这好像是一场比赛，一个人能赢得荣誉，而另一个人必然输光。
为了说明得更加清晰，我举一个熟知的例子，如多数学院中所采用的评分制，特别是曲线图上的评分，我曾经陷入那样的处境。在那种情况下，我被放在一个和我的兄弟敌对的位置上，使他们的得益变成我的受害。假如我的名字从2级开始，而评分是按字母顺序排开的，我们还知道只有6个A级。自然，我只能坐在那里希望在我前面的人会得低分。每一次某人得一个坏分数，都对我有利。每一次某人得到一个A级，都对我不利，因为它降低了我得A的机会。因此，我很自然地说：“我希望他掉下来。”
这一综效原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有助于一门客观比较社会学的发展，不仅因为它有可能引起一种想法，使这种比较社会学能为一种超文化的价值体系开辟道路，并依据这种价值体系评价一种文化和它的一切内涵，它为理想国的理想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基础，而且因为它对其他领域中更专门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也很重要。
首先，我觉得还没有足够多的心理学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意识到有重大紧要的事情正在一个领域中发生，这个领域甚至还没有一个恰当的名称，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组织管理理论或工业社会心理学，或企业或事业理论。大多数对于这一领域有兴趣的人认为罗格利克的《企业的人性面》是一本入门的著作；我建议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社会组织管理水平的Y理论看作高综效的一例。它表明，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安排社会机构，不论是事业中、军队中或大学中的机构，使组织机构中的人彼此合作有序，从而结为同事和队友而不是敌手。我曾研究过这样的事业单位，我想可以依据高综效或安全社会组织的概念来说明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这样说明。我希望这些新的社会心理学家能试用本尼迪克特的概念对两种组织管理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一种是上述的高综效组织，另一种是以非协同的学说为依据，即认为东西的数量有限，假如我要多得，你就必须少得。
我还想向你推荐利开特的著作《管理的新模式》，它是一本记述广泛细致调查研究的著作，讨论我们可以称为工业组织管理综效作用的各方面问题。这本书有一处甚至讨论到他所说的“权势混杂”，力图解决一个他认为很难处理的矛盾，即好的领工，好的负责人，从实际效果看评级较高的那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下放权力。对于这样的事实——你越放权，你也越有权，你应怎么说呢？利开特对于这个难题的处理是很有意味的，因为你能看到一个西方人在极力对付一个不那么西方的概念。
我要说，没有什么理想国能够由有见识的人构成而不欢迎综效的概念。我时常认为，任何理想国或优美心灵组织（我想这个名称更好些）都必须有一套高综效制度作为它的一种基础。
综效概念也可以应用于个人水平，应用于两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性质。它对深爱关系做出一个相当适宜的定义。这种深爱我曾称为存在爱。爱曾有过各种各式的定义，如说你的兴趣就像我的兴趣，或两系列基本需要汇合为一，或你的脚上长了鸡眼好像我的脚也痛，或我的幸福好像依赖于你的幸福。已有的多数爱的定义都隐含着这一类自居作用。但这也很像高综效概念，即两个人以某种方式安排他们的关系使一个人的利益也成为另一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一个人的利益成为另一个人的不利。
对于美国和英国经济低下阶层中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些新近研究，描述了被他们称为剥削的关系。那显然是一种低综效关系。在那里经常有谁掌权当家的问题，或谁是头，或谁更爱谁的问题。结论是，谁爱得最深，谁就是傻瓜，或者说谁的伤害最大。所有这些都是低综效的说法，它意味着物品的数量有限，而不是数量很多。
也许我们能说，爱可以定义为自我的、个人的、自我同一性的扩展。我想我们和孩子、和妻子（或丈夫）、和亲近我们的人在一起时都有过这种体验。你会有一种感觉，特别是和幼小的孩子在一起时，宁愿你自己在夜里受凉咳嗽而不是你的孩子咳嗽。孩子咳嗽比你自己咳嗽更使你痛苦。你较强壮，因此你能承受咳嗽。显然，这是两个存在物之间一种心理融合。我要说这是自居概念的另一个侧面。
