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应该掌握：
1.1950—1978年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和研究概况。
2.1979—2000年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和研究的特征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
3.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1950—1978年西方经济理论引进和研究
一、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历史概况
（一）西方经济学引进的历史概况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引入和传播要早。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就开始传播一些西方经济知识。
此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者又较为系统地翻译、介绍、研究、阐述了西方古典经济思想及近代经济思想。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大约出版了40部左右的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论著。其中约2/3是中国学者自编的著作，翻译的著作占1/3，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直到40年代，从西方国家翻译过来的经济学论著大量增加，而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则日渐减少，20世纪40年代日本经济理论译本几乎绝迹。中国学者自行编写的西方经济理论方面的论著，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量出现，但一般质量都不高。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才有几部较高学术水准的西方经济学论著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和研究是十分有限的。1949年到1979年，从西方国家翻译的经济学论著一共只有68部，其中英、美两国占52部。胡寄窗在其《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的序言中指出：建国30余年来基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除马克思分析过的古典经济学和早期“庸俗经济学”尚能基本掌握外，对19世纪末期以来大量涌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几乎全无所知，即使有少数涉及它们的著作问世，大都语焉不详并持全盘否定态度。这一评论基本上说明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关于西方经济理论引入和研究的总体状况。
（二）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评价马克思将西方经济学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根据马克思的划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以魁奈、杜尔阁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等，还包括洛克、休谟、琼斯等一批经济学家的理论。由于有马克思的评价为依据，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和评价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使财富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并且论证资本主义生产优于封建主义生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适应新兴资产阶级扩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极力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的口号。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古典政治经济学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第一次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作了初步的分析，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配第最早得出了他称为“自然价格”的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论断。重农学派认识到，在充分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交换是等价的。斯密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李嘉图批评了斯密的错误，坚持了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正确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剩余价值。配第认为地租是超出生产费用的全部剩余，利息（货币租金）则是货币出借者因有购买土地的能力而应像地主一样得到的租金。所以，在他的论述中，地租是剩余价值的真正形式。重农学派正确地提出了一个基本论点，即只有生产“纯产品”（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斯密突破了重农学派的片面性，认为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劳动的具体形式如何。李嘉图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剩余价值的量、地租的性质、存在条件及变化规律的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魁奈的《经济表》是企图说明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第一次尝试，是一种杰出的创见。
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科学贡献一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二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剩余价值及其各种具体形态进行了研究。这些科学研究虽然不充分、不彻底，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地继承，在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真正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除了科学因素外，受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的局限，还包含有许多错误和庸俗的观点，这些庸俗观点被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继承，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庸俗经济学”。
（三）对西方“庸俗经济学”的认识和评价所谓西方“庸俗经济学”，是指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经济学。这一学说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合乎人的本性的、合乎自然的、绝对和永恒的社会生产形式，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表象进行研究。对西方“庸俗经济学”，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持批判态度的，评价基本是否定的。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先后翻译了一些西方“庸俗经济学”的论著。
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对李嘉图学派以后的西方经济理论作了一定范围的介绍。根据这些材料，中国经济学界对“庸俗经济学”进行评述。
