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建立了这样的殊荣，朝廷下诏大大褒奖邓艾，邓艾因此居功自傲，并常常对部下夸耀说：“你们要不是因为我邓艾，怎么会有今天！”又对蜀国的降臣说：“你们幸亏是遇到我才有今天不被杀害的日子，如果是遇到吴汉之流，早已经身首二处了。”
在他被封为太尉，并增邑二万户之后，他的骄傲情绪进一步膨胀，说话更是无遮无拦，经常用不容置疑的口吻上表，对善后重大国事，提出指令性的意见，包括修造船只，做攻吴的准备；以优厚的待遇对待刘禅，封他为扶风王，其子也封为公侯，诸王为驸马都尉；任命师纂兼领益州刺史，任命陇西太守牵弘等人兼领蜀中各郡郡守；对蜀国其他群臣，则根据其地位高低，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员，或让他们领受自己属下的职务，又命人将战死的将士和蜀国的阵亡将士一同埋葬，以此表示对投降蜀人的优宠，来诱使还没有投降的吴国。他还要后世人都记得他的丰功伟绩，于是，他在绵竹修建了记功台，表彰自己的功勋，留传后世。
这样的重大事情只有朝廷才有权决定，因此，司马昭很不高兴，就派人告诉他：“凡事应当上报朝廷，自己不得做主。”没有想到邓艾摆出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并自以为是地说：“蜀国地理形势十分重要，应当及早做出事后安排，如果凡事都等朝廷的决定，路途遥远，恐怕会误了大事。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受命出征，已经消灭了蜀国，因此至于稳定新降之国的局势，应该由我灵活来处理。”
邓艾这样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对于一个在外手握重兵的人来说，口出这样的狂言，无疑会让人们产生疑心。这个时候，一直与他有矛盾的对立派就趁机上奏皇上，说他所作所为与谋反无异，司马昭也无法忍受他的自高自大，毕竟君命有所不受，司马昭还不是君，不能够容忍他不受，于是，一道诏书下来，将邓艾父子囚车押送京师，中途被仇家杀掉。
【事典启悟】
邓艾的能力和才华都是一流的，对国家忠心耿耿，不但仗打得好，政绩也不错。谁知道居然和儿子一起莫名其妙地被砍掉了脑袋。邓艾虽然死得有些冤屈，但也是其性格造成的悲剧，为后人提供了反面教材。
在现实工作中，许多人自恃劳苦功高，觉得自己是上司眼里的红人、功臣，便洋洋得意，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说话也毫无忌讳，不是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也随便做主，惹怒了上级到头来自然会有吃不尽的苦头。
33真正的王者不会与人争辩
【原文】
王者不辩，辩则少威焉。
【译文】
真正的王者不会与人争辩，争辩会减少一个人的威严。
【释义】
所谓的王者不会逞口舌之利，非要向众人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以此表明自己的权威性。因为这不仅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威严，反而会对其自身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想一想，即便自己赢了，对方哑口无言了，能如何呢？自己就很光彩了吗？费尽口舌心力不过是让别人暂时噤声，由此增添的心理沟壑却是难以填平的。
【事典】
米开朗基罗是16世纪世界伟大的艺术家，1502年的一天，他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州，见到一块在别人看来毫无用途的被废弃了的石头，便突发奇想，想将这块石头巧妙地雕刻成手持弹弓的年轻大卫。
有一天，米开朗基罗的赞助人索德里尼来到米开朗基罗的工作室对他的工作进行参观。自以为在雕刻艺术领域很懂行的索德里尼对眼前的大卫雕像品头论足了一番，站立在这座大雕像的正下方挑剔道：“米开朗基罗，你的这项雕塑品整体看上去不错，但它还没有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你看看它的鼻子，是不是太大了？”
米开朗基罗不以为然，他知道并非如此，而是因为索德里尼的观察角度有问题，但他并没有与之争辩，非要论述一番谁对谁错，只是假装赞同索德里尼说得很有道理，然后爬上支架，朝着大卫雕像的鼻子轻轻地敲打了几下，并将藏在手里的石屑掉下一些来，让索德里尼感觉是从雕像鼻子部位掉下来的，其实他对大卫的鼻子根本没有做任何改动。
然后，让索德里尼爬上支架再仔细观察一下，问道：“你看现在怎么样了？”
索德里尼满意地点点头回答道：“这样看上去完美无缺了。”
米开朗基罗知道索德里尼是自己的赞助人，如果用言辞为自己申辩而冒犯了这位赞助人的话，对自己一点好处没有。即便自己说的是真理，非要分出个谁是谁非来，也会让对方感到难堪，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按照索德里尼的建议，改变鼻子的形状，很可能会使自己辛辛苦苦打磨出来的艺术品受到损害。怎样才能纠正对方的错觉呢？他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假装接受索德里尼的建议，装模作样地对雕像进行调整修饰，然后让索德里尼换了一下观察角度（爬上支架让他靠鼻子更近一点），这样既原封不动地保住了雕像的完美，同时，又让索德里尼感到自己的高见是多么的正确！
这个巧妙的方法使米开朗基罗赢得了胜利的双重力量：既坚持了自己的“真理”，又没有冒犯他人，保护了对方的颜面。