在这里，本尼迪克特过多谈论直线连续系统中的极端、自私和不自私的二歧化。但我显然觉得她的意思又分明含有对这种二歧式的一种超越，在严格的、格塔式的、创造上方位统一意义上的超越，它将证明，看来似乎是一种二重性的东西，仅仅是因为它还没有充分发展到统一才是如此的。在高度发展的、精神病学上健康的人中，自我实现的人中，或不论你愿怎样称呼的这一类人中，假如你试图评价他们，你将发现，在某些方面他们是非常不自私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又极度自私。由于某种原因，两极性、二歧式、关于某一“多”意味着另一“少”的假设，所有这一切都将消失。它们彼此融合，而你有了一种单一的概念，一种我们现在还没有适当字眼表示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高综效只能代表一种二歧化的超越，一种对立的融合，融合成一种单一的概念。
最后，综效概念对于理解个人内部的心理动力是有价值的。有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把个人内部的整合认知转作高综效，把普通病态的精神分裂看作低综效，如某人的极度不安而自己折磨自已。
在种种对于动物和婴儿自由选择的研究中，我认为可以用综效说进行理论陈述方面的改善。我们可以说，这些实验证明有一种认知和意动的综效作用或融合。打个比喻说，能使头脑和心脏、理性和非理性都说同一种语言，使我们的冲动引导我们沿着明智的方向前进。这也适用于坎农的体内平衡概念，他称为躯体“智慧”的概念。
也有一些情境能使特别焦虑的、不安的人有这样的倾向，认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对于他们一定是不好的，味道好的很可能是腐败的。明智的、正确的或应该做的事，非常有可能是某种你不得不督促自己去做的事。你不得不强迫自己那样做，因为在我们很多人中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我们所希望的、渴求的、喜爱的，以及那些味道好的，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好的、不正确的。但食欲实验和其他自由选择实验表明，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是我们享受的正是对我们有益的，至少相当好的选择者在相当好的条件下是如此。
我愿用弗洛姆的一句话作为结论，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谓病态就是想得到不利于我们自身的东西。”
优秀经理的综效思考
在这里我可以运用的一个例子，便是弗洛伊德主张个人的本能欲望是有限的。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可知，每个人都只有一定限量的爱，如果给这个多一点，给其他人的爱就变少了。例如他对自爱的主张，他觉得一个人愈爱他自己，对别人的爱就愈少。这就好比一个人只拥有一定数量的钱，花掉的钱好比是给自己的爱，而剩下的钱好比是对别人的爱。显而易见的，这和弗洛姆、荷妮（德国女精神分析学家，但是她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原则，她认为在人格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本能，而是他的文化及社会条件；文化及社会条件是人们产生焦虑及人格障碍的主要因素）以及其他人所定义的爱刚好相反。最终他们一致认为，至少在一个良好正常发展的社会下，爱会衍生出更多的爱。也就是说，你所付出的爱愈多，将会因此创造出更多爱的财富。这就好比一对热恋中的年轻男女，如果能互相为彼此付出，真心爱对方，就有能力去爱整个世界。他愈爱他的爱人或妻子，就愈有能力去爱自己的小孩、朋友甚至全体人类。
另外是一个使用金钱的例子。如果你以前有一笔钱，必须非常小心地拥有，你尽量不去花钱，还把它藏在地底下或锁在保险柜里。但我们却忽略这样一个规律，钱应该是用来创造利润的，尽量利用、投资，而非保持它的价值。在经济王国里，应该提高钱的价值，增加钱的数量。事实上，慷慨往往能增加更多财富而不是减少财富。