二、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引进和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较早引进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当属王亚南主编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该书介绍了英国、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威廉配第、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阁、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的生平、主要思想和学术地位，在这些人物的重要经济著作中选辑了能反映其基本理论的章节，以使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脉络和基本概括有所了解。所选辑的配第的著作有《赋税论》第一、二、三、四、五、十、十二、十四章，《献给英明人士》第二、五、十章，《货币略论》等；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有《法国详情》的第二、三部分，《谷物论》绪论和第一部分的一、四、七章和第二部分的二、三、四章，《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二、三章；魁奈的著作有《经济表》、《经济表的说明》、《经济表的分析》、《重要考察》、《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亚当斯密的著作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二篇及第四篇的主要章节；李嘉图的著作有《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序及第二、三、四、七篇的主要章节，《政治经济学研究》序言的一部分，以及论文第十三篇和论文第十六篇有关价值学说的部分。
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立场、方法出发，主要从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分配理论方面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了研究。
三、西方经济学说史引进和研究
（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引进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除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角度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引进和研究，还从政治经济学史的角度对西方一些重要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作批判性研究。当时出版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终结，“庸俗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除了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德国历史学派、边际效用理论、数量经济学派、美国的制度学派、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张伯伦和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凯恩斯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福利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投入—产出分析等。当时对这些西方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目的是进行批判。
（二）西方经济学说原著引进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对西方经济学原著的引进和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及“庸俗经济学”的若干重要著作，这些原著的翻译出版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基础条件。
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说原著的中译本大体有：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三联书店1958年版）、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凡勃伦的《企业论》（商务印书馆195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等。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译本有：杜尔阁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威廉配第的《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汉森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问题》（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等。
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中译本有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此外，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介绍了施穆勒的《一般国民经济大纲》、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巴师夏的《经济和谐》、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纲要》等著作。
除了翻译本，中国的经济学者还利用外文原著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原著大体有：
列昂惕夫的《美国经济结构（1919—1939）》（1951年英文版），哈耶克的《自由的宪法》（1960英文版），格拉夫的《理论福利经济学》（1957年英文版），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英文版）、《从起飞进入持续成长的经济学》（1964年英文版），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1961年英文版），加尔布雷思的《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年英文版）等。
在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中，中国的经济学者还大量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和评价，并且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评价作为指导思想，对西方经济学说进行批判性研究。
第二节 1979—2000年西方经济理论引进和研究
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
（一）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和借鉴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评价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950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理论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评价基本是否定的。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全盘否定转变为批判、借鉴、利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日渐传播，有一部分中青年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持基本接受的态度。他们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上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过于抽象和空泛，不能解释现实经济，无力解决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现象，而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及概念范畴至少可以解释现实经济，并能说明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和目标。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同样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其中有一些还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对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了异议，指出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体系，其本身有很多缺陷，甚至一些最基本的假设条件也有不合理性，将其整个理论框架用于分析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很多谬误，产生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所以他们致力于从前提条件、分析方法、理论框架上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理论更具有张力，能够解释中国经济。
