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人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智慧有如源泉，行为堪为模范，这样的人可做导师；智慧可以抵砺他人，行为可以辅佐和警策他人，这样的人可做良友；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敢做一点越轨的事，这样的人可做官吏；还有一种人，只图眼前的方便快意，只要你叫他一声，他就会连连答应，这种人只能做奴仆。最好的领导用堪为导师的来辅佐自己；中等的领导用良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领导用官吏来辅佐自己；失败的领导用奴仆来辅佐自己。
事业是人才创造的，人才的能力有大小、高下之分，人才的智慧有贤能、不肖之分。任用的人才能力不同，取得的成就就不同。用人不仅要对大德、大贤之人委以重任，而且要选用才能超过自己的人，对之委以重任。
姜太公在《六韬·龙韬·论将》中讲到：将帅有五种品德，即“勇、智、仁、信、忠。”将帅“勇敢者不敢冒犯；明智者心绪不可扰乱；仁慈者会爱人；诚信者就不欺骗人；忠实者就会忠心为国”。管仲在《管子·立政》篇中说，朝廷使用人才，需要审惧地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唐代杜佑也认为，如果以品质节操为首要，以才能技巧为其次，选用人才，必定会使人们加强修养，勤奋学习，以仁立于科举最优之列，怎么会使俊杰之才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受到埋没而不被录用呢？通过排列比较这些人才，选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会使许许多多人才受到震动，而被吸引，从四面八方来响应。这里主要是强调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认为取人才艺为次之。
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的，是宋朝的司马光。司马光明确指出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论述还是比较深刻，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
用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也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缺才有德的人，是忠厚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这样的人是人，而不是做事所需的人才。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但本人是大德大才的旷古奇才，用人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蒋琬、费袆、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丰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的能力和德行，便为之说情。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相以供给。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袆代之，费袆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不实现，足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袆、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王才得安坐帝位达41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45年，但早在17年前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28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27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真正的诚实之人，真正的忠臣，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表现出他们优秀的品质。所以，以近知远，以微知明，也是识人用人必不可少的良策。
惟才任用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看出人才的能力。对有能力的人，应当马上让他开展工作，因为在使用过程中能更进一步深刻地识人、知人。
1946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从战火硝烟中退下来的日本青年——井深大和盛田昭夫不甘虚处乱世，以五百美元为资本，雇请了二十个人作帮手，在一座百货公司的废墟上成立了一家公司。五十余载过去了，这家公司业已发展为日本着名的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也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下设七十二个子公司，共有三千多家工厂分布在七个国家，整个企业拥有四万多名职工，年销售额高达五十亿美元，这就是日本的索尼公司。
井深大和盛田昭夫携手创业，风雨同舟几十年，使索尼公司的规模不断壮大，事业蓬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独到的管理艺术。
索尼公司信奉惟才是用，尤其是对科技和管理人员的考核使用，主要是看他们的实际才能如何，而不是仅仅重视学历。公司录用人员不管什么工种，提升职务无论职位高低，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公司给一个人分配什么工作或提升什么职务时，主要依据他本人考试成绩的好坏和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大小来确定，这在高度重视文凭的日本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盛田昭夫曾写过一部书，书名叫做《让学历见鬼去吧》。书中，他据事论理，斥责了日本流行的以名牌大学出身来评价人的观点和做法。他说，他宁愿将索尼公司的所有人事档案统统烧毁，以杜绝公司因学历问题而产生的任何歧视。盛田昭夫是这样说的，也真的这样做了，他的魄力和独到的见解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也因此而博得了勇于打破传统框框的赞誉。
这样，索尼公司逐渐形成了成龙配套的人员结构体系。当公司发展到一万七千多名雇员时，科技人员已达到三千五百多人，22%；管理人员有一千多人，约占6%，科技人员中，科研人员、设计人员、制造技术人员各占1/3，力量大体均衡。总公司设有中央研究所和技术研究所，研究人员不仅负责开发研制新产品，还要在理论上加以探讨提高。索尼公司每年的科研费用占总销售额的7%，而许多其他公司只占3%到5%，难怪索尼公司开发新产品总是遥遥领先呢！
索尼公司不仅拥有众多的科技人才，还特别重视选拔和配备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经理班子。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在选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时从不雇佣仅仅能胜任某一具体职位的人，而乐于启用那些具有不同经历，喜欢标新立异的闯将。有一次，索尼公司聘用了一名职员，完全是因为他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公司从来不把人才定死在一个岗位下，而是坚持合理流动，为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提供机会。在这样一个人才管理的制度下面，索尼公司的人们特别乐于承担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人人积极进取奋勇争先，整个企业始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不能在庸才中选人才