就这点考虑，与南美洲人和欧洲人相比，我认为美国生意人的作法以及想法非常特别。前者比较倾向堆积大量的存货，以最高的价格卖出，以赚取最好的利润。不过，拥有比较先进思想的美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学到，周转率愈高，所能赚到的钱就愈多，即使每一次所获得的利润可能不是很好，但因为周转迅速，最后反而累积了比较多的利润和财富。反过来看，一些手头拮据、小气又小心眼的拉丁美洲的杂货店老板，可能会在一次的交易中赚到很多钱，但是却不能累积更多的财富。例如汽车大亨亨利·福特的例子，亨利·福特通过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堆积大量的财富，通过把产品的价钱降低去提升销售量，因此他能累积庞大的财富，而且变得越来越富有。
利开特所写的著作《新管理模式》中曾研究过这样一个案例——影响力，使他发展出“影响派”的理论，我引用他在57页中所写的内容：
企业或工厂中的影响力是一定的。因此可能的结果是：若部属对组织的影响力愈大，主管的影响力就愈小。企业的权限是固定的，如果某些人拥有得愈多，其他人占有的就愈少。
然后他在58页写着：
较好的管理制度，可以提高属下的影响力，同时也增加高生产力主管的影响力。
总体来说，在团体运作的情形下，你给予员工愈多的影响力和权限，你所得到的就会愈多。我们必须朝此方向发展努力，我们必须使每位员工都变成将军，而不是墨守陈旧的教条，认为只能有一位将军。在此项假设下，将军领袖就等于领导一群得到很大自主权的将军队伍。领导者赋予每位员工较大的权力，然后他将会惊讶地发现，实际上所获得的权力和影响力比原来的做法还要多出许多。因此，他付出得愈多，得到的也就愈多。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科学领域中的慷慨和开放的问题。科学家最在意的是权力和科学秘密以及拥有一份安全感。但事实上，这种行为比起监控（前）苏联科学家更能造成无可比拟的伤害。这是一种伤害我们自己而非（前）苏联的方式，原因何在？因为科学依赖于慷慨，知识能创造更多的知识。
企业界也有类似的商业情形。当我问凯依他是如何处理商业机密时，他却说他们没有任何商业机密，唯一的秘密就是未来的运作计划，至于电压计实际生产过程的知识，都是公开的。如果有人抄袭他们的生产过程，其实并没有多大好处，因为那是他们管理制度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最高明的小偷，也无法偷走创造力或良好的管理制度。
或者我们可以换用别的方式来阐述这个问题。任何发掘电压计制造秘诀的人，最终会成为一个发明者，因为他们会发现制造这种东西的方式，就是成为一个有创作力的人。如果我们让工厂自行全力运转，并将所有信息公开，对我们社会的经济体系将有很大助益。因为，企业不断地运作，就会自动培养好的工厂、好的管理者以及好的员工，而不会关门大吉或减少产量。
在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经过一连串的事件后，我再也不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被别人窃取。理由很简单，偷盗者是一个品质低下的人，偷走的都是最差的东西。我不再为此生气或想全力保住秘密，反而觉得他们的行为有趣、好玩，所以我也不用烦恼如何隐藏我的想法。对于想法的讨论过程，才真正有助于创造力的发挥，使得原本只有一打数量的点子，暴增为100个点子。抄袭或窃取就像只偷到蛋、没偷到下蛋的鸡一样。简单地说，钱必须充分被运用，心智必须充分被运用，创造力必须充分激发，而不是将其囤积起来，吝于花费，担心一使用就会减少数量。
上述的所有一切都表明，拒绝和别人分享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想法。比方说，有关兄弟姐妹之间的敌对现象就反应出利益有限的想法。每一个小孩都想一个人霸占母爱，所以对新生的弟弟或妹妹也拥有母亲的爱感到气愤，因为他认为，如果母亲把爱给了弟弟或妹妹，那么就没有多余的爱可以分给他。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才会了解，母亲的爱其实是可以同时分给2个孩子，或4个孩子，甚至18个孩子。他还会明白母亲愈爱其中一个孩子，也就会愈爱另外的几个孩子，而不会减少对任何一个孩子的爱。
有关综效原则的另一个方面是，你享受着使别人快乐的滋味，别人快乐你也跟着快乐。或者实际一点地说，综效是指你自私地享受着让别人快乐的因素，所以你比以前更懂得去爱别人。因此综效性的经济体系应是制造无限量的更低价格的产品，而非有限数量的高利润产品。一个人如果愈慷慨、愈懂得爱、愈具综效性，他就愈喜欢赠送1000台收音机而不是100台，因为这项慷慨行为会创造更大的快乐，他也更能享受自己的慷慨。无限量的生产代表着对他人更多的关爱，更具有利他主义；有限量生产的人关心自己甚于他人，也就是倾向于利已主义。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把解决分化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荣格与达丽文强调相互冲突的好处，他们认为冲突所造成的动态影响与结果可强化个人心灵。