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和人们经济行为的科学，本身具有一般规定性，它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并不因为国家的差别而有什么不同。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过分强调经济学的特定阶级属性的倾向，而忽视了经济学的一般性。其实，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一般性是很明显的。所以，国际交流将有利于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少社会制度壁垒、更多通用语言的社会科学。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只要市场化改革不发生逆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必然会融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两者一起构成新的理论框架，形成新的主流经济学。
关于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陈岱孙认为，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近年的发展中，在推理分析、测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盘照搬。有论者指出，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阶级性和不敢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西方经济学全是谬误。相反，它的不少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大胆地吸收和借鉴。
因此，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必须持科学的态度。不要因为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而否认了它的可借鉴性，也不要因为它的可借鉴性而否定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但对具体的问题应进行具体的分析。大胆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某些原理并不等于照搬现代西方经济学。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经济条件也不同，即使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原理有应用的价值，也只能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
（二）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接受”和“批判借鉴”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中青年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持基本肯定、全面接受的态度，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无阶级性的。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的知识存量，提供了一种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和原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基本理论方面要与“国际接轨”。
针对这些观点，另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反驳意见。1995年，陈岱孙在《经济学动态》上发表了《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批评了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倾向。有学者批判了“经济学无阶级性”的说法，指出经济学是社会生产关系在人的头脑中的某种反映，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科学。西方经济学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指导思想，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出谋划策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西方经济学是以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体系。而中国现在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对西方经济学采取全盘接受、全部照搬的态度肯定是不合适的。甚至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反对将西方经济学照搬到中国，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是有借鉴作用的。
第一，中国正向市场经济过渡。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它的一些基本理论范畴、基本机制描述、基本规律的阐述以及基本分析工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有借鉴作用。
第二，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撇开制度因素，人们的经济行为是有一些共性的，如都面临资源稀缺，都必须在稀缺性限制下对资源的使用做出选择等。
所以，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如稀缺性、理性行为等具有“公理”的性质，对我们具有借鉴作用。
（三）西方经济学引进和研究的阶段特征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主要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主，其中最多的是对后凯恩斯主流学派一些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后凯恩斯主流学派的代表作，在中国广为流行，大多数大专院校将其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也较多地集中在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
对于凯恩斯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情有独钟，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当中国的经济改革逐步展开、逐渐深入，新经济因素的成长与旧的体制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导致宏观经济混乱，而传统的计划调控体制已基本失效之时，以凯恩斯理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填补了中国理论上的空缺。第二，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对加速经济增长、赶上世界发展步伐有一种迫切的心态。而凯恩斯理论中刺激有效需求不足以使国民收入增长的模型以及投资乘数等分析工具又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这种心态。第三，凯恩斯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传统的一次革命，认为单靠市场力量不能导致宏观总量平衡，主张政府应干预经济。
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转变为以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为主，同时对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亦成为一个重点。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方面，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论著有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罗斯托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马尔科姆吉利斯等人的《发展经济学》、金德尔伯格等人的《发展经济学》、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以及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等。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流行，有其方法论上的原因。