智者不辩的例子并不鲜见。1688年，英国着名建筑师雷恩爵士为西敏斯特市设计了一座豪华庄伟的市政府办公大楼。建成后市长开始在二楼办公，他总是担心有一天三楼会坍塌下来，砸毁他的办公室。于是，他找到雷恩，要求在二楼大厅里再加两根支柱，以稳固房子的结构。
雷恩知道市长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房子稳固得很，所谓坍塌只是心理上的负担而已，但是雷恩并没有与市长争辩，没有向市长证明自己的这一认识来反驳市长，更没有嘲笑市长的杞人忧天，而是照着市长的要求建造了两根石柱，市长心理上的担忧消除了，对雷恩非常感激。
好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有人无意中发现这两根石柱根本没有顶到天花板，并没有起到实际的加固作用，但是这两根柱子并没有对雷恩原有的设计艺术产生破坏作用，反而使人们见到这两根柱子后，对他肃然起敬了。
雷恩知道争辩一点用处没有，行动和示范是最重要的，于是，就按照市长所要求的去做了，既满足了市长的心愿，消除了市长的顾虑，同时又用行动向后人证明了他原有的设计并不存在问题，加固石柱是没有必要的。
【事典启悟】
非要与人一争高低，争得面红耳赤，非要分个我对你错，显示自己多么的高明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争辩半天证明你是错的，等于给自己找难堪，即便你是对的，你胜利了，你的名声也会受到损害。因为你使对方难堪，事后对方会千方百计地挑你的毛病，与你过不去，甚至将你不愿被人所知的丑闻散布与众。
所以说争辩是一点好处没有的，它不但不能为你赢得荣耀，反而会对自己造成负面影响，真正有修养的人是不会用争辩来证明自己的英明的。
34言多祸藏，智者讷言
【原文】
智者讷言，讷则惑敌焉。
【译文】
有智慧的人话语迟钝，话语迟钝可以迷惑敌人。
【释义】
智者讷言，大智若愚，实乃养晦之术。愚、拙、屈、讷都给人以消极、低下、委屈、无能的感觉，使人放弃戒惧或者与之竞争的心理。但愚、拙、屈、讷却是人为营造的迷惑外界的假象，目的是为了减少外界的压力，或减少对方对自己的注意力，使自己可以在不受干扰、不被戒惧的条件下，暗中积极准备、以奇制胜。许多成大事者，在成就大事之前都有韬晦的历史，最终以这种弱者的姿态做出强者的举动。
【事典】
北魏末年，权臣元乂擅权，肆行杀戮，哪位王公大臣不合他的心意，就有可能徒遭脑袋被搬家的危险。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北魏孝文帝的侄子广陵王元恭虽身为常侍，给事黄门侍郎，也担心有一天稍有不慎，会引起杀身之祸。经历过宫廷争斗的元恭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所以，为了避免意外之灾，他决定从现在起装作生病，把自己变成哑巴，不再说一句话。
没多久，广陵王突然患病，病得不能说话的消息惊动了整个朝野。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关注，元恭以患有喉部疾病为借口，要求到洛阳郊外的龙华禅寺修心度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就是静坐诵经，不再与外界保持往来。
但是，元恭的低调仍然没有躲过朝廷中一些与他有着利益冲突的大臣们的关注。北魏永安元年（公元528年），有人向孝庄帝元子攸揭露说，广陵王元恭是在装哑，别有用心，不可等闲视之。如果现在不引起重视，很可能会引起一场宫廷政变。不仅如此，民间还有人纷纷议论说，龙华寺的上空有王气，那里隐居着将来的真命天子。
孝庄帝听说这一消息后，大惊失色，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立即派人到华龙寺缉拿元恭。元恭吓得逃跑到了上洛山，最后还是被抓住了。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元恭还是装作哑巴，在回话的时候使用哑语。孝庄帝最终没有从他身上发现任何谋反的迹象，再想到元恭是自己的族叔，就释放了他。元恭回到龙华寺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小心翼翼，生怕再有什么闪失。
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的十月，权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发动政变，杀死了孝庄帝，由长广王元晔执掌政权。
当时，炙手可热的尔朱氏原先议立元恭为帝，但又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不能说话，于是尔朱氏就派人经常到龙华寺“考察”元恭，摸摸实际情况。元恭虽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一直关注着天下大势的发展变化，他知道动乱的局面已经过去，才开始向人们表露他的真实情况。
公元531年，广陵王元恭在闭口不言长达八年之久后，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了北魏王朝的第十个皇帝，史称节闵帝。在登基那天，元恭接受文武百官的跪拜，滔滔不绝发表雄辩的执政演说，根本没有嗓音方面的疾病。
【事典启悟】
在面临生命威胁的紧要关头，韬晦者无不恬然淡泊，大智若愚。这种低调做人之术在所有做人术中利用得最为充分。一个“讷”字设计了巨大的假象与骗局，掩饰了真实的野心、权欲、才华、声望和感情，这种甘为愚钝、甘当弱者的低调话术，实际上是精于算计的隐蔽，它鼓励人们不求争先、不露真相，让自己明明白白过一生。