冲突的结果有好有坏。但我所强调的是自私与无私的极性超越。也可以这么说，个人必须超越冲突，而非从中获益。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去认为自我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自私与无私是不同且相互排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我们更健康，察觉更高层次的需求时，当世界更健全更富有、没有饥饿时，就会发现所有人类的利益都将统一为一个整体，对某人有益的事，也对我或其他的任何一个人有益。
从新的角度着眼，我们也可能从达成自我实现的人身上看到这种高层结合——自私和无私彼此融合，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形态叫做健康的自私，或者也可以说是有如被虐狂的病态无私。实际上，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我们会发现一种非常独特的特质，你无法从他们身上区别自私或不自私，他们同时自私与无私，但你也可以说他们既不自私也不无私。但这违反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亚里士多德强调A级与非A级的双向排斥。再看一看科日布斯基（波兰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创立了普通语义学，这是一种语言哲学体系，试图改进使用语言的方以及对语言的反应方法，提升人类传达思想的能力）等非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考模式的批判。他们都反映出一项事实：综效代表超越分化，而非从冲突中获益。
在有关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事实的问题上，其中有许多模糊地带很难搞清。我认为所谓的综效，是对高层真相与事实的客观感知，这些真相与事实的确存在。综效的发展就好比从眼盲变为目明的过程。当然这项假设很难用实验给予证实，但只要有完整的操作性定义，并在务实性健全的环境下，综效的民主具有优势即可。事实上，当人们相互了解、彼此相爱，所有人类的利益就能整合在一起，不会相互排斥，所有关于幸福婚姻的分析都证实了这一点。所有关于企业中合作关系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所有关于科学伦理的研究更证实了这一点。依次类推，对任何一位科学家有益的事，也对于我这样的科学家有益。对老师有益的事也对所有的学生有益。
这部分工作表明，非A即B的思考模式，或是二元对立、非综效的思考是轻微的心理病态的征兆。我认为，对独裁者性格结构的研究分析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如果丛林世界观是成立的，唯一可能的现实就是独裁管理。如果有人认同我们过的是丛林式的生活，人都变成了丛林动物，他们都只顾自己互相排斥的利益，那么，这种想法就不疯狂，反而相当有理、有逻辑性、有概括性，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再检测一次这里的用词，我用的是“互相排斥的利益”这个名词，这是个不错的教学沟通方式，可以让整件事更清楚、更合理、更容易沟通。
综效的概念是整体性的；而整体性愈强，综效的程度就愈高。相反，即是所谓原子式思考。一个结构体的整体性愈强，其中个人的相互依赖度就愈高，彼此的沟通就愈畅通，面对团队的影响就愈深，也就是说，社会的综效性是高度整合的。
篮球队即是一个例证，球队由五位主力球员组成，如果每位球员都只从自己争取分数的自身利益观点出发，完全没把球队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那么这个球队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好的团队。好团队的球员会将团队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甚至可以这样说，假设真是好的团队，完全没有个人利益与团队利益之分。因为二者已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是能进球，谁得分已显得不重要了。团队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所有的球员都以团队为荣，好的助攻手和投篮手一样优秀。一旦球队的综效性瓦解，个人利益超越团队利益，球队就成了一盘散沙。