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以其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的理论特点，以及在分析方法上极强的实证性和比较分析的特点，而对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另外，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本上是由政府启动的，加之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低，现代性因素积累缓慢，所以要使经济高速增长，实现工业化，要经历一个国家干预强化阶段。这一政策主张也符合中国的经济现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引入和研究的特征又发生了变化，表现为以介绍和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理论为重点。科斯、德姆塞茨、阿尔钦、诺思、戴维斯、布坎南、威廉姆森、奈特、张五常、库特等经济学家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到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或产权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产权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之所以会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并受到较大的重视，从方法论角度看是有其特定原因的。西方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将经济增长看作是资本投入及技术进步的函数。在这类模型中，产权制度、经济制度被视为是一种既定因素或外生变量。产权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创新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社会依靠产权机制或产权制度，能够提供某种有效的激励或减少浪费的约束，使稀缺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这种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具有相当启迪意义。从中国的情况看，由于经济历史演进的跳跃式发展以及经济体制的历史性错位，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而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过统一的、完善的市场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加之长期推行行政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经济发展受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就不仅表现为总量增长和结构转换，同时还表现为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制度变革的特性与产权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方法相契合，所以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在中国大为流行。产权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工具，对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进行修正和补充，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产权经济学在西方国家也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六七十年代才渐趋成熟，属于经济学前沿学科。
中国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不仅在理论和分析方法上具有创新意义，而且也缩短了中国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学发展的距离，表明中国在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研究、运用方面基本上已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接轨。
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1.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经验主义哲学。经验主义哲学最早的代表是英国古典经验主义，19世纪中叶以后表现为科学主义思潮的各流派。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流派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的各派分析哲学以及当代多派科学哲学。
有学者分析说，经验主义与科学的密切关系决定了致力于“科学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必然以经验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从更深层看，经验主义内在的认识特征决定了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基本思想倾向上内在的本质联系。对以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机制的依赖，和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维护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思想倾向。具体来讲，经验主义哲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英国古典经验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对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证伪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演变的影响。
2.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基础有学者分析说，科学哲学是经验主义在现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就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关系来说，存在着一条演变线索。从实证主义开始，经过实证主义的第二代马赫主义，然后经过逻辑原子主义这个中介到了逻辑实证主义。从波普证伪主义开始，出现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多斯的精致证伪主义，以及费叶拉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这被称为科学哲学反实证主义阶段。以证伪主义为分界，科学哲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逻辑实证主义又称逻辑经验主义，是科学哲学在实证主义发展阶段的最高峰。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二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构成的要求集中表现在理论公理化方面。理论公理化要做两件事：一件是把该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该理论的“基”由公理组成。另一件是把理论中的全部概念安排成一个构成系统，该系统的“基”由“基本概念”组成，这些基本概念应当是人类直接经验的反映或能解释为物理操作。萨缪尔森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遵循这一要求，以“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为副标题，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大大提高了经济学一般分析方法的水平，被看作数理经济学史上以微积分为基础的边际主义时代终结的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形式化。
3.证实和证伪有论者系统分析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从证实原则到证伪原则的演变。理论的公理化是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构成形式的要求，而证实原则是从理论外部来检验理论优劣和可接受性的标准。证实原则要求对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理论的推论结果进行经验检验，以是否与现实经验相符来判断理论的优劣和可接受性（从假设到结论的推理取决于逻辑检验，与经验无关）。