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自身的特殊而伟大，而在于善用特殊伟大的人才而伟大。以自己单方面的才能来做事，只能成就一个有限的伟大；以用人为主体来做事，就能成就一个无限的伟大。荀子说：“有才能的君主，是会使用官员们的才能而使自己也成为能人。平凡的人，总以自己为能人。”
汉高祖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镇守国家，安抚人民、发响送粮保障军队，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位，都是人中豪杰，因为我能任用他们，所以我能得到天下。”从这里完全看得出用人的重要性。
赵武灵王50岁之所以饿死在沙丘，就是因为他任用了李兑；同是一个齐桓公，用管仲而使自己称霸诸侯，用坚刁、易牙、开方，则使自己身死虫蛆，尸体几天都得不到安葬；伍子胥是楚国人，楚国不用他而吴王使用他，吴国便打败了楚国；商鞅是卫国人，卫国不用他而秦孝公使用他，秦国便强大起来。像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举不胜举。所以古人说得好，得到人才国家就会昌盛，失去人才国家就会败亡。用人的紧要之处在于善取天下人才中的贤才为己所用，而不能选用庸才、奸人为己所用。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做事应当在人才中选人才，不能在庸才中选人才。在庸才中选人才，等于在庸才中选庸才，还自以为选的是人才。
历史上的帝王君主之中，因不能任用贤才导致失败的例子很多，他们多数选用的人是庸才，还自以为选到了人才，这样怎么会不败亡呢？所以孟子劝谏齐宣王应广招天下的贤才，辞退不肖的庸才。孟子认为：“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也不可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有才干，再任用他。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不好，不要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也不要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的不好，再罢免他。”这完全是一副大严谨的样子、大客观的样子。取舍进退，一点都不依凭个人的见识。只要按照孟子说的去做，就能选出真正的人才。然而，孔子比孟子说得更精深。
《论语》中记载：“子贡问道：‘地方上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回答说：‘不可以。’子贡又问：‘地方上的人都讨厌他，怎么样？’孔子回答说：‘也未必可以。不如地方上的善人喜欢他，恶人讨厌他。’”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要善人称赞他，恶人诋毁，他才算得上是最大的善人。
做事总要以知人用人为首要。《白虎通鉴》中说：“天是最大的神，它有日月之光；地是最大的灵气，它有山川之化；圣人有万人的德行，仍离不开贤能的人来辅佐他。”领导人物的事业是伟大的，是无限的，不能得到圣贤的辅助，即使能做到伟大，这种伟大也是有限的。如果能得到圣贤的辅助，这种事业就会更加伟大乃至于无限。如若左右都是庸才，终究会丧失自己本来的伟大，而使自己的才能黯然无光了。历史上本身贤明，而又才华横溢的领导人物，就是因为用人不当，而不得天下的大才，以致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从对待工作的态度看人
人们在自然而然中都会将自己的性格特征表现在对工作的态度上，所以若想认识和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可以从他对工作的态度上进行观察。
一般来说，外向型的人多勇于承担责任，在工作中，没有机会的时候会积极地寻找机会、创造机会，有机会的时候会牢牢地把握住机会，他们多很容易获得成功。
内向型的人在面对一件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该负担的责任、后果等问题，总是担心失败了会怎样，所以时常会表现出犹豫不决的神态。因为顾虑的东西实在太多，行动起来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最后往往会以失败而告终。
工作失败了，不断地找一些客观的理由和借口为自己开脱，以设法推卸和逃避责任，这种人多半是自私而又爱慕虚荣的，他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
工作上一出现问题，就责怪自己，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多胆小。
失败以后能够实事求是地坦然面对，并且能够仔细、认真地分析失败的原因，进行归纳和总结，争取在以后的工作中不犯类似的错误，这样的人多是真正成熟的人。他们为人处世比较沉着和稳定，具有一定的进取心，经过自己的努力，多半会取得成功。
工作比较顺利，就非常高兴，但稍有挫折，便灰心丧气，甚至是一瓶不振，这种人多是性格脆弱，意志不坚强的类型。
用人不可以有私心
姜子牙回答周文王“领导如何展开工作”这个问题时说：“要安详稳重而心气平静，要宽柔有节而胸有成竹，要善于听取意见而不固执己见，谦虚谨慎而正直，处事公正而不怀私心。”
领导应做到公、正、明、大。领导能公，他的心自然没有私欲；领导能正，他的心自然不存偏见；领导能明，他的心自然没有隐情；领导能大，他的心自然深涵广博。领导自己的心不同于常人的心，让它与万物同体，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行，这样就基本做到了“公正明大”。人心之所以无法和天地一般大，就在于存在私欲。抛弃私欲，心中就只有一个公字了。
伤害领导者形象的，莫过于私心莅事，私心断事，私心处事。平常人可以有私心，他的私心只局限在一人一身而已；领导者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失去了公心。理天下大事的人，首先要以大公无私来应付天下。澄清己心来审理，平静己心来论事，公正己心来待人，宽大己心来应物，镇定己心来处变，这是领导人物的无上心术。
在大道理上谈论大公无私容易，在实际中做到大公无私困难。生活中，真正能舍己为人，舍己成就别人的领导有多少呢？公正就会无私，无私就会宏大。私心为己的人，常以人为私，常以物为私，但最后往往身与物相违，人与己相违，心与理相违，事与行相违。“大道之行，以天下为公。”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三无私？”孔子回答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按照这三条去做，是三无私。”舍己为人，别人就信服；舍己为国，国家就信服；舍己为天下，天下就信服。历代的圣君贤主，清官廉吏，无不以牺牲精神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族，服务于人类。人生当以服务为目的，不以索取为目的。为朋友服务，就会得到朋友；为社会服务，就会得到社会；为国家服务，就会得到国家；为人类服务，就会得到人类。这是永恒的道理。
范仲淹当宰相时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件事：他挑了一批精干的官员，到各地去检查看看那里的官员是否称职，不称职的就在名册上画一个圈，结果有不少官员的名字被圈起来了。他的手下知道范仲淹要把画圈的人都免去官职，就劝他说：“您勾掉一个的人名字是件容易的事，可您知道，这一笔下去，他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千家万户哭要好。”原来，那时官风败坏，一人当官，他的子孙跟着当，而且当官的只知道敲诈勒索百姓，不管百姓死活，范仲淹就是不让这样的人再当官，他们一家人当然要哭了。但不在他们管理下千家万户的百姓都要笑了。范仲淹的公正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