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儒学为主体、为标志的汉文化，具有一种稳定、和谐、整体化的发展模式，它是深深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土壤之中的。它对于由单纯牧业向农牧业经济过渡的西夏党项羌人来说，是格外富有诱惑力的。西夏党项羌人由衷地钦佩汉文化的高度发达，渴望自己的民族尽快汉化，从而使自己的民族也步入先进民族的行列之中。
孔子说，他“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所追求的“道”，是博大精深的中华儒学的核心所在，即治国平天下之道。党项羌的首领们对中华儒学的治国平天下之道极为钦慕，深盼依凭汉化来成就自己的割据事业。元昊之祖李继迁曾毫无隐晦地说过：“（灵州）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元昊之父李德明，也十分向往以儒家仁德为内质的汉礼，他于“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伴随着党项羌社会性质的重大变化，即“由原始氏族公社直接向封建领主制过渡”，以党项羌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西夏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原先那种与“事畜牧”“不耕稼”“无法令”等生存方式相适应的传统文化模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价值取向的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蕃礼”为形式标榜，而以“汉礼”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文化模式（即外“蕃”内“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使“蕃”“汉”之间的文化冲突，呈现复杂情态；但重要的是，西夏王国完成了系统化的文化交流过程，即冲突-理解-沟通-选择-调适-融合。正是在不断的自我调节、自我转换之中，造就了西夏文化的灿烂和辉煌。
一代雄杰元昊，欲以保持和突出党项的民族特点，去实现成就霸业的宏愿。针对其父“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的说法，他鲜明地提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他特别看重“蕃字”（代表党项羌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西夏文字）、“蕃书”（以西夏文字书写的各种文书），建立了“蕃字院”（以西夏文字写作和翻译有关文书的机关）和“蕃学”（以西夏语文为教育手段的学校）。但稍加考究便知，元昊的重蕃学，在客观实际上，恰巧变成了重儒学。因为西夏蕃学的基本任务，是以西夏文翻译汉文儒家经典，来教育西夏官僚子弟。故西夏的“蕃字”“蕃书”，不过是传播儒家思想的工具，“蕃学”，变成了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场所。当时译成西夏文的重要著作，有《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众所周知，《孝经》即属儒学的基本经典，据说它是孔子传给弟子曾参后，被整理而成书的。孔子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其所论之以家族为纽带的“孝”的观念和仪式，是中华儒学以至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核心内容之一。“以孝治天下”这一中华儒学的基础理念，被历代帝王所公认并被较为普遍地躬行，使它成为维护国家秩序和保持安定的精神力量。《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词义解释的专著，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它包含着丰富的有关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珍贵资料。经学家常用《尔雅》解说儒家经义，是后人了解中华儒学时的重要工具书。《四言杂字》用于汉语文的启蒙，属儒学教育的入门读物。西夏统治者翻译、传授这些汉籍的直接作用，是引进和吸收中华儒学文化，以居于汉文化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哺育和武装蕃汉官僚子弟，为西夏王朝造就大批人材。
处于各种矛盾焦点之中的元昊，其思想和性格，是非常独特的。一方面，为了显示西夏王国具有的卓然独立性，他热衷于诸如诏令全民“秃发”（中间剃光、仅留周围头发），禁用汉式结发；废除唐宋赐姓（李氏、赵氏），而改用党项姓氏“嵬名”；他本人不行唐宋衣冠，而依其本族旧俗，穿白色窄衫，戴红里毡帽，力图标榜其国家和民族的个性形象。但另一方面，他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机构设置，又几乎都是在模仿中原王朝。他组建的文武两班的官制，其名称和职责，也一似唐宋。据《宋史·夏国传上》载，“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西夏文官的服饰，有幞头、靴、笏、紫衣、绯衣等，这明显是因袭了唐宋服饰。史载，唐高祖、唐太宗制定的唐朝服饰中，有幞头、靴、笏、紫衣（三品以上）、绯衣（五品以上）；朱熹制定的宋朝服饰中，“有官者幞头、带、靴、笏”。
史称，宋朝文人“举子不第，往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元昊即位后，“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主谋议者共6人，汉族人竟占5人。“初，华州有二生张（元）吴（昊）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人立国规模，多二人教之。”野利仁荣对元昊的良苦用心，深有所悟，他说：
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议者咸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说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礼乐诗书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以刑赏，则国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言利可敌哉！
原先的草原部落所培育的党项羌文化，毕竟是处于一种较低级的发展阶段上，无法满足提供与中原抗衡的有力武器的急需。因此，从巩固民族政权的根本利益考虑，元昊不得不打着“蕃旗”，极力“汉化”。这是他机智而大胆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