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对科学的逻辑分析，找到人类知识牢固而坚实的基础以及科学、可靠无误的根据。但“归纳问题”是这一目标最大的障碍。经验主义认为不存在先验的真理，一切命题都来自人类经验的归纳，由于经验的局限，人类永远不可能知道归纳是否正确。逻辑实证主义对归纳问题一般采取概率论的态度，即认为通过证实可以用确定的概率表示理论的可信度，或采用概率的频率来定义归纳结论的或然性。而波普的证伪主义则根本否认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推理。波普提出的“科学性”的辨认标准是可证伪性。他认为科学是一组旨在精确陈述或解释宇宙（某方面）行为规律的推测性假说，但并非任何假说都是科学的。如果一个假说存在着一个或一组逻辑上可以与该假说相抵触的观察陈述，那么这个假说就是可证伪的，或者说是“科学”的。
1938年，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出版了《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一书，首次把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从此证伪主义逐渐被经济学界所认识，特别是在布劳格1980年的《经济学方法论》这本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发表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对证伪主义的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
波普的证伪主义由于坚持严格的证伪标准而遭到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攻击。以后，拉卡多斯提出了精致证伪主义，即“科学研究框架理论”。该理论用理论系列即所谓“研究框架”取代波普的“理论”。研究框架由作为基本假定的“硬核”和由各种辅助假设、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组成。改变“硬核”就是放弃框架。
“保护带”的任务是当经验证据对框架不利时调整辅助假设以保护“硬核”。
拉卡多斯对经济学家之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主要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减轻了波普朴素证伪主义的苛刻的要求。拉卡多斯认为理论系列的进步有两种：一是理论上的进步，即每一理论比以前的理论有超余的经验内容。二是经验上的进步，即如果上述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部分被确证了。正因为如此，拉卡多斯的术语“硬核”、“理论上的进步”等大量在经济学方法论和历史的著作中涌现。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普遍接受了证伪主义，尤其是科学研究框架理论。一方面，他们用证伪原则逐渐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开始用经验数据的证伪取代对理论的证实；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对辅助假设的调整来应付目前的危机。近年来获得巨大发展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新的古典微观经济学等理论扩大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说明了更多的经验内容，而同时又保护了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关于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有效性的基本假设，因此被视为“框架的进步”。
4.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总的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是“唯科学主义”的。所谓“唯科学主义”是指一种认为应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哲学、人文科学的观点，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探求知识。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公理化的演绎逻辑方法。由于对自然科学演绎逻辑体系的推崇及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影响，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分析奠基时选择了“工具理性”的方法，开始了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运动。理性逻辑演绎法原本是逻辑学的一个方法，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一个认识论工具。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由逻辑推演得到的实证命题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认为，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与近代理性主义传统有直接渊源。
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对自然秩序作了历史必然性论证，同时也相当出色地对自然秩序中的经济人作了论述。由此可见，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的内容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人是有理性的。人的理性在于，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互通有无，互相交易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根本特征。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通常并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然而，在一切听其自然发展的社会里，这种自利的经济活动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丰裕。
注重理性的方法，其进步意义在于：使经济学理论研究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成为可能；使理论家们第一次从“经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来解释说明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活动成为可能。
5.实证与规范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坚持实证与规范的划分，以可检验性作为评判理论的标准。因为科学建立的前提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主流经济学据此划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坚持以客观的、可检验的事实即所谓的第三人称知识作为评判理论的标准，而不是以理论本身的价值倾向或所谓的“悟”学说为标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派别在方法论上的一个主要区别。这一区别的意义在于，对经验检验的追求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必须根据现实的发展不断对理论做出修正。因此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开放的、不断调整的，与其他派别相比有更大“韧性”和适应性。
（二）实证方法论的数学工具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社会科学，一个基本特点是把数学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基本工具。数学作为一种工具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在理论实证研究层次上，数学主要用作一种逻辑推理的特殊形式。在一定明确的假设条件下，经过一定的数学推理得到某些较复杂的结论。用数学方法作为逻辑推理过程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数学推理具有逻辑严密性；另一方面，数学推理得到的结论往往是人难以用普通语言描述清楚的较复杂的结论。其次，在实证研究过程中，理论实证层次上的数学推理结果，还必须经过所谓事实的检验来证明此理论是即刻否定还是暂时肯定，亦即经验实证过程。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验实证过程主要是应用数学工具特别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进行计算的过程，亦即数学工具是唯一或最大程度上能够准确检验理论的工具。
总之，数学方法作为一种适合定量分析的比较严密的抽象符号系统，其体系的内在逻辑与普通语言体系的逻辑具有较大区别，这就使得在经济实证研究的演绎和归纳检验过程中，有可能给分析者提供新的思维工具和视角，展示普通语言逻辑无法揭示的现实奥秘。数学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实证研究中主观随意因素的影响；数学比普通语言具有更强的通用性，它能为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提供一种真正的“普通语言”，使理论研究能更好地在一致的概念、逻辑基础上展开和积累；数学拥有一般自然科学所具有的独立性，它多少能回避一些其他非正常因素对经济研究的影响。