35忠臣不会夸耀自己的功劳
【原文】
忠臣不表其功，窃功者必奸也。
【译文】
忠臣不会表白他的功劳，偷取他人功劳的人一定是奸臣。
【释义】
所谓的忠臣，是真正忠于皇帝的臣子，而所谓奸臣，是指窃取他人功劳，蒙蔽欺骗皇帝的臣子。皇帝最忌讳的便是臣子主动表功，经常吹嘘自己的功劳或苦劳，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好像地球离开他就不转了似的，而真正忠于皇帝的臣子从来不居功自傲，表明自己多么了不起，来赢取更大的功名。
【事典】
常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古代，当一个新王朝建立后，那些为统治者立下汗马功劳的良将能臣会因失去再利用的价值而难逃被杀的命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在他登基后大开杀戒：从1380-1390年，受丞相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功臣、官僚共达3万多人；1393年，有赫赫战功的将领蓝玉以及与其有关的人士均被杀，先后牵连被杀的竟有几万人；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被杀者更多达8万之众，总共有10多万功臣死在了朱元璋的严刑重刑下。
但是，为明王朝的建立和中国的统一立下了不朽功勋的名将，朱元璋身边的谋将帅才徐达，深得朱元璋的宠爱，后来不但没有遭到朱元璋的杀戮，反而使得朱元璋对他万般尊敬，并以礼相待，其原因在于徐达功成名就之后一直保持不居功自傲的低姿态，使朱元璋也就不再将他视为自己政权的威胁。
在其戎马一生中，徐达每年春天挂帅出征，暮冬之际召还京城，回来后立即将帅印交还（“成而还，拜上印绶，待命于家，略无几微矜伐之色”《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见此很高兴，赐他沐浴，设宴欢饮，称他为布衣兄弟，而徐达却更加恭谨。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杰出将领，他不像别人那样一旦手握兵权，便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而是与所有的士兵同甘共苦，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
他的一家人居住的房子低湿狭小，朱元璋曾在私下里对他说：“徐达兄建立了盖世奇功，还没有好居处，我就把过去的旧邸宅赐给你，让你好好享几年清福吧！”所谓旧邸宅就是朱元璋称帝前做吴王时所住的豪宅，可徐达坚决辞而不受。
出征的时候，每当看到军粮不足、士兵不饱的境况，徐达常常不饮不食；扎营未定，他不进帐休息；士卒生病负伤，他前去探视慰问，给予医药治疗。他良好的道德品行使得他在众兵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士兵对他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
有一次，朱元璋请徐达到府邸饮酒，朱元璋为了让他留宿，席间将他强行灌醉，然后给他盖上被子，又亲自把他抬到床上让他睡下。徐达半夜醒来，面对陌生的环境，慌忙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地方？”侍者告诉他说：“这是旧内。”
徐达听了大吃一惊，吓得脸色都变了，慌忙起身奔到台阶下跪倒在地，连呼：“臣罪该万死！”朱元璋因此而大为快慰，对他就更加放心、信任了，还命令手下在此旧府邸前修建一所宅第，门前立一石碑，并亲书“大功”二字。
虽然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恭谨有加，但仍然未能免除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和猜忌，但由于徐达在政治上忠贞不贰，经济上不贪不占，生活上十分检点，在人品上为人低调，从不招摇，也就没有任何可抓的把柄，况且，他还在和州救过朱元璋的命，从而也就避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
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徐达病逝于南京，享年54岁，朱元璋为之辍朝以表哀悼，并亲临灵堂祭奠，伤心欲绝。朱元璋下诏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洪武二年（1369年）春正月，朱元璋又下诏建立功臣庙，并亲自确定功臣的位次，以徐达为第一，并将其肖像陈列于功臣庙内，称赞其为“开国功臣第一”。
【事典启悟】
《管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这句话告诉我们，凡事成就一番伟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具有骄矜之气的人。从小与朱元璋在一起的徐达虽然论名望和功劳无人能比，但他从来不自我赞扬，他十分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知道与这样的皇帝在一起，只能共苦，不能同甘，不沽名才会其名愈溢，不矜功才能其功愈显，如果自表其功，无异于引火烧身。
