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
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人们能希望人类对原子危险的洞察将拯救人类吗？
能拯救我们的惟一的东西是人类的一个古老的梦想——世界和平和世界组织。这些过去被认为是不能达到的，是乌托邦。人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既然过去总是有战争，那么将来也总是有战争。
今天，这种观念已经不再是能接受的了。在一个已经变得比较小的世界上，普遍的和平不再是乌托邦，而必须的，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因此，这种见解传播得越来越广。直接的结果是政治的瘫痪，因为不靠武力威胁，不以战争作为最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有力的方法至今还没有发现。
许多聪明人在想这个问题，我确信，只要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期望是以长期的生活经验为依据的。现在存在的无数事物，在我年青时都被认为是乌托邦。我的科学领域——原子学和电子学——现在已经导致对物质结构的深刻理解，而那时它们正处在开始阶段。要是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来描述这种知识在技术上的应用就会遭到嘲笑。那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无线电通讯，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装配线，没有大规模的生产，等等。从我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有这些东西都产生了，并且在人们生活中造成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比以前历史上一万年中的任何事件都更深刻、更基本：半封建的帝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分散的黑人部落已经成为有现代宪法的有组织的国家；空间研究已经开始，没有人对宇宙航行员的那些最大胆的、花钱最多的计划感到激动。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只能用暴力和战争来解决吗？人类本性不能改变的假设是不会受到挑战的：既然从来就是如此，那么将始终是如此。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即使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来宣扬也是荒唐的。除非拒绝承认这条公理，人类是注定要毁灭的。我们的希望是以下面两种精神力量的联合为基础的：在道德上认识到堕落为大量屠杀毫无防御能力的人民的战争是不能接受的，还有在理性上认识到技术战同人类生存是不相容的。
惟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认识生效。因为，现在的形势是非常不定的，并通过它自己的作用过程而变得日益危险了。一个人或者一台仪器的错误计算，一个领导人的盲目激怒，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或民族方面的误会随时都能导致灾难。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变化以前，也许免不了遭到一场可怕的事件。
但是，我们必须希望。希望有两种。如果某人希望天气好，或者赢得全部赌注，那么希望的实现更加接近。我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同今天仍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不道德行为和不合理行为作斗争。
我很想在这里引用一位伟大人物的话语，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或哲学家，而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人，他就是医生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哈特·多马格，他在化学疗法方面的发现已经保护了无数人的健康和生命。正像他所说的：“忏悔，恳求，同时也是警告，但却充满希望。”他表达如下：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相互间的融洽相处，我们尽最大努力去互相了解和互相帮助，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这是自然的。为什么对所有其他人来说这竟然是不可能的呢？不要对我说这（会）是乌托邦！每一项发明事前都被看成是乌托邦。为什么我们宁可等待大国的再一次较量，我们实在是苦头吃足，从而已经变得明智了。但是，墨守成规是轻松自在的，仿效暴虐的统治者、性情暴躁的人、偏执狂和其他精神错乱的人倒比独立思考，寻求重新和解的道路而不互相毁灭，更为轻松自在。”
这些都是坦率的话。这些话出自一个为生命而战斗的人，出自一个不仅希望从疾病中拯救人类，而且把他的全部知识和能力都用于为人类工作的人。
至于迫使现在的愚蠢行为停止下来，这就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这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今天，威胁着我们的不是霍乱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传统的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推理，群众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以及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逃避责任。正如我试图说明的，科学家已经做的那些事是无可挽回的：知识不能被消灭，而技术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科学家们能够而且应当像戈丁根等人一度尝试过的那样，运用他们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政治家们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我们大家都必须进行斗争，反对官方的谎言和侵占；反对有了掩蔽部和紧急条例就可以防止核武器杀伤的论断；反对镇压那些在这方面启发公众的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光荣；反对对统治权的贪得无厌；我们尤其必须同那些宣布自己的教义一贯正确并因此将这世界分为势不两立的阵营的意识形态作斗争。
希望还是有的，但是这种希望只有在我们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投入这场反对我们时代的疾病的斗争中去的条件下，才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