（三）经济学的实验方法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H.张伯伦发表了《垄断竞争》一文，这被认为是经济学界第一次用人为控制的实验背景去验证一个抽象的经济理论，也就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
1.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学者讨论了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指出实验经济学最初是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产生的。国际贸易是经济学研究中受证伪主义影响最晚的领域之一，部分原因是用实际市场数据验证贸易理论的失败。用实际市场数据验证贸易理论存在两类问题：第一，简单的贸易模型忽视了世界经济的某些重要特征，所以模型的特殊化问题是一个内在的问题。第二，贸易理论大多用不可观察到的变量来描述，因此直接用市场数据去验证这些理论是不可能的。
1952年，位于圣莫尼卡城的兰德司召开了“决策过程中的实验设计”会议。该会议对经济学的实验性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会者来自数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个领域。会议的直接成果是，对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进行一连串的实验。
受西蒙的影响，心理学家西德尼西格尔把问题引向深入，特别注重于选择状态中的收益结构问题。西格尔同马丁舒贝克以及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对策论的学生们一起建立了不同的“可操作的游戏”来描述不同类型的竞争和交易条件。
实验经济学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依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实验经济学的第一个领域是沿着张伯伦和史密斯的方向，对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进行验证和发展。实验经济学家研究了各种价格机制向均衡价格收敛的速度。他们发现，“双向叫价市场”的收敛速度最快。实验经济学的第二个领域是沿着埃斯特斯的方向，建立个人决策的实验模型。在这方面，实验经济学侧重于检验那些风险决策的假设。第三个领域是沿着西格尔和舒贝克等人的方向，对非合作博弈的行为应用加以验证。这类实验以库珀等人1991年的实验最为有名。他们发现，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采取不合作策略的人数增加。如果这一结果是普遍适用的，那么经济学就要用非合作博弈来改写了。
2.实验经济学评价有论者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实验方法有两点优越性：一是可复制性；二是可控制性。可复制性是指当一名学者首先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独立实验并提出结论后，其他的学者可以依他的条件重新进行实验，从而能独立地证实或舍弃前人的结论，也就是可以对前人的结论进行证伪。可控制性指的是操纵实验室条件的能力。
实验经济学也有它的局限性。由于参与实验的是有感情、理性的人，而不是自然界的物质，因此就使得可复制性和可控制性必然是一定程度上的可复制性和可控制性。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点上为实验经济学家指明了发展任务，提供了发展空间。鉴于实验技术与实验手段的局限，目前的经济学实验多以理论验证实验中的强度验证实验为主。在实验设计上这种实验更接近于理论假定，而远离现实世界。经济学脱离现实的问题在这里再次重演，这也是实验经济学不断遭到冷遇甚至怀疑的原因。
（四）非线性经济学研究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只是以线性系统为对象，在有限的范围内不系统地吸收同时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而非线性经济学则是以非线性系统为对象，从整体上吸收非线性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地用于经济研究。非线性经济学是以所把握对象的系统性和非线性相互作用为前提的，因而需要考虑系统中各要素间、系统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首先对对象系统给予界定，确定所要把握的对象的系统环境和系统范围。
建立非线性模型是非线性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首先是动力学模型的确立方法。对于非线性经济学模型，通常是对已有经济模型如逻辑斯蒂方程、洛伦兹方程的选择、对应和改造，或者按照经济系统实际直接建立非线性模型。其次是选取适当的模型参量。最后是模型的简化处理方法。非线性经济学所涉及的动力学方程数学模型，一般进行直接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要根据需要作适当简化处理，这里包括把有些偏微分方程转化为常微分方程。
理论描述主要是指应用系统和动力学原理描述经济系统本质特征的方法。一些非线性机制的特征、确定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层次结构的自相似性，成为非线性经济学整体描述经济系统特征的主要方法。同样，动力学系统理论，如稳定性理论、分叉理论、吸引子理论与方法也是非线性经济学描述经济系统所广泛应用的方法。
三、“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9期发表了该杂志编辑部的《开展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一文。文章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经济学流派如产权经济学、法学与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新增长经济学等开始兴起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了对经济学的新发展作一个概要的描述，《经济学动态》决定专门辟出一定的篇幅，展开“新政治经济学”的讨论。
（一）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
1.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有论者从方法论角度指出，以科斯、诺思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于制度学派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过程”，但新制度学派的核心概念是“最优化”。因此，制度学派试图解释经济制度持续渐变的过程是一种动态分析，而新制度学派力图说明制度安排最优结构的状态，是一种静态分析。第二，新制度学派分析的基本工具是“交易成本”。而在此之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假定不存在交易成本作为基本分析前提的。第三，对主流经济学而言，新制度学派的最主要贡献还是在于重新构造了厂商和市场的概念。但新制度学派第一次使人们理解，厂商不仅是一个生产函数、一个“黑箱”，而且是市场的替代物，它的出现和发展，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学派在分析方法及分析角度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正是所有制度主义者极力反对的那种比较静态的均衡分析，制度经济学（从凡勃伦到加尔布雷思）是在否定、批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构造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而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发展与完善。
2.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威廉姆森就多次把新制度经济学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
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由科斯提出。科斯在1937年所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没有明确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但他所提出的市场成本（即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交易成本的内容。后来，科斯于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明确提出了市场交易成本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对交易成本作明确的抽象和界定。后来有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探讨。1969年阿罗把交易成本概括为搜寻费用、商议费用和实施费用。1974年威廉姆森把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作了区分和归纳。之所以强调交易成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家掌握了交易成本这个分析工具，才能够第一次真正地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制度的运行与演变，从而使他们与制度学派的社会的、心理的、伦理的等分析方法区别开来。
