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党项羌人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它是由先秦时期的古羌人发展而来的。传说古羌人为炎帝之后，与中原华夏同源异流。《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古羌人的原始社会，与中原华夏民族的原始社会，曾经较长时期是处于相同的时间、空间之中的，它们的精神世界颇多相通之处。就巫术信仰而言，其萌发与发展的规律，也应是相同的。至今，我们所了解到的中国巫术早期的史料，大都很难明确是古羌人或是华夏人所有。笔者以为，它们对于描述古羌人或华夏民族的巫术信仰，基本都是适用的。就此而言，西夏党项羌人继承了悠久的巫术传统。
人类最初的各种巫术，都是与人类最初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原始人群便是人类巫术的发明者和执行者。学界有根据地认为，中国的巫术萌芽于距今一万八千年以前的山顶洞人时代。山顶洞人已有血液与红色崇拜和以赤铁矿粉对死者实施魔法的巫术活动了。他们用以装饰并用以辟邪的护身物品，不仅有石珠、鱼骨，还有兔子头骨化石等。
大约始于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巫术活动的日趋繁荣，得以全方位发展。如人骨涂朱或朱砂随葬（辟邪），俯身葬法（可断绝阴阳之气，以示服罪），二次葬法（血肉干枯后再次埋葬，死者方可真的进入阴间），以玉石为佩物（辟邪），祭祀各种动植物或无生物的图腾或者触及各种石质、陶质之“祖”（男性生殖器模拟物）赋予妇女生育力（生殖崇拜），创造形形色色的神秘图像（辟邪），以及充满神秘的歌舞、乐器（巫术行为和意义）等。
适应社会巫术活动的需要，作为专门人才的巫师，成为社会角色之一种。
从《尚书》《国语》《山海经》等古籍载记可知，大约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颛顼，因为对“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人人都可祭祀神灵，家家都有自己的巫师）这种“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司民之官与司神之官相互混杂，二者已经不能加以区别）的现象甚为不满，“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命令阳位的长官“重”，主管众神天事，而命令阴位的长官“黎”，主管民人地事；从此，断绝了地与天之间的通路）。
“绝地天通”以后，宇宙原有的秩序改变了，不仅人类再也不能上天了，天神也再也不能下地了。于是，为了沟通天、地、神、人之间的交往需要，作为特殊媒介的“巫”，便应运而生。从《山海经》的一些篇章中，可以了解人们对早期的“巫”的描述。《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开明兽是昆仑山的守护神，在它的东面有巫彭等六个巫师，正夹着蛇身人脸的天神窳的尸体，用手里拿着的不死之药救治它。《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灵山，巫咸、巫即、巫、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灵山那里有巫咸等十个巫师，他们一面升天落地，一面还要采集各种药材。
看来，中国早期的巫，与昆仑山、灵山等山脉结下了不解之缘。考虑到“神山信仰”的是古羌人的精神创造成果之一，可以推知这些巫的神话，也许就正是古羌人们的作品。
从《国语·楚语下》所载记的楚昭王熊轸与楚国大夫观射父的对话中，可以了解人类早期的巫师，是一些“精爽”（精明爽朗）者，对职责“不携贰”（没有异心）者，他们“齐肃”（肃敬庄重），他们“衷正”（内心纯正），他们的智慧能够使天神地民各得其所，他们的学问能够使光照远方显现明亮，他们的眼力能够洞察天地，他们的听力能够通晓一切。因此，神明便降落在他们身上，其男性的叫觋，女性的叫巫。
早期的巫师身兼数职，是祭祀官，是预测家，还是历史记录人。总之，他们是掌管社会精神世界事务的文化人。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早期（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巫术活动曾极其频繁，巫师的地位极其崇高。殷商时，凡帝王有重大决策，都要“谋及卜筮”。而西周的高官，大都带有“巫”的性质。自从进入封建社会后，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巫术的活动空间变得日趋狭小，巫师的地位日益降低，以致最终没落下去。
但在相对中原而言，经济落后、信息封闭的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偏远而辽阔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巫术活动依然有声有色，巫师也一直享有特别的荣耀。其中，作为古羌人支系之后，以西部山川为自己民族温床的党项羌人，就是继承了中国早期的巫术传统，才造就了西夏王国朝野上下盛行原始巫术——这样一道耐人寻味的民族文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