经济领域的活动也是一样。例如一个负责某项产品制造的数人小组，亦适用综效原则。团队合作的程度愈高，彼此的依赖就愈深，就愈信任对方，当然综效程度也就愈高。这是可以经由实验研究证明的。
层次整合也是同样的情形，每个层次彼此之间亦是相互关连的，存在着高度的综效性。考虑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
在好的条件下，综效是真实存在的，与心理健康相互成循环关系——心理健康的人有较高的综效性。心理健康的人也较易觉察出真相、更务实，因此这项科学的假设是可以被测试、被证实的。例如，我设计一套测试实验，探讨较健康的大学生的认知能力、感官能力、思考能力和知觉能力是否较强。经由以上变因的测试可以看出学生个体的综效性如何。若以感官层面而言，我可以测试颜色分辩力、听力、味觉和嗅觉等，测试对象包括心理健康的人、综效性高的人和优秀的经理人。在高度综效的条件下，假设对某个人而言是正确的，对我和其他人而言也是正确的。下面我们就针对优秀经理人做一番解释。
优秀的经理人是优秀的感知者。换句话说，他们的视觉辨析、听觉辨析等能力相对比较灵敏。这一切都可由标准的实验程序证实。此外，从感知层面而言，优秀的经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较能分清楚什么是觉察到的事实和心中的希望，并依据现实状况对未来做出较准确的预测。在我的层面而言，优秀的经理人较不易发生卢金实验中的固执心问题。他们也不太可能成为艾殊（首创艾氏情境实验，实验主持者设计了一个特定情境，也就是提出一个与事实不符，但却是团体中多数人同意事先的定好的陈述，再观察受试者不知情的反应。通常的结果是，即使受试者对多数人同意的陈述表示质疑，但是他还是会受到团体意见的影响，接受这个与事实不符的陈述，盲目地拥护团体的意见）实验中的被迫者或盲目的拥护者，更不容易有场地依赖（一种性格特征。假设有一木棒立在空地中央，至于木棒与地面是否垂直由受试者自行调整，直到他认为垂直为止。假如空地上没有其他刺激物时，每个受试者的判断都差不多；但如果有其他刺激物，例如把木棒放在倾斜的方框中，受试者就会受到干扰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这种人就是所谓的场地依赖型）的倾向，甚至完全不易受到类似走狗的人物的影响。
事实上，所有关于心理健康的测试，其实就是关于优秀经理人的测试。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实验结果所定义的优秀管理策略都牵涉到心理健康和综效能力。我们可以提出上百种相关的案例。事实上，至少就理论而言，我认为不久的将来会有一系列像心电图、脑电图一般精准的测试实验，完全准确地预测出哪种人在未来可成为优秀的经理人或领导人。假设这项预想可以实现的话，将会令人感到惊喜不已。我愈想到这里，就觉得愈有可能。不管怎么样，这件事确实值得一试。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当所有的关系网路都成为事实的时候，所有促成优秀经理人的因素都已具备时，其他人也能变得更优秀，甚至能改造整个人类。也可以这么说，所有关于敏感度训练、管理训练、著书立说与从事研究的技巧等，就长远利益而言，对所有人都有益处。
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只有足够健全，才能培育出日后我们所需的将军、老板、经理人或领导人。同样，任何自我治疗或心理治疗的技术必然具有相同的作用。所有的一切都相互关连，使一个人变得更健康的因素，也会使其他人更有机会成为优秀的经理人。
相反的情形也是如此，改善社区的因素亦能改善社会的其他部分，改善某个人的因素亦能改善全体人类。如果某些因素能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好丈夫，那么同样也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好员工、好市民或好的运动员。
事实上，这些诀窍也是美国成功人士的特殊品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特别是最近有许多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打击美国市场。例如，与美国员工相比，其他国家的劳工薪资比美国便宜许多。大部分国家盛行独裁式的管理制度，人们生活在恐惧、饥饿以及失业的情况之下，他们较愿意依指示做事。在这些国家里，所拥有的原料比美国多出许多，拥有数之不尽的廉价劳工，有预防劳工罢工的制度法令。毫无疑问的，这种独裁式的管理模式也有它存在的道理与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