3.科斯定理斯蒂格勒在1966年发表的《价格理论》中，首次把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核心思想概括为“科斯定理”。斯蒂格勒把科斯定理表述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会相等。此后，舒尔茨、布坎南等人都对科斯定理作了表述。
科斯本人对斯蒂格勒的表述并不满意。科斯认为“斯蒂格勒关于科斯理论的阐述与我自己在论文中表述同样思想的方式是不同的。我所说的是产值最大化，并没说不一致问题”。可见，科斯事实上认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一致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问题在于制度的安排要使整个社会产值最大化。
1977年，舒尔茨出版了《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用》一书。他发现交易成本经济学所刻画的外部性，并不是市场机制的唯一缺陷，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障碍破坏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舒尔茨认为，科斯定理所强调的是一个自由竞争的条件问题，强调什么样的产权结构才能保证自由竞争的市场状态得以维持。据此，他将科斯定理界定为：只要交易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发生的，那么初始的合法权利的配置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无关。换言之，只要在产权明晰基础上保证完全竞争，资源的有效配置便能得到保证。
布坎南赞同科斯的核心论点：清晰的产权是保证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条件。但他指出，科斯关于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事实上削弱了自身结论成立的基础。因此，布坎南认为有必要按照契约主义原则重构“科斯定理”。在1983年9月发表的《权利、效率与交易：与交易成本无关》一文中，布坎南强调了自愿交易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性。他指出，交易过程是否有效，关键在于交易是否是自愿发生的。只要是自愿交易，那么过程本身就是有效的，不存在一种独立于过程之外的可识别并可被外部观察者用以衡量有效与否的其他标准。
4.制度分析的差异性有论者讨论了布坎南与科斯在制度分析上的差异性。从研究对象看，布坎南把制度理解为一套法律规则，或者叫“约束结构”，因此，考察的重点在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形成过程。科斯则更多地将经济制度理解为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他着重研究市场和企业这些不同的经济调节形式如何相互衔接、相互转化。
两者更深刻的差异表现在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上，这涉及对不同制度结构的“好”或“坏”的评价标准。布坎南与科斯在分析中都使用制度“有效性”的术语，但对效率的解释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制度分析的方法论上的差异。
科斯的制度分析运用经济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认为评估一种制度比另一种制度更为优越的基本标准是成本的节约，即效率的提高。
科斯的分析暗含着一个前提，即效率是一种客观外在的标准。成本和收益都可以用一种社会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效率不仅对于经济过程的当事人是可测度的，而且对于任何外部观察者也是可测度的。布坎南则把新古典主义效用价值论的思维逻辑推向极端，认为既然效用是个人主观评价，那么个人就是价值评价的唯一来源。根据主观主义的评价标准，布坎南进一步导出制度分析的“一致性”原则：“一致性是检验效率的最终尺度”，“这个尺度不一定仅仅限于应用配置结果上”，还“可以往前上溯到对体制阶段或规则本身的效率的检验上”。“如果人们一致同意对规则做出变动，那就标志着，根据先前定下的一套现存规则，所达到的结果或预期会达到的结果要小于按修改过的规则来进行交易所产生的结果。因此，新的规则必定比旧规则更加有效率。”
这样，布坎南建立起一个与“社会成本的主观主义理论”完全一致的效率评价体系，而与客观主义的价值论完全划清了界限。
（二）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特点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和诺思都被认为是重视将制度因素运用于经济增长分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动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1.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观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观认为：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和累积的过程，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相对稳定的。诺思认为制度的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到均衡的过程。诺思十分强调新古典主义的市场价格机制，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完全由提供制度的“成本—收益”所决定。同样，刘易斯认为发展是连续的，因为“从任何一种因素的进步将引起其他因素进步的意义上说，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2.企业家创新与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刘易斯认为，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经济增长将是缓慢的。必须以社会成功的欲望、高利润的希望或者不创新就会有严重损失的担心来刺激企业家去创新。诺思认为创新过程的第一步是由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进行，首先从事制度创新的决策人和首创人必须有熊彼特所说的从事创新的企业家，即能预见到潜在利润的存在，并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可得到这种潜在利润的人。
3.知识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刘易斯与诺思都认为经济的增长与生产中知识的迅速积累和运用相关，都认为经济增长离不开制度的变革，因而增长既取决于技术知识，又取决于社会知识的运用。
刘易斯认为知识只有得到迅速传播并运用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诺思认为，资本存量因知识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通过许多途径诱导制度变迁。
4.有效率的产权结构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刘易斯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一部所有权法的存在又是资本形成的条件之一。诺思认为产权的界定与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他的制度分析的基础是“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尤其在分析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他们都强调了所有制界定与有效率的重要性。刘易斯认为，纯科学的发现是不能有专利的，科学思想并不能变成私有财产，但技术研究和开发必须有专利。
诺思指出，纯科学知识与人类使用的技术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新技术不断被开发出来，但时有间断，主要原因在于对发展技术的激励仅是偶然的。因此，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水平。
5.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巨大反作用刘易斯指出：即使在基本经济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由于统治者思想变化允许人们以从前被禁止的方式进行活动，也会促进制度的变化。诺思同意刘易斯关于新思想首先是少数人产物的观点，并进一步确认，当人们的经验与思想不相符时就会改变意识观念。非正式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与修改基本是由个人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